农业学大寨nóngyè xué Dàzhài

全国农业战线向大寨大队学习。这是我国农业方面特定时期内的一个口号。1964年5月由毛泽东同志提出。大寨大队，是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农业生产先进单位。例如：“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发展，农业机械化的步伐大大加快，粮食产量也迅速提高了。”(《人民日报》1975.9.20)“1964年，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向全国发出‘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人民日报》1977.1.4)

农业学大寨nóngyè xué Dàzhài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掀起的学习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的群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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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寨，原是山西省昔阳县一个贫穷的小山村。合作化和公社化后，大寨农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精神，开山凿坡，修造梯田，治山治水，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打农业翻身仗，粮食亩产大增。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通讯报道《大寨之路》，并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接着，毛泽东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全国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一直到70年代末，其间也被极“左”思潮利用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寨农民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农民一样，走上了发展农业经济的道路。

农业学大寨in agriculture learning from Dazhai

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为推进社会主义农业建设而提出的一个口号，即农业建设要学习大寨精神。这个口号使用到70年代末，在当时农村家喻户晓， 曾发生过重大影响。
大寨简介 大寨即大寨村，隶属山西省昔阳县大寨乡。大寨村于1945年解放。1947年开展了农业互助活动， 1953年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5年建立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新胜农业社。1958年成为大寨公社大寨大队。大寨村是太行山上的一个贫穷的山村，位于昔阳县城东南5公里的虎头山下，俯瞰其地形是“七沟八梁一面坡”。大寨生产队曾是一个农业先进单位。1960年3月15日《山西农民报》以《陈永贵是党的好干部》为题首次报道宣传大寨（当时陈永贵担任中共大寨管理区党支部书记）。同年6月18日《山西日报》头版发表了《大寨党支部是坚强的战斗保垒，陈永贵是出色的党支部书记》的报道。同时公布了中国共产党晋中地委《关于学习陈永贵和大寨党支部的领导作风的决定》。当时大寨党支部的突出成绩，是在农业合作化期间，带领农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发挥了集体经济的力量，创造了山区农田基本建设的成功经验。从合作化初期到1962年，大寨农民在手工劳动的条件下，改造“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山地，使每亩粮食产量由1953年的250斤增长到1962年的774斤(1斤=500克，下同)。粮食总产量由1953年的20.3万斤增长到1962年的55.1万斤。
口号的提出和发展 1963年8月，昔阳县遭受了特大的山洪灾害。据当时的报告，洪水冲毁大寨粮田446.5亩(占62%)，全村有78户的房窑倒塌。大寨党支部领导全村农民，提出依靠集体经济的力量，艰苦奋斗，做到“三不要”(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三不少”(当年公共积累不少，向国家交售粮食不少，社员收入不少)。经过艰苦奋斗，到年终实现了粮食总产量42万斤，向国家交售粮食24万斤，社员每人平均口粮400斤，每人平均分配收入83元。1963年12月26日，毛泽东接见了大寨的代表陈永贵。1963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大寨大队受灾严重、红旗不倒——中共山西省委号召各级党组织学习他们藐视困难的英雄气概和高尚风格》的报道。1964年12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向全国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提倡学习大寨精神。报告总结的大寨的基本经验在全国推广，曾经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农业学大寨”运动被引上歧途。大寨大队从一个农业战线的先进典型被变成执行“左”倾路线的典型。当时推广的“大寨经验”及其后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损害了人民内部的团结；盲目变革生产关系，鼓吹由以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到以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防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把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社队工副业等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阻碍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工分评定上搞平均主义，挫伤了群众的劳动积极性。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以后， 中国农村经济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农业学大寨”这一口号即不再使用了。在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新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大寨村在领导班子、经营方式、产业结构、人民生活等方面，都发生了明显的、积极的变化。

农业学大寨

1964年5月毛泽东(1893—1976)向我国农业战线发出的号召。1964年之后，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掀起高潮，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大寨一直是我国农业的一面旗帜。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地处太行山区，自然条件恶劣，党支部书记陈永贵(1914—1986)带领群众战天斗地，改造自然，成为昔阳县的先进集体。在实践中，大寨形成了一套农业生产和经营管理的先进经验。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大寨之路》的长篇通讯及《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介绍大寨的先进事迹和经验，号召学习大寨的革命精神，全国农业战线掀起向大寨学习的运动。周恩来(1898—1976)在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把大寨经验概括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但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文化大革命”中大寨成为执行农业战线“左”倾路线的典型。大寨片面夸大政治作用，强调阶级斗争，追求“一大二公”、平均主义，学大寨也成了形式主义，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农业学大寨”运动正式结束。

农业学大寨Emulate Dazhai in Agriculture

大寨指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我国在60年代树立的农业先进典型。大寨地处太行山区，海拔1000多米，全村60多户人家，800多亩坡地分割为4700多块，分散在 “七沟八梁一面坡” 上，土地贫瘠，水土流失严重。建国后，经过土改，实现了集体化。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领导下，大寨人靠镢头和箩筐等简陋工具，闸坝垒堰，阻止水土流失，把坡地修成梯田，提高了粮食产量。1962年平均亩产达700斤。1963年秋天，洪水冲毁了大寨人10年来修好的100多条石坝，层层梯田冲成沟壑，房屋倒塌，但大寨人凭着自己的双手，从头做起，取得了抗灾夺丰收的胜利。1963年3月，山西省在农业生产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上突出介绍了大寨的经验。11月，中共山西省委号召全省掀起学大寨赶大寨活动。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 发表长篇通讯 《大寨之路》，同时发表 《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 的社论，介绍大寨的事迹和经验，号召全国学习大寨的革命精神： (1)学习他们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对未来坚定不移的信心。(2) 学习他们敢于藐视困难，敢于同困难作斗争的顽强精神，学习他们实干、苦干的优良作风。(3) 学习他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优良作风，学习他们严格要求自己、以整体利益为重的共产主义风格。(4) 学习他们永远前进并且把伟大的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的好作风。在我们国家的每一个地方，不论山区还是平原，都有自己的 “大寨”。每一个地区，既要很好地学习大寨的经验，也要很好地总结推广自己的“大寨” 的经验。
同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出 “农业学大寨” 的号召。此后，农业学大寨活动在全国广泛展开。各地农村以大寨为榜样，开山造田，兴修水利，粮食产量连年上升，农田灌溉面积迅速增加，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文化大革命” 开始后，“农业学大寨” 出现了严重错误，造成不良后果。主要是把大寨经验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热爱国家、关心集体等内容改为阶级斗争，反资产阶级法权和 “穷过渡” 等极左的做法。大寨大队和昔阳县个别负责人受“左” 的思潮影响，对大寨经验重新作了总结，说大寨经验的精髓就是“斗”。首先是与人 “斗”，大搞阶级斗争，生产上不去，就认为是“阶级斗争抓得不紧”，“有阶级敌人捣乱”。为了反资产阶级法权，大寨大搞平均主义，在分配制度上实行“自报公议” 的工分制，取代依据劳动定额的评工记分制； 将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以及农贸市场都视为“资本主义尾巴”，统统割掉，作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手段。大寨大队由于规模小，一直实行大队核算制，昔阳县委为了推广大寨经验，于1967年到1968年间，将全县改为大队核算制，这也成了大寨经验之一，结果形成了 “穷过渡”。为了建“大寨田”，昔阳县大搞 “一平二调” ( “平”，即分配上的平均主义； “调”，即无偿调拨生产队的财物)，侵犯生产队的所有权，违反了等价交换原则。
这样一些从“左” 的立场总结出来的经验推广到全国，造成了不良后果。各地在学大寨中，机械地照搬大寨经验，除大搞阶级斗争外，生产中也机械模仿。大寨地处山区，将山地改造成人造小平原，各地也纷纷向山头进军，搬山造田，结果劳民伤财。南方一些省份则围湖造田，西北则毁草开荒，破坏了生态平衡，浪费了人力、物力，不仅减少了渔牧业收入，而且使农业遭受损失。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为了利用大寨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花费大量财力、物力对大寨加以保护、拔高，人为地制造先进典型。1975年，华国锋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脱离实际的可能性，提出到1980年要把全国1/3以上的县建成大寨县，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1976年12月，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身为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在号召揭批“四人帮” 的同时，继续坚持和重新提出了一些不切合实际的高指标、大口号。
1980年11月，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对“农业学大寨”运动作了总结。文件指出： (1) “文化大革命”前，大寨大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努力改变山区面貌，确实是农业战线的先进典型。全国各地学大寨的农业先进典型绝大多数在生产上、建设上是有成绩、有贡献的。同样，大寨和昔阳县的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在农业战线上也做出过贡献。但在“文化大革命” 期间，学大寨运动掺有“左” 的内容和虚假的成分。推广大寨经验的错误，就全国范围来说，主要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在大寨和昔阳推行左倾路线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主要由陈永贵承担。(2) 表扬先进人物和先进典型，一向是我们党推进各项工作的有效方法之一，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地把任何先进典型都看作是群众集体智慧和辛勤劳动的产物。历史已经证明，人为地树立先进典型，最终没有不失败的。先进典型，同其他事物一样，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对于先进典型，我们当然要努力从政治上、思想上给以正确的指导，尽可能使其避免失去先进性以至垮台，但是当它们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致不再继续成为先进典型的时候，就不应当人为地去“保”，更不允许滥用职权，动用国家财力、物力和人力去支撑所谓“先进典型” 的门面，甚至弄虚作假，欺骗上级，欺骗舆论。(3) 任何先进技术经验或经营管理经验，都必须同当地农民的利益联系起来，重视经济效果，在农民自愿接受的基础上，经过试验逐步推广。切不可用一阵风的运动方式一哄而起，更不得乱扣政治帽子，采取行政压制等手段。例如，农业建设还是要搞的，但必须量力而行，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讲求实际效果，不搞形式主义。(4) 劳动模范不仅是从群众中产生的优秀分子，而且由于他们往往在生产技术或生产管理方面有所革新和创造，因而也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理应得到党、群众和社会的尊敬。但是，一成为劳动模范，就一定要当从下到上的各级代表、人民代表、或其他代表，一定要担任从下到上的几级党政机关或群众团体的领导职务，这种做法，毁了一批劳动模范，使他们陷入自己的能力和精力无法应付的会议、报告和各种政治活动中去，无法再起劳动模范的作用。这给党的工作带来不应有的损失。

农业学大寨

1964年初，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向全国农业战线发出的号召。当时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我国农业战线上的一个先进单位。1945年大寨获得解放，1953年办起初级社，1956年转为高级社，1958年成为大寨人民公社的一个大队。全队80多户，400多人，800多亩耕地。这里是土石山区，土地贫瘠，生产条件很差。农业合作化以后，这里的干部群众在大队党支部和陈永贵等人的领导下，依靠集体的力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修山改土，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改变生产条件，使农业生产逐步发展。大寨的事迹逐步受到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先后被树为昔阳县、晋中地委、山西省委的红旗单位和先进典型。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介绍了大寨大队的事迹，并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号召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革命理想、坚定信念、顽强精神、实干苦干的优良作风以及整体利益为重点的共产主义风格。从此全国农村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5月25日，农业部长廖鲁言向中央报送《大寨大队调查报告》，根据周恩来指示，廖鲁言带领农业办公室和农业科学院的3名干部从4月21日到5月12日，在大寨大队做了21天调查，着重调查了大寨自力更生建设稳产高产农田的具体办法和物质技术等方面的具体材料。《调查报告》认为大寨是全国农业的一面红旗。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听取有关“三五”计划问题的汇报后作的批示中提出的意见之一就是：“搞农业要靠大寨精神，农业投资不要那么多，要减下来”。10月1日《红旗》杂志11期发表中共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的文章《让大寨精神遍地开花结果——山西开展学大寨运动的初步总结》，认为大寨精神可归结为五个要点和一条红线。五个要点是：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爱憎分明、一心向党的坚定立场；自立更生、艰苦奋斗的顽强意志，大胆踏实和改天换地的革命干劲；热爱国家和热爱集体的高尚风格。一条红线是毛泽东思想挂帅和总路线挂帅。文章认为学大寨运动不仅是一次生产革命运动，实际也是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7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农业学大寨》说：“大寨，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倡的一面红旗。‘农业学大寨’是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的伟大号召。大寨的道路就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社论提出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大寨经验迅速推广；只有抓住阶级斗争不放，才是抓住了推广大寨经验的要点。1971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提出1971年任务之一是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1975年国务院召开了农业学大寨会议，要求到1980年全国有1/3以上的县建成大寨县，基本实现机械化。1976年12月中共中央又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继续坚持和重提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1977年10月30日至11月18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会后，“穷过渡”风刮起。“文化大革命”以前，大寨主要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生产的典型。各地掀起的学大寨运动，对发展农业生产起了积极作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受极左思潮影响，大寨典型变为推行极左路线的样板和工具，大寨经验被篡改为“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在大寨、昔阳及各地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推行了一系列的极左的东西，给全国的农业生产及各方面的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危害。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全党拨乱反正工作的逐步深入，人们逐步认识到了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极左错误。在此基础上，1980年11月中共中央批转了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全面总结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经验教训，从而标志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