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词 | 其六 |
类别 | 中英文字词句释义及详细解析 |
释义 | 其六
这首诗写岭南岭北梅树的不同时开放,并赋与梅以人的情性,富有情趣。 “君知早落坐先开”,诗人开端一句就把梅花作为友人对待,赋与梅花以人的品格与情性,由呼告的“君”字可见。梅花本无感知能力,可作者却说它有认知的能力。由于知道花早落,因而先开。梅花逢腊开放,花期为三个月左右,先开于百花,先落于百花,这本是植物生长的自然规律。而苏轼却说它早慧睿知,有意为之,不与百花争艳。既符合梅花的自然本性,又赋与了它美好的德性,只作报春,开花结果,而不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莫著新诗句句催”,自言自己不必写诗催开。 “岭北霜枝最多思,忍寒留待使君来。”岭南梅花朝阳先开,岭北梅花背阴,气候寒冷,霜寒未解之梅枝,故而晚开。这本是自然规律,苏轼说岭北霜枝最多情,多情于使君(地方州府长官、太守、知州),忍受寒冷,留待使君来,再鲜花怒放。说对我苏轼这位杭州使君尤钟情。 这首咏梅诗,采用拟人的手法,写梅花多情,含蓄而饶有情味。 其六《春月采桑时》是一曲展示古代江南人民爱情与劳动的诗歌。 首句 “春月采桑时,林下与欢俱”,以明快笔调描画仲春时节,万物复苏,树儿绿了,鸟儿鸣了,连人也抛却一冬的重负而春情萌动,于是展示一对男女恋人同去采桑的生活画面。这对青年男女避过同伴的视线,在肥大桑叶遮掩下,他们亲昵地偎依在一起,情意荡漾,款款密语,因情当然会忘记时间早晚。古人常把“桑中”称为情爱隐语,意出桑林是男女幽会之所。甚至在汉墓出土的墓砖上,已有描绘男女在桑树下交合的图画,即利用两性交配刺激桑业丰收的习俗。这种反传统礼教的朦胧性意识,成为古代江南人民爱情生活的基调。 沉浸在爱河之中的青年男女,男子往往过于沉湎于情意,而女子却能在热恋中保持较清醒的头脑。恩格斯说,人类的生存活动“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的生产,另一方面则是 “人类自身的生产”。正是爱情诚宝贵,劳动价更高。没有劳动,不能满足人的自身生存的需要这一大前提,那么,爱情还有什么意义? “人类自身的生产”也就失去可能。这个简单的道理,是不难让人接受的。于是,采桑女提出 “养蚕不满百,那得罗绣襦”的质疑,从而端正劳动与爱情的关系。对于女人,从她们的生理和心理的内蕴来说,她们考虑的不仅是 “爱”的本身,而且还有 “爱”的结果。为此,将劳动硕果作为爱情的物质保障条件。如果只把浓重的兴味放在爱恋上,耽搁了 “春月采桑时”,便不会采撷更多的桑叶,“养蚕” 自然 “不满百”( “满百”并非实指百纸蚕蛹,每纸三十六粒蚕籽,而是虚指其多),那么,拿什么缫丝织罗,绣花做襦呢?“襦”,即女子上身穿的小袄,多为绣花精制之物。不仅于此,还有结婚洞房,合欢锦被,婴儿襁褓,哪一样不是养蚕而得,不是劳动而来?“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而且劳动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诗歌正是以最素朴的语言,通过最动情的世事,揭示最简明的世理。 我国古典诗歌浩如烟海,然而直接肯定劳动生产的社会作用之作品极为罕见。对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古训长久的文人来说,他们的诗咏多是讴逸擅情之篇,哪里有劳动者的一席地位。只有在民歌中方可透射一丝明彻的辉光。《春月采桑时》语句明快平白,由“春月采桑时”,“林下与欢俱”的状写,转渡到“养蚕不满百”,“那得罗绣襦”的诘问,由实而虚,因情述理,呈出板块式组合结构。人们可以从清秀的歌辞中,领略古代劳动人民的情感意愿,不能不承认它是一篇好作品。 其六左思 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震。哀歌和渐离,谓若傍无人。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 诗通过对出身卑贱的古代侠义之士的赞扬,表示对权贵的蔑视,从而表现了布衣之士的一种崭新的价值观。写法是先述史事,再断以己意。 前四句进叙荆轲、高渐离饮酣高歌于燕市故事,见于《史记·刺客列传》“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诗人专取荆轲、高渐离为世所重之前与狗屠来往,高兴饮就饮、高兴唱就唱、高兴哭就哭,“旁若无人”的事实,突出的是人物小、眼光高。 “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是说尽管其壮士之节未显,已经与众不同;“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就是说其眼光甚高,鄙视豪右。这其实也是左思自己的意思,这种蔑视权贵的诗句在左思诗中不一而足,已启李白先声。 后四句是诗人斩钉截铁地宣布与时俗迥异的价值观:“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二句语出《庄子·山木》:“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其意略同毛泽东所谓:“卑贱者最聪明,高贵最愚蠢”。 其六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降)雪霏霏。’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姜斋诗话》)这是在评论《诗经·小雅·采薇)中的四句诗。这四句诗是以归来时的出征战士口气写的,他说,从前我离家出征时,风吹杨柳枝飘摇,如今我从前线回家来,天降大雪纷纷扬扬。王夫之认为这四句诗是用乐景(杨柳依依)写哀情(出征时爷娘妻子走相送,牵衣顿足拦道哭),又以哀景(雨雪霏霏)写乐情(出征归来战士欢乐,家人也都欢喜),这样写会加倍地表达出悲哀和喜乐的感情。这是艺术的辩证法。王夫之所引诗句是出自一名战士之口;而这首《子夜冬歌》则是出自一个闺中女子之口,同样也是“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 首句“昔别春草绿”,诗中的抒情女主人公说,从前我是在绿草蔓如丝的美好的春天里与丈夫离别的。景色越美,越是能增添离人的悲伤之情,正如梁朝江淹的《别赋》所写的: “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乐景中蕴含着无限的“生别离”的哀伤之情。第二句“今还墀雪盈”,还是这个女主人公以无限欣喜的心情说,如今在门前台阶上满是积雪的冬天里丈夫归来了。依照 “情以物迁”的理论,在“霰雪纷其无垠兮”的冬季里,人们应该是 “矜肃(苦严)之虑深”(《文心雕龙·物色》),内心会感到痛苦和烦闷的,可诗中女主人公却恰恰在“墀雪盈”的冬天里,迎来了离别将近一年的丈夫,她的内心充满激动、喜悦之情,她眼前的白雪,不但不使她感到寒冷,相反,却使她感到如春天落在地上的柳絮杨花般的轻柔、洁白、可爱,台阶上的白雪使她的欢乐之情倍增。 第三、四句 “谁知相思老,玄鬓白发生。”感情深挚的恩爱夫妻,一时一刻也不愿分开,他们总是有“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之感,而诗中女主人公的丈夫是在春天里离她而去,直到冬天才归来,离家将近一年,她独处闺房,日夜思念丈夫,“妆楼顒(凝)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时间快到一年了,当这个少妇发现自己原是油黑油黑的鬓发里,长出了几根白头发时,她才深深地意识到 “思君令人老”,“惟忧用老”的道理。从这两句诗里,我们也可以看出,诗中女主人公是与丈夫初次离别的,而这一别就是从春到冬将近一年的时间。 这首民歌在时间上采用了大跨度的跳跃。首句写春别,次句即写冬归,其间送别,丈夫离家后思妇的种种“寻寻觅觅”,“明镜暗不治”,登楼远望,以及迎接丈夫的情节都略去了,这就留给读者去想象了,从而取得了“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艺术效果,本诗还富有色彩美。首句的 “绿”,次句的“白”,末句的黑白相间,均给人以色彩鲜明而又对比强烈之感受。首二句不但在意思上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还是形式齐整的流水对,两句一气呵成,既景中寓情,又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真是动人的民歌妙句。 其六此篇写歌女衣着之风采。 首句“新衫绣两端”,言女子所穿之衣前后两部分绣有花纹图案。两端,犹言两边,指胸前背后两面。《玉台新咏》作 “留衫绣两裆”,《诗纪》亦把两端作 “两裆”。裆,或作裆,指无袖之衣,前挡胸,后挡背,故曰裆,即今之背心。南朝乐府民歌中常见此衣,盖为歌女或一般女子常穿之衣。“迮著罗裙里”,迮,音ze,其义为迫、窄等。此指裆紧束在罗裙之内。这两句是客观描写。第三句“行步动微尘”,《玉台新咏》作“微步动轻尘”。含意有二,其一,指歌女步态轻盈。纤纤细步,资质优美,行走之时碎步款摆,充分显示出江南女子的娇小、柔美的形象。其二,是衣饰之轻妙,以至于走路时只有细小微尘飘动,衣饰虽繁,而无多大风力,极写其轻巧。南朝女子常穿衣裙,甚至曳地数尺,微风吹来,罗袂飘举,美不胜收,实有飘飘欲仙之感。梁代施荣泰《杂诗》云: “罗裙数十重,犹轻一蝉翼。不言縠袖轻,专叹风多力。”由此可见,当时女子衣饰确实美丽异常,丝织品之纤巧已经达到极高质量。 作品前两句是静态描写,写女子衣饰装束,后两句则是作者想要展现的重点,通过女子行走的姿态,反映了南朝歌女精妙无双、窈窕绝伦的风采。 其六这是被弃女子对负情人的怨恨怒责之词。 “我与欢相怜,约誓底言者。”江南皆谓情人为“欢”,“相怜”即男女相爱。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当初我与你(指情人)相爱,(你)盟约之誓,是何等的虔诚,何样的信誓旦旦。 立誓相爱,充满希望,但廉价的许诺总是欺诈的种子,过分的誓言不免令人担忧。忧心所至,自然引起下文“常欢负情人”。这里的 “欢”字,有的本作 “叹”字。“欢”与 “叹”,从句意上看都可以讲得通,即常常恐怕(或担心)你是负情的人;或常常慨叹那些负情的人,恐怕(或担心)你也如是。“郎今果成诈”,你现在果然是这样,负情于我,约誓之言,都成诈骗之语。这里的 “果”字,表面看来似乎平淡无奇,但细细推究,却有千钧之力。一个 “果”字,就把悔恨、痛苦之情和盘托出; 一个 “果”字,就把愤疾、怒责之意跃然纸上,使读者拍手称妙。 南朝社会相对稳定,商业经济活跃,孔教束缚放松,人们思想比较开放。所以在晋、宋、齐间,商业的风气风靡社会。“社会环境,胎息文学”,民气萎靡,文学上也有反映或男女情爱,缠绵悱恻;或渔猎女色,用情不专,如是内容,充斥乐府民歌。相思之苦,弃妇之怨,屡见不鲜。如“常虑有贰心,如今果不齐”(《子夜歌》) “感欢初殷勤,叹子后乃落”( 《子夜歌》)和这首民歌反映的内容都很相似,只是在写法上同中有异罢了。 本诗沿立誓相爱、担心负情、果真成诈的顺序延伸发展,章法自然,语言直朴,流畅,具有很强的民歌特点。 关于这首诗的解释还有另一说法,似乎和政治生活有些渊源。据 《南史》卷四十五记载: “明帝辅政,密有废立之意。出散则为会稽太守……帝既多杀害,敬则自以高、武旧臣,心怀忧惧……敬则诸子在都,忧怖无计……遗敬则世子仲雄入东……仲雄在御前鼓琴,作《懊侬曲》,歌曰: ‘常叹负情侬,郎今果行许。’(许,这样)萧涤非先生在《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说:“仲雄作 《懊侬歌》,意亦如古者赋诗言志之类,非必己所作也。” 诚然,借民歌言己之志,是可能的。特别是在 “忧怖无计”的情况下,当该如此,那么本诗是写妇女之怨,就肯定无疑了。如果上述这段史实是这篇诗的本事,那么,诗的内容就可作位极受宠,担心失宠,到果真失宠的顺序来理解,只不过是君臣矛盾,臣怨君欺而已。 《其六》
一自山农铁画工,休和红沫寄方铜。 从兹伐尽灯明石,仅了生涯百岁中。 厉鹗(1692—1752),清文学家。字太鸿,号樊榭,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康熙举人。工诗词,为浙西词派重要作家,兼精书画印章的鉴赏。有《樊榭山房集》、《辽史拾遗》、《宋诗纪事》、 《南宋院画录》等。 这首论印诗, 论述了元代的王冕在中国篆刻史上的地位。 作为传统的实用艺术, 篆刻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古印的起源, 约当春秋、 战国之世。 在 《周礼》中, 就有玺节之说, 但到战国时方盛行。 卫宏《汉旧仪》称, “秦以前民皆为方寸玺”, 当时尚无印章之名。 秦统一天下, 印章制度也形成方寸的形式。 在秦汉时代, 官私诸印, 使用极广, 篆刻尤精,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尤其是汉印, 方正勾曲, 绸缪凑会, 体字画之意, 有自然之妙, 几成历来篆刻艺事的典范。 但是, 汉印主要为铜质, 偏重于实用, 且由印工镌刻, 缺少文人气息, 当时人们也并不把它看作艺术。 一般研究家认为, 隋唐以来, 篆刻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 甚至被评为沉滞、 式微的时代。 直到元代, 篆刻艺术才上承秦汉, 开始出现了可喜的局面。 元代印坛上, “吾赵”之功不容抹煞。 吾丘衍写下印学史上第一部专著 《学古编·三十五举》, 标举以汉印为宗; 在艺术上, 一代书画大家赵孟頫常在其作品上钤以自刻的朱文印,使篆刻进一步跻身文艺之林。 但是, 吾、 赵还不足以更好地孕育时代风气和艺术宗派。 元末的王冕 (详见王冕 《题墨梅图》赏析),号煮石山农。他是画家,是诗人,这里应着重介绍的是篆刻方面, 他不仅工于以铁笔——印刀刻画印章, 而且破天荒地采用花乳石作为印材。清篆刻家黄易在一则印款中赞道: “篆石为印, 肇 (初始于)煮石山农。 ”这一有划时代意义的创举, 确实是值得赞颂的。 花乳石一类良石, 质地细腻, 通体明莹, 照之如同灯辉,有 “灯光冻石”等美称。 这类印石, 不但给人以视觉上的美感, 而且极易镌刻, 运刀可驰骋自如, 刻画称意, 又易受印色,钤盖效果极佳。王冕以石治印,揭开了篆刻史上新的一页。郎瑛《七修类稿》说: “图书(印章的俗称),古人皆以铜铸。至元末,会稽王冕始以花乳石刻之,今天下尽崇灯明石……” 诗人厉鹗,将郎瑛的笔记散文所述,美化而为韵语: “一自山农铁画工,休和红沫寄方铜。”红沫,丹砂制品。宋张表臣《珊瑚钩诗话》:“世传丹砂炼为黄金,碎以染笔,入石不去,名曰‘红沫’。”厉鹗在诗里指以丹砂制成的印泥。清倪印元《论印绝句(其二)》也有这样的诗句: “中秘图书护玉签,沫红淡映‘奉华’钤。”方铜,指铜质印章。厉鹗诗意指出,自从王冕将石材引进印坛以后,人们就不必把印泥和铜质的印材连在一起了。也就是说,印人就不一定要艰难地铸或凿质地坚硬的铜印了,文人学士也可进而亲身从事并推进篆刻创作了,印章也就更有可能成为独立的艺术品从而登上美的殿堂了。 还值得一提的是,文人画兴于宋而盛于元明。作为多才多艺的文人,王冕的创举正是应运而生,完全符合艺术史发展的需要。由于文人画强调要有诗的意境和书法的笔情墨趣,并在画面上以诗文题跋来生发画意;而篆刻原本离不开书法,其分朱布白的有意味形式,和文人画的审美意趣也是息息相通的。所以从元末开始,篆刻就逐渐和文人画联姻结缘;加以文人画大多具有由黑白两种极色生化而成的素雅的画面,如果钤以鲜红的印章,能使红与黑白二色相映互补,显得极为醒目。试看元代以来的文人书画家,无不酷爱印章,并把篆刻的印文内容、表现形式和书画的题词、意象结合起来,从而创作出诗、书、画、影四绝”相互辉耀的综合艺术品。 王冕之后, 优质的印石身价百倍, 并逐渐被人采荆 厉鹗写道, “从兹伐尽灯明石”, 这是完全有事实根据的。 篆刻家黄易在另一则印款中就这样说: “吾浙产石青田……奏刀易于得心应手。 青田有五色, 唯红者尤为罕睹, 近日为石工采伐殆尽, 求一细腻可观者十不获一, 新坑直顽石耳。 ” 由于印石的大量开采, 有些文人也就终生沉浸在篆刻生涯之中, 感到其味无穷, 正如厉鹗所说: “仅了生涯百岁中”。 这无疑会促进篆刻事业的发展。 所以明清以来, 文人篆刻名家辈出; 印章作为艺术的鲜花, 也盛开在祖国姹紫嫣红的百花园中, 而吐其幽香清芬。 厉鹗这首论印诗, 不但言简意赅, 富有较深的历史内涵,而且语言上能采撷较生动的词语来表述, 如 “红沫”、 “方铜”、 “灯明石”等, 使人想见佳砂良油制就印泥的色泽美,铜印平面或立面的造型美, 各色印石名品那种透明莹洁的质地美, 从而使诗中议论也带有较为明显的形象思维的特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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