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

这是邓小平在1950年7月21日欢迎西南地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的讲话主题。当时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地区，一个是西北，一个是西南。且西南比西北还多，情况也更加复杂。而我们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工作做的远远不够。例如邓小平说： “西南的少数民族究竟有多少，现在还不清楚。据云南近来的报告，全省上报的民族名称有七十多种。贵州的苗族，据说有100多种，实际上有些不是苗族。例如侗族，过去一般都认为是苗族，实际上语言、历史都不同，他们自己也反对这么说。从这一情况可看出，我们对少数民族问题不仅没有入门，连皮毛还没摸着。”(《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61页)
在中国的历史上，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阂是很深的，由于我们建立的以及后来做的大量工作，使这种情况逐渐地在改变，但还不能说我们已消除了隔阂。少数民族要经过一个长时间，通过事实，才能解除历史上大汉族主义造成的他们同汉族的隔阂。我们要做长期的工作，达到消除这种隔阂的目的。要使他们相信，在政治上，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真正平等的； 在经济上，他们的生活会改善，在文化上，也会得到提高。所谓文化，主要指他的本民族的文化。如果我们不在这三方面取得成效，这种历史的隔阂、历史的裂痕就不可能消除。邓小平指出：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只有在消除民族隔阂的基础上，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形成中华民族美好的大家庭。我们是有条件消除民族隔阂的。历史上的反动统治实行的是大民族主义政策，只能加深民族隔阂，而今天我们政协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民族政策，一定能够消除这种隔阂，实现各民族的大团结。”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62页)
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我们党曾经做过一些工作，产生过好的影响。长征时，红军经过的地方，如云南、贵州，散布了一些革命的种子，就是在西康，也有一些革命影响。经过这些历史上的工作，加上今天的工作，我们完全可以解决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把民族团结好。在世界上，马列主义是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在中国、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也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只要我们真正按照共同纲领在做，只要我们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诚心成意地帮助他们，就会把事情办好。只要一抛弃大民族主义，就可以换得少数民族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正如邓小平所说： “我们不能首先要求少数民族取消狭隘民族主义，而是应当首先老老实实取消大民族主义。两个主义一取消，团结就出现了。” (《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63页)
邓小平认为，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应有这么一个概括的认识： 西南的民族问题复杂，西南民族问题必须解决好。这牵涉到各方面的工作，但我们对情况了解得很少，因此强调要采取非常稳当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把民族关系搞好。强调解除各民族对人民解放军的顾虑，解除民族之间的隔阂。对少数民族的许多事宜，不急功，不要轻率地跑去改革，不要轻率地是出主张，宣传民族政策也不要轻率。因此，邓小平说： 我们确定，在少数民族里面，正是由于建立与汉族的隔阂很深，情况很复杂，所以不能由外面的力量在发动少数民族内部的所谓阶级斗争，不应由外部的力量去制造阶级斗争，不能由外力在搞什么改革。所有少数民族内部的改革，都要由少民族内部的力量来进行。改革是需要的，不搞改革、少数民族力量的贫困就不能消灭，不消灭贫困，就不能改变落后，但是这个改革必须等到少数民族内部的条件具备了以后才能进行。
当时在西南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首先开头的是康东，因为那时各种条件比较具备。一是藏族同胞集中； 二是历史上有工作基础； 三是解放军进军到那个地方后，同藏族同胞建立了良好关系； 四是还有个进步组织叫东藏民主青年同盟、有一百多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解决得好，可以直接影响西藏。其他地方也要积极创造条件在做，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有些地方也可以先成立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比如大、小凉山是彝族聚居区，应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但现在条件不够，这样的地区暂时只适宜于成立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这对他们更有好处。云南、贵州也是适合于成立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还可以在联合政府下面，实行小区域自治，比如一个民族聚居乡。少数民族的事业该由他们自己当家，这是他们的政治权利。这是当时邓小平解决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基本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