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代诗的两次论争

第一次是以纪弦为代表的现代诗派和以覃子豪为代表的蓝星诗派之间的论争。1957年，覃子豪在《蓝星诗选》上发表《新诗向何处去》，针对纪弦的现代诗“六大信条”提出批评，认为中国新诗不能“横的移植”，盲目追随西方的现代主义，而应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同时提出新诗的六项原则，主张诗要重视思想，表现人生和时代精神、民族气质。于是引起纪弦的反驳。他在《论移植之花》中为“横的移植”辩解，提出“现代诗与传统诗是两种极端相反完全不同的文学”。此后蓝星诗派覃子豪、余光中、罗门等相继撰文参加论争，一直延续到1958年底，论争并未得到解决。第二次是由苏雪林于1959年7月发表《新诗坛象征派创始者李金发》一文而引起的。苏文认为李金发诗古怪、晦涩、难懂，它的“幽灵又渡海飞来台湾，传了无数徒子徒孙，仍然大行其道”，使台湾现代诗走向歧途。此文引起覃子豪等人的反驳。覃子豪在《论象征派与中国新诗》一文中，认为台湾现代诗是兼容并蓄了世界各派新诗的创造，诗的“晦涩”正是新诗的进步。接着，苏雪林又写了《为象征诗体的争论答覃子豪先生》作答。此后，覃子豪、言曦、寒爵等相继撰文对现代诗派是否叛离中国传统展开论争。现代诗三大诗社诗人捐弃前嫌，一致对外，余光中、黄用、白萩等人针对言曦、寒爵的传统诗观用现代诗观予以全面反击。论战一直延续到1960年夏才告一段落。论争虽未获得一致意见，但它对以后现代派诗人逐渐向传统回归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