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书故》

文字学书。 元戴侗撰。 33卷。 元延祐七年 (1320) 刊行。 是篇大旨， 主以六书明字义。 字义明则贯通群籍， 理无不明。 完全打破 《说文》、 《字林》之部分， 设九部： 一曰数， 二曰天文， 三曰地理，四曰人，五曰动物，六曰植物，七曰工事，八曰杂，九曰疑。 每部中的文字按象形、 指事、 会意、 形声、 转注、假借六书编排。立479个目，其中188个文，45个疑文，245个字。文是独立的原始字，作者认为，一切文字皆可统摄于象形指事的文和疑文之下。 纲领清楚， 系统完密。戴氏研究 《说文》， 重视徐本， 兼采唐本、 蜀本； 引用金文作证， 以新意解说文字， 都是值得肯定的。 此书不足是编排杂乱， 字有杜撰， 或以俗字为金文。

六书故

字书名。宋元间戴侗著。三十三卷。此书改变《说文解字》部首排列法，以钟鼎文为字目，以六书明字义。分为数、天文、地理、人、动物、植物、工事、杂、疑九个部分。所列字目不可能全用金文，实际上不少是以小篆补足的。本书缺点是取材古今不分，说解芜杂，但其中一些论述，颇有可取之处。如《说文解字》以“令”“长”为假借，戴氏认为两字皆由本义而生，并非外借。有些字的说解，对六书有所发明，有一定参考价值。

六书故

字书。三十三卷。宋元之际戴侗著。不按部首，而是以类统字，各字又按六书次序排列。共分数、天文、地理、人、动物、植物、工事、杂、疑九部，再分为四百七十九个细目。前七部是收录有关的单字，不能收入这七部的就归入“杂部”，对字形有怀疑的，就归入“疑部”。字体不依小篆而根据金文。此书解释文字，偶有独特见解。但过分夸大六书作用，时有杜撰。有清乾隆时李鼎元刻本。

六书故

文字学著作。三十三卷。宋元间戴侗撰。戴侗（生卒年不详），字仲达。永嘉人。宋理宗淳祐中登进士，由国子监簿，守台州。德祐元年(1275)召授秘书郎，迁军器少监，称病不就，不知所终。卷首有《六书叙》一篇，《六书通释》一卷，这些可看作是戴氏对六书之理论阐述。他认为“文生于声者也，有声而后形之以文”，“文字之用，莫博于谐声”，故应“因声而求义”。他论“假借”也有独到之处，认为“所谓假借者，义无所因，特借其声，然后谓之假借”。他还较详细地论述了六书之作用、含义，与六书有关之理论问题，以及编撰此书之宗旨等，颇有可取之处。
作者谓“字义明则贯通群籍，理无不明”，故编此书时“主于以六书明字义”，将全书分为“数”、“天文”、“地理”、“人”、“动物”、“植物”、“工事”、“杂”、“疑”九部，又细分为四百七十九个细目。前七部分别收录与之相关之单字，无法收入此七部者则归入“杂”部；对字形形体有所怀疑者，则归入“疑”部。每部中字，按指事、象形、会意、转注、谐声、假借六书分别排列；对有些有所怀疑之字，即标以“某之疑”。其解释文字之体例也与以前各书不尽相同，如释“天”字：“他前、他真二切。在上而大者，天也。于文为‘指事’。”接着还有一长段论“天”与万物关系之文字，有些注释还极详备，如释“干”，先说“盾也。所用以扞御兵刃也。象形”，接着引出“战者执干自蔽以前犯敌，故因之为干冒、干犯”，再“又借为河干、江干之干”，最后指出“干，所以扞也。故扞御亦单作干”，解释时引了《书》、《孟子》、《诗》、《说文》等古籍及有关的《传》，相当清晰。作者以为《说文解字》“部居杂淆”，“本末离散”，于是编此书时不以小篆为本字，更不以楷书为本字，而用钟鼎文作本字，但“钟鼎偏旁，不能全有，却只以小篆足之”(元吾丘衍《学古编》)，故字多杜撰，或以近世差误等字引作正据。
尽管作者十分自负，谓其分部方法达到了“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引证注释也能“简而不遗，繁而不乱”，但事实上其分部不按部首，极难查检其说解，有时也不免芜杂，书中又不乏古体、怪体，凡此种种，均为后世学者所诟病。此书虽然有不足之处，但作为研究古代文字、训诂之工具，它还有一定之价值，其书中反映出的对六书之见解，亦有一定参考之处，对字的说解，有些相当精详，超过了前人。
有明刻本、清乾隆时李鼎元刻本、同治时《小学汇函》本等。

六书故

（宋）戴侗著。33卷。分天文、地理等9部。其中文字按六书指事、象形等分别排列。改变《说文》、《玉篇》的体例，不用部首。字体不依小篆而根据金文。有明万历间刻本和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刻本。

六书故

字书。宋元之际戴侗著。此书打破《说文》部居，以事类为纲，分“数”、“天文”、“地理”、“人”、“动物”、“植物”、“工事”、“杂”、“疑”9部，各部中又以六书为目，次第编成。字体不依小篆而根据金文。解释文字间有独见，但错误较多。

六书故

三十三卷。元戴侗（生卒年不详）撰。戴侗字仲达，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宋淳旸中(1241—1252)登进士第，由国子监主簿守台州。德旸初(1275)由秘书郎迁军器少监，辞疾不赴，不详其所终。是书乃以六书理论分析汉字之著作。戴氏认为六书之学是读书的门径，而学者弃之已久；即使有人学，也往往支离附会，不得要领。他说：“夫不明于文而欲通于辞，不通于辞而欲得于意，是聋于律而议乐，盲于度而议器也，亦诬而已矣。”因而他就许慎《说文解字》而订其得失，重新解释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书的意义。其书完全打破《说文》五百四下部的体例，别立四百七十九目而分为九部：数、天文、地理、人、动物、植物、工事、杂、疑。前七部各收相类的字，不能收入前七类的归入杂部，形体有疑的列入疑部。部中的字，按指事、象形、会意、转注、谐声、假借的顺序排列，对有所怀疑的字则标出“某之疑”。每目之下，把偏旁相同的字叙列于后。如“月”字为目，“月”下列“夕”，为指事字，“夕”下又列会意字“多”，“多”下又列谐声字“夥”，后面又列从“夕”的谐声字“夜”、“梦”、“”。 戴氏还把四百七十九目分为两部分，称其中一百八十目为文，五十四目不易解释的为疑文，二百四十五目为字。文为“母”，字为“子”。照他的说法，一切文字，皆可摄入二百三十四个指事象形的文或疑文之下，纲领清楚，系统完密。此书的价值在于能援引金文来说明字形，又能明辨字义的引申不同于假借。戴氏于卷首《六书通释》云：“书学既废，章句之士知因言以求意矣，未知因文（字）以求义也；训诂之士，知因文（字）以求义矣，未知因声以求义也。夫文字之用莫博于谐声，莫变于假借。因文以求义，而不知因声以求义，吾未见其能尽文字之情也。”所谓“文字之情”就是文字的本质，他说：“夫文生于声者也，有声而后形之以文；义与声俱立，非生于文也。”这就为辨认古书中文字的假借，提供了理论根据。唐兰说，戴氏“对于文字的见解，是许慎以后，惟一的值得在文字学史上推举的”(《中国文字学》)。是书的缺点是，所收的字有的既非金文又非篆文，甚至误以俗字为金文，有些字形和字义的解释纯属杜撰。另外，戴氏认为侧“山”为“阜”，反“人”为“匕”，反“子”为“云”，就是转注，主“形转”说，也是毫无根据的。《六书故》始刻于元仁宗延旸七年(1320)，明万历间张萓重刊，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有李鼎元刻本，同治间有《小学汇函》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