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行为效果评价法

各种组织各自根据自身对其他组织的负责机构的依赖程度，具有相当不同的民主化的潜能。早期自由主义曾在官员的责任心上，在发挥官员的潜在能力方面遇到过这种困难。人们不能同时要求内阁部长对其下属官员所作的一切向议会负责，以及不能要求各个被授予一定自主权的官员都具有直接的政治责任心。部长向议会负责虽然促进了最高层的监督，但同时也促进了官员等级化。在议会中对官员的每一个行动拥有发言权的内阁部长必须把管辖的部门划分成各种等级，以便使一切都按照他的命令进行。因此，各个官员只对犯法行为负责，但不直接对他的行为在公众面前的政治合理性负责。同样，对其他组织的行为负有说明责任的组织，必须把有关人员的参与至少限制在决定层次上。因此，官僚政治越来越偏爱作为一种决定过程的“民主集中制”，在这种民主集中制的决定过程中，有关人员的参与只涉及事先说明的阶段，不涉及作出决定本身。激进的民主理论家通过否定任何类型组织的等级制的做法来逃避这种困境。然而，用温和的态度去捍卫参与范围扩大的人，例如纳合尔德并不否定： 用社会控制论的观点来看，等级制度……是综合性组织的一个必要的结构特征。然而，这种让步并不意味着为当今多余的等级制度进行辩护。这是克劳斯·冯·柏伊姆对当代国家公务员行为的一个精辟阐述，从这一阐述我们可以看出，公务员行为的政治性质和社会性质在当今社会中具有同等意义的重要性。公务行为的社会价值牵涉到公务行为的社会评价问题，即对公务员行为不能仅仅作出政治上的评价，更重要的必须作出社会评价，且社会评价所占的比重在公务行为中将越来越重大。从近年来一些国家的公务员行为立法就可以得到证实。1989年2月20日菲律宾制定的《菲律宾公共官员与雇员品行和道德标准法》开创了这方面的先河。该法对公务行为的社会评价作了非常完整的规定，全法共17条，涉及到对公务进行评价的数十个标准，第2条明确规定： 国家的政策是促进公共服务中道德标准的进一步提高。公共官员与雇员应该一直对人民负有责任，应该用最大限度的责任、正直、卓越能力、忠诚来履行职责，行为举止应具有爱国和公正精神，应该过着朴素的生活，以及置公共利益于个人利益之上。在其后续条款中大体上确立了如下公务行为评价准则。
第一，公务员必须以维护公共利益为行为准则。公务员在履行公职时必须将公共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他们所代表的政府财力和权力必须有效益、效率、诚实、经济地得到使用，要特别注意避免公益资金和财政收入的浪费。这个准则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它对于我国正在完善中的公务员制度有重要借鉴意义。
第二，公务员必须以专业化为行为准则。专业化是公务员执行职务的必备条件，也是最为基本的条件，如果缺乏专业化就会出现公务行为与管理事态的偏离等弊端，因此，要求公务员必须用高度的卓越能力、专业化、知识化、技术化来履行和执行他们的职责。公务员应当把最大限度的热忱和奉献投入到公职中去，要随时培养自己在所管辖事务中的专业素质。
第三，公务员必须以正义与真诚为行为准则。公共官员或雇员应该时刻对人民真诚。他们必须公正和真诚地办事，不能歧视任何人，尤其不能歧视贫民和社会下层公众。他们应该时刻尊重其他人的权利，他们要杜绝任何违反法律、良好道德、良好习惯、公共方针、公共命令、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的行为。他们不应该给予其宗亲或姻亲等任何亲戚基于官职的不适当的优惠。
第四，公务员必须以关注公众意见为行为准则。所有公共官员和雇员必须向公共提供迅速、殷勤和充分的服务。除非其他法律有所规定或公共利益的考虑，公共官员和雇员应该用清楚、易懂的语言向公众提供有关方针政策的情报，应该保证公共协商和公共议论的公开性，应该鼓励提出建议，应该使政策、规章、程序精练和系统化，避免文牍拖拉作风，发展一种能够融洽的值得赞赏的社会经济环境，并且能够使这种融洽和赞赏的风气在全国，尤其是在萧条的农村和城市地区盛行。
第五，公务员必须以爱国主义为行为准则。爱国主义是对公务员的基本要求，一则公务员必须将国家利益放在重要地位，爱护公共财产，更不能够公物私用等。所有公共官员和雇员应该时刻忠于共和国和菲律宾人民，要积极宣传本国所产的商品、资源和科技的使用价值，要鼓励以祖国和人民为荣、为骄傲。他们应该努力坚持和捍卫菲律宾的主权，反对外部势力的侵略。
第六，公务员必须以民主价值为行为准则。所有公共官员和雇员应使自己信奉民主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坚持公共责任原则，以实际行动宣传文人政府的权威高于军人权利。他们应该时刻捍卫宪制，置对国家的忠诚于对个人和政党的忠诚之上。
上述方面的要求充分体现了现代行政权行使中的新的时代精神。菲律宾公务员行为评价的这些规定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公务员的义务，因为在菲律宾公务员其他相关法律规范中，已经对公务员的义务作了规定。上述准则实际上是对公务员行为进行社会评价的准则，这样的准则已经成了公务员行为法中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