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思巴字

元朝大臣八思巴奉元世祖忽必烈之命制作的一种拼音文字。曾用来翻译过一些汉语书籍，还被用于转写汉文、藏文等。其中有许多把汉字转写成拼音成分的材料，可作为研究汉语近代音的参考材料。

八思巴字

亦称“蒙古新字”、“蒙古字”、“方体字”。元代官方使用的一种文字。由*八思巴奉元世祖之命创制，至元六年(1269)颁行。有四十一个字母，其中辅音字母三十四个，元音字母五个， 介音字母二个。词以音节为单位分写， 上下连读； 无标点和声调。字体分正、篆两体。行款直书左行。曾作为国字， 规定译写一切 (七月二十八日察文字。主要应用于官罕仓有时分写来)方文件， 也译写一般 八思巴字书籍和转写汉文、藏文。通行约一百年，元亡后渐废。现存文献有碑刻、牌符、印章、钱钞、书籍等多种。

八思巴字

元代官方使用的一种拼音文字。由八思巴创制故名。初称“蒙古新字”，不久改称“蒙古字”。又因形状多呈方形而称“方体字”。至元六年(1269)，忽必烈颁布诏书推行。其字母表主要由藏文字母组成，也有梵文和新造字母。最初字母表有41个字母，包括5个元音字母，34个辅音字母，2个介音字母。后增至57个。无标点和调声。字母体式，常见的有正体和篆体两种，行款竖写左起，元亡后该种文字逐渐被废弃，现存文献有碑刻、牌符、印章、钱钞、书籍等。

135 八思巴字

元代乌斯藏萨斯迦人八思巴奉元世祖忽必烈之命创制的一种拼音文字。八思巴字是仿照藏文字母制定的蒙古语拼音文字，最初称为“蒙古新字”，不久改称“蒙古字”，俗称“八思巴字”，又可根据字母形状称作“方体字”。它是元代的国书，随元代灭亡而被废弃。

八思巴字

蒙古汗国时期国师八思巴根据藏文字母创制的蒙古文字，又称为国字。因为它曾被定为书写官方文献的正式文字，又称为蒙古新字，以与此前用畏兀儿字母书写的畏兀儿蒙古文相区别。八思巴，吐蕃国萨斯迦人，真名罗古罗斯，尊称为巴思巴，意为圣者，又译为八合思巴，发思巴，为bkhan贵族后裔 (氏), 是吐蕃的大学者。 蒙古进入吐蕃时，八思巴与班弥怛应阔端邀请北上，代表乌斯藏各地僧俗归附蒙古，班弥怛去世后，八思巴任萨斯迦教派法主，1253年会见忽必烈于六盘山，受到极高尊敬，后以渊厚的学识批驳了道教的《老子化胡经》的论说。忽必烈即位，以他领袖天下释教，封国师，在他创制了八思巴字后又奉为帝师，并统治吐蕃地区。他有多种著述，思辩谋蕴，学识渊博。八思巴字制成于至元六年 (1269)，这种字是在忽必烈的指示下进行创制的，目的是为了使蒙古汗国内广阔土地上的人有一种可以相互通用的文字，这种字的语音描写极其精确，号称当时的国际音标，这次文字的创制是世界人类史上智慧和文明进步的重要事件。它使用了40多个字母，方形，自上而下书写、自右向左行，可以拼写当时的很多语言。但这种文字标音过于细致，始终作为国家公文文字存在，没能通俗化，元以后渐消失，未取代其他原有文字的地位。北元时期还应用这文字制作官方印玺等，15世纪后，蒙古也不再用这种字，现存的八思巴字文献很少，仅有二十几通碑铭遗存和一些钱、牌印等物上的刻字、少量藏、畏兀儿文佛教文献。抄本《蒙古字韵》 是八思巴文与汉文的对照字典，《事林广记》 中收入的《蒙大字百家姓》也是八思巴字与汉文对照的，这两种可能是当时的识字教学课本。

八思巴字

元世祖忽必烈命国师八思巴创制的拼音文字。忽必烈于至元六年(1269)颁发专门诏书推行。诏中称“蒙古新字”。时隔不久，于八年(1271)皇帝又下令改称“蒙古字”。史书称“蒙古国书（字）”或“元国书（字）”。近人或按其设计人称作“八思巴字”或按其字母形状特征称作“方体字”。八思巴字作为元朝一代国字，主要用在官方范围，元朝灭亡，逐渐被废弃。八思巴字由41个字母组成，多以藏文字母为基础，个别仿自梵文字母，少数为新造字母。随着实际应用的需要，字母陆续有所增补，据现存资料归纳后增字母共有15个。字母形体多呈方形。八思巴字的书写单位是音节，但表音单位是音素。字母分元音和辅音。元音a不设专门字母，以依附于辅音字母（包括作介音的半元音字母）的零形式表示，即音节首（书写单位）的辅音或介音(i、u)后面不写其它元音字母时，就表示后面有元音a。字体主要有楷体和篆体，楷体多见于碑刻，篆体多见于官方印章。行序为自左向右，字序为自上而下。八思巴字的用途是“译写一切文字”(1269年颁行诏书语)。现存资料表明，它所译写的语言有蒙古语、汉语、藏语、梵语、维吾尔语等。译写各种语言时使用了两种不同译写原则。一种是按实际口语语音拼写，如译写蒙古语和汉语。另一种是按语言的书面形式转写，如译写藏语和梵语。以八思巴字形式留传后世的各种文献和文物，是祖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语言文字学、历史学、民族学等多方面的价值。在现存资料中，译写蒙古语和汉语的资料较多，其中包括元朝官方文书的原件和碑刻，官方印章、牌符、钱钞、图书文献等。八思巴字与汉语资料大多收录在《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资料汇编](1959)一书中；八思巴字蒙古语资料汇总于《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Ⅱ文献汇集一书里(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刊行，1991年)。于1991年10月，从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又发现4份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原件，其中两份为护寺文书，另两份则是皇帝任命书，分别任命奔不招讨司的招讨使和亦思麻儿甘军民万户府的万户。此类文书的出现，为元代中央王朝和西藏地方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有力的历史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