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通信——关于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

毛泽东1959年3月15日写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一封信。当时，全国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一大二公”、“一平二调”、“共产风”、高指标、高积累等问题还没有得到切实的、有效的纠正，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积极性受到了很大的挫伤。以解决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和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问题，以及继续压低1959年经济指标问题等为中心议题的第二次郑州会议(指中共中央政治局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的第二次扩大会议)刚刚结束。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曾指出，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存在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即“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是目前我们同农民关系中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问题的实质在于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在公社所有制上前进得过远了一点。六中全会决议(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没有写明公社内部由小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大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过程。这样，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生产队的所有制，引起农民的坚决抵抗。又指出，等价交换在社会主义时期是一个不能违反的经济法则，违反了就是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公社的积累不要太高。为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以通信的方式针对一些地方提出的问题作了回答。在贯彻郑州会议精神过程中，一些省对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河南主张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和分配单位；湖北则主张“坚决以原来的高级社即现在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湖南赞成河南的办法，广东则主张基本核算单位一律以原来的高级社为基础。毛泽东认为，这些问题关系到3000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大问题，关系到他们的直接利益问题。他提出，采取河南、湖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觉得勉强，则宁可采用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这样，不使我们脱离群众。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郑州会议以及毛泽东的信对于克服人民公社内部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等问题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它表明我们党在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倾错误方面前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