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字词 | 皖南事变 |
| 类别 | 中英文字词句释义及详细解析 |
| 释义 | 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长篇小说。黎汝清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出版。作品分《事变前》《事变中》和《事变后》三卷，概括了皖南事变这一震惊中外的历史悲剧的全貌。作品以恢宏的结构、磅礴的气势、广博的社会内涵、丰富的资料和深刻的哲理，对事变的前因后果作了历史、客观而又艺术的反映，在极大的时空跨度内，将纷繁复杂的事件真貌和盘托出，并纵览国际风云，切入历史纵深，把大人物的作为、小人物的命运，在惨烈的战斗和独特的风情中展开。作品成功地塑造了项英、叶挺、周子昆以及蒋介石、顾祝同等众多的人物形象。作品在处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结合上取得了较高的成功；结构灵活多变，语言蕴含丰富的哲理；被称为是“一部震撼人心的悲壮的革命史诗”。 ☚ 第二个太阳 国殇 ☛ 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发动的一次反共高潮。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指示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集中到黄河以北冀察地区。11月9日，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电驳斥了这种无理要求，但为顾全大局，同意将新四军皖南部队转移到长江以北。蒋介石一面限时要我军北移，一面密令顾祝同部署包围解决我皖南部队。1941年1月4日，驻皖南泾县的叶挺、项英率新四军军部9000余人分三路开始向南转移，准备绕天目山到苏南，待机渡长江北上。1月6日，当部队到达泾县的茂林地区时，遭到预先埋伏的国民党顾祝同所部7个师8万多人的包围和突然袭击，虽然全体新四军战士在叶挺指挥下，奋不顾身，激战八昼夜，终因仓促应战，寡不敌众，弹尽粮绝，14日阵地被国民党军占领。新四军9000余人除傅秋涛率后续部队2000余人突围渡江，其余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前往与国民党谈判时被扣押，袁国平在突围中牺牲，项英、周子昆突围后被叛徒杀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7日，蒋介石反诬新四军为“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并下令进攻江北新四军。1月18日，周恩来亲笔为《新华日报》题词：“为江南死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 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的发生，决非偶然，它是国民党顽固派坚持反共独裁政策的必然结果。继在华北、苏北制造一系列摩擦之后，1940年3月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又将反共摩擦中心移向华中，把矛头指向新四军，制定《防止皖南新四军具体意见》,加紧了对新四军的限制封锁。先是下令新四军在长江以北的第四、第五支队开赴到江南的南京、芜湖一带，以隔断新四军与八路军、华中与华北根据地，新四军苏北与江南、苏南与皖南部队的联系，陷新四军各部于孤境。同时，制定三路进攻新四军计划，命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二游击区副总指挥冷欣、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向新四军皖南、苏南、苏北、皖东及皖中部队大举进攻，企图各个击破。 1940年9月底，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10月上旬，英国政府宣布将按时重新开放关闭三个月的滇缅路。在国民党高层看来，这意味着英、美当继续支持国民政府牵制在华日军。10月中旬，蒋介石等人研究了解决中共问题的方针、态度、行动、兵力、地区等部署[1]。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在蒋介石的指使下，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新四军军长叶挺发出“皓电”,诬蔑八路军、新四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宣布将《中央提示案》“正式抄达”,限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2]。这实际上表明皖南事变拉开了序幕。 继发出“皓电”之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策划围歼皖南新四军各部。他们在严令催逼新四军北移的同时，命令顾祝同在皖南部署包围新四军，命令李品仙、冷欣分别在江北、江南部署堵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如意算盘是：如皖南新四军移动，就在新四军行军途中乘机围歼之；或借日伪军之手，消灭新四军于渡江之际；如新四军仍不遵令北动，则以不服从命令为借口就地解决。局势日趋紧张，尤其是新四军方面，情况十分紧急。 1940年11月1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拟定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 在此情况下，11月9日，中共方面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发出了致何应钦、白崇禧的“佳电”,从行动、防地、编制、补给、边区和团结抗战六个方面，对何、白“皓电”作了公开答复。“佳电”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造谣污蔑，揭露了亲日派妄图“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的险毒用心；历陈了八路军、新四军数年来团结抗战，御敌保国，收复失地的事实。对于“皓电”要八路军、新四军限期全部开到黄河以北的命令，“佳电”要求对于江南新四军“宽其限期，以便解释深入，不致激生他变”;对于在江北的新四军各部，“则暂时拟请免调”,同时责成“整饬军纪，和协友军，加紧对敌之反攻，配合正面作战，以免操之过急，转费周章”[3]。 在得悉朱德等“佳电”之后，国民党方面该如何处置？是“置之不理”,还是“严词驳斥”,抑或“由中正式命令限其如期集中河北”?蒋介石没有马上作出进一步的决断[4]。稍后，蒋还同意把八路军、新四军的移驻日期推迟到12月底。国民党方面之所以没有立即催逼新四军按照规定日期北移，一是认为当时尚在“国际局势未定之时”,“如过于硬性反于我不利，而且彼于此时决不肯轻易调防河北，如此则徒失威信，或引起纠纷，故不如此弹性留有旋转操纵在我之余地为宜也”;另一重要因素是日本尚未正式承认汪精卫政权，蒋介石等人“决待倭敌承认汪伪以后，或待敌是否承认汪伪之真相判明以后，再发此令，比较妥当”[5]。 11月30日，日本方面与汪精卫签订《基本关系条约》之后，蒋介石立即逼迫八路军、新四军北移。他催促有关僚属准备对于朱、彭“佳电”的复电稿，并且亲自修改定稿[6]。12月8日，何应钦、白崇禧向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发出了“齐代电”,再度指责八路军、新四军不服从命令，对国民党军队“侵袭”和实行“割据”,是导致各地摩擦迭起的直接原因，要求迅即遵令将八路军、新四军部队“悉数调赴河北”[7]。次日即12月9日，蒋介石又发出如下电令：“令朱彭叶项(即发)。前令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各部，限期开到黄河以北作战，兹再分别地区宽展时期，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一月三十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各地之第十八集团军所有部队，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希即遵照何白参谋正副总长十月皓电所示之作战地境内，共同作战，克尽职守，毋得再误。此令。蒋中正。十二月九日。”[8]与此同时，国民党调集重兵，进行围歼皖南新四军的部署。到1940年12月底，除了李品仙、冷欣各部在江北、苏南进行堵击布防外，皖南方面，第五十二师、一○八师、七十九师、一四四师、四十师和六十二师一个团、新七师一个旅，在宣城、泾县、宁国、旌德、太平、青阳、南陵、铜陵地区，构成对新四军的重重包围[9]。至此，皖南新四军已经成为陷入险境的孤军，情况万分紧急。 自从11月9日朱彭等发出“佳电”之后，中共中央便明确指示：对皖南取让步政策(即北移),对华中取自卫政策。同时，多次指示在皖南的新四军必须在12月31日之前全部北移，北移中要提高警惕，做好充分的自卫准备[10]。但是，新四军主要领导人对于皖南新四军主力部队如何移动犹豫不决。12月26日，中共中央致电批评了项英等人，要求对于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12月25日蒋介石面告周恩来“渡河不得再缓”[11]之后，12月31日毛泽东、朱德还就如何渡江北移致电叶挺、项英。但是，这一切努力实际上为时已晚。 1941年1月4日至13日，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9000余人在奉命转移途中，由于判断错误，加之内部意见分歧，对外联络中断等，结果误入国民党军队在泾县茂林地区事先设好的包围圈。经过数日的恶战，新四军除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或牺牲、或被俘。新四军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参谋长周子昆等高级军官和干部牺牲。1月17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出通令：“据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删(十五)亥电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阴谋不轨，已非一日。本月初，自泾县潜向南移，竟于四日胆敢明白进攻我前方抗日军队阵地，危害民族，为敌作伥，丧心病狂，莫此为甚。我前方被袭各部队，对此不测之叛变，若不忍痛反击，不仅前线各军之将士无以自卫，而且整个抗战之国策，亦必被其破坏无余。”通令接着诬蔑新四军为“抗命叛变”,宣布撤销其番号，将新四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12]。这样，国共关系处于抗战爆发以来最为紧张的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进行了坚决的反击，认为只有猛烈坚决的全面反攻，才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否则不但不能团结全国人民，不能团结本党本军，而且正中蒋介石的诡计。中共中央决定，“佳电”的温和态度立即终结，在政治上发动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13]。中共中央认为：皖南事变后，国民党还不敢与共产党分裂，共产党也不宜与国民党分裂；故决定“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首先在政治上发起反攻，在全国通过各种宣传媒介，宣传事变真相，动员全国爱国军民与国际友人、海外侨胞，共同反对反攻顽固派的阴谋[14]。 1月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就皖南事变发表谈话，指出：“此次惨案，并非偶然，实系亲日派阴谋家与反共顽固派有计划之作品。”谈话历数国民党顽固派发起的反共摩擦事件之后，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蓄谋围歼皖南新四军的真相，进而提出如下要求：1.严惩罪魁祸首；2.释放被俘将士，保障叶挺等人生命安全；3.抚恤死难将士及其家属；4.停止华中剿共战争；5.平毁西北之反共封锁线；6.停止各地残害共产党员及爱国人士，释放政治犯；7.肃清亲日分子；8.反对破坏抗战、破坏团结；9.严整抗日阵容，坚持抗日到底[15]。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指出：皖南事变是国民党有预谋有计划的反共行径。“这是抗战以来国共两党间，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空前的严重事变，应该引起全党及全国人民的注意”。“国民党这一政治步骤，表示他自己已在准备着与我党破裂，这是七七抗战以来国民党第一次重大政治变化的表现”。为了反对国民党的进攻，并维护民族抗战的大局，中共中央决定：在各抗日根据地，通过刊物、报纸、会议等各种途径，对国民党的反动行径提出严重抗议；在宣传鼓动工作中，应无情揭露国民党自抗战以来一切倒行逆施的黑暗的反动的方面，指出只有实行民主政治，才能抗战胜利；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应充分提高警觉性和作战准备；在大后方，应运用各种不使党的组织遭受破坏的、侧面的、间接的方式，动员舆论和群众，特别抓住物价高涨去提高人民的不满情绪到要求驱逐亲日派，改组国民政府，实行民主抗日的水平[16]。1月22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就解决皖南事变问题发表谈话，提出十二条要求：悬崖勒马，停止挑衅；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惩办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及上官云相三人；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撤退华中的“剿共”军；平毁西北的封锁线；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实行三民主义；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17]。这就把中共关于解决事变的原则主张，更为全面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在重庆，周恩来等代表中共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有理有节的斗争。1月17日晚上，周恩来得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反动命令和谈话后，立即向何应钦和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提出严重抗议，在电话里愤怒斥责何应钦：“你们的行动，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作了日寇想作而作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当天深夜，周恩来亲笔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一题词冲破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的封锁，得以刊登在1月18日的《新华日报》上，在重庆广为散发，有力地控诉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血腥罪行。18日下午，叶剑英主持起草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象》文章，经周恩来审阅后，19日即用秘密传单散发。文章就“所谓新四军违反命令不受调遣的问题”,“新四军渡江路线问题”,“新四军移动时间问题”,“所谓借端要索问题”,“究竟谁打谁的问题”,痛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四军的污蔑，揭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18]。同时，国民参政会的中共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等还以拒不出席国民参政会，以对国民党顽固派迫害新四军、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行表示抗议[19]。 对于皖南事变给新四军造成的巨大损害，中共中央针锋相对地采取了措施。1月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的命令，鉴于叶挺陷身囹圄，决定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命令要求陈毅等“悉心整饬该军，团结内部，协和军民，实行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20]。1月23日，陈毅等新四军将领发出就职通电，旋即在苏北盐城成立新四军军部，并扩大整编为七个正规师，分派粟裕、张云逸(旋改罗炳辉)、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谭震林、张鼎丞等七人为师长[21]。这是对国民党围歼迫害新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的最有力的回击。另外，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在军事上进行了自卫作战的全面准备。 皖南事变发生前后，国内外各方人士纷纷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1941年1月14日，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彭泽民发表致国民党中央宣言，指出：“最近则有讨伐共军之声竟甚嚣尘上，中外视听为之一变。国人既惶惶深忧兄弟阋墙之重见今日，友邦亦窃窃私议中国(抗日)之势难保持。”宣言指出，一旦发动剿共战争，则过去之悲剧又将重演，抗战之基础将毁于一旦。认为国民党应“慎守总理遗训，力行我党国策，撤消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以奠定抗日基础[22]。1月12日，旅港人士400余人联名发出文电，吁请停止内战，恳请蒋介石“明令凡属抗战部队，俱应加以优容保护，以示大度，表以至诚，使友邦无疑虑之揣，而幸灾乐祸之流无间可入”[23]。此外，如上海各界民众团体、全美洲洪门总干部监督司徒美堂、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菲律宾侨胞团体等众多中外组织和个人，也纷纷致电或发布宣言，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呼吁国共两党团结抗战。 皖南事变发生后，当时主要新闻报刊基于不同的立场，发表了各自的评论。1941年1月18日，重庆《中央日报》刊登社论《军队的纪律和民主》。该社论诬称：“新四军擅自行动，是反抗军令，破坏军纪的重大问题，万万不能忽视的。当局为贯彻军令，维持军纪起见，不得不采取断然的措置。这不但与政治问题无关，而且与其他部队也风马牛不相及，责任完全在叶挺、项英几个人身上。”1月22日，《大公报》发表了题为《拥护统一反对分裂》的社论。社论指出：“拥护统一，反对分裂，是全体国民的良心，是我们抗战建国的所必不可缺的条件！尤其在这大敌当前，强敌日削，胜利接近之时，我们全体国民必然唾弃一切蔽于党见而贻害国家的行为！”社论认为：“在信守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原则之下，任何党派的政治主张，容或因求治之急而近于激，非但可谅，亦且可敬。”关于皖南事变的处理，该社论建议：“我们恳切希望叶挺氏个人能邀得宽大的处分，更恳切希望中央小心翼翼的处理此问题，勿使有节外的牵连与蔓延！”1月29日，针对一些敌对势力借口皖南事变散布谣言，以蛊惑国内外视听的恶劣行径，《大公报》又刊载《整饬军纪准备反攻》的社论。社论指出：“敌人对我们原是幸灾乐祸的，它希望中国自溃自裂，它也希望中国失掉国际友邦的同情与援助。在平时，它还在无中生有的造谣，寤寐以求的幻想，现在遇到这个新四军问题，它自然要藉此造谣与挑拨。问题的关键，完全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上。敌人希望我们分裂，我们必坚持团结与统一；敌人希望我们内乱，我们必严明法纪，显示出一个秩序井然有条不紊的国家。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相信国际各友邦也必然认识中国，而更同情中国。”[24]总的来看，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日益不得人心。 皖南事变后，中共坚决贯彻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方针，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及时揭露事变的真相，表明了正确的立场，从而广泛地争取了诸多中间力量、民主人士，得到国内外舆论正面的支持。这些既有助于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和对日作战，还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民主反对独裁的运动，使之走向新的阶段。 皖南事变 第一次反共军事磨擦之后，蒋介石国民党又把矛头指向江南的新四军。 1940年7月中旬，蒋介石指派何应钦、白崇禧和周恩来、叶剑英谈话，借口为避免国共两军冲突，需要商定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作战地域。7月16日，何、白向周、叶提出所谓“中央提示案”的书面文件，其中要求八路军及新四军于奉令一个月内全部开到河北、察哈尔两省及山东省黄河以北地区之内。①很明显，这个“中央提示案”的企图是阴谋紧缩八路军、新四军的编制，并全部赶到黄河以北贫瘠而狭窄的冀察地区，然后围而歼之。8月下旬，周恩来先后与蒋介石、白崇禧和何应钦会谈。9月间，又向国民党提出关于调整作战区域及游击部队的三项办法：(一)扩大第二战区至山东全省及绥远一部；(二)按八路军、新四军及各游击部队全数发饷；(三)各游击队留在各战区划定作战界线，分头击敌。② 10月19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的名义，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新四军军长叶挺发出“皓电”,诬陷八路军、新四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不打敌人专事并吞友军”。断然拒绝中共提出的三项办法，并以最后决定的形式，命令八路军、新四军限于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所规定的地域内。③ 与此同时，蒋介石调整其军事部署，将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骤增至40万人；密令第三战区顾祝同部队从浙赣前线抽调兵力，部署围歼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密令第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第五战区第二十一集团军李品仙等部由豫西和鄂东东进，配合鲁苏战区韩德勤部，准备向华中八路军和新四军大举进攻。至此，反共乌云弥漫全国，内战危险空前严重。蒋介石的“皓电”,表示拒绝共产党的建议，并以军令的方式，强迫八路军、新四军就范，这标志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开始。 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在收到何、白“皓电”之后，立即召开会议，策划“围剿”新四军的方案。他还特别指示其参谋处长：“需要增强皖南的兵力，作‘堵击’准备，部队还要选用好的才顶用”。参谋处长根据指示，布置了七个师以上的兵力准备围歼新四军皖南部队。顾祝同还下令赶修重庆和上饶之间的长途载波电话线，以便蒋介石和顾祝同直接通话。 面对国内抗战局势的严重危机，中共中央从顾全抗战大局出发，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及时提出挽救危局的方针和对策。10月25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等人的电报中指出：要稳健地对付国民党顽固派正在发动的反共高潮，军事上要采取防卫立场，政治上要强调团结抗日，并要准备对付最黑暗的局面。11月2日至6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又先后分别或联名致电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叶挺、项英等，进一步分析形势，并指示新四军应加紧进行对付反共军事进攻的各项准备；皖南方面拟采取缓和态度，决定让步，答应北上，以期延缓反共战争爆发时间。 11月9日，中国共产党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名义发出“佳电”,答复何、白“皓电”。电文历陈八路军、新四军四年多来坚持团结抗战，抵抗强大日军，收复大片国土的事实，驳斥“皓电”中种种诬蔑不实之词；婉言拒绝其强令华中新四军、八路军全部集中黄河以北的无理要求。同时申明，为顾全大局，相忍为国，挽救危亡，决定新四军皖南部队“遵令北移”,但须宽限时日。 “佳电”发出后，中共中央一方面通电新四军领导人叶挺、项英，强调形势的严重性，明确指出国民党顽固派决心剿灭新四军，要求皖南部队务必于12月底以前全部北移，并提高警惕，做好充分的自卫准备；另一方面指示在重庆的周恩来、叶剑英向蒋介石交涉新四军皖南部队的北移问题，要求延缓开动时间，解决给养和弹药，保证途中安全；同时，还指示新四军驻苏南和江北部队积极做好接应皖南部队的准备工作。 新四军皖南部队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北移的指示，进行了必要的准备。“佳电”发出的第二天，叶挺就前往上饶会见顾祝同，交涉北移路线、军需补给和保证北移安全问题；新四军军部又多次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分析国内形势，印发《进军敌后宣传鼓动大纲》,向干部、战士进行教育解释，统一思想认识；同时，还多次派小部队到长江铜鼓至繁昌地段沿岸了解情况，筹集船只，为渡江北移作准备。在江北的新四军参谋长兼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也派部队到无为一带沿江地区侦察，布置接应皖南部队北移的准备工作。 12月8日，蒋介石又以何、白名义发出“齐电”,声称“军令法纪之尊严，必须坚决维护”,要求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迅即遵令”,“悉数调赴河北”。④9日，蒋介石发出“手令”,令“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于本年12月31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1月30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团军所有部队，限本年12月31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⑤。10日，蒋介石又密令顾祝同“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并准备”,如至12月31日新四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⑥与此同时，蒋介石还令皖中李品仙部于江北无为地区加强布防，企图堵击新四军皖南部队渡江北移。12月下旬，顾祝同根据蒋介石的命令，调集七个师八万余人的兵力，任命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为“前敌总指挥”,准备围歼新四军皖南部队。 12月25日，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周恩来。蒋介石声称“只要你们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可担保绝对不会妨碍你们通过。只要你们肯开过江北，我担保至一月底，绝不进兵。”周恩来在第二天向中共中央报告时，对蒋介石谈话中的许多承诺，一针见血地指出是“靠不住”的，因为“其局部的 ‘剿共’仍在加紧布置中”⑦。 12月29日，上官云相在安徽宁国召开作战会议，确定进攻部署：以其第五十二、第一○八师为右翼军，展开于南陵、泾县、永济桥、丁家渡之线；以其第四十、第一四四师，新编第七师为左翼军，展开于茂林、包村、钱家桥之线，构成东南西三面包围，而后向北推进，将新四军皖南部队压缩至长江边相机歼灭。同时，以第七十九师于太平、石埭之间，以第六十二师于榔桥、三溪镇之间，占领阵地，阻止皖南部队南进；以第八十八军、忠义救国军和第二游击区部队于苏皖边郎溪地区，阻止皖南部队东进。并限定以上各部必须于12月31日前秘密完成作战准备。 1941年1月4日晚，新四军皖南部队(军部、一个教导团、一个特务团、第一、二、三纵队各两个团)共九千余人编成三个纵队按照拟定的路线，由云岭驻地先向东南行进，绕道茂林，准备经三溪、旌德、宁国、郎溪，沿天目山麓进至溧阳苏南根据地，而后待机北渡长江，向江北转移。 由于连日大雨，皖南部队行动受阻，至5日15时才到达茂林地区。7日，在星潭附近即遭国民党顽军第四十师拦击。8日，被迫改向西南廉岭、高岭方向行动，又遭顽军第七十九师阻击，不能前进。遂又改向西北茂林方向突围。此时，顽军新编第七师、第一四四师已占领云岭、茂林等地，第四十师和第一四四师加紧从东、西两个方向对皖南部队发动进攻。叶挺指挥部队顽强抵抗，激战一日，终将顽军击退，皖南部队转移至茂林以东5公里处的石井坑，准备整顿队伍，继续突围时，又遭顽军第四十、第五十二、第一○八、第一四四师等部的围攻。皖南部队宁死不屈，浴血苦战。10日，叶挺在高滩阵地上召集教导团全体同志作了悲愤激昂的讲话：“我想不到蒋介石的卑鄙无耻，竟会到这步田地，与中华民族的罪人秦桧相比，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为了民族存亡，团结抗战，我一定要尽力挽回当前这一国家民族危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2日，中共中央电告周恩来：“新四军全军东进，行至太平、泾县间之茂林，被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已六天，突不出去，”“望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放我东进北上，并向各方面呼吁，证明国民党有意破裂。”⑧周恩来立即向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分别提出严重抗议。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周恩来要蒋立即下令国民党部队撤围，给北上的新四军让路。蒋介石表面上虽答应下令查处，但背地里却督令顾祝同加紧围攻，务期“一网打尽，生擒叶项”。 14日，新四军经过八昼夜的浴血奋战，终于弹尽粮绝，阵地完全被顽军占领，除傅秋涛、黄火星等两千余人分别突围外，其余七千人，一部被俘，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在同顽军作最后谈判时被无理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突围中战死，副军长项英和参谋长周子昆则转移隐蔽后被叛徒杀害。被俘的指战员被押送到上饶集中营，遭到惨无人道的迫害。这就是蒋介石蓄意制造的亲痛仇快、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1月17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叛变”,已将其“全部解散”,决定“撤销”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依法惩治。而对“剿共”有功的上官云相和第二十五军则各奖赏法币5万元。同时，命令汤恩伯、李品仙等二十余万军队大举进攻江北的新四军。至此，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了顶点。 同一天，周恩来打电话给何应钦，义愤填膺地痛斥说：“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随后，又乘车到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处，当面提出质问和抗议。当晚深夜，周恩来亲笔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刊登在次日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在重庆广为散发，轰动了整个山城和国民党统治区。 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全面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摧残抗日力量的罪行和1月17日命令的反动实质，强烈要求：严惩阴谋消灭新四军皖南部队之罪魁祸首；释放所有被俘之新四军将士，保障叶军长等军政干部之生命安全；抚恤新四军皖南部队死伤将士及其家属；停止华中数十万大军之剿共战争；平毁西北之反共封锁线；停止全国各地残杀逮捕共产党员及爱国人士的犯罪举动，释放一切爱国的政治犯；肃清何应钦等一切亲日分子；反对一切破坏抗战、破坏团结之阴谋计划；严整抗日阵容，坚决抗日到底。 18日下午，在重庆的叶剑英主持起草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象》的文章，经周恩来审阅后，印成传单散发。同日，董必武还与黄炎培、沈钧儒、邹韬奋等交谈，介绍皖南事变真相，商讨对策。 与此同时，廖承志在香港公布皖南事变的真相，向国际社会表明：皖南事变后，中共坚持抗战、团结的方针绝不改变，但对反共军事进攻不能不有所戒备，中共不愿由此发生大规模内战，如果内战挑衅者做出更大阴谋，使日本坐收渔利，则中国抗战前途岌岌可危，望国际人士共挽危局。 20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并号召新四军全体指战员继续高举团结抗战的旗帜，坚持大江南北的抗日阵地，坚持抗战。同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的名义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处理好皖南事变，做到下列几件事(通称“善后办法十二条”):悬崖勒马、停止挑衅；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撤退华中的“剿共”军；平毁西北的封锁线；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谈话还郑重指出：“我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我们让步的阶段已经完结了。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如若他们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⑨ 皖南事变的真相揭露后，不但广大人民反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大多数进步人士、中间派和海外华侨也都站在同情共产党，反对顽固派一边，而且国民党内部也不一致，一部分人士也不赞成蒋介石的投降分裂活动。在国际上，苏、英、美也反对中国发生内战； 日本与国民党顽固派的矛盾也远未解决。 1月27日，蒋介石在重庆中央纪念周发表演说，在这个演说里，他力图缩小事件的范围，故意把皖南事变说成是军令军纪问题，不牵涉党派与政治问题，企图以此推卸其责任。 2月，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召开日期临近，蒋介石为了摆脱政治上孤立的困境，千方百计要求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14日，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中共中央决定以共产党参政员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七人的名义致函国民参政会，将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1月20日谈话中提出的“善后办法十二条”作为“恢复国共团结，重整抗日阵容，坚持对敌抗战”的前提，否则，中共参政员将不出席参政会。 2月25日，国民党代表张冲提出具体解决的意见：(一) 十八集团军以正规军开到黄河以北，其他游击队全部留华中，配合国军作战。增加一个军，补新四军缺，归还叶挺及其他干部；(二) 参政会改请董必武、邓颖超出席；(三) 目前军事进攻已停止，政治压迫总要解决，需请蒋介石负责纠正，再不许发生新事件。⑩ 2月26日，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三点对策：(一) 非十二条圆满解决并办理完毕，确有保证之后，决定不出席参政会。(二) 张冲所提条件不能接受，七参政员公函不能撤回。(三) 如彼方有诚意解决问题，则应： (甲) 参政会延期两个月开会；(乙) 在两个月内解决十二条及一切悬案；(丙) 派机送周恩来回延开会，以便讨论彼方意见。 2月28日，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决定向张冲口头提出临时解决办法12条，作为出席参政会的条件：(1)立即停止全国向我军事进攻；(2)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中共及各党派之合法地位，释放西安、重庆、贵阳及各地之被捕人员；(3)启封各地被封书店，解除扣寄各地抗战书报之禁令；(4)立即停止对《新华日报》之一切压迫；(5)承认陕甘宁边区之合法地位；(6)承认敌后之抗日民主政权；(7)华北、华中及西北防地，均维持现状；(8)于十八集团军之外，再成立一个集团军，共应辖有六个军；(9)释放所有皖南被捕干部，拨款抚恤死难家属；(10)发还皖南所有被捕人枪；(11)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每党派出席一人，国民党代表为主席，中共代表副之；(12)中共代表加入国民参政会主席团。(11) 3月2日，董必武、邓颖超致函参政会秘书处，正式提出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指出“兹为顾全团结，加强抗战起见，必武、颖超特将在渝所见各方奔走之结果，提出临时办法十二条，附列于后。如此十二条能蒙政府采纳，并得有明令保证，必武、颖超届时必可报到出席”。同一天，周、董、邓致各党派领导人士书，再次阐明自己主张，“凡有可以谋团结之道者，同人等无不惟力是赴，今兹所提，已力求容忍，倘能得有结果，并获有明确保证，必武、颖超必亲往参政会报到”(12)。 中共这种坚持原则、光明磊落的坚定立场，得到了国内外广大进步势力的同情和支持，使蒋介石在政治上又一次遭到严重打击。 3月8日，蒋介石在参政会上发表演说，表示“决不忍再见所谓‘剿共’的军事，更不忍以后再闻有此种‘剿共’之不祥名词留于中国历史之中”,保证“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13)。至此，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粉碎了。 皖南事变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制造的震惊中外反共事件。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奉命北移。6日行至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突遭国民党军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部队英勇抗击，血战7昼夜，终因弹尽粮绝，除约2000人突围外，其余6000余人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遇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 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Wannan shibian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共9 000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按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由皖南泾县云岭出发开始向江北移动。1月6日，当部队行至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的7个师8万多人的拦击。8日，陷于重围。广大指战员虽经7昼夜的浴血奋战，但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等两千余人分散突围外，一部被俘，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与顽军谈判被扣，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突围中牺牲。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后被叛徒杀害。17日，蒋介石反诬新四军为“叛军”，宣布取消其番号，并声称要将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 第二次反共高潮 第三次反共高潮 ☛ 皖南事变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蓄意制造的血腥事件。1940年10月，国民党强令在黄河以南坚持抗战的新四军、八路军全部开赴黄河以北。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驳斥这一无理要求，一方面从维护抗日大局出发，同意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调到江北。1941年1月，皖南新四军9000余人，取得国民党当局同意，向北转移。行至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七八万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经7昼夜奋战，新四军除小部分突围外，大部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被叛徒杀害。17日，蒋介石竟反诬新四军为“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 皖南事变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奉命北移。6日行至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突遭国民党军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部队英勇抗击，血战七昼夜，终因弹尽粮绝，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遇害。17日，蒋介石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下令进攻新四军江北部队。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这一反动暴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 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亦称第二次反共高潮。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伏击新四军的一次严重反共事变。1940年10月，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名义，强令在长江南北和黄河以南坚持抗战的新四军、八路军全部开赴黄河以北。中国共产党据理严词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但为顾全大局，仍答应将皖南新四军开赴长江以北。1941年1月7日，当新四军9000余人行至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8万多国民党军伏击。新四军奋战7昼夜，除2000余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和被俘，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兼政委项英牺牲。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重整新四军，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坚持在华中敌后抗战。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下，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 ☚ 陕甘宁边区 延安整风运动 ☛ 皖南事变wan nan shi bianSouth Anhui Incident—large-scale antiCommunist incident in 1941,in which the Communist-led New Fourth Army was perfidiously ambushed by the Kuomintang in southern Anhui when the two sides were allied to fight Japanese aggression 皖南事变Southern Anhui Incident(1941) 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参见 “第二次反共高潮”。 ☚ 皖系军阀 惩治走私条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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