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通信》

毛泽东在1959年3至10月，主要就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向党内各级干部发出的几封工作信件。1958年，在总路线提出之后轻率地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了许多理论和实践的混乱，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给国民经济造成极大的危害。人民公社建立后，急于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刮起了一股平均主义的“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农民的很大恐慌，严重地脱离了广大群众。1958年秋冬之间，党中央发现了上述问题。毛泽东既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也是党中央领导集体中较快地觉察到运动发展中出现尖锐问题的领导人。他带头提出并要求纠正这些已被觉察到的“左”倾错误。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的八九个月的时间中，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全党为此进行了初步的努力。在此期间，从1959年3月9日至4月29日，毛泽东先后5次向党内各级干部写信，同他们讨论问题和解决办法，10月11日又为提倡养猪写了第6封信，均称“党内通信”。在写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前3封信中，主要是督促各地召开省、县的多级干部会议，开展充分的讨论以贯彻落实中央会议的方针政策，寻求解决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的正确方案。他指出，过去几个月中，因为“吹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暂时脱离了群众”，要从“这样一个尖锐的教训中，得到经验”。他反复强调，“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党内通信》1959年3月15日、17日)第四封信是讲城市工作的。信中尖锐批评党的中层、基层干部中的许多人“几乎完全脱离群众”，他指出，“情况不明，下情不能上达、上情不能下达，危险之至”。(《党内通信》1959年3月29日)在写给省、地、县、社、队和小队级党的领导干部的第5封信中，提出与各级干部商量关于农业的6个问题，即包产问题、密植问题、节约粮食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机械化问题和讲真话问题。他着重指出，“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党内通信》1959年4月29日)应该说，在“左”的指导思想并未从根本上得到端正、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仍然完全肯定的情况下，这些通信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但是，毛泽东能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以通信的方式直接与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讨论问题、商讨决策，是难能可贵的，他关于“关心群众利益”、 “适合群众要求”和“讲真话”的思想理论是正确并具有长远意义的。这对于遏制当时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很大危害的共产风、浮夸风和瞎指挥风、恢复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起了重要作用，也表现了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尊重群众、与人民息息相通的优秀品格。在第6封信中，毛泽东大力提倡养猪及其他牲畜，对于当时及后来畜牧业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