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白诗笺证稿

唐诗学专著。今人陈寅恪著。寅恪(1890—1969)，江西修水人。曾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等校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等职。此书于1950年由岭南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刊行；1955年作者修改扩充后，由文学古籍刊行社重版；1959年又经作者增补材料、修订错误，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重印出版；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陈寅恪文集》之六再版，增补作者十条附记。全书共分六章，分别对白居易、元稹《长恨歌》、《琵琶行》、《连昌宫词》、艳诗及悼亡诗、新乐府，古题乐府等进行认真翔实之笺证。著者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对白居易、元稹二人作品，区分其题目题材，考订其制作年月，详绎其意旨词句。如第六章《古题乐府》，著者比较元稹所作新题乐府不及白居易之二处，进而分析元稹“欲改创以求超胜”之心理，遂使其于元和十二年（即白居易于元和四年赋新题乐府后之八年），和刘猛、李馀古题乐府诗时所赋古题乐府诗十九首，得以补救所作新题乐府之缺憾，别出新意。对此，著者举其最佳诗作加以证明。对同一性质题目的作品，著者亦用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考定其作成的年代，于同中求异，异中见同，以明了文学演化之迹象及文人才学之高下。如第二章《琵琶行》，著者以白氏《琵琶行》与元氏《琵琶歌》比较，先考订二人作品年代，知元作先于白作。进而通过二诗逐句比较分析，得出白诗胜于元诗之结论。本书著者向以诗史互证之研究著名，故其以史证诗亦于本书可见一斑。如首章《长恨歌》论及杨太真之入宫始末，著者对清朱彝尊书《杨太真外传》后之考证文字中有关武惠妃薨年，再考诸两《唐书》、《唐会要》、《资治通鉴》、《大唐新语》等史籍，知惠妃于开元二十五年薨，而非开元二十四年。杨妃亦非于开元二十五年入宫，而在开元二十八年。考证史料翔实，多有见地。本书后有附论六则：白乐天之先祖与后嗣；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关系；论元白诗之分类；元和体诗；白乐天与刘梦得之诗。

元白诗笺证稿

陈寅恪著，上海古籍出版社78年新1版。共分六章：一，《长恨歌》。二，《琵琶引》。三、《连昌宫词》。四，《艳诗及悼亡诗》。五，《新乐府》，。六《古题乐府》。另有《附论》及《校补记》，此书不囿成说，新意迭出，如一，论《琵琶引》。认为它的蓝本是元稹《琵琶歌》，白诗乃改进元诗而成。因白诗抒迁谪之怀，有真情实感，故较元稹之仅践宿诺、偿文债者迥异。且引刘禹锡《秦娘歌》李绅《悲善才》加以比较。至于乐天何以半夜与商妇聚饮，著者除辨析洪容斋之误外，还作了令人信服的解释：此商妇乃长安故倡，唐时士大夫风习，极轻贱地位低下之女子，故乐天不必顾忌。再者亦由唐时由文词科举进身之新兴阶级（乐天所属）放荡不拘礼法之故。二，论艳诗及悼亡诗。著者以研究元稹婚宦为突破口来探讨元稹这两类诗作。唐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婚宦评量人品之高下。婚而不娶名家女，仕而不由清望者，俱为社会所不齿。元稹弃莺莺而娶韦丛，明经之后复举制科，皆不惮改辙，以增高其政治社会之地位。元稹去故就新，弃贱就高，时人不以为非，故敢于将其猎艳寻芳之事详尽言之，遂有《梦游春诗》百韵艳诗巨制；而悼亡诸诗所以写得好，是由于韦丛不好虚荣，元稹尚未富贵，贫贱夫妻，关系纯洁，措意遣词，悉为真实的缘故。三，论《新乐府》。体裁上，元作以七字句为常则，而白作多重叠三字句后接以七字句，即三三七格式。敦煌俗曲多此格式，故白作乃吸收并改良民间歌谣，通俗易懂，广泛流传，开一时风气。结构上，白诗系按时代顺序来讽咏唐创业后至玄宗前事、玄宗时事、德宗朝事、宪宗朝事，最后两篇乃总括前作。可见它是极有层次、首尾相应的作品，总结了太宗朝的创业、玄宗朝的兴衰变化，针对时政而发，是讽谕诗的榜样。此书研究方法亦足以垂范后人。一曰以史证诗而不以史绳诗。以往史家常对诗歌中不合史实处大加訾议，先生则反是。如“峨眉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先生固知其失史实，然云：“此亦不足为乐天深病”、“文人描写，每易过情，斯固无足怪也”，顾及了文学自身的特点。二曰比较法。“治文学史者，必就同一性质题目之作品，考定其作成之年代，于同中求异，异中见同，为一比较分析之研究，而后文学演化之迹象，与夫文人才学之高下，始得明了”(《琵琶引》)。研究《琵琶引》（已见上叙）、《新乐府》便是这种方法的具体运用。元稹《新乐府》不及白诗有二：一为元诗一题数意，使人不知主旨，读后印象不深，感染力不及白诗一题一意之大。二为元诗语辞晦涩，不似白诗词句的简单晓畅。白诗为改进元诗之作品。三曰不以人废诗。先生虽对元稹人品深感头痛，但对其诗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有利于保持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对于书中的某些观点，如行卷之风与传奇兴盛之关系、《连昌宫词》写作年代等，近年学术界或有异议。总的看来，此书学贯中西，融汇古今，博大精深，浑灏无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