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岛献吉郎论宋词的繁荣

儿岛献吉郎在《中国文学概论》(原文为《支那文学概论》，京文社，1928年版)第三十二章《词与曲》中谈到宋词的繁荣时说：“词者，诗余也，以歌咏为目的。若谓元曲滥觞于此，则宋词亦实可谓一代之歌剧。然此可否谓文学上之进步，乃不得不考虑之问题。若以此为文学上之进步，何以昌之诗余？余流者，岂非末势之萎靡之意哉！若以此为诗道之退步，则不能不怀疑宋之诗人何以于此间殚思竭虑？予断言宋词之繁荣乃宋之诗人对唐诗张一叛旗欲开拓自由天地之野心之成功者也。何以谓之？诗经三百篇乃姬周之新乐府，向言诗之至情者也；汉魏之古乐府，乃二代之新乐府，五二言诗之致粹者也；唐之绝句，乃李唐之新乐府，五七言诗之至醇者也。宋之诗人，一般好胜，欲与唐人抗衡，而至及自觉以绝句出唐诗之右至难，欲在诗学上新开拓别一天地，遂自长短句成一种新诗体，此岂非彼等之野心成功哉！诗经之周颂三十一篇中长短句十之居九，汉之郊祀歌十九篇中长短句十之居五，词之长短句胚胎于此，柳亦产生于欲超脱积年因袭而来之五七言之成格之彼等之野心乎？唯词这平仄法与押韵法甚复杂，无一定之原则，如每篇每句其矩矱不同，并非彼等之好烦而然。宋人概疏于音律者也。想来彼等之词，本不拘泥于平仄，而自由取诸胸臆，合诸管弦耶？此所以百人百题各自平仄有殊也。而后世作图谱，每题立章程，因图填词，据谱谐声，则当初之词，矩矱最自由，未必为形式束缚，而后世之词，法度最穷屈，句栉字比，徒刻意于末枝。此之所以无向上进步之余地，明以后气息奄奄，仅于戏曲中留其残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