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

指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丘所创立、后经孟轲、朱熹等发展的儒学道德体系。其学说主要有以下特征：（一）注重人的本体道德形而上学研究，提出性命、心性之学。孔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变化，“性相近，习相远也”；但在某些先天禀赋如思想能力方面则是难以改变的，他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战国时孟子提出人性本善论，认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仁等作为人的道德属性先天地内在于人的心理活动中，“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荀子则提出人性本恶论，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主张用礼法使人的恶性得到禁治，最后“化性起伪”，归“合于善”。汉儒董仲舒提出性三品，将人性依据人的情感的多寡分为三等；扬雄提出“性善恶混”说。宋儒朱熹认为“性者，心之理”(《朱子语类》卷5)。（二）注重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道德规范化，提出仁学和礼学。孔子提出“仁”，认为仁即“爱人”。达到仁的人有知，“未知，焉得仁？”有勇，“仁者必有勇”。仁的具体德目都是个人美德，包括恭、宽、信、敏、惠等。实行仁的方法称为“忠恕之道”。其原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孟子以心性规定仁，认为“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其实是奉敬亲友，“仁之实，事亲是也”(《孟子·离娄上》)。宋儒二程以仁为本体，“仁者体也，义者用也”(《二程遗书》卷4)，“仁是本也，孝悌是用也”(同上书，卷18)。孔子以礼为人的社会生活的根本，是社会等级秩序，“不学礼，无以立”。“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荀子认为礼的社会作用是确定人的社会名分等，“分莫大于礼”(《荀子·非相》)。分别是指“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荀子·礼论》)。儒家的礼学主张实行道德社会生活，至汉儒提出“三纲五常”之说，成为中国古代国家生活中的重要道德原则。（三）注重美德，轻视利益，提出重义轻利思想。孔子提出“见利思义”、“见得思义”，认为“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小人则重利轻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孟子主张以义得利，而保利弃义的人，“谓之至贼”。孔孟还主张为了恪守道义，不惜“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荀子认为人应该有生死由乎义的“德操”。宋儒将义利之辨视为道德知识的一个重要内容，程颢认为，“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语录十一》)。陆九渊说： “凡欲为学，当先识义利、公私之辨”(《与包敏道书》)。（四）注重人的发展方面的道德化，提出道德修养理论。孔子倡学礼，提出“不学礼，无以立”的主张。孔门弟子提出内省、内自讼、见贤思齐等修养方法。孟子则提出“自反”，认为修养过程是“求放心”、“修身以俟之”。将孔子的“立”发挥为“立命”。宋儒程颐认为，“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己。学也者，使人求于内也；不求于内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学也”(《宋元学案》卷15)。朱熹认为，“反之者，修为以复其性而至于圣人也”(《孟子·尽心上注》)。杨时主张“学至于圣人”(《龟山集》卷11)。明儒、王守仁认为修养先行清整心体，他说：“学者欲为圣人，必须廓清心体，使纤翳不留，真性始见，方有操持涵养之地”(《与黄绾论学书》)。（五）注重道德人格，提出圣人、君子、小子等人格分层理论。孔子认为合乎仁的人为君子，“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论语·里仁》)。君子为道不偏为器，他说： “君子不器” (《论语·为政》)。圣人则是最高人格。《论语·雍也》：“子贡曰： ‘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当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孟子则推孔子为“圣人”。荀子认为，圣人是知尽人伦和能为道德立法的人。他说：“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荀子·性恶》)。宋儒朱熹认为圣人是通化之人，他说：“圣者指大而化之”(《论语章句集注》)。(6)注重政治与道德的关系，提出德政、仁政理论。孔子提出德政，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主张重德轻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同上书）。孟子提出仁政，反对霸政。主张“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认为“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荀子提出礼政，认为“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荀子·议兵》)。宋儒有王霸之辨。朱熹主张尊王贱霸，陈亮主张王霸并用，只要君王“德在生民”。儒家伦理是儒家学说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构成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的主干。受到历代统治阶级的重视，并被确定为国家的官方道德。自18世纪传入西方，受到西方思想家的重视。儒家伦理在亚洲地区也有广泛影响，特别是对日本、朝鲜、新加坡、越南等国的影响尤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