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苏的唐诗研究

俄国对唐诗的译介始于十九世纪，1874年在彼得堡出版了王勃《滕王阁序》的俄译本。1880年瓦·巴·瓦西里耶夫(1818——1900)在其所著《中国文学史纲要》中盛赞中国古诗的繁荣时，首先向俄国读者介绍唐代大诗人的名字，他写道：“如果我们（俄国人）知道并且高度评价普希金、莱蒙托夫、科里左夫的短诗，那么中国人在绵绵两千年里出现的诗人，像普希金等那样的诗就有成千上万……这里仅举出司马相如、杜甫、李太白、苏东坡等就够了。”瓦·米·阿列克谢耶夫(1881——1951)对司空图的《诗品》作了多年研究，写成硕士学位论文《中国论诗的长诗：司空图(837—908)的&lt；诗品&gt；》，1916年在彼得堡作为专著出版。这是俄国第一部研究唐诗的巨著，作者全面系统地分析了《诗品》的内容和成就，尤其赞赏《诗品》的诗歌风格论和意境说，并以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等唐代诗人的创作为例证，加以阐释和论述。
苏联对唐诗的翻译是比较充分的。十月革命后，阿列克谢耶夫倡议对中国诗歌进行研究，并在1920年提出一个翻译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宏大规划。
唐诗俄译本在苏联最流行的有两种，一种是1956年出版的《中国古典诗歌集（唐代）》，由费德林编选并写有一篇长序，亚历山大罗夫、马尔科娃、巴斯曼诺夫等十五人译；另一种是1957年出版的《中国诗歌集》第二卷（唐诗），由郭沫若和费德林编选。两书的出版者均为国家文学出版社，印数均为35000册。这两种选集入选的诗人多，是反映面最广的唐诗俄译本。前一种选入58位诗人的181首诗。其中李白选18首，杜甫选20首，白居易选18首，王维选17首，选三、四至七、八首的有孟浩然、刘长卿、岑参、韦应物、刘禹锡、柳宗元、元稹、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等，选一、二首的有王绩、卢照邻、骆宾王、王勃、杨炯、沈佺期、贺知章、王翰、崔国辅、李颀、王湾、王之涣、王昌龄、高适、常建、李嘉祐钱起、张继、顾况、戴叔伦、张志和、孟郊、韩愈、王建、李贺、李绅、曹邺、皇甫松、聂夷中、杜荀鹤、牛希济等。后一种在前一种的基础上略有增删，增加张若虚、陈子昂、张九龄、皮日休等，扩大为61位诗人的202首诗。
苏联著名女诗人阿赫马托娃所选译的《杜甫抒情诗集》，出版于1967年。在七、八十年代出版的、唐朝大诗人的选译本有吉托维奇译《李白抒情诗选》(1956和1959年两种)及《杜甫抒情诗集》(1967年)，吉托维奇和苏霍鲁科夫各译一种《王维诗集》(分别为1959年和1979年)，还有《唐诗三人集(李白、王维、杜甫诗歌三百首)》(1960年)，白居易的选集多达六种（均艾德林译），它们是《白居易绝句集》三种(1946、1949和1951年)、《白居易诗集》(1958和1978年两种)和《白居易抒情诗集》(1965年)。
1949年出版的艾德林的《白居易绝句集》，是一本研究兼翻译的译著。唐代诗人被苏联汉学家研究并写成专著的，除司空图、白居易外，还有李白、杜甫和王维。女汉学家费什曼在1941年完成了副博士学位论文《欧洲对李白的学术研究》，1958年她又写出专论《李白的生平与创作》。谢列布里亚科夫的专著《杜甫评传》，出版于1958年。据谢列布里亚科夫的概括，苏联研究杜诗的成就在于“确认了杜甫创作的主要思想倾向和高度评价诗人在发展文化中的作用”。出版于1984年的达格丹诺夫的专著《王维创作中的禅佛思想》，比较全面地论析了王维的生平与创作，同时抓住王维同禅佛的关系这条线索，作了重点评述。达格丹诺夫还从同样的角度研究白居易等诗人，并写出一系列有关的论文。
苏联当代研究者对唐诗成就的论述，以费德林最具代表性。他在1972年纪念白居易诞生一千二百周年的文章中说：继陶渊明之后“唐代诗人陈子昂也反对旧的形式和题材，克服矫揉造作晦涩难懂的诗风，主张恢复三国时期曹植、阮籍的诗风和韵律规则。随着诗歌题材的进一步扩大，诗歌的形式也更加丰富。八世纪便出现了当时最杰出的风景诗巨匠、诗人和画家王维”，这个时期“最大的诗人李白在绝句和七律上已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并对以后数百年的诗歌发展发生巨大的影响。”安禄山之乱导致唐朝衰落以后，“旧的优秀诗歌传统的继承人和新的诗歌的创始人杜甫……表现了对祖国命运的忧虑、对老百姓利益的深切关怀和对孤苦无告者遭遇的同情”这种“人道主义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