侈靡论

中国历史上关于纵欲消费的消费伦理观。它认为尚奢消费对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并且是道德的。先秦《管子·侈靡》认为，侈靡是使民效力于上的前提，“饮食”、“侈乐”为民之所愿，只有使民“足其所欲”， “赡其所愿”，统治者才能“用之”。富人侈靡而财散，其财力便难以膨胀到与国君分庭抗礼的程度，也可使穷人得到谋生的机会。“富者靡之，贪者为之”；侈靡使穷人“动肢而食”，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巩固。《管子》关于“莫善于侈靡”的思想对后世有一定影响。明中叶陆楫提出“奢能致富”的思想。他看到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并认为这个发展趋势“虽圣王复起”(《蒹葭堂杂著摘抄》)也不能阻止。清魏源主张在统治者中间和下层贫民中要提倡节俭，但对一般富民则要鼓励其尚奢。侈靡论片面强调尚奢的生活消费，不仅会导致道德风气的败坏，也会使富人因维持侈靡的生活方式而加重对贫民的剥削和抑制生产资料的发展，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侈靡论

肯定侈靡即扩大生活消费在一定条件下对社会经济有积极作用的消费观念。战国荀卿指出，满足人们的消费欲望有利于生产的发展。《管子·侈靡》提出“莫善于侈靡”，认为侈靡是使民效力于上的前提，“饮食”、“侈乐”是“民之所愿”，“足其所欲”，“赡其所愿”，统治者才能“用之”。富人侈靡而财散，其财力便难以膨胀到与国君分庭抗礼的程度，并使穷人得到谋生的机会。“富者靡之，贫者为之”，使穷人“动肢而得食”，有利封建统治的巩固。《管子》强调崇俭是一般情况都可适用的原则，但侈靡在特定时期如社会经济不振时可以发挥特殊的作用。《管子·乘马数》提出在水旱凶荒之年，人民无本事可作，国家可进行宫室台榭的修建，以扩大贫民就业的机会； 为扩大消费以刺激生产，还主张有积蓄的富人长丧重葬，甚至不惜在煮蛋前将鸡蛋加以雕绘，在烧柴前将木柴加以雕刻。扩大消费将增加对商品的需求，因此，侈靡的消费观对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管子》“莫善于侈靡”的思想为后代思想家继承发展。北宋范仲淹在知杭州任上将“宴游”作为救荒的一项重要措施予以运用。明中叶，陆楫提出“奢能致富”的观点。陆楫看到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并认为这一历史趋势“虽圣王复起”(《蒹葭堂杂著摘抄》) 也不能阻止。他认为节俭仅对个人家庭有利而于社会则有害，肯定尚奢对社会有积极作用，但认为可以尚奢的只是那些富商大贾、豪家巨族，不包括上层统治者和下层贫民。陆楫的这一思想为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集大成者魏源直接继承。魏源赞同在统治者上层和下层贫民中提倡节俭，于一般富民则鼓励其尚奢。他将俭划分为“利他之俭”和“利己之俭”，指出顽固保守派宣扬的“吝啬于一己”的守财奴式的俭于社会有害无益，认为富人尚奢即把财富用于消费为“均财”，为富人与贫民之间的“通工易事”(《默觚下·治篇十四》)，将刺激生产的发展，从而解决一部分人的生计问题。从魏源《默觚》中列举的通工易事的内容看，都与手工业、商业有关，对这些商品的购买与消费的增加，必然促进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及资本主义萌芽的较快生长。但无论魏源、陆楫，及上溯至《管子》作者，谈论消费的作用均局限于生活消费对生产的刺激作用一面，而没有提出生产本身的消费问题。在封建制度下，地主阶级的消费并不全部依赖于市场，其中一部分消费资料从农民那里榨取后便直接用于消费，这部分物资消费的增减，并不和市场、手工业发生关系，不能增加通工易事。而生活方面的尚奢，不仅使社会风气败坏，也会使富人们因维持侈靡的生活而加重对贫民的剥削，从而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人物章太炎1907年在《读 <管子> 书后》一文中，借评价 《管子·侈靡》篇发挥 《管子》“莫善于侈靡”的观点，认为“侈靡”并不一定是坏事，它是不同时代人们的消费水平，只要能“适其时之所尚，而无匮其地力人力之所生”，这种消费就是合理的，也就“无所谓侈靡”。章太炎还认为“侈靡愈甚”，又可促进生产的发展和商务的兴盛。随着文明的进步，中国和西方国家都要愈加侈靡，而侈靡促进工艺和商务，即资本主义近代工商业的发展，是其历史的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