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版本与写作背景

《西游记》作者吴承恩 《1504?—1582? ) ，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明淮安府山阳县 （今江苏淮安） 人。他的曾祖吴铭，祖父吴贞曾“两世相继为学官，皆不显”。父吴锐，字廷器，幼年丧父，赖寡母抚养成人，因家道贫困，不得已入赘徐门。徐氏是个以“卖彩缕文榖”为业的小座商，后来吴锐“遂袭徐氏业”，由一个“家世儒者”的世家子弟沦落为一个小商人，穷居市廛，“终其身未尝入州府”。吴锐平生酷爱书史，“自六经诸子百家，莫不流览。”为人正直，有长者风，在里党中德望颇高。由于小商人低下的社会地位，常遭官府胥吏的敲诈凌辱，故每谈时政，“意有所不平，輒抚几叹惋，意气郁郁。”对当时的黑暗政治，深感愤懑。这样的家庭环境，给了吴承恩多方面的熏陶和影响。
吴承恩的生平事迹，多泯灭不传。现只能根据仅见的几则材料，窥其生平之大略。
吴承恩少颖悟，明天启 《淮安府志·人物志》 中说他“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才情秀出的淮上名士，却“屡困场屋”，仕途蹭蹬，过着卖文自给的清贫生活，直到四十岁左右，才补了一个岁贡生。他为人倔强、清高，“一意独行，无所扳援附丽”，以致风尘颠沛，潦倒终生。嘉靖隆庆之际，他迫于家贫母老，勉强出仕长兴县丞，未两年，又“不谐于长官”，“耻折腰，遂拂袖而归。”晚岁家居，以诗文自娱。《西游记》 当是他中年到晚年写成的。他的著作很多，惜因贫老无嗣，遗稿大都散失。除神话小说 《西游记》外，诗文有后人汇辑的 《射阳先生存稿》 四卷，解放后整理重印，改名为 《吴承恩诗文集》 。
《西游记》的版本情况比较复杂，有关版本研究尚有待深入开展。现存明代嘉、万至崇祯间的版本共有四种： 明万历二十年(1592)书商余象斗编刻《四游记》中杨致和编四十回本 《西游记传》 (余刻本已无存，现存清嘉道间翻刻本，简称“杨本”)、明嘉万间刊刻朱鼎臣编十卷本 《唐三藏西游释厄传》 (简称 “朱本”) 、明万历二十年世德堂本 《西游记》 （为今见吴本最早的完整刻本）、明崇祯间刻本《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这四个明代版本盖可分为两个系统：杨本与朱本属早期的简本系统；世本与李评本则是属经吴承恩加工再创造后的繁本系统，均无唐僧出世故事。
清代主要刻本均属繁本系统。有：清初刻本汪象旭评《西游记证道书》(此本始增入“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一回)、康熙三十五年(1696)刻本陈士斌评《西游真诠》、乾隆十三年(1748)晋省书业公记本张书绅评《新说西游记》、嘉庆二十四年(1819)刻刘一明评《西游原旨》、道光十九年(1839)刻张含章评《通易西游正旨》等。这些清代刻本，除《新说西游记》基本上保持世本和李评本的原貌外，其他各本，均系世本与李评本的删节本。世本与李评本中许多优美的景色环境、人物相貌装束和战斗场面描写的骈辞韵语，这些刻本均删除殆尽；其他叙述性文字，也作了大量删削。所以，清代实际上同时流传着吴承恩撰本《西游记》原本（即繁本）和节本两种版本。
现在国内通行的《西游记》有两种本子：一种是从五十年代一直刊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本《西游记》，以世德堂本为底本校勘加注；一种是一九八七年四川文艺出版社本《新校注本西游记》，以李评本为底本校勘加注。
吴承恩写作《西游记》大抵在中年动笔，晚年完稿。吴承恩主要活动年代，是明代后期的嘉靖、隆庆和万历初年。这个时代的武宗、世宗、神宗等几个皇帝，都是些昏庸残暴、骄奢荒淫的君主，朝政废弛，权奸执柄，宦官干政，内阁纷争不息。为了镇压异己，实行血腥的特务统治，厂卫横行，缇骑四出，闹得人人自危。伴随封建统治阶级政治上的日益腐朽，土地迅速集中兼并到少数人手中，逼得农民大量脱离土地，流徙逃亡，引起封建社会基本矛盾——农民和地主的矛盾迅速激化。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也在这个时期被历史的产婆召唤出来，在一些先进地区开始出现，社会矛盾增添了新的内容。
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产生的过程相适应，一种新的社会力量——新兴市民也在旧社会的母体里形成了，并在社会生活中日益显示出他们的力量。他们受到封建势力的摧残和压抑，要求商品经济的自由发展，开辟出一个新的反封建战场，增添了社会斗争新内容。市民阶层一方面是封建阶级的对立物，另一方面又与封建势力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阶级状况就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具有明显的二重性：既有与封建势力对立反抗的一面，也有与封建势力妥协乃至合流的一面。
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新兴市民势力的崛起，必然引起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和社会风尚的变化。嘉、万年间，在商品货币经济的冲击震荡下，传统的封建等级秩序、纲常伦教，开始发生动摇，出现混乱。不少封建世家衰颓没落，“故家降为皂隶” (康熙《漳州府志》。卷26)与此相应，社会风尚也显现出变化的迹象，嘉靖时人何塘在《民财空虚疏》中说： “今承平既久，风俗日侈，起自贵近之臣，延及富豪之民，一切皆以奢侈相尚，上下之分，荡然不知。”
新的社会因素的出现，也给这个时期意识形态领域带来深刻的影响。
这时，在思想界正是官方哲学——宋明理学严酷统治的时期。也在这时，思想界先后出现了一批为新兴社会力量呐喊开路的进步思想家，如明中叶的罗钦顺、王廷相以及稍后的吕坤、李贽等人，他们从世界观和认识论等不同方面触动封建主义的神圣教条，对宋明理学展开大胆的批判和挑战。那个被封建阶级目为 “异端之尤”的李贽，在道德观、伦理学中提出一些带有早期启蒙色彩的萌芽思想，要求个性自由发展，显然是反映了市民工商业者要求商品经济自由发展的愿望。特别是，他对道学家穷形极相的嘲弄，剔肤见骨的揭露，对传统神圣事物的大胆亵渎，更具有在黑暗中冲决网罗、剥夺旧制度身上道学外衣的启蒙意义。
与当时思想界声气相通，文学界出现了一个规模和影响都不小的浪漫主义运动。这个文学运动，在更广阔的社会范围内吹响了向宋明理学发起攻击的战斗号角。它以文学为武器，开了批判传统思想的先河。给被封建正统文学弄得死气沉沉的文坛，吹进一股清新的春风，推动明代后期文学界出现了一个百花争艳的繁荣局面。这个文学运动的主要参加者有戏剧家徐渭、汤显祖、冯惟敏、高濂等，散文家有袁中道、袁宏道、袁宗道三兄弟，这个文学运动较为充分地表现出正在酝酿社会变革的新旧递嬗的时代特点，吴承恩的神话小说 《西游记》正是生动深刻地表现了这种时代的变革意识，显示出这个文学运动小说创作的实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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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版本与写作背景

一、《金瓶梅》的作者
关于《金瓶梅》的作者，是 《金瓶梅》一书问世四百年来人们一直未能搞清楚的问题，以至于已有人把这个问题列入 “中国文化之谜”。这个谜底或许是历史无意的遗失，也或许是某种有意的隐瞒。
最初，当《金瓶梅》 尚以抄本流传的时候，人们对其作者就已茫然。《袁中郎集》载有中郎万历二十四年(1596) 致董其昌的一封信，赞叹《金瓶梅》“云霞满纸”，同时惊问其 “由何得来”？万历四十四年谢肇浙作《金瓶梅跋》 也说抄本 “不著作者名代”。不过，当时却流传着不少有关作者的传闻，如屠本畯记： “相传为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 《金瓶梅》 ” ( 《山林经济籍》 ) 。袁中道记： “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以西门庆影其主人，以余影其诸姬” (《游居柿录》 ) 。谢肇浙记： “相传永陵中有金吾戚里， 凭怙奢㑀，淫纵无度， 其门客病之， 采摭日逐行事， 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 (《金瓶梅跋》) 。沈德符记： “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刚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余各有所属云” ( 《万历野获编》 ) 。
万历丁巳(1617)年后，出现了 《金瓶梅》 的刻本，根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和薛冈 《天爵堂笔余》 的记载推断，初刻本似也没有作者的署名。现传世最早的《金瓶梅》刊本是《新刻金瓶梅词话》，这个本子是初刻本的翻刻，大约刻于万历末至天启年间 (1621—1627) ，其卷首欣欣子序云《金瓶梅》系其友“兰陵笑笑生”所著。按照中国传统的记名习惯，兰陵笑笑生不可能是一个人的姓氏名字，只能是一个别号或化名。现一般的论著都把兰陵笑笑生作为《金瓶梅》作者的代称，实际上并不可靠，因为根据众多记载，《金瓶梅》的抄本和初刻本既然都未提及作者，翻刻本中的欣欣子序就很可能是出于刊刻者的伪托。
入清以后，也许是沈德符 “嘉靖间大名士” 等说法的影响，明代嘉、万间最著名的文人王世贞被说成是 《金瓶梅》的作者。这种说法最早见于康熙十二年(1673)宋起凤《稗说》，以后被通行的《第一奇书金瓶梅》谢颐序肯定，又散见于各种笔记。人们还把《金瓶梅》的创作编织了一个孝子报仇的故事：权臣严嵩父子向王世贞之父王杼强索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王杼交出赝品，为唐顺之（或汤裱匠）识破，因被构陷致死；为报父仇，王世贞特作小说以投仇敌所好，书页上涂有毒药，使严士蕃（或唐顺之）阅后中毒而死云云。这个故事是没有多少根据的，本世纪三十年代吴晗曾著文详细论证其不可靠，根据各方面情况来看，王世贞不可能是《金瓶梅》的作者。
清代还有人说《金瓶梅》作者是李卓吾，或薛应旗，或赵南星，或卢楠；近年来又有人陆续提出李开先、贾三近、屠隆、汤显祖等是《金瓶梅》的作者。所有这些关于《金瓶梅》作者的说法，也都和王世贞作《金瓶梅》说一样，基本上属于猜测，很难信实。
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想对《金瓶梅》作者的真实姓名作出判断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说了解他的生平经历。倒是《金瓶梅》本身大致向我们证明了它的作者的身分、阅历和学养： 《金瓶梅》全书随时穿插各种时令小曲、杂剧、传奇、宝卷及话本等等现成的材料，这些正是当时市井文化生活的主要食粮，作者对此十分精熟，然而作品中作者自己作的诗词若按传统的标准来看几乎全是劣作，大多不合规范，说明作者对上层文学诗词歌赋比较隔膜；《金瓶梅》写了大量的人物，其中塑造得神灵活现、栩栩如生的主要是市井人物，商人、伙计、荡妇、帮闲，很多达到了传神摹影、追魂摄魄的境界，而权相、太尉、巡按、状元、御史等，大都写得比较概念和平面；比较起来，作者写贩卖经营、妻妾斗气、帮闲凑趣和市井混骂等事件和场面十分得心应手，而对朝见皇帝、谒见宰相以及宴请太尉之类场面就写得比较空泛。因此，就直观感觉来看，写出《金瓶梅》的人固然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却不大可能是正统诗文功底深厚并身居高位的大名士、大官僚，他或许是一位沉沦的士子，或以帮闲谋生的文人，也说不定竟是一位“书会才人”，也只有如此，他才能对当时的城市生活有如此真切的感受。
二、《金瓶梅》的版本
1.抄本。《金瓶梅》刊本问世以前，社会上先有各种抄本在不同地区流传。从有明一代有关《金瓶梅》的文献资料中得知，当时拥有抄本的有徐阶、王世贞、刘承禧、王肯堂、王穉登、董其昌、袁宏道、袁中道、丘志充、谢肇浙、沈德符、文在兹等人。这些抄本都没有传世。
2.初刻本及其翻刻本。《金瓶梅》初刻于万历丁巳(万历四十五年，1617)，但初刻本不传。现存世最早的刊本《新刻金瓶梅词话》一百回系初刻之翻印本。其正文前顺序列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廿公《跋》和东吴弄珠客《金瓶梅序》。东吴弄珠客序署“万历丁巳季冬，东吴弄珠客漫书于金阊道中”。所以说《新刻金瓶梅词话》为初刻之翻刻，理由如次：一是此本从第六十三回开始，一连十三次将“花子由”的“由”字改刻为“油”，应是避天启皇帝朱由校名讳，故此本不可能是万历四十七年沈德符已见到的初刻本，很可能始刻于万历末，中经天启改元后才完成；二是薛冈《天爵堂笔余》曾谈及初刻本只有东吴弄珠客序，而此本“简端”却是欣欣子序；三是沈德符曾提到初刻本第五十三—五十七回“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一见知其赝作矣。”此本与此情况相合，可知当为初刻本之翻刻。此本传世完整的有三本。一本为国内藏本，1932年发现于山西，缺五十二回七、八两页，原藏北京图书馆，现藏台湾外双溪故宫博物院，1933年古佚小说刊行会影印120部，1957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据影印本重印2000部，另有台北联经朱墨二色套印本；据此本的排印本有十余种，通行本有台北三民书局1980年删节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校点本(删19161字)，台北增你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76年标点本，香港星海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全校本。其余两本藏于日本日光山轮王寺慈眼堂和德山毛利氏栖息堂，1963年日本大安株式会社“据两本补配完整”影印出版，香港曾据此本缩印。传世三本《新刻金瓶梅词话》版式完全相同，惟栖息堂本第五回来页有异，论者或以为三本为不同时刻版，实为同版的先后印刷，异页为印刷时偶缺另补所致。
3.改编及评点本。❶《新刻绣象批评金瓶梅》一百回，有图一百零一幅，首东吴弄珠客序。约刻于崇祯年间(1628—1644)。此本据《金瓶梅》初刻本从回目到内容作了大量删削、增饰和修改工作。如删去了原书约三分之二的词曲韵文，砍去一些枝蔓，对原书明显的破绽之处作了修补，加工了一些文字。另外，结构上也作了调整，如《新刻金瓶梅词话》第一回是“景阳冈武松打虎”，此本改为“西门庆热结十兄弟”。此本传世有数种，首都图书馆藏有初版本，有傍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多出眉评，傍评也略异。首图本有题词半页，署“回道人题”，明末清初戏曲小说家李渔所著小说《十二楼》刻本有“回道人评”，《合锦回文传》传奇又有回道人题赞，故回道人或与李渔有关，有论者认为李渔即回道人，也就是本书的修改者和作评者，可备一说。此本日本内阁文库和天理图书馆也有藏。台北六一出版社曾影印日本内阁文库本。
❷《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一百回，即彭城张竹坡评本。此本为清季通行本，初刻于康熙乙亥(1695)年，首有序，署“康熙岁次乙亥清明中浣秦中觉天者谢颐题于皋鹤堂”，正文前有《竹坡闲话》、《金瓶梅寓意说》、《苦孝说》、《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冷热金针》等总评文字。正文内有眉批、旁批、行内夹批，每回前又有回评，均出自张竹坡之手。其翻版甚多，大体可分为有回评和无回评两个系列，前者有本衙藏板本、影松轩本、玩花书屋藏板本、崇经堂本等，后者有在兹堂本、皋鹤草堂本等。张评本系以崇祯《新刻绣象批评金瓶梅》为底本，正文仅在字词等方面略作改动。台北里仁书局曾影印在兹堂本，又香港文乐出版社曾将崇经堂本与在兹堂本合印。通行本有1987年齐鲁书社校点本(删10385字)。
4.伪本。清乾隆以后，出现了各种低劣的《金瓶梅》印本，且大多标榜“古本”、“真本”，如乾隆二十一年(1758)六堂本《新刻金瓶梅奇书前后部》、民国五年(1916)存宝斋印行《绘图真本金瓶梅》以及民国十五年(1926)上海卿云书局《古本金瓶梅》 等， 均系据 《第一奇书》大删大改之本， 完全失却《金瓶梅》本来面貌，可称为伪本。近年则有地下书肆印行的《金瓶梅演义》等。
三、《金瓶梅》 的写作背景
1.成书年代和创作途径。《金瓶梅》的成书年代有“嘉靖”和“万历”两说，以万历说较为可信。其在万历年间司世之初，寓目者不知来历，传闻为嘉靖(1522—1566)时人作，后世沿之。这一说法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受到怀疑，郑振铎首倡万历说，吴晗著文加以详细论证，认为其书当作于“万历十年至三十年 (1582—1592) 这二十年中” (《金瓶梅的著作年代及其社会背景》)。这一推断已为大多数人基本接受，虽有少数研究者仍坚持嘉靖说。综合各方面的情况，《金瓶梅》有受嘉靖朝史实影响的地方，说明作者有在嘉靖时生活的阅历，但其成书一定是在万历时期，万历二十四年袁宏道已读到《金瓶梅》的前半部抄本，据沈德符说，万历三一七年(1609) 袁中道已拥有全抄本，其时是书当已完成，不过，也不排除没有全部完成的可能，因为我们对《金瓶梅》作者创作过程尚缺乏具体的了解。与成书年代相联系的是《金瓶梅》 的创作问题。大多数研究者认为《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作家个人创作的长篇小说，也有人提出《金瓶梅》和 《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一样是 “集体累积型”作品，即先有历代民间演唱的积累，最后由作家写定。至目前为止异说尚未提出可靠的根据。
2. 历史文化景观。明自嘉靖以来逐渐进入了这个庞大帝国的衰落期，皇帝昏庸、吏治腐朽显示出政治统治的颓势，封建经济也因土地兼并，农村破产，农业人口流失而呈现出衰败的景象，这和历代封建王朝末期大体相同，但在晚明社会经济生活中又有大异于往古的情况，如果说在缫丝、纺织、采矿等商品生产领域出现的新生产组织形式和经济关系基本上还是初步的、萌芽状态的，那么晚明商业的繁荣无疑已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滇南车马，纵贯辽阳； 岭缴宦商，衡游蓟北。” ( 《天工开物序》) “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西南，蛮海闽广豫章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李长卿集》卷十九)商业的特殊发展，使晚明商人积累了大量的资财，据当时人宋应星估计，万历年间“徽商”的资本总额达三千万两，每年获利九百万，比国库税收多一倍。(《野议·盐政议》) 。商业的繁荣，大大增加了城市的商业中心色彩，引起消费生活的更新，并迅速使人情风貌改观。晚明城市风尚表现在物质生活上是去朴尚华，文艺等精神生活上则是异调新声，成为对礼制严格约束下拘谨、守成、俭约的封建社会刻板生活方式的冲击。这在方志和笔记中有大量记载，如“由嘉靖中叶以抵于今，流风愈趋愈下，惯习骄吝，互尚荒佚，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其流至于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缃鞋，纱裙细裤，酒庐荣肆，异调新声，泊泊浸淫，靡焉勿振，……逐末游习，相率成风。” (《博平县志》卷4)风尚所及，社会心理自然发生变化，反过来说，风尚也是一种普遍社会心理的反映。晚明时代，人们的价值取向、道德意识和审美情趣都表现出对传统观念的背离。在新的社会基础上，晚明出现了一个以王阳明“心学”为哲学支点的社会新思潮。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中，社会的伦理道德被规定为第一义的，人的本性则是第二义的，至程、朱理学强调人性只是天理的衍化，就完全抹煞了人在社会实践中的主体作用。王阳明的“心学”虽然其意也在“存天理、灭人欲”，但他强调“心外无理”、“心之本体即是天理”，这样心成了本体；他的“致良知”学说肯定人在道德实践中的主体能动作用，实际上客观上强调了对人的价值和作用的认识。正是在这种心本体、人本位思想的基础上，晚明思想家王畿、王艮、李贽、焦竑、何心隐等才提出了广泛的思想解放的要求：要求从儒家圣贤偶象和经典权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理学蒙昧主义的统治中解放出来；要求恢复人的自然本性。尽管晚明社会思潮不等同于欧洲近代资产阶级的早期启蒙思想，并没有突破它所在的那个时代的质的规定性，没有形成一个超出封建范畴的、新的思想体系。但象肯定人们“好货”、“好色”等人欲要求，实际上是植根于经济现实的理论升华。在一定程度上已带有近代气息。这一思潮无疑可以看作是中国民族在中世纪黑暗中的一度觉醒，而且在当时已经深入到社会“心理——精神”文化的各个领域，并因此形成了一场异于往古的思想文化运动。就中国历史来说，晚明是一个特殊时代。一方面是由古老封闭社会体系中产生的种种新因素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冲击着旧有的一切；另一方面这些新因素又带有孕育它的母体的恶性基因，旧结构的稳定坚固，传统的强大使一切新事物在运动中扭曲变形；于是社会就出现了历史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巨大的漩涡使历史陷入不可自拔的痛苦之中。由于新旧力量的交互作用，社会的一切都发生了畸变，比如肯定人欲，本来在于肯定人性的合理要求和正当发展，但在晚明却导致了人们自然本性的恶劣膨胀，衍出了人欲横流。《金瓶梅》产生于晚明这种世纪末的动荡、混乱和黑暗之中，它所记录的也正是这样一个中国历史的悲剧时代，所以这本书描写的生活内容、美学风貌，以及流贯于其中的心理情绪都大不同于其他中国古代小说。
3.文学新潮。基于晚明社会生活的现实，在社会思潮的巨大影响下，晚明蓬勃兴起了一个文学新潮流。汤显祖、冯梦龙、袁宏道、凌蒙初以及稍早一些的《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等文学家因此也成为晚明思想文化运动的弄潮儿。与社会思潮桴鼓相应。晚明文学新潮最突出的特点是对人、人性的思考和对人欲的肯定。采用那样一种庄重题材的《西游记》，竟敢对西天佛祖、道教三清以及天上人间的帝王、大臣竭尽嘻笑怒骂、揶揄嘲弄之能事，其要害当然是肯定人、否定神，而孙悟空身世经历则是以引发人们对人的地位、人的力量、人的权力、人的尊严以及人生意义的严肃探讨；杜丽娘在幽闭环境中青春的觉醒，证明人欲的不可压抑，体现了汤显祖“以情反理”的主观战斗精神；“三言二拍”大量的“好货好色”故事更使人深深感受到时代的意兴心绪；公安派的“独抒性灵”是对个性自由的追求，也是对人欲的肯定，因为晚明人所说的“性”，包括味、色、声等所有人的本能所产生的各种欲念。在美学方面，晚明文学新潮，美学思想的核心是以真为美。在很多作品中，传统的对艺术形式的追求已让位于对新鲜的生活内容的感受，古典的高雅的趣味已让位于粗拙的世俗真实。晚明文学这种从审美内容到审美趣味、审美理想的变化，同样鲜明地体现了时代精神。丹纳曾说： “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出现的气候” (《艺术哲学》) 。《金瓶梅》和晚明文学新潮其他作品的同时出现，其着眼现实生活敢于直面人生、揭示人性与晚明文学新潮其他作品在精神上又是基本一致的，这正说明它理应是晚明文学新潮的组成部分。而因其体裁形式的特点(较之其他文学样式，长篇小说对社会生活的容量最大，能在更宽广的范围内展现时代风貌和表现时代精神) ，以及作者的写实主义态度，使这部小说当然地成了文学新潮的重要代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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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版本与写作背景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1701年生，1754年卒，经历了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这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盛世”。一方面，满清王朝经过几十年的经营，经济社会有一定的发展，出现了某些繁盛的景象。但从总的说，两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腐朽不堪，各种固有的矛盾已经暴露无遗，先进知识分子对社会痼疾的体察和批判也已有了相当的积累，自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以来，出现了一般社会批判的思潮，锋芒触及封建君主的专制、封建官场的黑暗、文化教育的腐朽、精神道德的沦丧、八股科举的危害、人民群众的疾苦、封建婚姻的残酷等等方面。蒲松龄、洪昇、孔尚任、吴敬梓、曹雪芹等文学家，也在自己杰出的创作里反映了这些敏感的时代问题。
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顽固的封建躯壳禁锢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不让它发展，闭关锁国政策又阻止着资本主义文明的传入，新的阶级力量还极其微弱。吴敬梓们批判现实，却找不到可凭依的阶级力量； 探索光明，却看不见真正的历史前途； 这是那个时代先进知识分子的共同苦闷。而吴敬梓又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
吴敬梓字敏轩，号粒民，后又自称秦淮寓客、文木老人，出生在安徽全椒一个“家声科第从来美”的科举世家，曾祖吴国对是顺治十五年的探花，由翰林院编修做到侍读，“兄弟五人，四成进士”，在襄河北岸修建探花第，有“遗园”、“远园”、“赐书楼”等，煊赫一时。祖辈吴晟康熙十五年进士，吴昺康熙三十年榜眼，吴早、吴昇都是举人，也还能维持“家门鼎盛”。但到了父辈，科名止于秀才一级，竟连一个举人也没有，家道趋向衰落。他父亲吴霖起 (或谓吴霖起是嗣父，吴雯延才是生父)是康熙二十五年的拔贡，只做到江苏赣榆县教谕，一生不得志。
吴敬梓十三岁丧母，十四岁随吴霖起到苏北赣榆县任所，曾来往于大江南北，十八岁（或谓二十三岁） 考取秀才，二十二岁随罢官的吴霖起回到全椒。青少年时代的吴敬梓爱好读书，不仅浏览 “四书”、“五经”，而且渔猎“诸子百家”，尤其爱读各种稗官野史、禁书秘籍，为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最初的基础。他家世代诗礼相传，正统儒家思想很浓厚，历代先人都重视研究被儒家奉为经典的《诗经》，高祖吴沛就著有《诗经心解》，族曾祖吴国鼎有《诗经讲义》，吴国缙有《诗韵正》。他们孝友传家，历代先人都强调孝，曾祖吴国对“性笃孝”，其子也都以孝悌闻名，国对在京任职，吴旦跟去照料，晚上温被后才让国对睡，早晨先起温衣后让国对穿。吴旦之子吴霖起也是孝子，是个方正不阿的正统儒者，吴敬梓《移家赋》说“先君为赣榆教谕，捐貲破产修学宫”，教育十分尽职，“春夏教以诗书，秋冬教以羽龠”，羽龠是古代的音乐舞蹈，此用以代指“礼乐”，他正是以儒家正统的诗书礼乐教育学生。吴敬梓在这样的家庭，从小深受正统儒家思想的熏陶。
二十三岁那年，其父吴霖起病逝，族人蓄意侵夺祖遗财产，他从近亲身上发现了地主阶级贪婪残暴的本性，用鸱鸮之凌弱比喻他们的欺凌，再从生活帷幕被掀开的这一角观察社会人生，他看出了宗法家庭的黑暗、封建道德的沦丧、人情世态的炎凉。年青人单纯而和谐的精神状态被打破了，不满和愤慨采取极端的形态表现出来：你们视财如命，我就挥金如土；你们虚伪狡诈，我就任达放诞。表面看来这时的吴敬梓一派纨绔习气，骨子里却另有棱角：他是由愤世嫉俗激而为纵情悖礼，放浪不羁，这种“愤激”就是对丑恶现实的强烈愤恨而激射出来的叛逆精神。此后几年，叛逆情绪随着接踵的不平事而日益增长，祖遗财产却随着叛逆情绪的增长而加速散尽，封建势力跟他的冲突也就越来越尖锐。“乡里传为子弟戒”，他被封建势力视作瘟疫的传染源加以防范排斥，但他决不屈服，决不妥协，三十三岁时怀着“逝将去汝”的决绝情怀，愤然离开故土，宣告了同封建家庭的决裂。
从全椒移家南京，仿佛涓涓襄河汇入浩浩大江，生活向他敞开了广阔的天地。他的叛逆思想也随着恣肆汪洋，向纵深发展。首先他的经济境况日益恶化、社会地位不断下降。他“田庐尽卖”，被肥马轻裘的年少耻笑，有时寻找机会“卖文”度日，有时只好忍痛拿了心爱的藏书去换米，或拿衣服去典当，到了典无可典卖无可卖的时候，就只有断炊挨饿。冬日苦寒，他或一人独自或邀五六友朋，一路歌吟啸呼，乘月步行数十里，谓之“暖足”。在由富贵跌落到贫困的逆境里，他备尝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对社会的不平、政教的黑暗，有了更深切的感受；也更多地体会到贫穷的苦痛，因而更能同情人民的疾苦，在生活和思想感情上接近了普通人民。
在叛逆的程途中，吴敬梓一直在追求理想，寻找理论武器。在南京、扬州一带他广泛交接四方文士，与时代先进思潮的联系远比曹雪芹为密切。从他的思想和交游考察，他受顾炎武和颜（元）李()学派的影响比较明显。在清初的进步思潮中，颜李学派反程朱旗帜最鲜明，他们把程朱理学和八股科举联系在一起进行批判，这无异给吴敬梓提供理论武器，启迪他去揭露互为表里的八股和理学。颜李学派提倡礼乐兵农，主张培养博学而有实践能力的“通儒”。这也成为《儒林外史》提倡的正面理想。
吴敬梓的世界观是复杂的，同时又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他是有意识地用治经对抗只讲举业不讲学问的八股颓风，用经学批判虚谈性命的宋明理学，所以他治经刻意要突破前人的窠臼，“不在宋儒下盘旋，亦非汉晋诸贤所能笼络”，务要说出前人不曾说过的话，表现了探求真理的顽强努力。就象顾炎武和戴震等人一样，他也确实通过解经 (例如 《诗说》)表现了一些民主主义的思想因素； 但又象他前后的一些进步思想家一样，他还难以摆脱传统儒家思想的羁绊，早期儒家的礼乐仁政、文行出处等观念和一些原始人道主义思想都被作为《儒林外史》的正面理想。对吴敬梓和 《儒林外史》的儒家思想要做一分为二的细致分析，其中既有落后保守的成分，也还有积极合理的因素。
在社会地位下降、社会思想形成的同时，他的叛逆精神又进一步发展，解剖的刀刃由家族移向社会，考虑的范围由个人命运扩至民族前途，逐渐对朝廷功令、社会秩序、统治思想，日益抵触不满，乃至于抗拒反对。一七三六年春他没有应安徽巡抚之荐到北京参加博学鸿词科的廷试，这纵使有身体不适的客观原因，但联系他此前此后的行动和诗作来看，在思想上他是有辞征辟的主观基础的，这在 《文木山房集》 的许多篇什中有所表现。从此，他索性连诸生籍也放弃掉，再也不参加乡试、科岁考等一切科举考试，常往来于真州、扬州、淮安一带，也到过苏南的溧水、高淳等地。中年以后的吴敬梓不仅是以恣情任性的个人生活态度与封建世俗相抵牾，而且已经发展成为在政治态度上与统治者离心离德；不仅是自己家庭的叛逆者，而且已发展成为封建社会的叛逆者。大约就在不赴廷试的前后，他挥动如椽巨笔写作 《儒林外史》 ，表现了自己对现实社会的严峻批判和对理想境界的探索追求，到一七四九年秋天之前，《儒林外史》 已基本成书。此后他还不断修改，一直到一七五四年客死扬州。
忧愤可以抑而为沉默郁闷，也可以激而为狂放纵恣。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魏晋风度就是后一种的杰出代表，吴敬梓景仰他们，仿效他们，他狂狷而豁达，以白眼睥睨丑态，以嬉笑轻蔑流俗，仿佛天生具有讽刺家的素质，金兆燕说： “先生豁达人， 哺糟而啜醨， 小事聊糊涂， 大度乃滑稽”， 这样的气质和禀赋， 正是《儒林外史》作者的艺术个性。他的著作除 《儒林外史》外现存《文木山房集》四卷和集外诗文三十二篇，已佚的有十二卷本《文木山房集》，未成书的有《史汉纪疑》。
《儒林外史》的初刻本，据吴敬梓的侄孙女婿金和在 《儒林外史跋》 里说，是吴敬梓的表侄金兆燕作扬州府教授时梓以行世的，其时当在一七六八至一七七九或至一七八九年间，可惜此种全刻本迄今未发现。
今见最早刻本是一八○三年（嘉庆八年）卧闲草堂的巾箱本（简称卧本），共十六册，五十六回 (包含第五十六回“幽榜”)，卷首有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署闲斋老人的序。有疑闲斋老人即吴敬梓，未有确证。作序的时间，也有疑为假托。或谓此本即最早刻本或最旦刻本的翻印本。多数章回有回末总评。
其次是一八一六年（嘉庆二十一年） 的清江浦注礼阁本和艺古堂本，此二本的版框、行格、文字都全同于卧本，实是卧本的复印本。
上海图书馆藏一部嘉庆咸丰间的苏州潘氏抄本，抄主潘世恩卒于一八五四年（咸丰四年），出现的时间自当在此前。书内有潘祖荫手书的眉批二条。此抄本出于卧本，绝大部分章回都按卧本照抄，订正了卧本的一些明显讹误，极少更动； 但第三十七回以及第五十二至第五十六回，在文字上作了较多的减省和改动。
一八六九年（同治八年）有苏州群玉斋活字本，也出于卧本，字大清晰，是当时很流行的版本，天目山樵评本和从好斋辑校本都以此为底本。此本复印过多次，初版附有金和写的跋，其后各版，有的删落金和跋。
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有上海申报馆第一次排印本，系以苏州群玉斋本为直接底本。
一八八一年（光绪七年）有上海申报馆第二次排印本，它直承第一次排印本而又做了一番校订。此本最大的特点是印有天目山樵（张文虎）的评点，有句中双行夹批和部分回末总评。
如果说以上各种版本基本上都按照卧闲草堂本，那么，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的齐省堂增订本则对卧本作了大量的减省改订。改订者率以己意删改，把原书某些细腻的描写和精华所锺之处删落了。此本增加了许多评点，有眉批和部分回末总评。
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出现增补齐省堂本，以齐省堂本为底本又增补上四回。卷首有这一年东武惜红生写的序，序末钤有居世绅的印章，盖即居世绅所增补。所增四回文字，从原本第四十三回中间插入，直到第四十七回上半回，写沈琼枝成为盐商宋为富妾，到寺院乞仙借种等事，正如鲁迅所说： “事既不伦，语复猥陋”。
二十世纪以后出现的本子不下五、六十种，率皆依违于以上各本之间。一九八四年出版了李汉秋的 《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尽搜现存清代版本，逐字对校比勘，并写出校记，读者可据校记覆案，了解各本面貌和异同，同时也是迄今校勘最精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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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版本与写作背景

曹雪芹的祖上是汉人，北宋以后即移居东北，落籍襄平（今辽宁辽阳）。据《上亢县志·曹玺传》载： “曹玺字完璧，其先出自宋枢密武惠王彬，后著籍襄平。大父世选，令沈阳有声。世选生振彦，初扈从入关，累迁浙江盐法参议使。遂生玺。玺少好学，深沉有大志。及壮，补侍卫，随王师征山右有功。”由此得知，曹雪芹远祖是宋代开国大将军曹彬。曹彬生七子，其中一支后来移居辽东。曹雪芹先祖世选(又作“锡远”)，约在明万历年间为满军所虏，做了奴隶，不久就跟了多尔衮，属满洲正白旗，后称“上三旗”包衣人。包衣，满语译音，即奴才。从此，曹家的兴衰际遇就与皇族联系在一起。
曹家踏上宦途，是从世选之子振彦开始的。他是个文武全才，曾随多尔衮屡立军功，出任山西平阳府吉州知府，迁大同知府，顺治十三年(1656年)转任两浙都转运盐使司盐法道。振彦生玺，玺生寅，即曹雪芹的祖父。
至康熙朝，曹家一下子变得煊赫起来。这是因为曹玺之妻孙氏（雪芹的曾祖母）是康熙的奶妈，所以自康熙亲政起，就有意提携曹家。曹家自玺起，经寅至顒，頫，三代连任近六十年的江宁织造。织造原是皇家的办事处，负责管理工匠机房，为皇家采购宫中所需。但自曹玺任江宁织造后，就兼作皇家特务的营生，权力猛增，实际上成了皇家在江南监视官吏士民的耳目。康熙六次南巡，五次就以江宁织造府为行宫，其中一次在曹玺任上，四次在曹寅任上，可见曹家与皇家关系的密切。曹寅实际上是康熙的奶兄弟，他字子清，号荔轩，又号楝亭，能诗善文，兼长词、曲，著有《荔轩草》、《楝亭诗钞》八卷、《楝亭诗钞别集》四卷、《词钞》一卷、《楝亭文钞》等，并曾奉康熙之命，主持校刊了《全唐诗》。他既与官僚士绅往来密切，又与当时的著名文人学者尤侗、阎若璩、朱彝尊、施闰章、叶燮、赵执信、洪升等交谊甚深。曹家以军功立业而以文事著名后世，曹寅一代可以说是一个过渡。
曹寅死后，其子顒继任江宁织造，但干了不到三年，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即病殁，活了仅二十一岁。为了不至使曹家断了香烟，康熙钦命让曹寅之弟曹荃之子曹頫过继给曹寅，这就是一般学者公认的曹雪芹的父亲。
曹家这种“烈火烹油” “繁花缀锦”的鼎盛日月，到康熙驾崩时也就到了尽头。这厄运到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红学界有两种看法，其一是“政治说”，认为是雍正上台后要铲除异己； 其一是“经济说”，认为是曹家因亏空公款而导致被抄。雍正采用阴谋手段夺取皇位后大加挞伐，这是清史上明载的事实。曹家在康熙朝炙手可热，至雍正时自然难逃逆祸。但雍正在抄曹家时下达的“谕旨”却明写着 “织造款项亏空甚多”。如果说这还是这位阴谋皇帝所玩的政治阴谋的话，那么近年来新发现的几批满文原始档案里，又明明记载了曹家因驿站亏空而导致被抄的事实，看来 “经济说”也并没有冤枉了曹家。若参以《红楼梦》的情节，似乎两说都有存在的根据，即政治原因加上经济原因，终于使曹家败落下来，于雍正五年 (1727年)导致了抄家之祸。这时曹雪芹大约十二、三岁，就随父亲返回北京。后来到了乾隆年间，曹家似乎又被抄了一次，此后便彻底衰落了。即此可以看出，曹家的命运是与康、雍、乾三朝的政治风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曹雪芹在曹家的末世光景中度过了他的少年时期，而这“饫甘餍肥”的少年生活及其随之而来的抄家剧变，就成了他后来创作《红楼梦》 的生活积蓄。
曹雪芹名霑，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圃、芹溪。他 “生于荣华，终于苓落，半生经历，绝似 ‘石头’”。(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关于他的生卒年，历来说法不一。其卒年，主要有“壬午说”、“癸未说”和“甲申说”。“壬午说”的根据是甲戌本第一回的一条脂眉批： “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但自从有些学者考究出“壬午除夕”系上一批的系年而不是下一批的正文之后，此说便被动摇了，剩下了“癸未说”和“甲申说”。但“癸未说”者认为雪芹卒于“癸未除夕”，“甲申说”者认为卒于“甲申初春”，不管是“癸未除夕”还是“甲申初春” ，都到了公历的1764年，看来雪芹的卒年问题已经统一，剩下的就是卒月、卒日之争了。关于雪芹生年，是根据卒年推算出来的，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根据敦诚的挽诗中 “四十年华付杳冥”、“四十萧然太瘦生”的诗句，推算雪芹大约生于雍正二年 (1724年) 。一种根据张宜泉《伤芹溪居士》一诗小注 “年未五旬而卒”，推算雪芹活了将近五十岁，即四十七、八岁，约生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两说相较，后一说比较合理，多为学者所公认。以后一说法计，雪芹在南京生活了十二、三年，过着 “锦衣纨袴”的公子生活，深受文学家庭环境的薰陶。自1728（雍正六年）年以后，雪芹定居北京，开始尚能维持小康生活，后来寄迹北京西山， 穷愁潦倒， 衣食无继， 贫病交加， 有时全靠朋友接济才能𫘯口。 《红楼梦》大约就是在这时开始创作的。
雪芹少年纨袴，饱读诗书。青年狂放，虽曾上过宫学，却不受封建礼法拘束，据说 “不得志，遂放浪形骸，杂优伶中，时演剧以为乐”。(周汝昌：《红楼梦新证》) “素放浪，至衣食不给。其父执某，钥空室中，三年，遂成此书”。其狂狷之态可想而知。雪芹壮年曾在北京西单石虎胡同的右翼宗学呆过一段时间，这期间与落魄宗室子弟敦诚，敦敏结识，友情笃厚，直至老死。晚年迁居西郊，日与敦氏兄弟往还，又结识了身世坎坷的张宜泉，诗酒生涯，落脱不羁。据有关资料记载，雪芹色黑头大而体广，虽穷困而不改其度，性格诙谐，风趣雄辩，常与友人诗酒为命，竟谈不衰。大约自1751年以后，雪芹开始写《红楼梦》，这时他已穷到“筑石为壁，断枝为椽，垣堵不齐，户牖不全” (敦敏： 《瓶湖懋斋记盛》)的程度，甚至有人说他无钱买纸，以日历纸背写书。敦氏兄弟诗中说他“日望西山餐暮霞”，“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接鬻倒著容君傲”，“步兵白眼向人斜”，“傲骨如君世己奇，嶙峋更见此支离”等等，正是他的思想、性格和生活风貌的写照。《红楼梦》就是在这种境遇中用了十年的时间写成的。
《红楼梦》原名《石头记》，雪芹在世时就在少数至亲好友中被抄阅评论。从现在流传的抄本看，评点得最多的是署名“脂砚斋”、“畸笏叟”的两个人，此外还有绮园、玉蓝坡等。脂砚斋与畸笏叟到底是谁，真名无考，但从批语可以看出，这两个人与雪芹关系极其密切。红学界将这种附有脂砚斋等人批语的《红楼梦》抄本叫“脂批本”或“脂本”。目前已发现的脂批本大约有十二种： （一）脂京本（旧称庚辰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共七十八回(原本八十回，中缺六十四、六十七两回),1933年在北京出现，1955年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用朱墨两色套印发行。（二）脂怡本（旧称己卯本），清怡亲王府抄本，原本八十回，北京图书馆藏本仅三十八回。（三）脂稿本，指乾隆抄本百二十回《红楼梦稿》的前八十回。1959年春发现，1963年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四）脂铨本（旧称甲戌本），大兴刘福铨藏抄本，原本八十回，残存第一至八、十三至十六、二十五至二十八共十六回。此本1927年被胡适在上海发现，1962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五）脂戚本，有正书局石印戚蓼生序本《石头记》。原底本是乾隆时人戚蓼生的收藏本，约在光绪年间张开模得到它的一个过录本，后归有正书局老板狄葆贤，据以石印。（六）脂宁本，南京图书馆藏抄本，存八十回，与张开模本同出于一祖本。（七）脂蒙本，清蒙古王府抄本，百二十回。1960—1961年在北京出现，由北京图书馆收藏。（八）脂晋本（旧称甲辰本），山西发现的梦觉主人序本，共八十回。此本1955年发现，现藏北京图书馆。（九）脂舒本（旧称己酉本），以乾隆五十四年己酉(1789)舒元炜序而得名，吴晓钤藏，北京图书馆有录副本。（十）脂郑本，郑振铎藏残抄本，现藏北京图书馆。（十一）脂靖本，扬州靖应鹍藏本，现丢失无着。（十二）脂亚本，苏联亚洲人民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藏抄本，此书是帕维尔·库尔梁德采夫在道光十二年(1832)自北京携入苏联，现已由中、苏联合影印出版。
除了脂批本外，《红楼梦》另一版本系统是程高本。乾隆五十六年(1791)和五十七年(1792)，程伟元将高鹗续的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合为百二十回，两次以活字排印，并改《石头记》为《红楼梦》，从此结束了《红楼梦》版本史上的传抄时代，开始了刊印的新时代。1791年活字本称为“程甲本”，1792年活字本称为“程乙本”。此后屡屡重印。护花主人王希廉（雪香）、太平闲人张新之、大某山民姚燮（梅伯）的评本亦属程本系统，清末到辛亥革命以后流行的本子，是将王、张、姚三家评注台在一起的。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多次以程乙本为底本校点整理印行。鉴于程乙本前八十回对曹氏原文多有篡改失当处，故经红楼梦研究所据脂京本（庚辰本）校注整理与高鹗后续四十回合为百二十回，198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此后即以此本为通行本，这是 《红楼梦》版本史上的又一重大事件。
对高鹗续书的具体功过如何评价，红学界还没有定评。不过大家都公认续书完成了宝黛爱情悲剧和安排了宝玉的最后出家，这是高氏的主要功绩。但高氏续书对好多人物的结局处理不符合曹氏原意，又将社会大悲剧改成了贾氏“家道复初，兰桂齐芳”的大团园，这显然是高氏的世界观与艺术观所使然。续作的艺术魅力也与曹氏原著相去甚远。
对脂砚斋批语的研究整理，也是红学领域里的一门重要学问。如何估价脂批的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专家学者们也见仁见智。但脂批资料价值的弥足珍贵，却是谁也无法否定的。脂批的资料价值十分丰富，撮其要有三： 一是提供了曹雪芹创作与修改情况以及后四十回（或三十回）所以丢失的蛛丝马迹。例如第十三回原题“秦可卿淫丧天香楼”，就是因脂砚斋建议删去，才改成了现在的“死封龙禁尉”。又如提起丢失的后数十回，脂、畸两人总是深深惋惜叹恨，这或许与宫中索稿、雪芹因惧“文字狱”而自焚后数十回的传说有关。二是脂砚斋常以 “个中人”的身分将书中的情节、人物与生活中的事件、人物加以比照，给读者提供了从生活到艺术的认识规律。如脂批中常有“三十年前事见书于三十年后”、“三十年前作者在何处邪”、“凤姐点戏、脂砚执笔事，展眼已三十年矣”等等，说明《红楼梦》中的确揉进了曹家的家庭生活素材与脂砚斋的个人生活素材。三是提供了 《红楼梦》整部书的悲剧结构与许多重要人物的悲剧结局。如贾府后来被抄家，抄家后贾政、宝玉、王熙凤等都被捕下狱，被押在“嶽神庙”， 小红与茜雪还到嶽神庙去看过宝玉， 并设法营救宝玉和凤姐出狱。在宝玉被押期间，林黛玉 “泪尽而逝”，宝玉出狱后还到潇湘馆去凭吊过黛玉。宝玉在出家之前，将包括袭人在内的丫头都遣散了出去，只是由于袭人的劝告，才留下麝月一人在身边。宝玉与宝钗结婚后穷得 “寒冬噎酸齑，雪夜围破毡”，后来终于看破 “红尘”，“悬崖撒手”而出家为僧了。这些资料都充分说明高鹗后续的四十回，在总体创作构思上是与曹雪芹原著大相径庭的，而旧红学派的索隐猜谜和新红学派的 “自传说”又是多么不符合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