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特林学派Easterlin School

指以伊斯特林为代表的、向芝加哥学派挑战的学派。伊斯特林虽然和贝克尔一样，认为收入对生育率起积极作用，但对抵消收入正效应的因素则有不同的看法。伊斯特林认为这种抵消因素不在于对孩子质量的需要随着收入的大小而变化，也不在于通过母亲时间的机会成本而体现的价格效应，而是在于偏好的不同或变化。在一定的收入条件下，如果偏好发生了变化，那么，即使孩子和其他物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不变，生育率也会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即使收入水平提高了，如果夫妇要满足他们对更多消费品的偏好，他们也许会觉得收入还不足以满足他们的欲望，从而不得不限制家庭人口。因此，不同社会地位或不同社会集团的人们，即便收入水平相同，但由于偏好不同，生育率也会不同。因此，仅就偏好的不同就可以说明由于地位或集团不同而产生的差别生育率。
伊斯特林进一步指出，影响生育行为的经济变量并不是实际收入而是相对收入，亦即现实收入和愿望之间的比率。决定生育水平的年轻夫妇的物质愿望，是他们婚前在父母身边时长期形成的。在经济富裕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人大都有较高的消费标准。由于家庭经济富裕的程度主要取决于父亲的收入，因此年轻人的物质愿望实际上反映了其父辈的实际收入状况。年轻夫妇的收入能力与愿望之间的差即相对收入，是他们现在的经济状况和婚前父辈的经济状况的比较，亦即两代人之间的相对经济状况（伊斯特林假说）。于是，伊斯特林认为：两代人之间的相对经济状况才是生育率的主要决定因素。根据这一假定，经济状况比父辈有所改善的家庭希望生更多的孩子，反之其生育水平则会下降。
伊斯特林以经济理论和社会学的结合为基础，将偏好的变化引入经济模型，提出了伊斯特林假说，从而形成与芝加哥学派相对抗的伊斯特林学派。这一派的主要成员除了伊斯特林本人以外，还有李·波拉克等人。自1966年伊斯特林向芝加哥学派挑战以来，在大约10年中，两派一直处于一种表面平静而实际激烈的对立关系中，双方互不让步，争论激烈。两派在理论上的对立焦点可以归纳为：芝加哥学派依然固守偏好不变的准则，认为对收入正效应起抵消作用的力量是孩子的相对价格的变化。与此相反，伊斯特林学派立足于相对价格不变的前提，认为抵消收入正效应的力量是父母在物质上的愿望。换句话说，作为生育率的主要经济决定因素，芝加哥学派主要强调孩子的费用，因此将重点放在孩子的生活标准上，而伊斯特林学派则强调母亲本人的生活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