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器官移植的伦理争论

生命伦理学探讨的问题。主要包括：（一）移植器官的来源问题。人体器官有的是对称的，但大多数是单个的，失而不能复得。供体器官可来自尸体或活体。多数人认为，让一个健康人付出损害健康甚至丧失生命的代价，去换取另一个病人的生命是不道德的。因此，除非活体器官的摘取完全出于供者的自愿捐献行为，且不妨碍其身体健康，移植器官应来源于尸体。《悉尼宣言》明确规定：在器官移植之前，应由两名以上的医师做出死亡诊断，而且对死亡的判定不能与移植手术发生直接的联系；如果从尸体中摘取器官，应得到法律的认可。（二）收集器官问题。器官收集形式有：1.自愿捐献。强调自愿和知情同意的基本原则。1968年美国统一州法律全国督察会议起草的“统一组织捐献法”规定：任何超过18岁的人都可以捐赠身体的全部或一部分用于教育、研究、治疗或移植；如果死者生前未作捐赠表示，他的近亲可以决定是否捐献，除非已知死者反对；如果个人已做出这种捐献表示，不能被亲属取消。2.推定同意。一是由政府向医生授以全权，从尸体身上收集所需的组织和器官，不考虑死者和家属的意愿。二是只有当死者和家属不反对时，方可进行器官收集。3.建立器官市场，允许自由买卖器官。对此，大多数伦理学家和移植工作者认为，自愿捐献是值得提倡的道德之举；推定同意虽有法可依，但目前人们在观念上和情感上都较难接受，医者也不例外；器官商品化则弊多利少，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后果，应予反对。1991年世界卫生组织草拟的人体器官移植原则，已禁止在这一领域从事任何商品交易。（三）受体选择标准问题。多数意见主张，在当前器官移植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对受体的选择首先应考虑医学标准，即病人是否为该移植术的适应症，应着眼于移植治疗的成功性，而非病人的钱财、地位等。（四）公正分配医药资源问题。器官移植费用很高，个人很难负担得起，需要政府和社会的资助，这就与有限的卫生资源分配发生矛盾。有人认为，给数以千计的儿童增加几克奶粉比成功地进行一例心脏移植术更有价值，社会不该为少数人的移植治疗投入大量的人力物资；还有人认为，与其投资发展器官移植，不如下本钱预防导致器官移植的疾病。但多数人肯定器官移植的医学和道德价值，同时也认为应合理地、有控制地应用该技术。中国目前只能作为一种试验性疗法，而不能作为常规疗法。（五）胎儿组织器官移植问题。现代医学技术表明，利用胎儿组织器官可治疗某些疑难病症。这就涉及到胎儿的权利及其组织器官的地位等伦理问题。有人对此完全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是虐杀生长中的人类。但更多的人认为，通过制定符合道德的条例或法规，合理利用流产胎儿组织器官治疗疾病是可行的，但无论挽救何人性命，绝不允许人为的怀孕和堕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