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胡适与新文化运动

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后，为了实行独裁、反对共和以及准备复辟帝制的需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掀起了一股十分反动的尊孔复古的逆流。这种倒行逆施，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和不满。由于辛亥革命的影响，国内新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增长，激进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请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开展了一场如火如荼的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新文化运动。
“民主”和“科学”是新文化运动的纲领。在这方面，安徽绩溪人胡适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首先，表现在他输入西方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方面，具体说他输入西方的资产阶级哲学实验主义。由于他吸收了当时的科学方法，又融进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因而他提出了实验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重新评判一切价值的观点和“拿证据来”的方法。胡适说，实验主义虽然说也是主义，但它是个方法。实验主义在当时，作为与传统迷信抗战的武器还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但后来，它与马克思主义争夺思想文化阵地，乃至成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其次，胡适还积极输入西方的“民主”“自由”和“平等”思想。他积极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思想，“极力提倡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特别是集中宣传了所谓健全的个人主义的易卜生主义。1918年6月，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易卜生主义》一文，指控“社会最大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他明确提出了“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利真正“做一个人”，“造成自己的独立人格，”“发展自已的个性。”“发展个人的个性，须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他还宣传男女“平等”，发表过女子教育、女子继承权、女子参政亦应与男子“平等”的见解。胡适传播“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对于当时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无疑是注射了一针最需要的兴奋剂，对于反对封建文化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这方面，胡适首倡文学革命，并主张用白话作文、作诗、作小说、作戏曲、作一切文学。他在190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出了“文学进化”观点。1917年1月，《新青年》杂志二卷五期上，发表了他那文学革命的开山之作—《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八点主张，并断言“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这篇文章发表后，陈独秀称他是首举文学革命义旗之“急先锋”，并以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余地的态度声援、支持、号召文学革命，引起了全国的关注。1918年4月，他发表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被郑振铎誉为“文学革命最堂皇的宣言。”他提出了“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口号，引证英国、意大利等国国语成立的历史，强调说明：要确立中国现代国语就必须充分利用白话国语这个利器，努力创造一流的国语文学。他还发表过《论短篇小说》、《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谈新诗》等论文，主要论述了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对小说、戏剧、诗歌等创作形式和内容提出了具体的主张。胡适还身体力行，积极用白话文从事创作。五四时期，他用白话文翻译介绍了外国第一流作家的优秀短篇小说，他创作的《终身大事》及出版的《尝试集》分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新剧本和第一部白话新诗集。胡适对白话文运动的最大贡献，就是将清末带有泥土味的白话文，扩及到文学、艺术的殿堂，扩及到全社会。
反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的封建意识形态，是新文化运动的又一重要内容。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批孔运动中，尽管胡适写的文章不多，但他运用实验主义的方法，写出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却对当时的反孔斗争作了有力的学术上的论证。这是一部开创性的资产阶级的学术著作，他以“截断众流”的勇气和“平等的眼光”，从学术研究中，对中国古代文化进行了重新评判，特别论证了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不过是先秦学派的一种。他把孔子和先秦诸子平等看待，列入诸子哲学之中；把孟子列入老、孔、墨、荀等人之后，这样便革掉了“一家独尊”之说，把孔子从“至圣”的不可侵犯的地位下降到与先秦诸子平等的地位。这确有划时代的意义。
总之，胡适无愧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但是，他当时传播的实验主义、易卜生主义、“民主”、“自由”等，都是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与时代的主旋律也就日趋向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