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汇通派

简称汇通派。 19世纪末开始在我国出现的一个医学流派。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医学大量传到我国，一部分中医试图用改良的方法， 沟通中西医学。他们或者以西医的解剖学、 生理学等知识印证中医的古典医理； 或者以中医的有关论述印证西医的有关知识。这种认识和做法， 比起全盘否定中国医药学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尊经泥古、拒绝接受任何新鲜事物的因循守旧思想是一个进步； 但在旧中国， 汇通中西医的工作， 既无明确方向， 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往往具有片面性， 因而多有牵强附会之弊，其成果是很有限的。 其代表人物有唐宗海、 朱沛文、恽铁樵、张锡纯等， 他们各有一些代表性著述。

中西医汇通派zhōngxīyīhuìtōngpài

简称汇通派。19 世纪末开始在我国出现的一个医学流派。19 世纪中叶以后， 随着西方医学大量传到我国， 一部分中医试图用改良的方法沟通中西医学。他们或以西医的解剖学、生理学等知识印证中医的古典医理， 或以中医的有关论述印证西医的有关知识。这种认识和做法， 比起全盘否定中国医药学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尊经泥古、拒绝接受任何新鲜事物的因循守旧思想是一个进步， 但在旧中国， 汇通中西医的工作缺乏明确方向， 工作和思想方法往往具有片面性， 因而多有牵强附会之弊， 其成果是很有限的。代表人物有唐宗海、朱沛文、恽铁樵、张锡纯等， 他们各有一些代表性著述。

中西医汇通派

中西医汇通派系指近代我国传统医学因受到西洋医学的影响而出现的一种目的在于融合中、西两种医学的学术流派。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就有着吸收和融化国外医学及其他一切优秀科学成果的优良传统。古代我国医学中不断吸收古印度及其他医学的成分，由于我国固有医学在古代一直位居世界各国医学的前列，而且古代其他国外医学也多是经验医学，因此，其经验有为中医所吸收所应用者，但对中医的影响较微，冲击不大。
西欧自从文艺复兴以后，经验医学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影响和渗透下，逐步发展成近代的实验医学。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西洋医学被西方帝国主义所利用，作为一种文化侵略的手段，大量在我国传播。传教医士的到来，西洋医学书籍的翻译，在我国国土上建立西医学学校、医院，吸收留学生，这一系列新鲜事物的出现，对传统医学产生了无法抵御的冲击。事实上，西洋近代医学早在明末清初就已传来我国，但近代医学大量传入我国，即所谓“第二次西洋医学的传入”，则是十九世纪开始的，牛痘术的逐步取代人痘术预防天花，即其一例。明末清初科学家、医学家如方以智、徐光启、汪昂等，受到西医的影响，其中如方以智，即已大量把西医的内容如生理解剖知识吸收到自己的科学著作如《脉考》、《物理小识》、《古方解》等书中，表现出明显的汇通中西医的倾向，在深入研究中医学术、涉猎西医知识之后，他认为西医“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质测意为实地的生理解剖知识，通几指中医气化学说，亦即中西医各有所长的意思。最早提出“中西医汇通”说法的是洋务派首领李鸿章。戊戍变法前后，改良派的“废科举、兴学校”等主张以及随之出现的“保存国粹”等思想，在中西医汇通思潮中都有所反映。表现为对待西洋医学的不同态度以及中西汇通中的不同动机和方法。
一种思想是闭关自守政策的反映，认为我国固有的传统医学已经尽善尽美，毋须再学习别人的任何东西，对西洋医学采取拒之门外的保守思想；另一种则是全盘接受，否定固有医学的洋奴买办思想。这两种极端思想都是不合潮流的。中西医汇通思想则认为西洋医学和传统中医各有长短，必需吸收西医所长，为我所用。显然，这是符合时代潮流的一种医学思想。出于不同的动机，中西医汇通思想的产生，也有不同的方法和形式。一种认为我国传统医学比西医高明，因此，学习和吸收西医的内容，是为了保存中医固有的东西。这种思潮以唐容川为代表。他认为即使西医的生理解剖学有自己的特点，但也完全超不出《内经》、《难经》的范围，甚至认为中医早已超越解剖阶段而进入更高级的“气化”阶段。因此，他虽然也说过“西医亦有所长，中医岂无所短”，“不存疆域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但他汇通中西医的最终目的仍然是要保留住《内经》原封不动的精神和内容。他的这种尊经复古思想集中表现在他的代表作《中西汇通医书五种》之中。这种思想是中医在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和国内官僚买办阶级重重压迫下，被动产生的一种思潮。它在中西医汇通的过程中不可能取得什么实质性的成果。
另一种中西医汇通思潮是出于真正认识到中西医各有所长，亦各有不足，需要互相学习，互相补充，从而才能使传统中医继续进步，或者最后产生一种新的、融汇二者之长的汇通医学。这种思潮在后期的中西医汇通活动中占优势，虽然在吸收和汇通中西医的方法和深度、广度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异，取得的成果也不尽相同，但总地说来，这种思想是积极的，取得的成果是可观的，它代表着中西医汇通派的主流和方向。这一派的早期代表有朱沛文，后期的著名代表则有恽铁樵、张锡纯和杨则民等人。朱沛文对近代西医的基础表示肯定，认为“医治人身之道确乎有据，非可空谈名理。若不察脏腑官骸体用。但举寒热虚实之概、谬以温凉补泻之方，而能愈人之疾者鲜矣。”“脏腑体用华译著说不尽相同。窃意各有是非，不能偏主。有宜从华者，有宜从洋者。大约中华儒者精于穷理而拙于格物，西洋智士长于格物而短于穷理。”显然，朱氏反对“空谈名理”而重视“察脏腑官骸体用”。有这种思想倾向的早期汇通医家还有陈定泰等人。
恽铁樵充分认识到中西医互有短长，认为“今日中西医皆立于同等地位”，中医重“形能”及“气化”，重四时五行等，西医重生理解剖、细菌病理和局部解剖。他主张“中医而有演进之价值，必能吸收西医之长，与之化合”。他是站在维护中医的利益的立场上，来对待中西医汇通这一项工作的。所谓“居今日而言医学改革，苟非与西洋医学相周旋，更无第二途径。”他为了保存固有医学中的精萃，维护中医利益，与全盘否定中医的余云岫展开了持久的论争。认为中医不应止步不前，仅仅满足于《内经》的成就，而应该超过古人，吸收西医之长，继续前进。
张锡纯的中西医汇通思想充分表达在他的《医学衷中参西录》一书中。在医学理论上，他以中西医理互相印证，认为“观《内经》，知中西之说，皆函盖其中也”。他以这种思想指导着自己的临床实践，经常采用中西药并用的方剂治病，并用中西药理对之进行阐释，认为“中药和西药相助为理，诚能相得益彰。能汇通中西药品，即渐能汇通中西病理。当今医界之要务，洵当以此为首图”。在中西医汇通学术方面，他取得一定的成就。值得注意的是杨则民在中西医汇通这一问题上的指导思想。杨氏可称为近代医界首次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为武器研究《内经》的医家，他著有《内经哲学之检讨》(1932年)，认为该书的指导思想是唯物辩证法，阴阳概念就是对立统一的概念。他从哲学的高度来对待中西医汇通的工作，对于汇通中辨证和辨病的关系也有独到的见解。此外，还出现一些中西医汇通的学术团体，出版了中西医汇通刊物，如丁福保发起的“中西医学研究会”，刊物有《中西医学报》、《医学世界》等。
由于时代的局限，近代中西医汇通的方向虽然是正确的，但是，在方法论上，总的指导思想方面，以及对西医学和中医学的真正长处和短处的认识方面，都还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观点，因而，总的说来，中西医汇通派的成绩还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