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外债zhongguo jindai waizhai

旧中国政府向外国政府或商民举借的债款，属于国债的一部分，一般不包括个人或私商向外商所借的债款。中国近代的外债具有强烈的不平等性质， 它是在中国人民失去独立和主权后，由历届反动政府举借的奴役性债款，是帝国主义输出过剩资本以剥削中国人民的重要方式之一。鸦片战争前中国政府没有外债， 清政府也禁止本国商民赊欠外商款项。中国最早的两笔外债， 一般认为是1853年（咸丰三年）苏淞太道吴健彰为镇压小刀会起义，向上海的外国洋行举借的本息12万两白银的债款：1858年两广总督黄宗汉为镇压广东人民反抗英法侵略军的斗争，向美商旗昌洋行举借的32万两白银的债款。60至70年代，清政府的对外借款开始发生变化： 数额急剧增大， 清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为扑灭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先后借外债2次， 总额达200余万两， 左宗棠为镇压西北回民起义而举借的 “西征借款”， 总数高达1595万两， 沈葆桢向英国汇丰银行举借的 “台防借款” 也在200万两以上。这些借款已经有了国债的性质， 与最早的两笔借款不同， 它们需要得到朝廷的批准。进入80年代，外国资本主义除继续向清政府提供各种军需借款外， 开始向铁路、工矿企业等“实业借款”延伸，利用借款掠夺中国的利权。据统计， 1883年（光绪九年）至1894年，洋务企业向外国洋行和银行借款共计13笔， 总金额为423万余两。这一时期，英国一家独贷的局面受到了挑战，德、美、法都参预了激烈竞争。至甲午战争前， 清政府共借外债45笔， 折合库平银4626万余两。这些外债战前基本都已还清，从80年代中期算起，清政府每年支付外债的本息，一般都占财政总支出的3～6%, 占海关税收的12～20%。通过这些外债，外国侵略势力虽然还不能控制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 却已牢固地掌握了海关征税和行政管理权， 便利了商品倾销和掠夺中国的原料。甲午战后， 随着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 资本输出已成为它们侵略和掠夺中国人民的重要手段。清政府的外债因此急剧地增加。为偿付对日巨额赔款， 1895至1898年清政府举借了“俄法借款”、“英德借款”、“英德续借款”三大笔外债，合计库平银3.5亿余两，为战前所借外债总数的6. 6倍。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侵略者又把关平银4.5亿两的“庚子赔款”强加给中国人民。清政府无力筹付，于是转成39年摊还的债款，本息合计高达9.8亿两。通过这些巨额债款，帝国主义列强控制了清政府的财政经济命脉：俄法两国获得了参预中国海关行政管理的权力；英德等国的侵略势力则从控制海关的洋关税收，扩展到各口岸的常关税收以及各地的盐课、厘金。至1905年，清政府每年债务的还本付息已占到财政总岁入的25. 9%和岁出的31%。清政府的财政陷于崩溃。铁路借款是甲午战后急剧扩大的又一项外债。至辛亥革命前， 铁路借款合计已达库平银3. 3亿余两， 占外债总数的27. 4%。外国垄断资本利用铁路借款向清政府索取多项特权， 获得高额垄断利润， 更重要的， 这是帝国主义争夺势力范围的重要手段之一。如， 通过对关内外铁路的贷款， 英国的势力扩张到关外， 进入沙俄的势力范围； 沙俄则通过芦汉路的贷款进入长江流域与英国竞争。自甲午战争至1912年清廷覆亡，清政府外债的总数为库平银1203825452. 94两，是甲午战前的25倍。民国以后， 这些外债长期压在中国人民头上， 成为中国人民的沉重负担。继清政府之后， 袁世凯政府和北洋政府继续大借外债， 用于维持其反动统治。这一时期举借的外债， 由于多用外币结算， 已很难核算总数，仅就可以折合的部分计算， 1912-1915年袁世凯政府的外债即高达库平银5.19亿余两，1916至1919年北洋政府的外债也在库平银2.8亿两以上。帝国主义银行团已经全面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其中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发展最快， 仅 “西原借款” 一项即达1. 8亿日元。利用这些借款， 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了段祺瑞傀儡政权和东北的军阀张作霖， 大肆扩张其侵略势力， 疯狂掠夺中国资源。

中国近代外债

中国近代外债是指近代中国向外国借的债款。帝国主义通过对中国政府的借款，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命脉。在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时候，就曾借过外债。但直到甲午战争发生为止，总共借款不过四五千万两，并且都随借随还，这时的借款还没具备控制中国财政命脉的作用。甲午战争以后就全然不同了。所借外债大量增加，如1894—1911年共借款120383543库平两，主要是赔款、铁路、军费、船炮及财政等借款。1911—1927年共借款13369096790银元，主要是财政、金融、军械、军饷、外债本息、铁路等借款。这些外债附带许多政治条件，成了束缚中国人民的锁链。甲午战争后债款大增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反动政府财政困难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与盘剥。当时清政府的财政总收入每年不过8000多万两，但各种开支庞大，入不敷出，极为困难，帝国主义又迫使中国政府支付大量赔款。1895年的甲午战争赔款和赎金共23000 万两，年利5厘，必须于3年内交清。这项巨额赔款远远超过清政府的财政负担能力。清政府刚还清日本赔款不久，帝国主义又向中国勒索了一项更大的赔款，即 “庚子赔款”。按条约中国应当付给各帝国主义国家共450000000海关两，年利4厘，1902—1940年止，分39年交清。这笔赔款连同利息共达980000000多两，其中利息竟超过 “本” 数。清政府每年要拿出2000多万两左右，来支付 “庚子赔款”。清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靠借外债来度日。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并没有改变这种情况，袁世凯、段祺瑞等仍旧是靠借外债和内债过日子。帝国主义各国为了达到资本输出的侵略目的，强迫中国向他们借款。这样他们可以取得优厚的利息收入。清政府为了交付甲午战争的赔款，曾进行三次大借款。在借款过程中，俄、法、英、德都争着向中国贷款。在每次借款的前夕，英、俄、德三国公使，几乎每天都到总理衙门恫吓威胁，强迫清政府向他借款。英国公使甚至宣称： 如不向英国借款，英国将 “不惜诉诸武力”。由此不难看出借款到底对谁有利。借款的条件都非常苛刻：
❶借款的利息很高，年利4.5—7%;
❷有很大的折扣，一般的在9.5—3.3折；
❸带有政治性的条件，如规定到期不能还本付息时，债权国有直接往各通商口岸征税之权。还有的规定借债国派人监督借款的用途等等，其中最严重的是以关盐税为担保。
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借款控制中国财政的情况，主要表现在控制中国的关税和盐税两大收入。关税和盐税为中国政府主要财政收入。例如1913年的财政预算中，关税即占总收入的20.4%，盐税占23.2%，合起来将近占总收入的一半。帝国主义直接控制这两大税收，就等于扼住了中国财政上的咽喉。外国侵略者对于中国关税的控制始自1854年。太平天国革命威及上海，上海道台选聘英、美、法各一人帮办税务，且选聘后不得罢免，外国人乘机控制了上海海关行政权。1858年天津条约后，又将上海的办法推广到各海口。于是各海口都有外国人帮办税务，全国由英人充当总税务司。英人赫德即在中国充当总税务司45年 (1863—1909)。1898年续借英德洋款后，由于广东税收入已连续作了外债担保，所剩无几，外人总税务司不但继续把持海关行政权，并可以直接处理税收以支付赔款，仅把 “关余” 交给中国政府。只是关税收入现款，在已收进未交出之际，仍由中国海关道设库负责保管。辛亥革命时，各债权国在华银行又乘机组成联合委员会，直接保管税收现款。从此关税收入现款亦存汇丰、德华、道胜、东方汇理、正金等银行，直到1929年2月中国实行所谓 “关税自主”为止。外国侵略者对中国的盐税进行控制，始自1898年续借英德洋款，拿盐税收入作担保。1913年袁世凯向五国银行团的借款，主要是以盐税作担保，银行团并取得了监督中国盐政和保管税收的权利。银行团成立了盐务稽核所，下设分所遍及全国各地，实际上监督中国盐政。盐税收入一律存于五国在华银行或被认可的其他银行，不得稽核所签字，不能提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部分税款存汇丰银行。直到1929年后，盐税才逐步转移到国民党政府的中央银行管理。而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更是大借外债。例如，从1931—1948年，仅军事财政和铁路借款就达到1775.9百万美元； 如果算上未转作借款的美国对蒋介石的 “援助”，那就更多了。在抗日战争期间美国援蒋借款有8笔，债额705百万美元，抗日战争胜利援借14笔，债额918.194百万美元。帝国主义通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影响是极为严重的，凭借对中国金融、财政的垄断，帝国主义紧紧控制了中国。

中国近代外债

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向国外举借的各种债务。包括政府在国外发行或推销的公债及借自一国政府、经济组织和个人的债款。在1895年甲午战争赔款之前，清朝政府极少举借外债；1895年后，政府举借的外债主要有：1895年～1898年间的俄法借款、英德借款、英德续借款三次借款，共计约合2.13亿美元，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笔巨额铁路借款，1913年的善后大借款、1918年的西原借款等。这时期政府外债的使用大体可分为四类：
❶偿还中日甲午战争赔款；
❷借债还债。以善后大借款为例，这次借款总数是2500万英镑，政府实收2100万英镑，其中用于付还外人以前的历次垫款、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债务欠款及赔偿外人在中国革命期间的损失等数额就占了实收额的一半；
❸政府政费开支（包括军事费用）;
❹铁路及其他交通借款。此项借款在1914年以后的外债中的比重已占1/3以上。国民政府时期弥补财政赤字战前主要靠发行国内公债，外债较少，战后则主要是向美国政府举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