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

001 中国美术

美术，又称造型艺术。指占有一定空间、构成有美感的形象，可使人通过视觉来欣赏的艺术，包括绘画、雕塑、工艺美术、建筑艺术等。在中国，还涉及书法与篆刻。中国有着天赋优厚的物质基础，中华民族依据自己的审美要求，世代相承，创造了风格独具的艺术瑰宝。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就横向观，在造型艺术领域，自古就有着各民族智慧的相互交流。内蒙长城一带的古匈奴族，大兴安岭地区的古鲜卑族，西北新疆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西藏的藏族，西南的彝族、傣族、苗族，广西的壮族，海南岛的黎族，台湾的高山族等，无不创造着自己的民族艺术。中国又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就纵向观，历经数千年，发展到今天，每一时代都有其不同风貌的艺术创造。中国美术，承受中华文化的滋补，强调美与善的统一，情与理的交融，将认知与直觉，人与自然，统一在独特的审美境界之中，借以反映自我，表现人生。它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吸收优秀的外来文化，又把自己的创造奉献给全人类。大约距今三四万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已经能够打制对称形并初步磨光的石器，和许多系红绳穿孔的装饰品，在磨制、钻孔、着色方面已经注意到力求美观，它说明了原始人类已经出现了初期的艺术表现。因此，这些实物被认为是中国发现最早的艺术品。由于火的发现和使用，到了新石器时代便出现了陶器，它是原始社会在造型艺术方面遗留下来的主要创作。其中彩绘陶器是中国原始社会绘画艺术的重要遗产，它反映了氏族社会以渔猎为主的原始农业经济生活。彩陶上的纹饰，是中国现存最古的绘画作品，也是中国传统美术的起点。此外，从中国东北到西北广大地区浩如烟海而丰富多采、具有北方游牧、狩猎特色的岩画，也是现存的中国原始绘画的重要遗产。秦以前的夏、商、周时代，美术的突出成就为称誉于世的青铜艺术。铜器的出现和使用，是奴隶社会文明的标志。青铜艺术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而显示出它特有的光彩。总观中国青铜艺术，可知为古代雕塑、绘画和工艺图案在其综合发展中所反映的一部分，但即此青铜器上的塑造技艺之高超，纹样装饰刻画之精美、奇特，已臻于世界之顶峰。除夏的青铜遗存尚在考查中，现能看到并确定年代的青铜艺术主要是商、周和春秋战国的遗物。先秦以前上古绘画，据史书记载，原以实用为目的，多数作为装饰之用而附丽于工艺品或作壁画于建筑物上。因年代久远，壁画随建筑物的毁灭而荡然无存。现能看到的是1949年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的两件战国时期的帛画，即“龙凤妇人”和“人物御龙”帛画。从帛画用线描绘人物形象，略加色彩的绘画技巧来看，中国至少在2000多年前已经达到一定的艺术水平。秦代美术的突出成就为陕西临潼秦始皇兵马俑坑出土的大型陶塑，它体现了秦代雕塑艺术和冶铸技术的高度成就。在考古发掘出土的秦代动物瓦当和射猎、卫士、宴饮纹画像砖，以及咸阳秦宫遗址出土的人物车马壁画等，可见当时建筑艺术对华丽装饰的追求，此外，在秦墓出土的勇士刺豹纹铜镜、鸟鱼纹漆盂及舞乐相朴纹漆梳篦等，显示了秦代工艺美术的成就。入汉后，由于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为绘画艺术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主要表现为壁画的盛行。壁画主要画于宫殿、厅堂等贵族建筑及坟墓内，经考古发掘的墓室壁画为现存的最珍贵的汉代绘画遗产，其中还有采用绘画和雕刻相结合的画像石和画像砖。现存墓室壁画始于西汉，现能看到的更多属于东汉，著名的如西汉卜秋千墓室壁画，东汉望都、辽阳、和林格尔等墓室壁画和孝堂山郭氏祠、嘉祥武氏祠画像石等。此外，西汉霍去病墓的一组大型石雕，以及1965年在陕西咸阳杨家湾出土的西汉早期彩绘陶俑群和1984年在徐州出土的西汉彩绘兵马俑及山东出土的西汉彩绘杂技俑、成都出土的说唱俑等和1972年考古发掘出土的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T”形帛画及大量漆器、织绣等，为汉代美术重要遗物。它们体现了中国古代雕刻艺术宏伟博大的气魄和中国古代绘画艺术已日渐成熟，以及漆器、织绣工艺的高度水平。魏晋南北朝300多年干戈不停，由于长期分裂，社会极不安宁，人心疾时厌世，给佛教得以广泛传播提供了社会条件，仅东晋100多年间，寺院多达1700多座，北方还开凿大量石窟建寺、雕塑佛像、绘制佛画。由于佛教的发荣滋长，给古代文化艺术以深刻的影响。尤在南北朝时期，宗教题材的美术占据了显要地位。如壁画，其规模和成就都大大地超过了汉代，举世闻名的甘肃敦煌莫高窟，在现存的500多窟中，有丰富的壁画和泥塑，为世界上宏伟的艺术宝库之一，它足以代表这一时期美术发展的盛况。此外，还有山西云岗石窟、甘肃榆林、麦积山石窟和新疆克孜尔千佛洞等。此时期，绘画艺术的创造者多为民间画工，但同时也产生了一批士大夫出身的著名画家，如卫协、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曹仲达等。其中，顾、陆、张被称为“六朝三杰”。此外还出现了中国第一批系统的绘画理论著述，其中南齐谢赫的《古画品录》尤为重要。隋、唐是中国美术史上繁荣昌盛时期。隋代画家多继承北朝传统，以杨契丹、郑法士、董伯仁、展子虔为代表，题材多描绘贵族生活，画风影响唐代。传为展子虔的“游春图”体现了早期山水画的风貌。唐代由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科技发展、国力强盛，文教随之勃兴。绘画艺术继承传统又吸取外来文化艺术中有用因素而得到空前发展，形成了唐代艺术宏伟的气度和丰富多采、富丽健康的民族风格。在画家众多、题材广泛、风格多样、技巧成熟等方面都大大超过前代。题材明显地面向现实生活，一些宗教题材的绘画也更多具有现实生活中人的因素。山水画已开始脱离专作人物画背景而成为一种专门的画科，花鸟画开始兴起，当时的绘画已有人物、山水、花鸟、鞍马、屋宇、鬼神道释等分科，体现了唐代绘画艺术的繁荣。大量以净土变相为内容的佛教壁画为唐代宗教壁画的显著特点，其规模宏大、构图复杂、形象生动，反映出社会繁荣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唐代画家之众，至今有文献或画迹可查的近400余人。阎立本、李思训、李昭道、吴道玄、张萱、周昉、尉迟乙僧、曹霸、韩干、韩滉、边鸾、刁光胤等为著名大家。唐代雕塑艺术也达到了高度成熟阶段，以佛教为题材的雕刻，洛阳龙门石窟的奉先寺雕刻群和四川乐山凌云大佛最为著名。在唐代帝王陵墓雕刻中，以昭陵、乾陵、顺陵为代表的雕刻群，气魄宏大，其中闻名中外的“昭陵六骏”最为杰出。宗教以外的雕刻作品，在内容和技巧方面都超过了前代，加之鲜艳夺目的“唐三彩”俑，不仅充分显示了这一时期雕塑艺术的精致完美，气魄宏大的时代精神，而且把中国古代雕塑艺术推向了一个高峰。此间，产生了一批著名的雕塑家。如初唐的韩伯通、宋法智、吴智敏、窦弘果，尤其是盛唐的吴道玄和杨惠之其影响更深远。唐代工艺美术在陶瓷、丝织、玉石雕刻、金银器物方面制作精细华美，也为当时世界之最。绘画理论著述，据记载就有20多种，其中以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价值最大。五代时期的封建割据和混乱局面，到北宋归于一统，封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城市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为宋代绘画得以发展繁荣的基础。加之汉、唐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厚根基。宋代政权又设立翰林画院，罗致著名画家为其服务，特别是徽宗时期有更大发展，到了南宋，在临安的画院也不减当年。以及贵族士大夫阶层对绘画的兴趣日益浓厚，也促使宋代绘画艺术的发展和提高。米芾、文同、李公麟、苏轼等人的绘画和美学思想，对文人画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水墨写意画逐渐发达起来。宋代绘画比起前代，题材范围更为广阔，宗教题材的人物画逐渐让位于描绘现实的民间生活和社会风俗。世俗美术突破宗教美术和贵族美术的羁绊得到了发展。张择端以反映宋代市民阶层生活的《清明上河图》是突出的代表。此外，肖像画和历史画等也得到普遍发展，著名的如李公麟的《免胄图》、陈居中的《文姬归汉图》等。此间，山水画和花鸟画交相辉映，出现了各种风格的画派。北宋最有代表性的山水画家当推李成、范宽、郭熙三大家，他们描绘北方山川而各具面貌和成就并影响后世。此外，尚有擅长“界画”的郭忠恕，独创“米点山水”的米芾、米友仁父子，以及发展唐代李思训、李昭道父子“青绿山水”的王希孟，赵伯驹、赵伯骕兄弟。南宋山水画一变北宋大山大水的大幅巨制，而着重于描绘山川奇秀的一角，由李唐开创，马远、夏圭所发展的笔法简括有力、构思奇巧的南宋山水画是突出代表。宋初花鸟画有黄派传人黄筌之子黄居寀，后有崔白以生动活泼、改变陈法、超过前人。赵佶及宫廷画师描绘的华贵富丽的珍禽异卉，直接影响南宋院体花鸟。文人画则以水墨为主，著名的有北宋文同的墨竹、南宋扬补之的梅和南宋末年郑思肖的兰等。宋代绘画形式和风格更加多样化，卷轴画的形式迅速发展。从唐代就日渐明显的民间画工和文人画家的界线和社会地位的悬殊至宋更加突出。这时期，辽、金、西夏采取了各自的政策，吸收了汉族封建文化，创造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在各自的统治区的绘画，也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宋代绘画既极隆盛，故画论也大为可观，如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邓椿的《画继》，米芾的《米海岳画史》，郭熙著，其子郭思整理的《林泉高致》以及《宣和画谱》等。元代皇家不再设立画院，只有少数画家在宫廷里为帝、后画像或作宗教壁画。由于政权更替，画家处在民族矛盾特别尖锐的社会环境中，不与元统治者合作，有的怀念宋代旧皇朝，或隐居山林，或闭门简出，元代绘画艺术发生重要变化。紧密反映现实生活的风俗画日渐衰微，绘画题材范围缩小。山水画及借情寓意的“四君子”(梅、兰、竹、菊)之类题材流行画坛。强调封建文人审美情趣，以气韵为主，以写意为法，追求笔墨情趣为高逸而肆意挥洒淋漓。以抒发其孤傲清高思想为当时文人画家主要创作倾向。唐、宋以来文人画家和民间画工之间的分明界线，至元终于成为士大夫画家主宰画坛的局面，至此，“文人画”正式确立。总之，元代绘画艺术仍能发荣滋长，在写意的画幅上题字作诗，以诗、书、画、印有机结合，加重作品的诗情画意，中国绘画这一鲜明特点始于元代。元代不少画家致力于山水画创作，著名的有元初赵孟頫、钱选、高克恭以及稍后的“元四家”，即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他们都有较大的成就，其中黄公望对后世影响最大。花鸟画大都用墨作画而变宋启明，如陈琳、王渊、张中等。墨竹更盛行于世，从李衎到柯九思、顾安等人，源出文同，王冕的墨梅，继扬无咎之后自成一家。元代画家普遍用纸作画，充分发挥纸、墨、笔的性能，使技法有新的创造。元初统治者看到道教在汉族中的影响而极力提倡，成为元代道释绘画得以复兴的条件，宗教壁画虽出民间画工之手，但仍有相当水平，现尚遗存的山西永济县永乐宫(今属芮城县)道教壁画是元代壁画杰作。明代继承宋制重立画院。但明初统治者专制淫威，使画家的创作活动受到严重束缚而无自由驰骋的余地，惟墨守旧规以求无过。故明初画风收敛放逸作风，以摹仿宋人绘画为满足。反映现实生活的风俗画进一步衰退。明代画院之盛不逊于两宋，但对绘画的发展贡献甚微，至明代中叶始渐复兴。文人画继续向着写意、水墨方面发展。明代早期山水画以戴进最为杰出，他和吴伟、王履等被称为“浙派”。明代中期的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称为“吴门四大家”，名震一时，对后世影响很大。明代后期画坛为 “吴派”所独占，董其昌为当时有影响的“吴派”山水画家和书法家。明代花鸟画风格多样，画派林立。宋、元以来已经产生的水墨花鸟画，到明代更加兴盛。“水墨写意”花鸟得以大发展，陈淳、徐渭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徐渭对清代和近代的绘画影响最大。诸暨人陈洪绶是明代后期重要的人物画家，他与蓬莱的崔子忠并称“南陈北崔”。曾鲸以肖像画创立新面目，他的弟子甚多，一直影响到清代。由于明代通俗文学的发展，直接影响民间美术和版画、插图艺术的发展，民间的木版年画虽受历史条件的某些限制，但仍为广大市民阶层所喜爱，并有所发展。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此间封建经济由繁荣而急剧衰落，由于清政府的专治统治和对文艺思想的严加控制，画家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受到极大束缚。从元代开始滋长，明代又进一步发展的复古主义，以及文人画家脱离现实生活，片面追求笔墨技巧的倾向，到清代更为加深，临古之风有增无减。清初绘画大多偏重山水、花鸟，人物画显著衰落。由于师承和区域关系，出现有“娄东”、“虞山”、“新安”、“金陵”、“黄山”等画派，其中以“四王、吴、恽”(即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吴历、恽格)影响最大，除恽兼长花鸟外，其余都为山水名家，他们尽管风格各异，然学古乃是共同倾向，他们注重笔墨技术，大多功力深厚，对提高中国绘画的笔墨技术有一定贡献。由于他们的绘画题材、内容和表现形式都为清统治者所赏识，被清统治者推为“正宗”。清代绘画日益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正是在其影响下滋长。在清初画坛，却有弘仁、髡残、朱耷、石涛四僧敢于标新立异，不受成法束缚，外师造化而取得很高的成就，并影响后世画家。与此同时，金陵画派龚贤、黄山画派梅清，以及傅山等也独标一格各有成就。与“四王”一派恰成对照。清代中期活跃在扬州画坛上的金农、罗聘、郑燮、李、汪士慎等一批画家，其画风有悖于当时“正宗”而敢于创新和个性的抒发，被视为画坛 “偏师”、“怪物”，遂有“扬州八怪”之称，他们虽作山水、人物，但以花鸟画成就最高，其中以郑燮为杰出代表。他对清末及近代画家有较大影响。此间，西洋画法和中国画法的融合，曾一度流行于宫廷，意大利人郎世宁擅长人物、肖像、花鸟，别开生面，当时在“如意馆”中的供奉们多受其影响。清代从事界画者寥若晨星，然袁江、袁耀继起绝学。高其佩以指画名擅一时。民间绘画继明之后又有新发展，至康、雍、乾三朝达到高潮，刻印木版年画几乎遍及全国。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和山东潍县杨家埠是当时民间绘画的主要生产中心。传统的中国绘画在19世纪初期经过一度沉寂，到鸦片战争以后发生了新的变化，其成就突出地表现在花鸟画的繁荣上，有创造性的画家多活跃于沿海城市。任熊、任颐、虚谷、赵子谦、吴俊卿等名噪一时，素有海派之称，他们一反过去纸绢相承、孤高冷逸的画风，扩大题材，接近生活，增加时代气息。改变了嘉庆、道光以来主流衰落无力的画风，为近百年人们所瞩目，后来继起者有陈衡格、齐白石等。20世纪初又有“岭南派”崛起，陈树人、高剑父、高奇峰为“岭南派”绘画的开创者，他们吸取西洋绘画之长，融于中国传统绘画之中而自成一格，与此同时，西洋绘画输入，数十年间虽无大的发展，但涉洋渡海，研习西画之风已经开始。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美术界出现了重大变化，最早一批留学生归来在各地相继办起美术学校，积极引进西方的美术教学方法。清末翰林李瑞清对中国近代美术教育事业起着拓荒和奠基的作用，现代早期著名画家和美术教育家吕凤子、汪采白、吴溉亭、张善孖、张大千等皆出其门下。此外，李叔同、徐悲鸿、刘海粟、颜文梁等也都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作出了贡献。30年代中国美术界的一个突出现象是木刻运动的兴起，上海、广州、天津等地纷纷成立了木刻团体。抗日战争时期，美术作品真实地反映了民族的受难、觉醒和斗争。1949年以后的17年里，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方针指导下，中国画、油画、版画、连环画、宣传画、年画等在技法上有很大提高，产生了不少成功之作，能代表这一时期水平的有董希文的《开国大典》、王式廓的《血衣》，傅抱石、关山月的《江山如此多娇》等。1966年至1976年10年浩劫，美术遭到空前破坏。粉碎“四人帮”以后，美术开始复苏，美术界思想更为活跃，新人辈出，涌现一批优秀之作，如《人民和总理》、《父亲》、《主人》、《西藏组画》及首都机场壁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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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卷。英国人布洒耳撰，戴岳译。布洒耳，生卒年不详，为北京英国公使馆医师，在中国居住三十余年，留心于中国艺术，归国后承英国教育部之命，编撰该书。《中国美术》分上、下两卷，共十二篇。其中上卷记石刻、建筑、铜器、象牙、犀角、诸刻、雕漆、琢玉；下卷记陶瓷、玻璃、珐琅、首饰、织物、绘画。西方人记述中国艺术的书，在此之前仅有法国帕烈窝罗络写过，却非常简略，与之相比，布洒耳的《中国美术》可谓记述丰富，包罗中国数千年间的艺术作品。但也由于时间跨度大，年代漫长，中国艺术发展又丰富多彩，内容上难免挂一漏万。如《石刻篇》中未收“龙门造像”； 《建筑篇》 中仅仅涉及明、清两代； 《铜器篇》中铜鼓项仅列一种，等等。况且，译文又对原文进行了较多删节，如《初版序言》删去后半，《上卷绪言》全部删除；同时，对于某些人名、地名、报名等的翻译，也存在某些错误，与原著相比，颇为逊色。有商务印书馆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