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发展概览

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发源地之一，位于亚洲的东部，太平洋的西岸，领土辽阔，人口众多，黄河长江像两条生命的纽带，哺育着华夏民族。炎黄子孙繁衍生息的这块土地有着特殊的地理环境，北面是寒冷的西伯利亚荒源，东南面是浩瀚的大海，西部是阿尔泰山、喀刺昆仑山以及沙漠、戈壁，西南是喜马拉雅山，沧海大洋与高山大漠形成了一个相当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国先民在这个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创造了辉煌的文明，而且这个古老的文明绵延数千年，是世界文明史上罕见的奇迹。
大量的考古发现证明了中国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从全国各地出土的大量化石，基本上可以独立地构成一个较完备的人类进化谱系。大约在公元前五六千年前，黄河、长江流域已开始了农耕作业。此后数千年，农业一直是中国的立国之本。华夏民族的远古历史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3000年，那是在黄河流域的姬姓黄帝部落和姜姓炎帝部落，中国人常称自己为炎黄子孙即源于此。中国先民是朴实的农业民族，他们不喜玄想，勤勉务实，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脚踏实地的进行劳动。同其他几大古老文明相比，中国先民的宗教意识极为淡薄，远古的神话传说中没有超越于人间的神的形象，相反，充满着对先祖杰出才能和品质的颂扬。如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燧人氏钻木取火、有巢氏构木为巢、神农氏尝遍百草等，都叙述的是先祖创业的英雄故事，可以说，中国的神话是人神同一的神话，神没有超越性，没有凌驾于人间之上的神的世界。还值得指出的是，考古学界从未发现商朝到战国时期有过大型的宗教建筑。这都说明，中国先民的精神生活中没有神的影子。无神论的民族重视现实，尊重生活经验，这个民族特性决定了中国科学的实用性、经验性。
农 （学）、医 （学）、天 （学）、算（学） 是中国人独自创造的科学技术体系中的四大核心学科。商代中期，农业已成为重要的社会生产部门。殷墟出土的甲骨片中关于农业丰收的卜辞最多。到了西周时期，以农为主，以畜牧业为辅的生产格局已经形成，中华民族以植物为主的食物结构开始确立。春秋以来，有大量记载农业技术的文献出现，中国先民已懂得对土地精耕细作。此外，为了防止在我国境内最为常见的而又对农业生产影响最大的自然灾害——水灾和旱灾，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兴建大型水利工程，它们包括灌溉工程、运河工程和堤防工程。当时比较大的灌溉工程有芍陂、漳水等十二渠、都江堰和郑国渠，其中芍陂和都江堰历经两千多年，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四川太守李冰主持修建的都江堰使成都平原成为 “水旱从人” 的沃野良田，四川由此成为 “天府之国”。
在原始社会中，巫医不分，甲骨卜辞中有大量关于疾病的记载，治病方法主要是通过迷信活动，但也用一些药物。西周时期巫医已经分开，出现了专职的医生和医事制度。约在商代，中国人已经认识到某些植物的汤液对疾病的治疗作用，从此以后，汤液成为中药的主要剂型。此外，随着冶金术的发展，各种金属制造的医疗器具开始出现。经过几百上千年的积累，中国的医学体系在春秋战国时期得以初步建立。公元前5世纪的扁鹊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医学的最高成就，他所采用的切脉、望色、闻声、问病四诊法一直沿用至今。他熟练地掌握了当时广为流行的砭石、针灸、按摩、汤液、熨贴、手术、吹耳、导引等方法，创造了不少为人传颂的“起死回生” 的奇迹。战国晚期出现的《黄帝内经》 是当时医学的集大成著作，它包括 《素问》 和 《灵枢》 两部分，共十八卷，162篇，广泛论述了医学理论的各个方面。它第一次提出了脏腑、经络学说，成为日后中医理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它采用阴阳五行学说，作为处理医学中各种问题的总原理，为临床诊断提供了理论基础。《黄帝内经》 是祖国医学的奠基之作，两千多年来，一直指导着中医的临床实践，是极为宝贵的科学遗产。
发展农业生产离不开历法的制定。作为农业民族，华夏先民很早就注重天象观测，为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服务。考古发现以及文献记载表明，在约公元前24世纪的帝尧时代就有了专职的天文官，从事观象授时。当时人们已经知道一年有366天，懂得用黄氏时南方天空所看到的不同恒星来划分春夏秋冬四季。据说是夏朝流传下来的 《夏小正》 一书，记录了许多天文知识，其中提到北斗斗柄每月所指方向有变化。从甲骨卜辞中可考证出殷商时代用干支记日，数字记月，月分大小，大月30日，小月29日，闰月置于年终。此外、甲骨卜辞中还有日食、月食和新星的记载。我国第一部文学圣典 《诗经》 中天文知识亦极为丰富，著名的如 《诗经·七月》 中的 “七月流火” (七月的大火星向西偏，大火星即指心宿二，天蝎座的a星)，《诗经·绸缪》 中的 “三星在户” (抬头从门框里望见河鼓三星，河鼓三星即天鹰座三星) 等。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天文学开始由一般观察发展到数量化观测，《礼记·月今》 以二十八宿为参照系描述了太阳和恒星的位置变化。《春秋》 和 《左传》 中天文资料更为丰富； 从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81年，共记有37次日食，公元前613年的哈雷彗星记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战国时期出现了专门的天文学著作，齐国甘德著 《天文星占》，魏国石申著 《天文》，后人将之辑成 《甘石星经》，是当时天文观测资料的集大成，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星表。
商代甲骨文中开始有十进制的记数方法，春秋战国时期普遍运用的筹算完全建立在十进位制基础上，算筹分纵或和横式两种，纵式表示个位、百位、万位等等，横式表示十位、千位、十万位等等，遇零空位，这种方法可以摆出任意的自然数。十进制记数法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记数法，是我国人民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但筹算有它的局限性。计算过程无法保存，从而不能得到检验。中国传统数学不善长逻辑推理也可能与筹算法有关。
中国上古时期最重要的技术成就是冶炼术和丝织技术。青铜器和铁器在我国的出现都不算最早，但冶炼的铸造技术发展很快，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商周时期是使用青铜器的极盛时代，不仅有青铜农具等生产工具，还有祭祀用的礼器和大量的兵器，它们有的小巧精致，有的硕大无比。1939年在河南安阳武宦村出土的商代司母戊青铜鼎，器高133厘米，横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875公斤，采用的是分铸法。在长期冶铜实践的基础上，我国人民已认识到了合金成分、性能和用途之间的关系。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考工记》 详细记载了不同合金比例的“六齐” 规律，所谓 “齐” 即 “剂”，配方的意思。当时人们认识到，铜与锡的重量比为六比一时，最适合造钟鼎，五比一时，造斧头，四比一时，造戈戟，三比一时，造刀剑，五比二时，造箭头，二比一时，造铜镜。这些大体正确的合金配比规律，是世界冶金史上最早的经验总结。我国的人工铸铁技术起步较晚，但由于先前已发展了极为先进的青铜冶铸技术，铸铁术发展很快。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出现了生铁冶铸技术和铸铁柔化术，这两项冶金史上的重大突破，远远领先了欧洲上千年。战国后期，冶铁业在全国各地广泛建立起来，使铁器的使用大为普及，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利用蚕丝的国家，早在五千多年前，我国就有比较发达的养蚕和丝织业。远古文献中记载了大量种桑养蚕的事情，如 《诗经·七月》 中就有这样的诗句： “蚕月条桑，取彼斧，以伐远扬，猗彼女桑”。说的正是在养蚕的三月修剪桑树，培育嫩小的桑叶。用蚕丝织出的丝绸轻软华丽，一直为全世界人民所喜爱。西方人了解中国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丝绸，丝绸开辟了中外交流的主要渠道丝绸之路。
由于地理上的阻隔，古代中国人独自走着自己的文化发展道路，形成了有特色的技术型、经验型、实用型的科技体系。中国不是近代以及现代自然科学的发源地，但是近代科学的诞生必须得助于许多外在和内在的条件，中国文明正好为之创造了条件。因此，在以后的篇章中，我们还要接着讲述中国在中古时期所达到的科技水平，以及中国人的伟大发明如何为近代世界开辟了道路。

中国科技发展概览

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发源地之一，位于亚洲的东部，太平洋的西岸，领土辽阔，人口众多，黄河长江像两条生命的纽带，哺育着华夏民族。炎黄子孙繁衍生息的这块土地有着特殊的地理环境，北面是寒冷的西伯利亚荒原，东南面是浩瀚的大海，西面是阿尔泰山、喀剌昆仑山以及沙漠、戈壁，西南面是喜马拉雅山，沧海大洋与高山大漠形成了一个相当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国先民在这个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创造了辉煌的文明，而且这个古老的文明绵延数千年，是世界文明史上罕见的奇迹。
大量的考古发现证明了中国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从全国各地出土的大量化石，基本上可以独立地构成一个较完备的人类进化谱系。大约在公元前五六千年前，黄河、长江流域已开始了农耕作业。此后数千年，农业一直是中国的立国之本。华夏民族的远古历史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3000年，那是在黄河流域的姬姓黄帝部落和姜姓炎帝部落，中国人常称自己为炎黄子孙即源于此。中国先民是朴实的农业民族，他们不喜玄想，勤勉务实，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脚踏实地的进行劳动。同其他几大古老文明相比，中国先民的宗教意识极为淡薄，远古的神话传说中没有超越于人间的神的形象，相反，充满着对先祖杰出才能和品质的颂扬。如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燧人氏钻木取火、有巢氏构木为巢、神农氏尝遍百草等，都叙述的是先祖创业的英雄故事，可以说，中国的神话是人神同一的神话，神没有超越性，没有凌驾于人间之上的神的世界。还值得指出的是，考古学界从未发现商朝到战国时期有过大型的宗教建筑。这都说明，中国先民的精神生活中没有神的影子。无神论的民族重视现实，尊重生活经验，这个民族特性决定了中国科学的实用性、经验性。
农 （学）、医 （学）、天 （学）、算 （学）是中国人独自创造的科学技术体系中的四大核心学科。商代中期，农业已成为重要的社会生产部门。殷墟出土的甲骨片中关于农业丰收的卜辞最多。到了西周时期，以农为主，以畜牧业为辅的生产格局已经形成，中华民族以植物为主的食物结构开始确立。春秋以来，有大量记载农业技术的文献出现，中国先民已懂得对土地精耕细作。此外，为了防止在我国境内最为常见的而又对农业生产影响最大的自然灾害——水灾和旱灾；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兴建大型水利工程，它们包括灌溉工程、运河工程和堤防工程。当时比较大的灌溉工程有芍陂、漳水等十二渠、都江堰和郑国渠，其中芍陂和都江堰历经两千多年，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四川太守李冰主持修建的都江堰使成都平原成为 “水旱从人” 的沃野良田，四川由此成为 “天府之国”。
在原始社会中，巫医不分，甲骨卜辞中有大量关于疾病的记载，治病方法主要是通过迷信活动，但也用一些药物。西周时期巫医已经分开，出现了专职的医生和医事制度。约在商代，中国人已经认识到某些植物的汤液对疾病的治疗作用，从此以后，汤液成为中药的主要剂型。此外，随着冶金术的发展，各种金属制造的医疗器具开始出现。经过几百上千年的积累，中国的医学体系在春秋战国时期得以初步建立。公元前5世纪的扁鹊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医学的最高成就，他所采用的切脉、望色、闻声、问病四诊法一直沿用至今。他熟练地掌握了当时广为流行的砭石、针灸、按摩、汤液、熨贴、手术、吹耳、导引等方法，创造了不少为人传颂的 “起死回生”的奇迹。战国晚期出现的 《黄帝内经》是当时医学的集大成著作，它包括 《素问》和 《灵枢》两部分，共十八卷，162篇，广泛论述了医学理论的各个方面。它第一次提出了脏腑、经络学说，成为日后中医理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它采用阴阳五行学说，作为处理医学中各种问题的总原理，为临床诊断提供了理论基础。《黄帝内经》是祖国医学的奠基之作，两千多年来，一直指导着中医的临床实践，是极为宝贵的科学遗产。
发展农业生产离不开历法的制定。作为农业民族，华夏先民很早就注重天象观测，为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服务。考古发现以及文献记载表明，在约公元前24世纪的尧帝时代就有了专职的天文官，从事观象授时。当时人们已经知道一年有366天，懂得用黄氏时南方天空所看到的不同恒星来划分春夏秋冬四季。据说是夏朝流传下来的 《夏小正》一书，记录了许多天文知识，其中提到北斗斗柄每月所指方向有变化。从甲骨卜辞中可考证出殷商时代用于支记日，数字记月，月份大小，大月30日，小月29日，闰月置于年终。此外，甲骨卜辞中还有日食、月食和新星的记载。我国第一部文学圣典 《诗经》中天文知识亦极为丰富，著名的如 《诗经·七月》中的 “七月流火”(七月的大火星向西偏，大火星即指心宿二，天蝎座的a星)，《诗经·绸缪》中的 “三星在户” (抬头从门框里望见河鼓三星，河鼓三星即天鹰座三星)等。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天文学开始由一般观察发展到数量化观测，《札记·月今》以二十八宿为参照系描述了太阳和恒星的位置变化。《春秋》和《左传》中天文资料更为丰富：从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81年，共记有37次日食，公元前613年的哈雷彗星记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战国时期出现了专门的天文学著作，齐国甘德著 《天文星占》，魏国石申著 《天文》，后人将之辑成 《甘石星经》，是当时天文观测资料的集大成，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星表。
商代甲骨文中开始有十进制的记数方法，春秋战国时期普遍运用的筹算完全建立在十进制基础上，筹算分纵式和横式两种，纵式表示个位、百位、万位等等，横式表示十位、千位、十万位等等，遇零空位，这种方法可以摆出任意的自然数。十进制记数法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记数法，是我国人民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但筹算有它的局限性。计算过程无法保存，从而不能得到检验。中国传统数学不擅长逻辑推理也可能与筹算法有关。
中国上古时期最重要的技术成就是冶炼术和丝织技术。青铜器和铁器在我国的出现都不算最早，但冶炼的铸造技术发展很快，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商周时期是使用青铜器的极盛时代，不仅有青铜农具等生产工具，还有祭祀用的礼器和大量的兵器，它们有的小巧精致，有的硕大无比。1939年在河南安阳武宦村出土的商代司母戊青铜鼎，器高133厘米，横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875公斤，采用的是分铸法。在长期冶铜实践的基础上，我国人民已认识到了合金成分、性能和用途之间的关系。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 《考工记》详细记载了不同合金比例的 “六齐”规律，所谓 “齐”即“剂”，配方的意思。当时人们认识到，铜与锡的重量比为6:1时，最适合造钟鼎，5:1时，造斧头，4:1时，造戈戟，3:1时，造刀剑，5:2时，造箭头，2:1时，造铜镜。这些大体正确的合金配比规律，是世界冶金史上最早的经验总结。我国的人工铸铁技术起步较晚，但由于先前已发展了极为先进的青铜冶铸技术，铸铁术发展很快。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出现了生铁冶铸技术和铸铁柔化术，这两项冶金史上的重大突破，远远领先了欧洲上千年。战国后期，冶铁业在全国各地广泛建立起来，使铁器的使用大为普及，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利用蚕丝的国家，早在五千多年前，我国就有比较发达的养蚕和丝织业。远古文献中记载了大量种桑养蚕的事情，如 《诗经·七月》中就有这样的诗句： “蚕月条桑，取彼斧，以伐远扬，猗彼女桑。”说的正是在养蚕的三月修剪桑树，培育嫩小的桑叶。用蚕丝织出的丝绸轻软华丽，一直为全世界人民所喜爱。西方人了解中国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丝绸，丝绸开辟了中外交流的主要渠道丝绸之路。
由于地理上的阻隔，古代中国人独自走着自己的文化发展道路，形成了有特色的技术型、经验型、实用型的科技体系。中国不是近代以及现代自然科学的发源地，但是近代科学的诞生必须得助于许多外在和内在的条件，中国文明正好为之创造了条件。因此，在以后的篇章中，我们还要接着讲述中国在中古时期所达到的科技水平，以及中国人的伟大发明如何为近代世界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