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方剂精华辞典︱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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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前人谓：“方者一定之法，法者不定之方。”故方与法不可离也。是以方属法统，法可导方。用方者必遵治法，亦现代所谓理论指导实践也。 然方剂者，实即药物在临床运用中之升华、结晶也。故方之既成，必有一定之组合规律，配伍逆从，各有章法。《内经》所论制方法度，有君、臣、佐、使(今称主、辅、佐、使)之说是也。否则杂乱无章，仅是药物之混杂堆砌。徐灵胎氏讥之为“有药无方”而已。 　自《内经》记述十二方以来，历代各有发挥，如汉·张仲景《伤寒》、《金匮》，唐·孙思邈《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王焘《外台秘要》，宋有《太平圣惠方》、《和剂局方》，金元有《河间六书》、《儒门事亲》、《脾胃论》、《丹溪心法》，明有《景岳全书》、《普济方》等。 《普济方》载方61739首，可谓空前巨著，历代无出其右。 但这仅是数量上的充实，在质量上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提高较少。 到清代开始转入理论研究和重视临床实用为主，如《医方集解》、《成方切用》、《成方便读》、《汤头歌诀》、《时方妙用》、《时方歌括》等。这也可说是从少到多，而后由博返约的必然过程。 　近世科学昌明，中医学遇到现代科学的挑战，现代医学利用现代科学装备，各学科密切配合，相互支持，发展迅速。而我们中医界相对来说，进展缓慢。 其原因除客观因素外，约有数端：其一，我们中医界历来家传师授，相对守旧，缺乏开拓精神；其二，由于受到余云岫辈的歧视、排斥，造成门户之见，以致中医界对现代医学存在偏见、存在隔阂或敬而远之，缺乏借鉴；其三，中医界本身的寒、温之争，新、旧之争，内耗甚巨，缺乏平心静气，踏实研究精神。 以致言必遵古者有之，复古逆行者有之，视中西医结合提倡新说如仇者亦有之。其实质固步自封而已！ 中医方剂研究中亦同样有此弊端。 民国以来，方剂向被轻视，建国后进展亦缓，反映在教材建设上，皆列古方，排斥科研新方，于此可见一斑。 此亦使人喟然也。 　愚治学主张中西结合，主张新旧融溶。 辟除门户之见，开拓新的天地(曾作打油云：医无中西，同为救人，方法有异，何必煮箕)。 自习医以来，四十余年，临床从事内科、男科；教研专攻方剂。拙见以为，方剂既来自实践，又为临床服务，故必当验之于临床，诉之于理法，证之于实验。 然后有比较、有数据、有药理(复方药理)，用之放心，言之有据，并可发扬广大，加速进展。 本着这一精神，集合志同道合者，编撰本书，选收古今名方、验方、秘方、各省市规范方、民族方、港台方、现代临床效方、科学实验新方。 目的在于记其用，广其传，促进中医现代化。 故凡符合组方法度者采集之，有临床验证者撷取之，有药理实验者选录之，有科研价值者搜收之。 经二年苦战，汇编成册，以利临床。 对医家、病家、科研、教学、药厂等均可供参考。或以为此举是不中不西，不伦不类，非驴非马。余亦不屑顾焉。当然，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所限，错误缺点难免，欢迎读者提出批评，以利提高。 　本人对写作的基本态度是：严肃性，科学性，统一性与灵活性、发挥性相结合。严肃性是指写作上要一丝不苟。 以方剂来说，如某方10味药，决不能漏去一味或妄增一味，某药是10克，也不能随意变动；大承气汤属寒下峻剂，决不可误为温下等。科学性是指尽量与现代科学研究相结合，如某方的药理研究、临床验证等。科学也就是实事求是，故资料翔实，合乎科学者选收之，违于科学者则去之(如人参去芦问题，今已证明其不确，故人参去芦两字一律删去)，所谓去粗取精是也。统一性是指编写体例要统一。但大统一要允许有小自由，可以灵活之处不要统死，把自己束缚手脚没有好处。 如引用书名、主治病名等允许用全称或简称；每方字数可视资料多少而定，不加限定。因为统得过死反而窒息学术空气，实际上也是一种老八股而已。有了灵活性，也就易于发挥，发挥作者的主观能动性。如方义分析，可以让作者去自由发挥。 　最后，对卫生部(原)钱信忠、崔月犁部长的关怀支持并题辞，对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局长吕炳奎、海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林志成、天津中医学院原院长韩锡瓒、河北中医学院原院长夏锦堂、新疆中医学院院长张绚邦、仲景国医大学校长赵清理、重庆市中医研究所所长黄星垣的题辞、作序表示衷心感谢！ 　此外，本书的筹划、组织、清稿等方面，得到黄剑文、张兰、毛淑萍、肖科等同志的大力协助，于此一并致以谢意！ 1994年2月甲戌正月15 　虞山张浩良草于南京勤拙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