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大辞典︱名家论小说要辑
名家论小说要辑
总论与专论 □《论语·子张》： 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中华书局刘宝楠《论语正义》本) □庄周《庄子·外物》： 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犗以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馅，没而下鹜，扬而奋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鱼，离而腊之，自制河以东，苍梧已北，莫不厌若鱼者。已而后世輇才讽说之徒，皆惊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以未尝闻任氏之风俗，其不可与经于世亦远矣。(中华书局郭庆藩《庄子集释》本) □荀况《荀子·正名》： 凡人莫不从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知道之莫之若也。而不从道者，无之有也。假之有人而欲南，无多；而恶北，无寡。岂为夫南者之不可尽也，离南行而北走也哉？今人所欲，无多；所恶，无寡。岂为夫所欲之不可尽也，离得欲之道而取所恶也哉？故可道而从之，奚以损之而乱！不可道而离之，奚以益之而治！ 故知者论道而已矣，小家珍说之所愿皆衰矣。(中华书局王先谦《荀子集解》本) □刘向《说苑·叙录》： 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书《说苑》杂事，……除去与《新序》复重者，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后令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更以造新事十万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号曰《新苑》，皆可观。臣向昧死。(四部丛刊影明钞《说苑》本) □桓谭《新论》： 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中华书局影印胡克家《文选》本卷三十一江文通杂体诗《李都尉从军》李善注) □班固《汉书·艺文志·小说家》： 《伊尹说》二十七篇。(其语浅薄，似依托也。) 《鬻子说》十九篇。(后世所加。) 《周考》七十六篇。(考周事也。) 《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记事也。) 《师旷》六篇。(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之。) 《务成子》十一篇。(称尧问，非古语。) 《宋子》十八篇。(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 《天乙》三篇。(天乙谓汤，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 《黄帝说》四十篇。(迂诞依托。)《封禅方说》十八篇。(武帝时。) 《待诏臣饶心术》二十五篇。(武帝时。)《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一篇。 《臣寿周纪》七篇。(项国圉人，宣帝时。) 《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 《百家》百三十九卷。 右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出蹴鞠一家，二十五篇。)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穷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若能脩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中华书局标点本《汉书》卷三十) □曹植《与杨德祖书》： 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 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德薄，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于名山，将以传之于同好。非要之皓首，岂今日之论乎？其言之不惭，恃惠子之知我也。(四部丛刊影印宋本《文选》卷四十二) □刘勰《文心雕龙·谐隐》： 芮良夫之诗云：“自有肺肠，俾民卒狂。”夫心险如山，口壅若川，怨怒之情不一，欢谑之言无方，昔华元弃甲，城者发睅目之讴；臧纥丧师，国人造侏儒之歌；并嗤戏形貌，内怨为俳也。又蚕蟹鄙谚，狸首淫哇，苟可箴戒，载于礼典。故知谐辞讔言，亦无弃矣。 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昔齐威酣乐，而淳于说甘酒；楚襄宴集，而宋玉赋好色：意在微讽，有足观者。及优旃之讽漆城，优孟之谏葬马，并谲辞饰说，抑止昏暴。是以子长编史，列传滑稽，以其辞虽倾回，意归义正也。但本体不雅，其流易弊。于是东方，枚皋，铺糟啜醨，无所匡正，而诋嫚媟弄，故其自称为赋，乃亦俳也；见视如倡，亦有悔矣。至魏文因俳说以著笑书，薛综凭宴会而发嘲调，虽抃笑衽席，而无益时用矣。然而懿文之士，未免枉辔；潘岳丑妇之属，束晰卖饼之类，尤而效之，盖以百数。魏晋滑稽，盛相驱扇，遂乃应玚之鼻，方于盗削卵；张华之形，比乎握春杵。曾是莠言，有亏德音，岂非溺者之妄笑，胥靡之狂歌欤！ 讔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昔还社求拯于楚师，喻眢井而称麦曲；叔仪乞粮于鲁人，歌佩玉而呼庚癸；伍举刺荆王以大鸟，齐客讥薛公以海鱼；庄姬托辞于龙尾，臧文谬书于羊裘：隐语之用，被于纪传。大者兴治济身，其次弼违晓感。盖意生于权谲，而事出于机急，与夫谐辞，可相表里者也。汉世隐书十有八篇，歆、固编文，录之赋末。昔楚庄、齐威，性好隐语。至东方曼倩，尤巧辞述。但谬辞诋戏，无益规补。自魏代以来，颇非俳优，而君子嘲隐，化为谜语。谜也者，回互其辞，使昏迷也。或体目文字，或图象品物，纤巧以弄思，浅察以炫辞，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荀卿蚕赋，已兆其体；至魏文、陈思，约而密之，高贵乡公，博举品物，虽有小巧，用乖远大。观夫古之为隐，理周要务。岂为童稚之戏谑，搏髀而抃笑哉！ 然文辞之有谐讔，譬九流之有小说。盖稗官所采，以广视听。若效而不已，则髡、朔之入室，旃、孟之石交乎？ 赞曰：古之嘲隐，振危释惫。虽有丝麻，无弃菅蒯。会义适时，颇益讽诫。空戏滑稽，德音大坏。(人民文学出版社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本) □长孙无忌《隋书·经籍志·杂传》： 汉时，阮仓作《列仙图》。刘向典校经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传。皆因其志尚，率尔而作，不在正史。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魏文帝又作《列异》，以序鬼物奇怪之事，稽康作《高士传》，以叙圣贤之风。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今取其见存，部而类之，谓之《杂传》。(商务印书馆1955年《隋书经籍志》本) □《隋书·经籍志·小说家》： 《燕丹子》一卷(丹，燕王喜太子。梁有《青史子》一卷；又《宋玉子》一卷，录一卷，楚大夫宋玉撰；《群英论》一卷，郭颁撰；《语林》十卷，东晋处士裴启撰。亡。) 《杂语》五卷 《郭子》三卷(东晋中郎郭澄之撰) 《杂对语》三卷《要用语对》四卷 《文对》三卷 《琐语》一卷(梁金紫光禄大夫顾协撰) 《笑林》三卷(后汉给事中邯郸淳撰) 《笑苑》四卷 《解颐》二卷(阳玠松撰) 《世说》八卷(宋临川王刘义庆撰) 《世说》十卷《刘孝标注。梁有《俗说》一卷，亡。) 《小说》十卷(梁武帝敕安右长史殷芸撰。梁目，三十卷。) 《小说》五卷 《迩说》一卷(梁南台治书伏挺撰) 《辩林》二十卷(萧贲撰) 《辩林》二卷(席希秀撰) 《琼林》七卷(周兽门学士阴颢撰) 《古今艺术》二十卷 《杂书钞》十三卷 《座右方》八卷 《座右法》一卷(庚元威撰) 《鲁史欹器图》一卷(仪同刘徵注) 《器准图》三卷(后魏丞相士曹行参军信都芳撰) 《水饰》一卷 右二十五部，合一百五十五卷。 小说者，街说巷语之说也。《传》载与人之诵。《诗》美询于刍荛。古者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谤。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涂说，靡不毕纪。《周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而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而观衣物”，是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 凡诸子，合八百五十三部，六千四百三十七卷。 《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儒、道、小说，圣人之教也，而有所偏。兵及医方，圣人之政也。所施各异。世之治也，列在众职，下至衰乱。官失其守。或以其业游说诸侯，各崇所习，分镳并鹜。若使总而不遗，折之中道，亦可以兴化致治者矣。《汉书》有《诸子》、《兵书》、《数术》、《方伎》之略，今合而叙之，为十四种，谓之子部。(中华书局标点本《隋书》卷三十四) □刘知几《史通·采撰》： 子曰：“吾犹及中之阙文。”是知史文有阙，其来尚矣。自非博雅君子，何以补其遗逸者哉！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观夫丘明受经立传，广包诸国，盖当时有《周志》、《晋乘》、《郑书》、《楚杌》等篇，遂乃聚而编之，混成一录。向使专凭鲁策，独询孔氏，何以能殚见洽闻若斯之博也？马迁《史记》，采《世本》、《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至班固《汉书》，则全同太史。自太初已后，又杂引刘氏《新序》、《说苑》、《七略》之辞。此并当代雅言，事无邪僻，故能取信一时，擅名千载。 但中世作者，其流日烦，虽国有册书，杀青不暇，而百家诸子，私存撰录，寸有所长，实广闻见；其失之者，则有苟出异端，虚益新事，至如禹生启石，伊产空桑，海客乘槎以登汉，姮娥窃药以奔月，如此踳驳，不可殚论，固难以汙南、董之片简，霑班、华之寸札。而嵇康《高士传》，好聚七国寓言；玄晏《帝王纪》，多采六经图谶，引书之误，其萌始于此矣。至范晔增损东汉一代，自谓无惭良直；而王乔凫履，出于《风俗通》；左慈羊鸣，传于《抱朴子》；朱紫不别，秽莫大焉。沈氏著书，好诬先代，于晋则故造奇说，在宋则多出谤言。前史所载，已讥其谬矣。而魏收党附北朝，尤苦南国，承其诡妄，重加诬语，遂云“司马睿出于牛金”、“刘骏上淫路氏”，可谓助桀为虐，幸人之灾。寻其生绝胤嗣，死遭剖斫，盖亦阴过之所致也。 晋世杂书，谅非一族，《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恢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皇朝新撰《晋史》，多采以为书。夫以干、邓之所粪除，王、虞之所糠秕，持为逸史，用补前传，此何异魏朝之撰《皇览》，梁世之修《徧略》，务多为美，聚博为功，虽取说于小人，终见嗤于君子矣。 夫郡国之记，谱谍之书，务欲矜其州里，誇其氏族，读之者安可不练其得失，明其真伪者乎！ 至如江东五俊，始自《会稽典录》；颖川八龙，出于《荀氏家传》，而修晋、汉史者，皆征彼虚誉，定为实录，苟不别加研核，何以详其是非。又讹言难信，传闻多失。至如曾参杀人，不疑盗嫂，翟义不死，诸葛犹存，此皆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傥无明白，其谁曰然。故蜀相薨于谓滨，《晋书》称呕血而死；魏君崩于马圈，《齐史》云中矢而亡；沈炯骂书，河北以为王伟；魏收草檄，关西谓之刑邵。夫同说一事，而分为两家，盖言之者彼此有殊，故书之者是非无定。况古今路阻，视听壤隔，而谈者或以前为后，或以有为无，泾渭一乱，莫之能辨。而后来穿凿，喜出异同，不凭国史，别讯流俗。及其记事也，则有师旷将轩辕并世，公明与方朔同时；尧有八眉，夔唯一足，乌白马角，救燕丹而免祸；犬吠鸡鸣，逐刘安以高蹈。此之乖滥，往往有旃。故作者恶道听涂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观夫子长之撰《史记》也，殷、周已往，采彼家人，安国之述《阳秋》也。梁益旧事，访诸故老，夫以刍荛鄙说，刊为竹帛正言，而辄欲与《五经》方驾，《三志》竞爽，斯亦难矣。 呜呼！ 逝者不作，冥漠九泉，毁誉所加，远诬千载。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 (中华书局影印明张之象刻本) □《史通·杂述》： 在昔三坟五典，《春秋》、《梼杌》，即上代帝王之书，中古诸侯之记。行诸历代，以为格言。其余外传，则神农尝药，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实著《山经》；《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语》载言，传诸孔氏。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从来尚矣。 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鹜，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记，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详略难均，有权当时，不终一代，若陆贾《楚汉春秋》、乐资《山阳公载记》、王韶《晋安陆记》、姚《梁后略》，此之谓偏记者也。普天率工，人物弘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则有独举所知，编为短部，若戴达《竹林名士》、王粲《汉末英雄》、萧世诚《怀旧志》、卢子行《知己传》、此之谓小录者也。国史之任，记事记言，视听不该，必有遗逸，于是好奇之士，补其所亡，若和峤《汲冢纪年》、葛洪《西京杂记》、顾协《璅语》、谢绰《拾遗》，此之谓逸事者也。街谈巷议，时有可观，小说为言，犹贤于已，故好事君子，无所弃诸，若刘义庆《世说》、裴荣期《语林》、孔思尚《语录》、阳玠松《谈薮》，此之谓琐言者也。汝颍奇士，江汉英灵，人物所生，载光郡国，故乡人学者，编而记之，若周称《陈留耆旧》、周裴《汝南先贤》、陈寿《益部耆旧》、虞预《会稽典录》，此之谓郡书者也。高门华胄，弈世载德，才子承家，思显父母，由是纪其先烈，贻厥后来，若扬雄《家牒》、殷敬《世传》、《孙氏谱记》、《陆宗系历》，此之谓家史者也。贤士贞女，类聚区分，虽百行殊途，而同归于善，则有取其所好，各为之录，若刘向《列女》、梁鸿《逸民》、赵采《忠臣》、徐广《孝子》，此之谓别传者也。阴阳为炭，造化为工，流形赋象，于何不育，求其怪物，有广异闻，若祖台《志怪》、干宝《搜神》、刘义庆《幽明》、刘敬叔《异苑》，此之谓杂记者也。九州土宇，万国山川，物产殊宜，风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荆州记》、常璩《华阳国志》、辛氏《三秦》、罗含《湘中》，此之谓地理书者也。帝王桑梓，列圣遗尘，经始之制，不常厥所，苟能书其轫则，可以龟镜将来，若潘岳《关中》、陆机《洛阳》、《三辅黄图》、《建康宫殿》，此之谓都邑簿者也。 大抵偏纪，小录之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圆备，终不能成其不刊，永播来叶，徒为后生作者，削稿之资焉。逸事者，皆前史所遗，后人所记，求诸异说，为益实多。及妄者为之，则苟载传闻，而无铨择，由是真伪不别，是非相乱，如郭子横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遗》，全构虚辞，用惊愚俗，此其为弊之甚者也。琐言者，多载当时辨对，流俗嘲谑，俾夫枢机者藉为舌端，谈话者将为口实，乃蔽者为之，则有诋讦相戏，施诸祖宗，亵狎鄙言，出自床第，莫不升之纪录，用为雅言，固以无益风规，有伤名教者矣。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帮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置于他方，罕闻爱异，其有如常璩之详审，刘炳之该博，而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者，盖无几焉。家史者，事惟三族，言止一门，正可行于室家，难以播于邦国，且箕裘不堕，则其录虽存，苟薪搆已亡，则斯文亦丧者矣。别传者，不出胸臆，非由机杼，徒以博采前史，聚而成书，其有足以新言加之别说者，盖不过十一而已，如寡闻末学之流，则深所嘉尚，至于探索隐之士，则无所取材。杂记者，若论神仙之道，则服食炼气，可以益寿延年，语魑魅之途，则福善祸淫，可以惩恶劝善，期则可矣。及谬者为之，则苟谈怪异，务述妖邪，求诸弘益，其义无取。地理书者，若朱赣所采，浃于九州，阚驷所书，殚于四国，期则言皆雅正，事无偏党者矣，其有异于此者，则人自以为乐土，家自以为名都，竞美所居，谈过其实，又城池旧迹，山水得名，皆传诸委巷，用为故实，鄙哉！ 都邑簿者，如宫阙陵庙，街廛郭邑，辨其规模，明其制度，斯则可矣。及愚者为之，则烦而且滥，博而无限，故论榱栋则尺寸皆书，记草木则根株必数，务求详审，持此为能，遂使学者观之，瞀乱而难纪也。于是考兹十品，征彼百家，则史之杂名，其流尽于此矣。至于其间得失纷糅，善恶相兼，既难为覙缕，故粗陈梗概，且同自郐，无足讥焉。 又案，子之将史，本为二说，然如《吕氏》、《淮南》、《玄》、《晏》、《抱朴》，凡此诸子，多以叙事为宗，举而论之，抑亦史之杂也，但以名有异，不复编于此科。 盖语曰：众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历观自古作者著述多矣，虽复门千户万，波委云集，而言皆琐碎，事必丛残，固难以接光尘于五传，并辉烈于三史，古人以比玉屑满箧，良有旨哉。然则刍荛之言，明王必择，葑非之体，诗人不弃，故学者有博闻旧事，多识其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亦何能自致此乎！且夫子有云：“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则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中华书局影印明张之象刻本) □刘 《隋唐嘉话·序》： 述曰，余自髫丱之年，便多闻往说，不足备之大典，故系之小说之末。昔汉文不敢更先帝约束而天下理康，若高宗拒乳母之言，近之矣。曹参择吏必于长者，惧其文害。观焉马周上事，与曹参异乎？许高阳谓死命为不能，非言所也。释教推报应之理，余尝存而不论。若解奉先之事，何其明著。友人天水赵良玉睹而告余，故书以记异。(上海涵芬楼影印明刊《顾氏文房小说》本) □李肇《唐国史补·韩沈良史才》： 沈既济撰《枕中记》，庄生寓言之类；韩愈撰《毛颖传》，其文尤高，不下史迁，二篇真良史才也。(古典文学出版社《唐国史补》本卷下) □欧阳修《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 《燕丹子》一卷(燕太子)邯郸淳 《笑林》三卷裴子野 《类林》三卷张华 《博物志》十卷又 《列异传》一卷 贾泉注《郭子》三卷(郭澄之) 刘义庆《世说》八卷 又《小说》十卷 刘孝标《续世说》十卷 殷芸《小说》十卷 刘齐《释俗语》八卷 萧贲《辩林》二十卷 刘炫《酒孝经》一卷 庾元威《座右方》三卷 侯白《启颜录》十卷 《杂语》五卷 戴祚《甄异传》三卷 袁王寿《古异传》三卷 祖冲之《述异记》十卷 刘质《近异录》二卷 干宝《搜神记》三十卷 刘之遴《神录》五卷 梁元帝《妍神记》十卷 祖台之《志怪》四卷 孔氏《志怪》四卷 荀氏《灵鬼志》三卷 谢氏《鬼神列传》二卷 刘义庆《幽明录》三十卷 东阳无疑《齐谐记》七卷 吴均《续齐谐记》一卷 王延秀《感应传》八卷 陆果《系应验记》一卷 王琰《冥祥记》一卷 王曼颍《续冥祥记》十一卷 …… (中华书局标点本《新唐书》卷五十九) □曾慥《类说·序》： 小道可观，圣人之训也。余乔寓银峰，居多暇日，固集百家之说，采摭事实，编纂成书，分七十卷，名曰《类说》。可以资治体，助名教，供谈笑，广见闻，如嗜常珍，不废异馔，下筋之处，水陆具陈矣。览者其详择焉。 绍兴六年四月望日温陵曾慥引。(明绿格钞本《类说》) □洪迈《夷坚乙志序》： 《夷坚初志》成，士大夫或传之。今镂板于闽于蜀于婺于临安，盖家有其书。人以予好奇尚异也，每得一说或千里寄声，于是五年间又得卷帙多寡与前编等，乃以《乙志》名之。凡甲乙二书，合为六百事，天下之怪怪奇奇尽萃于是矣。夫齐谐之志怪，庄周之谈天，虚无幻茫，不可致诘；逮干宝之《搜神》，奇章公之《玄怪》，谷神子之《博异》，《河东之记》、《宣室之志》、《稽神之录》，皆不能无寓言于其间。若予是书，远不过一甲子，耳目相接，皆表表有据依者。谓予不信，其往见乌有先生而问之。乾道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番阳洪迈景卢叙。(中华书局何卓标点《夷坚志》本) □杨维祯《说郛叙》： 孔子述土��萍实于僮谣，孟子证瞽瞍朝舜之语于齐东野人，则知《琐语》、《虞初》之流，博雅君子所不弃也。 天台陶君九成取经史传记，下迨百氏杂说之书二千余家，纂成一百卷，凡数万条，剪扬子语名之曰《说郛叙》，征予叙引。阅之经月，能补予考索之遗。学者得是书，开所闻、扩所见者多矣。要其博古物，可为张华、路、段；其核古文奇字，可为子云，许慎；其索异事，可为赞皇公；其知天穷数，可为淳风、一行；其搜神怪，可为鬼董狐；其识虫鱼草木，可为《尔雅》；其纪山川风土，可为《九丘》；其订古语，可为钤契；其究谚谈，可为裨官；其资谑浪调笑，可为轩渠子。昔应中远作《风俗通》，蔡伯喈作《勤学篇》，史游作《急就章》，犹皆传世，况是集之用工深而资识者大乎！其可传于世无疑也。 虽然，扬子谓：“天地万物，郭也；五经众说，郛也。”是五经郛众说也。说不要诸圣经，徒劳旁搜泛采，朝记千事，暮博千物，其于仲尼之道何如也？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 约则要诸道也已，九成尚以斯言勉之。 会稽抱遗叟杨维祯序。(清顺治刊重校《说郛》本)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 今子书传于世而最先者惟《鬻子》。其书概举修身治国之术，实杂家言也。与柱下、漆园宗旨迥异，而《汉志》列于道家。诸史艺文及诸家目录，靡不因之。虽或以为疑，而迄莫能定，余谓班氏义例，咸规歆、向，不应谬误若斯。载读《汉志》小说家，有《鬻子》一十九篇，乃释然悟曰：“此今所传《鬻子》乎？”盖《鬻子》道家言者，汉末已亡，而小说家尚传于后，人不能精核，遂以道家所列当之。故历世纷纷，名实咸爽，《汉志》故灼然明也。辄记于此，俟博洽君子定焉。 汉《艺文志》所谓小说，虽曰街谈巷语，实与后世博物、志怪等书迥别，盖亦杂家者流，稍错以事耳。如所列《伊尹》二十七篇，《黄帝》四十篇，《成汤》三篇，立义命名，动依圣哲，岂后世所谓小说乎？又《务成子》一篇，注称尧问：《宋子》十八篇，注言黄老；《臣饶》二十五篇，注言心术，《臣成》一篇，注言养生，皆非后世所谓小说也。则今传《鬻子》为小说而非道家，尚奚疑哉！ (又《青史子》五十七篇，杨用修所引数条，皆杂论治道，殊不类今小说。) 《青史子》云：古礼，男子生而射天地四方。其文云：东方之弧以梧，梧者东方之草，春木也。南方之弧之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中央之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秋木也。北方之弧以枣，枣者北方之草，冬木也。是木亦可称草也。《青史子》，《汉志》五十三篇，今存者胎教一篇而已。其首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瑞，七月而就蒌室，太师持铜而御户左，太宰持升而御户右。此三月者，王后所求声音非礼乐，则太师抚乐缊瑟而称不习；所求滋味非正味，则太宰荷斗倚升而不敢煎调”云云，其文义古雅。呜呼！ 古书之不传者何限，惜哉！右见杨用修《丹铅录》，案《青史子》班氏所列小说家，其文义传者乃如此。信《鬻子》之为小说也。叶梦得、宋景濂并以此书两见为疑，而不敢定其非道家者，政小说二字所误，执余指以求之，当瞭然矣。(用修所引《青史》，见贾谊《新书》，作《青史氏》。) 王长公读诸子云：“鬻熊，伪书也。”考班志《鬻子》注，道家下以为鬻熊，小说下以为后人所加，则孟坚固以小说之《鬻子》为伪，长公之言益信，而余说亦不诬矣。 《鬻子》章次篇名，前人论者咸以残缺不可晓，余初读尤漫然。载阅之，觉其词颇质奥，虽非真出熊手，要为秦汉前书；因反覆紬绎之，乃知此书之存，视旧才十之一，而篇名章次错乱混淆之甚，宜宋以来诸家，未有得其要领者也。盖古《鬻子》本书，篇名章次，与《庄》、《列》不同，而绝与今传《关尹子》类。所谓撰吏、道符等目，即《关尹》之一宇、二柱等篇也。撰吏下有五帝等目，道符下有三王等目，即一柱篇之盆沼等章，二柱篇之碗孟等章也。《关尹》九篇，而每篇章次，少者六七，多者十余，更互阐发，以竟一篇之义。故每章之语虽极寥寥，而不觉其简；《鬻子》二十二篇，律以《关尹》，则今传短章，总之当不下百数十。(如今传本篇下第五、第八等目，悉篇中章次，非书中篇次，细绎自明。)而东京之后，兵火残逸，至唐所存，仅此一十四条，当时注者卤莽，苟欲庶几前代全书，遂以每章当其一篇，而仅以为缺其八。故今读之寥寥枯寂，若本末略无足观者。又其篇章既混，而先后复淆，后人因益厌弃弗省。余既幸得其说，辄稍为更定之，虽缺者不可复完，而章次篇名，咸中旧解，亦谓旦暮遇之者也。(又贾谊引十三章附) 杨用修云，鬻熊著书二十二篇，子书莫先焉，今其存者十四篇，皆无可取，似后人赝本无疑也。案贾谊《新书》所引云，和可以守，而严可以守，而严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严可以攻，而严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战，而严可以战，而严不若和之胜也。则惟由和而可也。又云，治国之道，上忠于主，而中敬其士，而下爱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义，则无以入忠也。而中敬其士，非以礼节，则无以谕敬也。下爱其民，非以忠信，则无以行爱也。又曰：“圣人在上位，则天下不死军兵之事，民免于一死而得一生矣。圣王在上位，而民无冻馁，民免于二死而得二生矣。圣王在上位，民无夭阏之诛，民免于三死而得三生矣。圣王在上位，则民无厉疾，民免于四死而得四生矣。”是皆正言确论也，今之所传有是乎？又《文选》注引《鬻子》，武王率兵车以伐纣，纣虎旅百万，陈于商郊，起至黄鸟，至于赤斧，三军之士，莫不失色。今本无之，知为伪书矣。右杨氏《丹铅录》所载，可补《鬻子》之缺，因录此。余考谊《大政》篇，所引尚有六条，暇当总辑，合今传十四篇，稍次先后为一编。 子之为类，略有十家，昔人所取凡九，而其一小说弗与焉。然古今著述，小说家特盛，而古今书籍，小说家独传，何以故哉？怪力乱神，俗流喜道，而亦博物所珍也；玄虚广莫，好事偏攻，而亦洽闻所昵也。谈虎者矜夸以示剧，而雕龙者间掇之以为奇；辩鼠者证据以成名，而扪虱者类资之以送日。至于大雅君子，心知其妄，而口竟传之，旦斥其非，而暮引用之，犹之淫声丽色，恶之而弗能弗好也。夫好者弥多，传者弥众，传者日众，则作者日繁，夫何怪焉！ 小说家一类，又自分数种：一曰志怪，《搜神》、《述异》、《宣室》、《酉阳》之类是也。一曰传奇，《飞燕》、《太真》、《崔莺》、《霍玉》之类是也。一曰杂录，《世说》、《语林》、《琐言》、《因话》之类是也。一曰丛谈，《容斋》、《梦溪》、《东谷》、《道山》之类是也。一曰辨订，《鼠璞》、《鸡肋》、《资暇》、《辨疑》之类是也。一曰箴规，《家训》、《世范》、《劝善》、《省心》之类是也。谈丛、杂录二类，最易相紊，又往往兼有四家，而四家类多独行，不可搀入二类者，至于志怪、传奇，尤易出入，或一书之中，二事并载；一事之内，两端具存，姑举其重而已。 小说，子书流也。然谈说理道，或近于经，又有类注疏者；纪述事迹，或通于史，又有类志传者。他如孟启《本事》，卢环抒情，例以诗话文评，附见集类，究其体制，实小说者流也。至于子类杂家，尤相出入。郑氏谓古今书家所不能分有九，而不知最易混淆者小说也。必备见简编，穷究底里，庶几得之。而冗碎迂诞，读者往往涉猎。优伶遇之。故不能精。 《飞燕》，传奇之首也；《洞冥》，杂俎之源也；《搜神》，玄怪之先也；《博物》，《杜阳》之祖也。魏、晋好长生。故多灵变之说；齐、梁弘释典，故多因果之谈。 子虚、上林不已，而为修竹、大兰。修竹、大兰不已，而为革华、毛颖。革华、毛颖不已，而为后士、南柯。故夫庄、列者诡诞之宗，而屈、宋者玄虚之首也。后人不习其文，而规其意，卤莽其精，而猎其粗，毋惑乎其日下也。 《云仙》，诞之诞也；《清异》，俳之俳也。然其喻旨命词，往往如郗方回奴，小有意焉，亦滑稽之囿也。其诡撰靡益见闻，其雅言可资谈噱，不为所斯可也。夫成汤之问夏棘，庄周之证齐谐，果有其人乎哉！ 小说，唐人以前，纪述多虚，而藻绘可观；宋人以后，论次多实，而彩艳殊乏，盖唐以前出文人才士之手，而宋以后率俚儒野老之谈故也。 小说者流，或骚人墨客游戏笔端，或奇士洽人搜罗宇外，纪述见闻，无所回忌，覃研理道，务极幽深。其善者，足以备经解之异同，存史官之讨核，总之有补于世，无害于时。乃若私怀不逞，假手铅椠，如《周秦行纪》、《东轩笔录》之类，同于武夫之刃、谗人之舌者，此大弊也。然天下万世，公论具在，亦亡益焉！ 汉、唐、六代诸小说，几于无不传者。今单行别梓虽寡，《太平广记》之中，一目可尽，御览诸书，往往概见，郑渔仲所谓名亡实存也。宋人诸说，虽间载《百川学海》诸家汇刻，及单行《夷坚》、《程史》之类，盛于唐前，然曾氏、陶氏二书，辑类各近千家，今所存十不二三矣。 唐人《酉阳杂俎》、《玄怪》等编，今皆行世，而《太平广记》所载，往往有诸刻所无者，盖诸书皆自《广记》录出，而钞集者卤莽脱略致然。若魏、晋、六朝之书，即《广记》所载，事亦寥寥，盖年代稍远，当宋人辑《广记》日，已不尽存故也。 小说卷帙繁重者，《太平广记》之五百，《夷坚志》之四百，极矣，而不知《虞初》之九百也！秦汉之篇，即唐宋之卷，太史公书一百三十卷，《汉志》作百三十篇；然三代之书，至繁不过百卷，不应《虞初》卷多乃尔。余恐《虞初》之篇，即《尚书》百篇之篇，则九百篇者，不过九百事，计以后世之卷，不过数十余耳。今其说一不存。案《汉志》：虞初，河南人，武帝时方士，号黄车使者，盖《七略》所称小说，惟此当与后世同。方士务为迂怪以惑主心，《神异》、《十洲》之祖袭有自来矣！ 晋平公梦朱熊窥其屏，恶之而疾，问于子产，对曰“昔共工之卿曰浮游，败于颛顼，自沈于淮。其色赤，其言善笑，其行善顾，其状如熊，为天王崇。见之堂，则王天下者死；见之堂下，则邦人骇；见之门，则近臣忧；见之庭，则无伤。今窥君子之屏，病而无伤，其祭颛顼、共工乎？”从其言而病间。右《太平御览》引《汲冢》、《琐语》之文，《束晰传》所云诸国梦卜妖怪相书者，推此可见，盖古今纪异之祖，出《虞初》前，而类书引者绝少。考隋唐尚有其目，盖至宋而亡矣，因录之，(《隋志》梁顾协又有《璅语》，今亦不存。)(中华书局《少室山房笔丛》本) □《少室山房笔丛·二酉缀遗》： 幼尝戏辑诸小说，为百家异苑，今录其序云：自汉人驾名东方朔作《神异经》，而魏文《列异传》继之。六朝唐宋，凡小说以异名者甚众，考《太平御览》、《广记》及曾氏、陶氏诸编，有《述异记》(二卷)、《甄异录》(三卷)、《广异记》(一卷)、《旌异记》(十五卷)、《古异传》(三卷)、《近异录》(二卷)、《独异志》(十卷)、《纂异记》(一卷)、《灵异记》(十卷)、《乘异记》(三卷)、《祥异记》(一卷)、《续异记》(一卷)、《集异记》(三卷)、《博异志》(三卷)、《括异志》(一卷)、《纪异录》(一卷)、《祖异记》(一卷)、《采异记》(一卷)、《摭异记》(一卷)、《贤异录》(一卷)。此外，如《异苑》、《异闻》、《异述》、《异诫》诸集，大概近六十家，而李翱《卓异记》、陶谷《清异录》之类，弗与焉。(以所记稍不同故也。)今世有刻本者，仅《神异》、《述异》数家，余俱不行。乃其事大半具诸类书，郑渔仲所谓名亡实存者也。第分门互列，得一遗二，虽存若亡。余屏居丘壑，却扫杜门，无鼎臣野处之宾，以遣余日，辄命颖生，以类钞合，循名入事，各完本书，不惟前哲流风，藉以不泯；而遗编故帙，亦因概见大都，遂统命之曰《百家异苑》。作劳经史之暇，辄一披阅，当抵掌扪虱之欢。昔苏子瞻好语怪，客不能则使妄言之。庄周曰：“余姑以妄言之，而汝姑妄听之。”知庄氏之旨，则知苏氏之旨矣。 …… 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如《毛颖》、《南柯》之类尚可，若《东阳夜怪录》、《称成自虚》、《玄怪录》、《元无有》，皆但可付之一笑，其文气亦卑下亡足论。宋人所记，乃多有近实者，而文彩无足观。本朝《新》、《余》等话，本出名流，以皆幻设，而时益以俚俗，又在前数家下。惟《广记》所录唐人闺阁事，咸绰有情致，诗词亦大率可喜。(中华书局《少室山房笔丛》本) □谢肇淛《五杂俎》： 《夷坚》、《齐谐》，小说之祖也；虽庄生之寓言，不尽诬也。《虞初》九百，仅存其名；桓谭《新论》，世无全书。至于《鸿烈》、《论衡》，其言具在，则两汉之笔，大略可睹已。晋之《世说》，唐之《酉阳》，卓然为诸家之冠，其叙事文采，足见一代典刑，非徒备遗忘而已也。自宋以后，日新月盛，至于近代，不胜充栋矣，其间文章之高下，既与世变，而笔力之醇杂，又以人分，然多识畜德之助，君子不废焉。宋钱思公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词，古人之笃嗜若此。故读书者，不博览稗官诸家，如瞰粱肉而弃海错，坐堂皇而废台沼也。俗亦甚矣！ (卷十三) 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止，不必问其有无也。古今小说家，如《西京杂记》、《飞燕外传》、《天宝遗事》诸书，《虬髯》、《红线》、《隐娘》、《白猿》诸传，杂剧家如《琵琶》、《西厢》、《荆钗》、《蒙正》等词，岂必真有是事哉！ 近来作小侥，稍涉怪诞，人便笑其不经，而新出杂剧，若《浣纱》、《青衫》、《义郛》、《孤儿》等作，必事事考之正史，年月不合，姓字不同，不敢作也。如此则看史传足矣，何名为戏？(卷十五)(明刊《五杂俎》本)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 张衡《西京赋》曰：“小说九百，本自虞初。”《汉书·艺文志》载《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注称武帝时方士，则小说兴于武帝时矣。故《伊尹说》以下九家，班固多注依托也。然屈原《天问》杂陈神怪，多莫知所出，意即小说家言，而《汉志》所载《青史子》五十七篇，贾谊《新书·保傅篇》中先引之，则其来已久，特盛于虞初耳。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缉琐语也。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班固称“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如淳注谓“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然则博采旁搜，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杂废矣。今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见闻，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 西京杂记六卷(《提要》省) 世说新语三卷(《提要》省) 朝野佥载六卷(《提要》省) 唐国史补三卷(《提要》省) 大唐新语十三卷(《提要》省) 次柳氏旧闻一卷(《提要》省) …… 右小说家类杂事之属，八十六部，五百八十一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记录杂事之书，小说与杂史最易相淆，诸家著录，亦往往牵混。今以述朝政军国者入杂史，其参以里巷闲谈词章细故者，则均隶此门。《世说新语》古俱著录于小说。其明例矣。) 山海经十八卷(《提要》省) 穆天子传六卷(《提要》省) 神异经一卷(《提要》省) 海内十洲记一卷(《提要》省) …… 右小说家类异闻之属，三十二部，七百二十四卷，皆文渊阁著录。 博物志十卷(《提要》省) 述异记二卷(《提要》省) 酉阳杂俎二十卷续集十卷(《提要》省) 清异录二卷(《提要》省) 续博物二卷(《提要》省) 右小说家类琐语之属，五部五十四卷，皆文渊阁著录。(中华书局影印《四库全书总目》本) □盛时彦《姑妄听之跋》： 虞初以下，干宝以上，古书多佚矣。其可见完帙者，刘敬叔《异苑》、陶潜《续搜神记》，小说类也；《飞燕外传》、《会真记》，传记类也。《太平广记》事以类聚，故可并收，今一书而兼二体，所未解也。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伶玄之传，得诸樊慝，故猥琐具详；元稹之记，出于自述，故约略梗概。杨升庵伪撰《秘辛》，尚知此意，升庵多见古书故也。 令燕昵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又所未解也。(上海古籍出版社《阅微草堂笔记》本) □梁章钜《归田琐记·小说》： 小说九百，本自虞初，此子部之支流也。而吾乡村里辄将故事编成七言，可弹可唱者，通谓之小说。据《七修类稿》云起於宋时，宋仁宗朝，太平盛久，国家闲暇，日欲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故小说兴。如云话说赵宋某年，又云太祖、太宗、真宗帝四帝，仁宗有道君。瞿存斋诗所谓“陌头盲女无愁恨，能拨琵琶说赵家”，则其来亦古矣。(中华书局标点《归田琐记》本) □吴曾祺《旧小说叙》： 大凡立教之道，要于使人从。欲从之便，莫若使人心歆其趣。夫口说三古之书，手摹六经之旨，作为文章，垂示后世，意非不美也，然而听者或惛然不可终日。试与述委巷之丛谈，道故家之轶事，方四座欣然，惟恐其词之毕也。则夫论文之要。其不欲抗之太高者，道亦如此矣。窃以说部之书，托体较卑，上不得跻于经史之列，又其中出于寓言者十之八九，故为考据家之所不及。至于张皇鬼神之状，婉娈儿女之私，彼夫道学先生相戒不以寓目，而余窃以  古文之秘者，莫此为近。徒观其叙事之妙，控颠引末，首尾毕具，而问及一二可歌可泣之事，神情意态，落楮文生，使读者凄然以悲，欢然以喜，其感人之捷。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虽以左马复生，亦当引为入室弟子。至如选词卿云之室，检字苍雅之林，使人味之而腴，嗅之而芳，按之而泽，睨之而华。彼媕陋之夫，固不能道其一字，其不可以小道而忽之也，亦已明矣，使由此而上及周秦之通，下揖汉唐之作者，其取径以行，而其收数固甚捷也。祇以自古及今，多至不可胜数，遂使兰艾丛生，玉石杂糅，识者病焉。余以暇日无事，辄取说部诸书，伏而读之。凡得千有余种，择其词义兼善者，合为一书。其不足观者，汰而击之，大抵存者十之一二，而弃者十之七八。然犹裒巨帙也，盖将以是为学文之助云尔。(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本《旧小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小说之名，昔者见于庄周之云“饰小说以干县令”(《庄子·外物》)，然案其实际，乃谓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与后来所谓小说者固不同。桓谭言“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李善注《文选》三十一引《新论》)始若与后之小说近似，然《庄子》云尧问孔子，《淮南子》云共工争帝地维绝，当时亦多以为“短书不可用”，则此小说者，仍谓寓言异记，不本经传，背于儒术者矣。后世众说，弥复纷纭，今不具论，而征之史：缘自来论断艺文，本亦史官之职也。 秦既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则大收篇籍，置写官，成哀二帝，复先后使刘向及其子歆校书秘府，歆乃总群书而奏其《七略》。《七略》今亡，班固作《汉书》，删其要为《艺文志》，其三曰《诸子略》，所录凡十家，而谓“可观者九家”，小说则不与，然尚存于末，得十五家。班固于志自有注，其有某曰云云者，唐颜师古注也。…… 右所录十五家，梁时已仅存《青史子》一卷，至隋亦佚；惟据班固注，则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者也。 唐贞观中，长孙无忌等修《隋书》，《经籍志》撰自魏征，祖述晋荀勖《中经簿》而稍改变，为经史子集四部，小说故隶于子。其所著录，《燕丹子》而外无晋以前书，别益以记谈笑应对，叙艺术器物游乐者，而所论列则仍袭《汉书·艺文志》(后略称《汉志》): 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传》载舆人之颂，《诗》美询于刍荛，古者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谤；孟春，徇木铎以求歌徭，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途说，靡不毕纪，周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道方慝以诏避忌，而职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而观其衣物是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 石晋时，刘昫等因韦述旧史作《唐书·经籍志》(后略称《唐志》)则以毋焽等所修之《古今书录》为本，而意主简略，删其小序发明，史官之论述由是不可见。所录小说，与《隋书·经籍志》(后略称《隋志》)亦无甚异，惟删其亡书，而增张华《博物志》十卷，此在《隋志》，本属杂家，至是乃入小说。 宋皇祐中，曾公亮等被命删定旧史，撰志者欧阳修，其《艺文志》(后略称《新唐志》)小说类中，则大增晋至隋时著作，自张华《列异传》戴祚《甄异传》至吴筠《续齐谐记》等志神怪者十五家一百十五卷，王延秀《感应传》至侯君素《旌异记》等明因果者九家七十卷，诸书前志本有，皆在史部杂传类，与耆旧高隐孝子良吏列女等传同列，至是始退为小说，而史部遂无鬼神传；又增益唐人著作，如李恕《诫子拾遗》等之垂教诫，刘孝孙《事始》等之数典故，李涪《刊误》等之纠讹谬，陆羽《茶经》等之叙服用，并入此类，例乃愈棼，元修《宋史》，亦无变革，仅增芜杂而已。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二十八)以小说繁夥，派别滋多，于是综核大凡，分为六类…… 清乾隆中，敕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纪昀总其事，于小说别为三派，而所论列则袭旧志。 ……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缉琐语也。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班固称“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如淳注谓“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然则博采旁搜，是亦古制，因不必以冗杂废矣。今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见闻，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 《西京杂记》六卷。《世说新语》三卷。…… 右小说家类杂事之属…… 《山海经》十八卷。《穆天子传》六卷。 《神异经》一卷。……《搜神记》二十卷。……《续齐谐记》一卷。…… 右小说家类异闻之属…… 《博物志》十卷。《述异记》二卷。《酉阳杂俎》二十卷，《续集》十卷。 …… 右小说家类琐语之属…… 右三派者，校以胡应麟之所分，实止两类，前一即杂录，后二即志怪，第析叙事有条贯者为异闻，钞录细碎者为琐语而已。传奇不著录；丛谈辩订箴规三类则多改隶于杂家，小说范围，至是乃稍整洁矣。然《山海经》、《穆天子传》又自是始退为小说，案语云，“《穆天子传》旧皆入起居注类，……实则恍忽无征，又非《逸周书》之比，……以为信史而录之，则史体杂，史例破矣。今退置于小说家，义求其当，无庸以变古为嫌也。”于是小说之志怪类中又杂入本非依托之史，而史部遂不容多含传说之书。 至于宋之平话，元明之演义，自来盛行民间，其书故当甚夥，而史志皆不录。惟明王圻作《续文献通考》，高儒作《百川书志》，皆收《三国志演义》及《水浒传》，清初钱曾作《也是园书目》，亦有通俗小说《三国志》等三种，宋人词话《灯花婆婆》等十六种。然《三国》《水浒》，嘉靖中有都察院刻本，世人视若官书，故得见收，后之书目，寻即不载，钱曾则专事收藏，偏重版本，缘为旧刊，始以入录，非于艺文有真知，遂离叛于曩例也。史家成见，自汉迄今盖略同：目录亦史之支流，固难有超其分际者矣。(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中国小说史略》) □余嘉锡《小说家出于稗官说》： 班固作《汉书》删取刘歆《七略》以为《艺文志》，既录其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略之书，又散辑略之文，附入各家之后以便读者，诸子十家，辑略以为“盖出于王官”，自儒家以下，九流所出之官，皆有可考，独小说家出于稗官，其名不见于先秦古书，颜师古注亦说之不详，莫有知其为何官者，考荀悦《汉纪》卷二十五，叙诸子九家之所出，并同《汉书》，独于小说家者流，去其稗官二字，仅云“盖出于街谈巷议所造”，岂非荀悦已不得其解，故删除之耶。悦后汉人，去刘、班未远，然尚如此，于颜师古奚责焉。吾尝绎经传，考其官职，妄以为稗官者天子之士也，因仿刘毓崧说法家、墨家、纵横家之例，(刘氏《通义堂集》卷十，有法家出于理官说二篇，卷十一，有墨家出于清庙之官说，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说，各三篇。)作小说家出於稗官说。 《艺文志》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注于稗官下引如淳曰：“细米为稗，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此虽能说明稗官之职，然不云出於何书，亦不能言王者所立之稗官，为《周礼》、《春秋》中之何等官，徒因细米为稗，遂谓此官为称说细碎之言，是亦望文生义耳。师古曰：“稗官，小官，汉名臣奏：‘唐林请省置吏，公卿大夫至都官稗官，各减什三’是也。”案：《广雅释诂》云：“稗，小也。”师古以小官释稗官，于义为长。唐林附见《鲍宣传》，仕王莽封侯。(亦见《王莽传》。)此奏收入汉名臣中，当上于成哀时，是前汉犹有稗官，然不见于两《汉书》及《汉官仪》，无可考证。《汉书·昭帝纪》《食货志》注并云：“中都官，京师诸官府也。”中都官，即都官也，故司隶校尉有都官从事一人，主察举百官犯法者。(见《续汉书·百官志》。)夫都官既为京官之通称，唐林以都官稗官并言，是稗官亦小官之通称矣。然则小说家所出之稗官，果周之何官耶。 余尝以经传所言官之职掌，考之九流所出之官而皆合。如司徒敬敷五教，儒家出于司徒之官，故言“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史官记事记言，道家出于史官，故言“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羲和治历明时，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故言“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推之他家皆然。今于小说家，既言“出於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是即稗官之职掌矣。以经传证之，采道涂之言，达之于君者，其惟士乎。《春秋》襄十四年传曰：“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贾子《新书·保傅篇》，可与此传互相发明，其略曰：“天子有过，史必书之，史之义不得书过则死，而宰收其膳，宰之义不得收膳则死。于是有进善之旌，有诽谤之木，有敢谏之鼓，瞽史诵诗，工诵箴谏，大夫进谋，士传民语，习与智长，故切而不愧，化若心成，故中道若性。是殷周所以长有道也。”《大戴礼·保傅篇》，采自贾子，其文略同。贾子之说，即本之《左传》，而作“士传民语，无庶人谤”一句。然则传所谓“士传言”者，传庶人之谤言也。庶人贱，不得进言于君，先王惧不闻己过，故使士传叙其语以察民之所好恶焉，杜预以为“士卑不得迳达，闻君过失，传告大夫”者，非也。《国语·周语》曰：“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韦昭注曰：“庶人卑贱，见时得失，不得达，传以语士也。”夫庶人传以语士，则士必当入告于君，正所谓士传言也。由是观之，则传街谈巷语之稗官，非即天子左右之士耶。《晋语》曰：“吾闻古之言，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市，辨袄祥于谣，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在列者，公卿至于列士也，风，采也，胪，传也。”(本韦注。)采传言于市而问谤誉于路，真所谓街谈巷语道听涂说也。《楚语》曰：“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曰，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苟在朝者，无谓我老髦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韦注：言，谤誉之言也，志，记也。)以训导我。有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亵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矇不失诵，以训御之，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此云“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者，谓闻庶人之街谈巷语，则诵其词而记之，入而告之于君，即班《志》“闾巷小知者之所及亦缀而不忘”之意也。《左传》但言士传言，而据《晋语》《楚语》，则自卿大夫以至于士皆得传言者，传以大夫与士分言之，因大夫得自进规诲，而士仅得传民之语，故独以传言归之士耳。《白虎通·谏箴篇》云：“士不得谏者，士不得豫政事，故不得谏也，谋及之，得因尽其忠耳。《礼·保傅》曰：大夫进谏，(案；今《大戴礼》无此句，盖传写脱去，贾子作大夫进谋。)士传民语。”是其义也。《吕氏春秋·达郁篇》曰：“是故天子听政，使公卿列士正谏，好学博闻献诗，矇箴，师诵，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而后王斟酌焉。”(此与《周语》所记同一事，而字句微不同，)《贾山·至言》曰：“古者圣王之制，史在前书过失，工诵箴谏，瞽诵诗谏，公卿比谏，士传言谏过，庶人谤于道，商旅议于市，然后君得闻其过失也。”(见《汉书》本传，《艺文志》儒家，有《贾山》八篇。)《淮南子·主术训》曰：“古者天子听朝，公卿正谏，博士诵诗，瞽箴，师诵，庶人传语，史书其过，宰彻其膳。”(略引此数条以相参证，其东汉人书，出于班固以后者，不录。)此皆在左氏古文说未行以前，而其言与《春秋》内外传相为表里，足见其为古义矣。综以上所引诸书观之，则小说家所出之稗官，为指天子之士，信而有征，无可复疑也。 如淳以 “细米为稗，街谈巷说细碎之言”释稗官，是谓因其职在称说细碎之言，遂以名其官，不知唐林所言都官稗官，并是通称，实无此专官也。师古以稗官为小官，深合训诂。案：《周礼》：“宰夫掌小官戒令，”法云：“小官，士也。”此稗官即士之确证也。沈彤《周官禄田考》，尝举五官之数总计之，上士凡千一百五十人，中士凡四千四百九十六人，下士凡万九千五百有七人，各官之属，及不见经注而有数可推者，尚不与焉。周之稗官，可谓多矣。然士不能尽见于王，则必奔走执事于王之左右者，乃得传达庶人之言，盖亦百中之一二尔。汉无上中下士之名，唐林所谓稗官，无可指实，然亦有约略可推者。《春秋繁露·爵国篇》 曰：“大国上卿，位比天子之元士，今八百石，下卿六百石，上士四百石，下士三百石。” (仲舒谓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凡四等，而无大夫，与王制及诸经古文说皆不合。)是以汉之八百以下吏，当周之士也。然《汉书·律历志》言： “太史令张寿王上书言宜更历，有司劾寿王，吏八百石，古之大夫，服儒衣，诵不详之辞，作訞言。”则八百石不得为士，与仲舒之言不合。疑当时本无明制，说者各以意拟之耳。《续汉书·百官志》，于三公下引汉旧注曰： “东西曹掾比四百石，余掾比三百石，属比二百石，故曰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周礼》大宗伯注：上士三命。)此为汉人专说官制之书，与仲舒之以意拟说经者有间，固为可据。然则汉之稗官，指四百石以下吏言也。(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亦据《律历志》及汉旧注，以考汉之大夫士，然以汉五百石以下至二百石，当古之上中下士。余徧考两《汉书》，并无五百石吏，惟王莽更名秩，五百石曰命士，六百石曰元士，此自新室之法，不可以说汉制，故不从之。)但汉时列士，不闻有传达民语之事，稗官之名存而实亡矣。 《隋书经籍志》曰：“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传载舆人之诵，诗美询于刍荛，古者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谤，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涂说，靡不毕纪，周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而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而观衣物，(案：《周礼》经文及注疏，均作新物，此作衣误，但《隋书》各本皆如此，前人亦无校正之者，今姑仍之。)是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隋志》子部小序，多依据《汉志》，引伸其旨，然意所不合，亦复时立异同。诸子九家(《隋志》无阴阳家。)所出王官，仅于墨家纵横家采录其说，而意似存疑，(墨家云：《汉书》以为本出清庙之守；纵横家云，《汉书》以为本出行人之官。)至以杂家为出于史官，尤与《汉志》相刺谬，其馀各家，皆不用《汉志》之说，而别从《周礼》求其官职之相近者以实之。不知《汉志》所谓某家出于某官者，皆采自《七略》。盖古人之学，必有所受，故相传出于王官。刘歆考其学术渊源，亦似如此，遂姑存其说云尔。其所举羲和之官，理官，礼官，议官，清庙之官，(《汉书》作清庙之守，乃传写之误，余别有考证。)农稷之官，稗官云者，《周礼》皆无此官名，盖约略言之而敢凿也。(即司徒之官史官，亦是约举之词，不敢云儒家出于师氏保氏，道家出于太史小史也。)故其言曰：“某家者流，盖出于某官。”盖者，疑而未定之词，言其大略相近而已。(《经传释词》卷五云：盖者大略之词，又，盖者疑词也。)不然，刘歆亲传《周礼》，岂不能于三百六十官中，求得其所出乎。《隋志》乃嫌其说之不详，必欲确指为《周礼》之某官，故於小说家不言出於稗官，而以为即周官诵训及训方氏之职。案：郑康成注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云：“说四方所识久远之事，以告王观博古，所识，若鲁有大庭氏之库，淆之二陵。”注掌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云：“方慝，四方言语所恶也，不辟其忌，则其方以为苟于言语也，知地俗，博事也。”注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云：“道，犹言也，为王说之，四方，诸侯也。”注诵四方之传道云：“传道，世世所传说往古之事也。为王诵之，若今论圣德尧舜之道矣。”注而观新物云：“四时于新物出，则观之，以知民志所好恶”云云。由是观之，则诵训所掌，乃四方之古迹方言风俗，训方氏所掌，则其政治历史民情也，当为后世地理志郡国书之所自出，于小说家奚与焉。且即令小说果出于此两官，而诵训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训方氏为中士四人，皆稗官也。何必删除《汉志》出于稗官之句乎。《隋志》，虽亦知引《左传》“士传言，庶人谤”，然于庶人之上，增一而字，则是士自传言，庶人自谤，不知所传者即庶人之谤言，(案：此盖为杜注所误。)且不知传言之士，即是稗官矣。盖既规抚《汉志》，又欲自出新意，而考证复未能精密，遂致进退失据如此，其言似是而实非也。 桓子《新论》曰： “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文选》卷三十一，江文通《拟李都尉从军诗》注引。)丛残小语，即所谓“街谈巷语，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也。不云出于稗官者，桓谭因泛论学术，涉笔及之，(案： 《御览》卷六百二引桓谭《新论》 曰： “扬子云才智闻达，卓绝于众，汉兴以来，未有此也。国师子骏曰，何以言之， 答曰。通材著书以百数， 唯太史公为广大， 馀皆残小论，不能比之子云所造法书太玄也。”残小论，即此所云丛残小语，疑本同出一篇，盖因称美扬子云，遂泛论及于小说家耳。) 与刘班著录，务穷流别，本自不同耳。谭与刘歆同时，其书盛称子政父子，谓为通人，是必曾见《七略》，(若果是与刘歆论扬雄之语，则正是用《七略》之意以答歆，或竟是歆诘难谭之语也。) 而班固尝受诏续其《琴道》一篇，(见谭本传。)固熟读《新论》者。故桓子之言，与《汉志》同条共贯，可以互相发明也。知此，可以论《汉志》著录之小说家矣。 《汉志》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十八篇，梁仅有《青史子》一卷，(见《隋志》。)至隋遂尺简不存。九流诸子虽多放失，然未有如小说家之甚者也，岂非以丛残小语，虽有可观，致远则泥，不足以自传欤。十五家之中，自《伊尹说》至《黄帝说》，凡九家，皆先秦以前书，自《封禅方说》以下六家，则武帝以后书也。班固于《伊尹说》二十七篇，《师旷》六篇，皆注为“浅薄依托”，《鬻子说》十九篇注云：“后世所加。”(此书梁时已亡，今所传乃道家书，《旧唐志》误入小说家，说详严可均《铁桥漫稿》卷五。)《务成子》十一篇，注云：“称尧问，非古语。”《天乙》三篇，注云：“天乙谓汤，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黄帝说》四十篇，注云：“迂诞依托。”然则小说家之书，不可信者多矣。今诸书皆亡，遗说殆无可考。古书所引黄帝、成汤、伊尹、师旷语，未必出于小说家。王应麟《汉志考证》，以贾谊书及《史记》所称汤曰，为天乙书，殊无以见其必然也。然谓《吕氏春秋·本味篇》，为出于小说家之《伊尹说》，则甚确。翟灏《四书考异》条考三十一曰：“案：吕不韦书，有《本味》一篇，言有侁氏得婴儿于空桑之中，令媵人养之，是为伊尹。汤请有侁为婚，有以伊尹为媵送女，尹说汤以至味，极论水火调剂之事，周举天下鱼肉之美，菜果之美，和之美，饭之美，水之美者，而云非为天子不得具，割烹要汤之说，无如此篇之详尽者，其文若‘果之美者，箕山之东有卢橘’，应劭《史记》注引之；(案：此条见《司马相如传》《上林赋》注，所引乃应劭《汉书》音义了，劭未尝注《史记》，翟氏说误。)‘饭之美者，元山之禾，南海之秅’，许慎《说文》引之。所称书目，俱曰《伊尹》，不曰《吕览》。(原文作俱，不曰《吕览》，曰《伊尹》，僭为易之。)考班固《艺文志》，有《伊尹》二十七篇，列于小说家，盖吕氏聚敛群书为书，所谓《本味篇》，乃剟自《伊尹说》中，故汉人之及见原书者，犹标著其原目如此。”观翟氏所考，益足证明王说之确矣。《汉志》道家别有《伊尹》五十一篇，注云“汤相”，不言其依托，知此等浅薄之说，必出于小说家，非道家之伊尹书也。考伊尹为庖以干汤之事，《墨子·尚贤》上篇、《孟子·万章篇》、《庄子·庚桑楚篇》、《文子·自然篇》、《楚辞·惜往日》，以及《鲁连子》，(《文选》卷四十七《圣主得贤臣颂》注引。)皆载之，不知与《伊尹说》孰先孰后。惟《吕览》之为采自《伊尹说》，固灼然无疑。他若《韩非子·难言篇》、《史记·殷本纪》之出《吕览》后者，又不待论也。吕氏著书于始皇八年，(见《吕览·序意篇》注。)此书尚在其前，当是六国时人合此类丛残小语，托之伊尹。其所言水之齐，鱼肉菜饭之美，真闾里小知者之街谈巷语也。虽不免于浅薄，然其书既盛行一时，未必无一言之可采。故刘、班虽斥其依托而仍著于录，视为刍荛狂夫之议而已。《鬻子》《师旷》诸家，当亦类是矣。 先秦诸书既多依托，其可信者《周考》、《青史子》、《宋子》三家而已。《周考》七十六篇，班固注云：“考周事也。”今已无一字之存。《青史子》五十七篇，至梁仅存一卷，刘彦和尚及见之，故《文心雕龙·诸子篇》云：“《青史》曲缀于街谈。”论小说不举他书，独引《青史》为证，正以当时现存之书，此为最古耳。然则其书固多街谈巷语，宜其入小说家矣。《大戴礼》及贾子《新书·保傅篇》，尚引其胎教之说，章学诚《校雠通义·汉志诸子篇》，因谓其书“不当侪于小说”。不知此桓子所谓“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也，此不得侪于小说，岂必如《洞冥》《搜神》之类，然后得为小说耶？《风俗通·祀典篇》曰：“《青史子》书说，鸡者东方之牲也，岁终更始，辨秩东作，万物触户而出，故以鸡祀祭之。”以此推之，其书必多此等丛残小语，故所记虽有关于礼教，特识小之类耳。班固于《青史子》下注云：“古史官所记也。”《通志· 氏族略》第四，引《英贤传》云：“晋太史董狐之子，受封青史之田，因氏焉。”梁玉绳非之，以为青史氏即南史氏之比，其《古今人表考》卷三曰：“史有内外大小之别，而无南北之称。《左传》序正义云，‘南史，佐大史者，当是小史，其居在南，谓之南史’，此说欠安。东西南北，人各有居，何独此史以居南为号。窃疑古史官之职。四时分掌之，故有青史氏，南史氏，青史主春，南史主夏。《通志》略言受封青史之田，非也。”愚案：《汉书·魏相传》云：“中谒者赵尧举春，李舜举夏，儿汤举秋，贡禹举冬。”注，服虔曰：“主一时衣服礼物庙祭百事也。”是古者固有以一官而分主四时者矣。梁氏之说，殊为近理。崔杼之难，齐太史尽死，南史氏始执简以往，则南史氏自是小史，青史氏当亦如之。《周礼》春官小史。“凡国事之用礼法者掌其小事”，《青史子》所载，胎教之制，用鸡之义，皆礼法之小事也。《周礼》，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而小史则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此真古之稗官矣。其书见引于贾谊《戴德》，最为可信，立说又极醇正可喜，古小说家之面目，尚可窥见一斑也。 《宋子》十八篇，班固注云：“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今按《荀子·非十二子篇》云：“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慢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墨翟、宋钘也。”《天论篇》云：“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正论篇》云：“子宋子曰：明见侮之不辱，使人不斗。人皆以见侮为辱，故斗也，知见侮之为不辱，则不斗矣。”又云：“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为多，是过也。故率其群徒，辨其谈说，明其譬称，将使人之情欲之寡也。”又云：“今子宋子严然而好说，聚人徒，立师学，成文曲。”《解蔽篇》云：“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是皆班固所谓“孙卿道宋子”也。《庄子·天下篇》云：“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钘，尹文闻其风而悦之，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接万物以别宥为始，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欢，以调海内，请欲置之以为主，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见厌而强见也。虽然，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曰：请欲固置五升之饭足矣。先生恐不得饱，弟子虽饥，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图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为无益于天下，明之不如己也。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其小大精粗，其行适至是而止。”庄子述宋钘之言行，与荀子合而加详。墨子贵俭而宋钘亦大俭约，至以五升之饭自足，墨子非攻而宋钘亦禁攻寝兵，至于强聒而不舍，故荀子以墨翟与宋钘并非也。然宋钘之与宋，一人也，孟子辟杨墨而独敬礼宋，称为先生，则其操术必有以异矣。 观其情欲寡浅，见侮不辱，实有合于道家之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故庄子以之与尹文并称，而班固以为“其言黄老意”。盖诸子之学，虽“相反而皆相成”，(此《汉志·诸子略》语。)故道家之与墨家，亦相为出入也。《庄子·逍遥游篇》云：“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若此，谓若鲲鹏之与斥鷃。)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韩非子·显学篇》云：“宋荣子之议，设不斗争，取不随仇，不羞囹圄，见侮不辱。”宋荣子，亦即宋钘也。俞樾《庄子名考》，(《俞楼杂纂》第二十九。)宋荣子条云：“按《天下篇》云：宋钘尹文闻其风而悦之，未知即此人否。《荀子·天论篇》杨倞注曰：‘宋子名钘，宋人也’，与孟子同时，则以为即孟子书之宋矣。与钘声固相近，荣与钘声亦相近。《月令》腐草为萤，《吕览》《淮南》并作蛢，荣之为钘，犹萤之为钘也。然则宋荣即宋钘，宋钘即宋蛢矣。”夫宋子之学，刻苦救世，内则情欲寡浅，外则禁攻寝兵，在战国诸子之间，犹当峣然而出其类，必非街谈巷语之比，且班固既谓“其言黄老意”，顾何以不入道家而入小说家，度《七略》《别录》，当必有说，今不可考，意者宋子“率其群徒，辩其谈说，明其譬称”，不免如桓谭所谓“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欤。盖宋子之说，强聒而不舍，使人易厌，故不得不于谈说之际，多为譬喻，就耳目之所及，摭拾道听涂说以曲达其情，庶几上说下教之时，使听者为之解颐，而其书遂不能如九家之闳深，流而入于小说矣。若其明见侮不辱而以人之情欲为寡，则桓谭所谓“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也。古人未有无所为而著书者。小说家虽不能“六经之支与流裔”，(《汉志》论九流语。)然亦欲因小喻大，以明人事之纪，与后世之搜神志怪，徒资谈助者殊科，此所以得与九流同列诸子也。 《志》所录汉人小说，如《待诏臣饶心术》，《臣寿周纪》，皆不知其作何等语。《封禅方说》十八篇，注云：“武帝时。”案：《史记·封禅书》云：“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而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齐人丁公，年九十余，曰封禅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无风雨，遂上封矣。上于是乃令诸儒习射牛，草封禅仪，数年，至且行。天子既闻公孙卿及方士之言，黄帝以上，封禅皆致怪物，与神通，欲放黄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莱士，高世比德于九皇，而颇采儒术以文之。群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禅事，又牵拘于诗书古文而不能聘。上为封禅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与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周霸属图封禅事，于是上绌偃霸而尽罢诸儒不用。”又云：“上念诸儒及方士言封禅，人人殊，不经，难施行。”此《封禅方说》，盖即当时诸儒及方士所言封禅事也。然武帝本信方士之说，以为封禅可以不死，而诸儒顾牵拘于诗书，故武帝遂罢不用。疑此十八篇，皆方士之言，所谓封禅致怪物与神通，故其书名曰《方说》。方者方术也，犹之李少君之祠灶谷道去老方，齐人少翁之鬼神方云尔。(两事皆见《封禅书》。)若诸儒所采诗书古文之说，当不在十八篇中矣。 《待诏臣安未央术》一篇，应劭曰：“道家也。好养生事，为未央之术，”未央虽不知为何术，但黄老之学，本清静无为，庄子虽言养生，亦未尝有术，所谓待诏臣安者，盖方士也。应劭误以后汉时之道士为道家耳。 《虞初周说》 九百四十三篇，班固注云： “河南人，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应劭曰：“其说以周书为本。”案：《封禅书》曰： “予方士传车，及间使求仙人，以千数。”又云： “复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药，以千数。”虞初盖即当时所遣乘传车者之一也。《封禅书》又云： “太初元年，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焉。”则其人盖方士之善禁呪者。《文选·西京赋》云：匪惟玩好，乃有秘书，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从容之求，实俟实储。”薛综注云：“小说医巫厌祝之术，凡有九百四十三篇，言九百，举大数也。持此秘术，储以自随，待上所求问，皆常具也。”张衡此赋，所举皆武帝时事，篇末始稍及成哀以后，然则虞初此书，当武帝之时，已储之属车矣。盖因其中医巫厌祝，无所不有，故巡幸之际，侍臣辄携以自随，以备途中仓猝之用耳。应劭乃谓“其说以周书为本”，所未详也。 《志》又有《百家》百三十九卷，案刘向《说苑·叙录》曰：“除去与《新序》复重得，其余者浅簿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通行本《说苑》无此序，此出宋本，见《群书拾补》。)然则此书，刘向之所集，盖杂取之周秦及汉初诸子传记，与《新序》、《说苑》之体同，《艺文类聚》卷七十四引《风俗通》曰：“门户铺首。谨案《百家》书云，公输班之水，见蠡曰，见汝形。蠡适出头，般以足画图之。蠡引闭其户，终不可得开，般遂施之门户云，人闭藏如是，固周密矣。”《太平御览》卷九百三十五引《风俗通》曰：“城门失火，祸及池中渔，谨案《百家》书，宋城门失火，因汲取池中水以沃灌之，池中空竭，鱼悉露死，喻恶之滋，并中伤重谨也。”观其所引，诚不免浅薄，与道听涂说无以异。然周秦诸子之言，类此者正自不乏，且以蠡之闭户不出，喻闭藏之当密，以失火取水而鱼死，喻滋蔓之难图，犹有“刍荛狂夫之议，一言可采”、“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之意焉，以视臣安，虞初等方士之书，转为胜之矣。 汉人之小说，封禅、养生、医巫、厌祝之术皆入焉，盖至是其途始杂，与古之小说家，如《青史子》、《宋子》者异矣。考其义例，可得而言。何者，向、歆校书，远在张道陵、于吉之前，道教未兴，惟有方士，虽亦托始于黄帝，未尝自名为道家。而方士之中，又复操术不一，其流甚繁。向、歆部次群书，以其论阴阳五行变化终始之理者入阴阳家，采补导引服饵之术，则分为房中神仙二家，而于一切占验推步禳解卜相之书，皆归之《数术略》。惟《封禅方说》、《未央术》、《虞初周说》等书，虽亦出于方士，而巫祝杂陈，不名一格，几于无类可归，以其为机祥小术，闾里所传，等于道听涂说，故入之小说家。持较先秦诸小说，虽不及《青史子》《宋子》之有益于治身理家，然与《伊尹说》之侈言饮食调和，无关大雅者亦约略相等也。 自如淳误解稗官为细碎之言，而《汉志》著录之书又已尽亡，后人目不睹古小说之体例，于是凡一切细碎之书，虽杂史笔记，皆目之曰稗官野史，或曰稗官小说，曰稗官家。不知小说自成流别，不可与他家相杂厕。且稗官为小说家之所自出，而非小说之别名，小说之不得称为稗官家，犹之儒家出于司徒之官，不得名为司徒儒家，亦不得称儒书为司徒家也。治学之道，必先正名，名不正，言不顺，莫甚于所谓稗官家矣。自后汉以来，注《汉书》者无虑数十百家，而艺文一志，因考证不易，独少发明，刘、班指意，郁而不彰。不揣固陋，窃欲提要钩玄，理而董，绠短汲深，汗青无日，姑先出此一篇，就正当世之君子云尔。一九三七年清明日武陵余嘉锡。(中华书局《余嘉锡 论学杂著》本) □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 从艺术价值和小说发展的角度看，最值得重视的乃是志怪。它虽一般也是“丛残小语”，作为小说尚在雏形阶段，但它比志人有更多的小说因素，最突出的是它有丰富的想象和幻想，比较鲜明的形象和比较完整的情节。这些因素在各种条件作用下不断增长、扩大、完善，就使它发展为更高级的小说形态。唐前小说，在数量上志怪首屈一指，魏晋南北朝成为志怪的黄金时代。至唐，志怪小说又接受史传文学哺育，演变出相当成熟的文言短篇小说——传奇。唐传奇在小说史上颇负盛名，其后虽呈衰落之势，但继踵者甚多。传奇或单篇，或专集，大部分都有怪异内容，因而它在许多情况下其实是放大了志怪小说。本来，“传奇”者亦即志怪述异之意，裴铏《传奇》基本都是怪异故事，只是因为有一些无怪异内容，“奇”字遂用为广义，不只是神奇、奇异、奇怪之奇，扩大到了一切奇人奇事之奇。志怪虽进化为传奇，但自身并未消逝，唐以降不绝如缕。胡应麟曾云，怪力乱神，俗流喜道，玄虚广漠，好事偏攻，因而好者弥多，传者日众，作者日繁。据粗略统计，由唐至清，志怪小说集多达一百五六十种，尚不包括大量散佚者在内。不唯数量庞大，更有的卷帙浩瀚，南宋洪迈《夷坚志》长达四百二十卷 (今存二百零六卷)，几与《太平广记》相敌，堪称志怪大观。从质量和数量的统一上看，登峰造极者则推薄松龄 《聊斋志异》，近五百篇的 《志异》，一部分是简短的志怪体，一部分是 “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的传奇体，标志着志怪小说创造性的新发展，成为志怪小说永恒的骄傲。 志怪值得重视的原因不止于此。考察白话小说，神怪题材占极大比重。宋话本有灵怪、烟粉、神仙、妖术诸类，明清章回复有神魔小说一门，即便以历史、公案、侠义、世情为题材的小说，大都也含有程度不等的神怪成分。说话人的参考书中多有志怪书，《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云小说家“幼习《太平广记》”，“《夷坚志》无有不览”。有了这些作为根基，他们在“说话”中才得以“辨论妖怪精灵话，分别神仙达士机”。如一百零七种小说名目中，有《崔智韬》、《人虎传》、《无鬼论》、《黄粱梦》、《西山聂隐娘》、《骊山老母》、《红线盗印》.等，都是取材于六朝志怪和唐人传奇。后世小说不唯从志怪中汲取题材和素材，也在艺术想象和表现方法上接受志怪的启示和影响。此外，志怪也为戏曲提供创作素材和题材。元明杂剧十二科中有神仙道化、神头鬼面，都是以神佛妖异为内容的。许多戏曲也都取材于志怪传奇，这是人所共知的。 “志怪”一词亦出于《庄子》。《逍遥游》曰： 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成玄英疏云：“姓齐名谐，人名也；亦言书名也，齐国有此俳谐之书也。志，记也……齐谐所著之书多记怪异之事。”陆德明《释文》云：“齐谐……司马及崔并云人姓名，简文云书。”俞樾曰：“按下文‘谐之言曰’，则当作人名为允，若是书名，不得但称‘谐’。”《释文》又曰：“志怪：志，记也；怪，异也。”据成玄英、司马彪、崔撰、俞樾等人说法，齐谐是人名。“齐谐者，志怪者也”，是说齐谐是专门记载怪异故事的人。 这里首次出现了“志怪”一词，但不指一种文体，更不是小说概念，不过后世把记异语怪的小说书称为志怪，却正由此而来。 六朝志怪书大行于世，颇多以 “志怪” 名书者，孔约、祖台之、曹毗、许氏、于氏、殖氏等人都有《志怪》，梁元帝《金楼子》亦有《志怪篇》。这样，“志怪” 便由 《庄子》 中的一个动词性词组，变成书名的专称。这是“志怪”一词的第一次变化。再发展下去，由书名又变成志怪书的通称，是为第二次变化。唐初所修《晋书》卷七五称祖台之 “撰志怪书行于世”，“志怪书”三字似是泛称，不象是指祖台之 《志怪》一书的书名。第三次变化是成为小说一个品种的名称，这就是“志怪小说”概念的出现。首用此语的是晚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诺皋记引》尚还称志怪为 “怪书”，这是志怪书之省称； 《酉阳杂俎·序》 则明确地说成“志怪小说之书”，“志怪”与 “小说”相合，揭示出志怪书的小说性质，这是一个十分明晰准确的概念。唐后，或称“志怪”、“志怪之书””、“志怪小说”，或又称“语怪之书”、“语怪小说”、“神怪小说”，虽尚多歧称，但志怪的名称大抵在许多人那里已定了下来。特别是胡应麟，分小说为六种而志怪居其首，并继段成式之后明确使用 “志怪小说”一语，进一步赋予 “志怪”以小说分类学上的确切含义。 但在历代史志书目中，却不见以“志怪”名类者。南朝梁代阮孝绪《七录》立鬼神部，《旧唐志》于杂传类分鬼神、神灵二目，南宋郑樵《通志·艺文略》、明代焦竑《国史经籍志》于传记类列冥异目，《四库总目》虽也曾用过“志怪之书”的词语，但小说分类却以“异闻”名之。可见“志怪”的名称尚未得到普遍承认。直到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志怪名称才最终得以确定。 比起各式各样的名称来，“志怪”一词最能准确反映这类作品的内容。“怪”字作广义解，指一切奇奇怪怪之事。清人杜漺《书影序》云：“志怪者为存人耳目之所未经。”“异”是“怪”的同义词，故蒲松龄有《聊斋志异》。高珩《聊斋志异序》云：“志而曰异，明其不同于常也。”非人之耳目所经见的非常之人、非常之物、非常之事，都是志怪反映的对象。具体说，乃神、仙、鬼、怪、妖、异之类是也。 《说文》一上示部释“神”字曰： “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这是“神”的狭义，从广义上说，一切天神地祇，世界的全部或某一部分的主宰者都是神。禀天地之气而生者是神，人死之后亦可为神，动植物也能成神。神是神话和宗教迷信的主人公。仙不同于神，是长生得道之人。《说文》 八上人部：仚 (按： 即 ‘仙’ 字)，人在山上貌，从人山。”又写作“僊”：“僊，长生僊去，从人䙴。”段玉裁注云：“僊去，疑当为䙴去。”“䙴，升高也。”刘熙《释名·释长幼》云： “老而不死曰仙。仙，迁也，迁入山也。故其制字，人旁作山也。”仙的概念出现远较神为晚，后来往往合称神仙，神和仙不大区分了。仙本是神仙家和道教的术语，佛教在中国传开后，仙也进入了佛门。神仙及其传说，始终是志怪小说的重要内容，志怪小说的书名多含 “神”、“仙” 二字，如《列仙传》、《神仙传》、《晋仙传》、《搜神记》、《稽神异苑》等等。 鬼是人死之后的魂灵。《尸子》云：“鬼者，归也。故古者谓死人为归人。”王充《论衡·论死篇》云：“世谓死人有鬼，有知能害人。”《说文》九上鬼部亦称：“人所归为鬼，从儿，田象鬼头；从厶，鬼阴气贼害，故从厶。”鬼是阴气所聚，对生人有害，所以故事中多有阴鬼害人、惑人之事。不过鬼并非全是坏东西，也有善鬼，特别是那些美丽的女鬼。有时鬼也指精怪，《论衡·订鬼篇》云：“鬼者，老物精也。夫物之老者，其精为人；亦有未老，性能变化，象人之形。”所谓“鬼物”、“鬼魅”者即此。志怪小说中鬼事极多。《灵鬼志》、《神鬼传》等书名均含“鬼”字。 怪，《说文》十下心部释为“异也”；唐释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六云：“凡奇异非常皆曰怪。”怪本是指自然界和社会出现的反常现象。妖的初义和怪相仿，所以常合称为“妖怪”。《说文》十三上虫部(按：即“孽”字)字注：“衣服歌谣草木之怪谓之䄏(按：又作‘祆’，即‘妖’字)，禽兽虫蝗之怪谓之。”又一上礻部释“礻”字云：“地反物为礻也。”说本《左传》宣公十五年：“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杜预注“地反物”为“群物失性”。古人常说“天灾地妖”，地震星陨等“天反时”的现象谓之灾；雀生大鸟，兔舞于市、六鹢退飞、桑谷生朝等“群物失性”的怪事，以及预示吉凶的歌谣、服饰、梦境等，这些不吉祥的征兆，都是妖。战国小说《汲冢琐语》是所谓“卜梦妖怪相书”，记的多是此等事情。秦汉以后妖、怪的含义发生了变化，指的是动植物或无生命者的精灵，也就是怪物，如狐妖、狗怪等。或合称为妖怪。《抱朴子·登涉篇》：“万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托人形，以眩惑人目，而常试人。”此之谓也。不过方术之士还喜欢在本来意义上使用这两个字，《搜神记》原有《妖怪篇》，所记皆为“天反时”、“地反物”的异事，并无狐妖狗怪。与妖、怪相近的名称还有精，五行书《白泽图》记载精的名目极多。精训为精灵、精气，人以外的事物获得灵魂、神力而能兴妖作怪，故而称作精。精也常与妖、怪合称为精怪、妖精。精怪又称为物，《史记·留侯世家》太史公云：“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故有妖物、怪物、物怪之称。在先秦，怪物有时也叫怪(但不叫妖)，《国语·鲁语下》云“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怪曰龙罔象，士之怪曰羵羊。”但一般说怪时主要还是指天灾地妖之类，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其中 “怪”字即为此义。那时怪物常又称作魅。《左传》文公十八年云：“投诸四裔，以御螭魅。”注：“山林异气所生，为人害者。”又宣公三年“螭魅罔两”注云：“螭，山神，兽形；魅，怪物。”魅又作鬽，《说文》九上鬼部： “鬽，老物精也。从鬼彡，彡，鬼毛。”后世沿袭了魅的称呼，往往又兼指鬼，连称为鬼魅。妖怪是六朝志怪反映最多的东西，故而以 “怪” 名书者亦极多，除诸家 《志怪》 外，尚有《神怪录》、《穷怪录》 等。 异，常常和妖、灾相连，叫灾异、妖异。“异者，异于常也。”也是作为吉凶征兆出现的天地间反常现象。后来用为奇怪之义，范围大多了，所以历代志怪书名含“异”字特多，如《异林》、《异苑》、《异说》、《列异传》、《古异传》、《甄异传》、《录异传》、《异闻记》、《述异记》、《神异经》、《祥异记》、《旌异记》等等。一个“异”字把神仙鬼怪诸般奇奇怪怪之事都包括在内了。说起志怪小说的书名，还常有“灵”、“冥”、“幽”等字，大抵都是鬼神精灵之义。 志怪以神灵鬼怪为基本内容，这就使它必然要常常带上迷信色彩，因为宗教迷信的核心就是万物有灵的鬼神观念。这是志怪在思想内容上一个突出特征。而且不少志怪书本来就是佛道的辅助读物。但切莫以为志怪都是消极的，都是糟粕。在古代，鬼神观念乃是人们的普遍认识，在进步人士和被压迫阶级中，人们或是在关于鬼神的幻想中注进自己的美好愿望，或是利用现成的关于鬼神的幻想方式和材料，来构筑自己的理想大厦。这样的神话、传说、故事，都包含着积极的东西，是不能一概视为迷信的。 鬼神灵怪等等是一种幻想。幻想早在人类幼年，就已成为人类的一种特性，它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特殊形式。既然是一种认识，当然它就有幼稚和深刻、愚昧和聪颖、错误和正确、消极和积极的区别。但从艺术创造上看，幻想从一开始就是人类天才的表现，人类通过幻想给自己创造了一个自由的艺术世界，在这一艺术世界中，人类的精神创造力得到发挥，审美要求得到满足，人类的天性得到自我表现。因而，从宗教的荒谬性上说，鬼神的创造也是荒谬的；但从艺术的创造性上看，鬼神的创造则是天才的。不论是在某种宗教观念支配下进行不自觉的艺术创造，抑或自觉按照审美原则进行有意识的自由的艺术创造，幻想给予人们的常常是或惊奇、或壮伟、或优美、或诙谐幽默的审美感受。而志怪小说的基础正是幻想，没有幻想就没有志怪。于是我们可以解释，何以这些简陋窘促的琐语卮言，竟能俘虏一代又一代的人们。 历代不少人嗜好志怪，上自皇帝，下至平民。有文化的人写志怪，传奇怪，志怪书多了就汇集起来。老百姓虽然不写书，但要讲故事，讲的结果是给文人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好的志怪小说如《搜神记》等，都广泛吸收民间传说，因而民间创作是志怪的丰富源泉。文人的功劳是搜集、整理、加工。从他们的生花妙笔下诞生出来的志怪小说，虽不免失去一些好东西，带上一些坏东西，但由口头文学变成书面文学，才算有了小说，见出了文学描写手段，形成了语言艺术。 前代文人有的不喜欢志怪小说，斥为荒唐而视为小道。不过许多人还是喜欢的，如段成式云：“固役而不耻者，抑志怪小说之书也。”胡应麟亦自称“遇志怪之书辄好之”。古人喜欢志怪，有的从实用观点出发，有的从欣赏观点出发。段成式说志怪有如“炙鸮羞鳖”，虽非析俎太羹却自有其味，宋人曾慥说它“可以资治体，助名教，供谈笑，广见闻，如嗜常珍，不废异馔，下箸之处，水陆具陈矣”。明人施显卿说它“遇变而考稽，则可以为征验之蓍龟；无事而玩阅，则可以为闲谈之鼓吹”。清人梁章钜说它“足资考据，备劝惩，砭俗情，助谈剧，故虽历千百年而莫之或废也”。他们看中志怪小说(还包括非志怪的其它笔记)可以资治体、助名教，当然不免有迂腐之处；以之考稽祥征休咎更其荒唐；以为闲谈之鼓吹，博物之渊薮，也还失之识短。不过他们都感到志怪等小说确是种食之而有味的“异馔”。算是接触到一点艺术实质。诗讲究韵味，志怪小说也有韵味。味在何处？即在于波谲云诡的丰富的幻想和短小精悍的艺术描写。丰富奇丽之幻想足使人置身玄虚之境而睹莫测之奥，优美雅洁的方笔亦令人含英咀华而口吻生香。 自然志怪的审美特性不止此，不仅以奇幻惊人，文笔迷人，也常以情致动人。归纳这些意思，也正是鲁迅在《古小说钩沉序》中说的： 录自里巷，为国人所白心；出于造作，则思士之结想。心行曼衍，自生此品，其在文林，有如舜华，足以丽尔文明，点缀幽独，盖不第为广视旷听之具而止。(《鲁迅全集》第十卷《古籍序跋集》) 章学诚曾云：“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文史通义·诗教上》)小说亦形成于战国，以历史小说而论，《穆天子传》已肇其端，胡应麟称“颇为小说滥觞”(《少室山房笔丛·三坟补逸下》)；以志人小说而论，虽尚未形成，但先秦诸子有大量寓言、故事，亦已开其先河。鲁迅云：“记人间事者已甚古，列御寇韩非皆有录载，惟其所以录载者，列在用以喻道，韩在储以论政。”志怪小说此时业已形成，标志就是《汲冢琐语》和《山海经》的出现。 《琐语》以记载“卜梦妖怪”的宗教迷信故事为主，而这些故事又皆取材于历史，虽说“怪”味尚不浓，但确实是记异，而不是记实。它大约出现在战国初期至中期，比《山海经》成书早一些，是志怪小说正式形成的标志。这部书久已失传，极少为人所知。《山海经》今存，记录了许多奇异事物和神话片断，荒诙幻诞，“怪”味十足。但它过于简碎，缺乏故事性，真正性质是地理博物和巫书的混合，只能说是准志怪小说，不是充分意义上的志怪小说。不过昔人早已以小说视之，它确实又有丰富的幻想资料，对后世志怪影响至为深广，远远超过《琐语》，特别是开创了地理博物体志怪一系，所以无疑应看作志怪小说的发端之一。 说志怪小说端于《琐语》和《山海经》，还没有回答志怪小说的起源问题。所谓起源，指的是志怪小说正式形成前的存在形态。在独立的志怪小说出现以前，已有大量的神话、传说、故事在口头流传，许多并被记入史书中，我们把这些怪异故事称为志怪故事，它正是志怪小说的源头。 研究志怪故事的性质，可以发现大致有三方面： 一是在各民族的原始阶段就已产生，后来又不断流传，并不断增加新内容的神话和传说；二是关于鬼神、灾异、卜筮、占梦、阴阳五行的宗教迷信传说； 三是荒诞不经的地理博物传说。三者的区分不是绝对的，相互之间也常有渗透。神话传说在流传中往往加入迷信成分，迷信故事也常常利用神话材料，形成伪神话，而在某些迷信材料基础上又常常演出并无宗教意味的新的神话传说，地理博物传说更是同神话传说相混杂，并又经常带上迷信色彩。不过从总的方面看，志怪故事确实呈现出这三种状态。这三类志怪故事不仅汇聚成早期的志怪小说，而且在以后还不断哺育着志怪小说的生长。因而可以说，神话传说，迷信故事； 地理博物传说，乃是志怪小说的三大源头。 一般小说史研究者都以为志怪发源于上古神话。这是片面的。诚然，上古神话是出现相当早的艺术形式。几乎可以成为一切文学艺术的渊薮。但是上古神话流传到后世的并不多，许多晚出的神话传说(仿神话)也并不产生在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要晚得多，而且由于各民族社会发展不平衡，有些民族的原始神话产生时代虽属原始社会，其时却已至西周春秋甚至战国秦汉，而在此期间，宗教迷信和地理博物传说都在广泛流传着，一齐酝酿着志怪小说，所以志怪小说的起源绝非上古神话一途。 关于小说起源，人们还注意到寓言。《诗经》中已有寓言诗如《鸱鸮》，战国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中更有许多寓言，寓言有四个特点，一是有故事性，二是有虚构性，三是形式短小，四是有哲理性，十分类似小说，说它包含着小说的萌芽完全正确。不过在考察它和志怪的关系时，我们注意的是那些以幻想形式出现的寓言，而这类寓言往往利用了神话和各种传说的素材和表现方式，例如《庄子》中的鲲鹏、藐姑射山神人、忽、海若、河伯、黄帝、《列子》中的愚公移山，《吕氏春秋》中的荀巨伯遇鬼等等都是如此。既然三类志怪故事中已能够包括了这些寓言故事，就没必要再把它当成一个源头了。 对于志怪小说的起源和发端，前人也作过许多探索。不过他们常常把志怪者和志怪书，志怪小说的发端(也就是最早的志怪小说)和志怪小说的源头或萌芽搅在一起，对资料的挖掘和鉴别又不够，甚至把传闻当作史实，把寓言当作实事，因而大都不能得出科学结论。 有人把小说起点追溯到黄帝那里。晚清天僇生(王 生)云：“自黄帝藏书小酉之山，是为小说之起点。”按刘宋盛弘之《荆州记》载沅陵小酉山上石穴中有书千卷，秦人读学于此，宋初《图经》又谓穆天子藏异书于大酉山、小酉山，并无黄帝藏书之说，疑天僇生误记。然不论是穆王藏书或黄帝藏书，都系不根之言，以之为据，岂不可笑？ 再说即使真有书藏二酉，何以肯定就是小说？人们还常提到夷坚，据《列子·汤问篇》载，大禹、伯益治水时，碰到奇怪事物，则“夷坚闻而志之”。张湛称夷坚是“古博物者也”，其实此人是个寓言人物，纯系子虚乌有。和夷坚相仿，《庄子》中的“志怪者”，齐谐也是庄生寓言，《玉烛宝典》卷一以为他是“黄帝时史也，”不啻痴人说梦。庄子时代可能有这种喜欢语怪的人物，孟子也提到过“齐东野人”，但未必有齐谐其人其书。因而象谢肇淛《五杂俎》卷一三所说的“夷坚、齐谐，小说之祖也”，难免有捕风捉影之嫌。 这是早的。时代在后者则有小说始于虞初《周说》和司马迁之说。清人周克达云：“《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此小说家所由起也。”晚清瓶庵云：“虞初著目，始垂小说之名。”邱炜萲则谓“小说始于史迁”，以为司马迁其性好奇，《史记》一书多点缀神异，“此实为后世小说滥觞”。按《汉书·艺文志》十五家小说有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张衡《西京赋》亦称：“小说九百，本自虞初。”虞初是武帝时方士，为侍郎。其书久佚不传，就虞初的方士身份和《西京赋》薛综注“小说，医巫厌祝之术”的话来推测，《周说》可能有志怪小说的因素。但其时已至西汉，远在《琐语》、《山海经》之后，所以以为《周说》是小说家所由起者，并不妥。至于以《史记》为始，尤谬，因为《史记》乃史书，不能同小说混为一谈。 许多人注意到了《庄子》、《列子》、《楚辞》等书。《庄子》充满“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多含神话、寓言，《列子》也是，屈原、宋玉的作品神话材料亦甚多。于是就引来胡应麟这样的看法：“胡夫《庄》、《列》者，诡诞之宗；而屈、宋者，玄虚之首。”所谓宗者首者，倘若是小说之开端，那是错的，因为把哲学著作和骚赋作品当作小说，与“小说始于史迁”的认识一样的混乱。但如果说的是其中的神话、传说包含着小说萌芽，则甚为有理。我以为胡氏的意思似乎指后者，因为他在《少室山房笔丛·二酉缀遗中》有云：“古今志怪小说率以祖夷坚、齐谐，然齐谐即《庄》，夷坚即《列》耳。二书固极诙诡，第寓言为近，纪事为远。”意思是二书是托诙诡之语而言理的理论书，并非是纪诙诡之事的志怪书。后来若绿天馆主人所云“韩非、列御寇诸人，小说之祖也”，大抵说的是胡元瑞那样的意思。 对于志怪的起源和开端，胡元瑞是发表过一些很有参考价值的意见的，他不仅看出《庄》、《列》、屈、宋和志怪小说的关系，而且还明确指出了志怪小说之祖是《汲冢琐语》和《山海经》。《少室山房笔丛》的《九流绪论下》和《四部正讹下》有云：《汲冢琐语》“盖古今纪异之祖”；“《山海经》，古今语怪之祖”。“祖”的说法虽和“宗”、“首”一样比较含混，但从他对于此二书的其它许多论述来看，胡氏把它们都看作是小说，因而所谓祖者指的是置于小说起点的，已经获得小说身份的最早作品。胡氏关于志怪二祖的认识是符合实际的。 研究志怪的起源和产生，不难发现它同宗教的密切关系。上古神话是原始宗教的产物，先秦宗教迷信说是巫教和阴阳五行学的产物。无论《琐语》还是《山海经》，都带有浓厚的宗教和半宗教色彩。因而宗教是志怪小说发育生长的土壤。两汉以后，神仙方术、谶纬迷信、佛道二教，仍制约和影响着着志怪的发展。 同时也不难发现，志怪小说是从史书中分化出来，志怪小说由口耳相传的志怪故事到被零星分散地载入史书，再到取得独立地位，成为一种书面文学样式，这是它形成的一般过程。这一过程在春秋战国时期志怪小说初步形成时出现过，在两汉志怪进一步成熟发展时也出现过，都表明了志怪小说是史传之支流。由于志怪同史书有血缘关系，所以它自身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着明显的历史特征，周秦汉的早期志怪尤为突出。它们多取史实，并常常采用故事(又称旧事)、传记、本纪之类史体，记事方法亦得济于史家，一些志怪作者本来即是史官。因而，历来视小说为“史之余”，“史官之末事”；志怪亦长期隶于史部，直到《新唐书·艺文志》才退为子部小说家类。由于它同历史丝丝相连，当时信鬼信神的史官们常常不辨真假而采入史书，以致刘知几大兴喟叹。 在整部志怪史中，唐前志怪是它的第一阶段。而唐前志怪的发展，自身又可分为三个时期：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含隋)。志怪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形式越来越成熟，内容越来越丰富，题材越来越广泛，艺术表现力越来越提高，数量越来越增多，作者队伍越来越扩大。 先秦是志怪的酝酿和初步形成时期。大量志怪故事流行，早期志怪开始出现于战国，还有些是准志怪小说，表现为史书、地理博物书、卜筮书的形式，尚属幼稚阶段。 两汉是趋于成熟的发展时期。志怪数量开始增多，记事或简或繁，大都语言流丽，显示着艺术上的进步。但多数仍带有杂史、杂传和地理博物的体式特征，题材也不很广泛，多是神仙家言。像后世《列异传》、《搜神记》那样的杂记各种怪异故事的典型志怪形态，刚刚显露出一些苗头。 魏晋南北朝是志怪的完全成熟和鼎盛时期，又可分为魏晋和南北朝两段。此时志怪纷出，现存和可考者达八九十种，呈“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之势。作者队伍庞大，成员复杂，上自皇帝郡王，下至僧道士众，无所不有。此中不乏知名之士。皇帝如魏文帝曹丕、梁元帝萧绎，郡王如宋临川王刘义庆、齐竟陵王萧子良，文学家如张华、陶渊明、吴均、任昉、颜之推，科学家如祖冲之，大道徒如葛洪、王嘉、陶弘景，都是著名人物。此时文学、历史、哲学著述发达，而志怪小说自成一家，处于显著地位而争芳斗妍。虽大抵仍是“短书”，但篇幅有变长的趋势，描写手段大大提高，有些大有唐传奇的风姿。题材极为广泛，应有尽有，后代许多传说都可从这里找到雏形，各种幻想形式，此时大都奠定，丰富优美的幻想联翩而出，美不胜收。从思想内容上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政治、思想文化状况，具有一定的现实感。魏晋志怪和南北朝志怪表现出明显的差别，从内容上说，“魏晋好长生，故多灵变之说；齐梁弘释教，故多因果之谈”。在艺术上后者比前者也有较大的进步，南北朝志怪为唐人传奇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唐前志怪小说，虽作意好奇者亦有之，但多数属于自觉或半自觉的宗教迷信宣传，再加上作者们一般都是把怪异之事当作真事，按史家“实录”原则如实记录下来，因而志怪创作一般还不是有意识的文学创作。尽管极少数故事有传奇笔意，艺术上比较成熟，但总的看是多叙事而少描写，很不注意人物形象描写，更不用说刻划性格了；只满足于讲故事，以情节离奇取胜，但情节又往往简单。这些都表明，志怪作为小说尚在幼年。(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唐前志怪小说史》) 分论 □刘秀《上山海经表》： 侍中奉车都尉光禄大夫臣秀领校、秘书言校、秘书太常属臣望所校《山海经》凡三十二篇，今定为一十八篇，已定。《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国，民人失据，崎岖于丘陵，巢于树木。鲧既无功，而帝尧使禹继之。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与伯翳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迹之所希至，及舟舆之所罕到。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质明有信。孝武皇帝时尝有献异鸟者，食之百物，所不肯食。东方朔见之，言其鸟名，又言其所当食，如朔言。问朔何以知之，即《山海经》所出也。孝宣帝时，击磻石于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缚盗械人。时臣秀父向为谏议大夫，言此贰负之臣也。诏问何以知之，亦以《山海经》对。其文曰：“贰负杀窫窳，帝乃梏之疏属之山，桎其右足，反缚两手。”上大惊。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经》者，文学大儒皆读学，以为奇可以考祯祥变怪之物，见远国异人之谣俗。故《易》曰：“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博物之君子，其可不惑焉。臣秀昧死谨上。(上海古籍出版社袁珂校注《山海经》本)。 □郭璞《山海经叙》： 世之览《山海经》者，皆以其闳诞迂夸，多奇怪俶傥之言，莫不疑焉。尝试论之曰，庄生有云：“人之所知，莫若其所不知。”吾于《山海经》见之矣。夫以宇宙之廖廓，群生之纷纭，阴阳之煦蒸，万殊之区分，精气浑淆，自相濆薄，游魂灵怪，触象而构，流形于山川，丽状于木石者，恶可胜言乎？然则总其所以乖，鼓之于一响，成其所以变，混之于一象。世之所谓异，未知其所以异；世之所谓不异，未知其所以不异。何者？物不自异，待我而后异，异果在我，非物异也。故胡人见布而疑黂，越人见罽而骇毳。夫玩所习见而奇所希闻，此人情之常蔽也。今略举可以明之者：阳火出于冰水，阴鼠生于炎山，而俗之论者，莫之或怪；及谈《山海经》所载，而咸怪之：是不怪所可怪而怪所不可怪也。不怪所可怪，则几于无怪矣；怪所不可怪，则未始有可怪也。夫能然所不可，不可所不可然，则理无不然矣。案汲郡《竹书》及《穆天子传》：穆王西征见西王母，执璧帛之好，献锦组之属。穆王享王母于瑶池之上，赋诗往来，辞义可观。遂袭昆仑之丘，游轩辕之宫，眺钟山之岭，玩帝者之宝，勒石王母之山，纪迹玄圃之上。乃取其嘉木艳草奇鸟怪兽玉石珍瑰之器，金膏烛银之宝，归而殖养之于中国。穆王驾八骏之乘，右服盗骊，左骖騄耳，造父为御，犇戎为右，万里长骜，以周历四荒，名山大川，靡不登济。东升大人之堂，西燕王母之庐，南轹鼋鼍之梁，北蹑积羽之衢。穷欢极娱，然后旋归。案《史记》说穆王得盗骊騄耳骅骝之骥，使造父御之，以西巡狩，见西王母，乐而忘归，亦与《竹书》同。《左传》曰：“穆王欲肆其心，使天下皆有车辙马迹焉。”《竹书》所载，则是其事也。而谯周之徒，足为通识瑰儒，而雅不平此，验之《史考》，以著其妄。司马迁叙《大宛传》亦云：“自张骞使大夏之后，穷河源，恶睹所谓昆仑者乎？ 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不亦悲乎！若《竹书》不潜出于千载，以作徵于今日者，则《山海》之言，其几乎废矣。若乃东方生晓毕方之名，刘子政辨盗械之尸，王颀访两面之客，海民获长臂之衣：精验潜效，绝代县符。于戏！群惑者其可以少寤乎？是故圣皇原化以极变，象物以应怪，鉴无滞赜，曲尽幽情，神焉瘦哉！神焉瘦哉！盖此书跨世七代，历载三千，虽暂显于汉而寻亦寝废。其山川名号，所在多有舛谬，与今不同，师训莫传，遂将湮泯。道之所存，俗之丧，悲夫！ 余有惧焉，故为之创传，疏其壅阂，辟其菷芜，领其玄致，标其洞涉。庶几令逸文不坠于世，奇言不绝于今，夏后之迹，靡刊于将来；八荒之事，有闻于后裔，不亦可乎。夫蘙荟之翔，叵以论垂天之凌；蹄涔之游，无以知绛虬之腾；钧天之庭，岂伶人之所蹑；无航之津，岂苍兕之所涉；非天下之至通，难与言《山海》之义矣。呜呼！ 达观博物之客，其鉴之哉。 《山海经》目录总十八卷 南山经第一 西山经第二 北山经第三 东北经第四 中山经第五 海外南经第六 海外西经第七 海外北经第八 海外东经第九 海内南经第十 海内西经第十一 海内北经第十二 海内东经第十三 大荒东经第十四 大荒南经第十五 大荒西经第十六 大荒北经第十七 海内经第十八 (上海古籍出版社袁珂《山海经》校注本) □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叙》： 《山海经》古本三十二篇，刘子骏校定为一十八篇，即郭景纯所传是也。今考《南山经》三篇，《西山经》四篇，《北山经》三篇，《东山经》四篇，《中山经》十二篇，并《海外经》四篇，《海内经》四篇，除《大荒经》已下不数，已得三十四篇，则与古经三十二篇之目不符也。《隋书经籍志》：《山海经》二十三卷。《旧唐书》十八卷，又《图赞》二卷，《音》二卷，并郭璞撰；此则十八卷又加四卷，才二十二卷，复与《经籍志》二十三卷之目不符也。《汉书·艺文志》：《山海经》十三篇，在形法家，不言有十八篇。所谓十八篇者，《南山经》至《中山经》本二十六篇合为《五臧山经》五篇，加《海外经》已下八篇，及《大荒经》已下五篇为十八篇也。所谓十三篇者，去《荒经》已下五篇，正得十三篇也。古本此五篇皆在外，与经别行，为释经之外篇。及郭作传，据刘氏定本，复为十八篇，即又与《艺文志》十三篇之目不符也。郦善长注《水经》云：“《山海经》薶岁久，编韦稀绝，书策落次，难以缉缀。后人假合，多差远意。”然则古经残简，非复完篇，殆自昔而然矣。《艺文志》不言此经谁作，刘子骏《表》去：出于唐、虞之际。以为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王仲任《论衡》、赵长君《吴越春秋》亦称禹，益所作。《颜氏家训·书证篇》云：“《山海经》禹、益所记，而有长沙、零陵、桂阳、诸暨，由后人所羼，非本文也。”今考《海外南经》之篇，而有说文王葬所，《海外西经》之篇，而有说夏后启事。夫经称夏后，明非禹书；篇有文王，又疑周简：是亦后人所羼也。至于郡县之名，起自周代，《周书·作雒篇》云：“为方千里，分以百县，县有四郡。”《春秋》哀公二年左传云：“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杜元凯注云：“县百里，郡五十里。”今考《南次二经》云：“县多土功”、“县多放士”，又云“郡县大水”、“县有大繇”：是又后人所羼也。《大戴礼·五帝德篇》云：“使禹敷土，主名山川。”《尔雅》亦云：“从《释地》已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观《禹贡》一书，足觇梗概。因知《五臧山经》五篇，主于纪道里、说山川，真为禹书无疑矣。而《中次三经》说青要之山云：“南望渚，禹父之所化。”《中次十二经》说天下名山，首引“禹曰”。一则称禹父，再则述禹言，亦知此语，必皆后人所羼矣。然以此类致疑本经，则非也。何以明之？《周官》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土训掌道地图，道地慝。《夏官》职方亦掌天下地图。山师、川师掌山林川泽，致其珍异。原师辨其丘陵坟衍原��之名物，《秋官》复有冥氏、庶氏、穴氏、翨氏、柞氏、薙氏之属，掌攻夭鸟猛兽虫豕草木之怪孽。《左传》称禹铸鼎象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民入山林川泽，禁御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旃。《周官》、《左氏》所述，即与此经义合。禹作司空，洒沈澹灾，烧不暇撌，濡不给扢，身执蔂垂，以为民先。爰有《禹贡》，复著此经。寻山脉川，周览无垠，中述怪变，俾民不眩。美哉禹功，明德远矣；自非神圣，孰能修之。而后之读者，类以夷坚所志，方诸《齐谐》，不亦悲乎！古之为书，有图有说，《周官》地图，各有掌故，是其证已。《后汉书·王景传》云：“赐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是汉世《禹贡》尚有图也。郭注此经而云：“图亦作牛形”，又云：“在畏兽画中”；陶征士读是经诗亦云：“流观《山海图》”：是晋代此经尚有图也。《中兴书目》云：“《山海经图》十卷，本梁张僧繇画，咸平二年校理舒雅重绘为十卷，每卷中先类所画名，凡二百四十七种。”是其图画已异郭、陶所见。今所见图复与繇、雅有异，良不足据。然郭所见图，即已非古，古图当有山川道里。今考郭所标出，但有畏兽仙人，而于山川脉络，即不能案图会意，是知郭亦未见古图也。今《禹贡》及《山海图》遂绝迹不复可得。《禹贡》虽无图；其书说要为有师法，而此经师训莫传，遂将湮泯。郭作传后，读家稀绝，途径榛芜。迄于今日，脱乱淆讹，益复难读。又郭注《南山经》两引“璨曰”，其注《南荒经》“昆吾之师”又引《音义》云云，是必郭已前音训注解人，惜其姓字爵里与时代俱湮，良可于邑。今世名家则有吴氏、毕氏。吴征引极博，泛滥于群书；毕山水方滋，取证于耳目。二书于此经，厥功伟矣。至于辨析异同，刊正讹廖，盖犹未暇以详。今之所述，并采二家所长，作为《笺疏》。笺以补注，疏以证经。卷如其旧，别为《订讹》一卷，附于篇末。计创通大义百余事，是正讹文三百余事，凡所指擿，虽颇有依据，仍用旧文，因而无改，盖放郑君康成注经不敢改字之例云。嘉庆九年甲子二月廿八日栖霞郝懿行撰。(上海古籍出版社袁珂《山海经》校注本)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山海经》： 《山海经》古今语怪之祖。刘歆谓夏后伯翳撰。无论其事，即其文，与《典》、《谟》、《禹贡》迥不类也。余尝疑战国好奇之士，本《穆天子传》之文与事，而侈大博极之，杂傅以《汲冢》《纪年》之异闻，《周书》《王会》之诡物，《离骚》《天问》之遐旨，《南华》《郑圃》之寓言，以成此书。而其叙述高简，词义谆质，名号倬诡，绝自成家。故虽本会萃诸书，而读之反若诸书之取证乎此者，而实弗然也。《穆天子传》至晋始出，而此书汉世独完。缘是前代文人，率未能定其先后。余首发之于此，俟大雅君子商焉。 《山海经》本书不言禹、益撰，刘歆校定，以为禹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盖亿度疑似之言。赵晔《吴越春秋》因禹登会稽，遂撰为金简玉字之说。晔，东汉人，在刘歆后，其伪无疑，读者但以禹、益治水，不当至海外，而怪诞之词，圣人所不道以破之，而不据其本书。案经称夏后启事者三，又言殷王子亥，又言文王墓，凡商周之事，不一而足。晁氏但疑长沙、桂陵数郡名，及鲧湮息壤等文。夫鲧事固禹、益所睹，商、周曷从知之哉！(此书盖周末文人，因禹铸九鼎、图象百物，使民入山林川泽，备知神奸之说，故所记多魑魅魍魉之类，而于禹为特详。) 始余读《山海经》，而疑其本《穆天子传》，杂录《离骚》、《庄》、《列》，傅会以成者。然以出于先秦，未敢自信。载《读楚辞辨证》云：古今说《天问》者，皆本《山海经》、《淮南子》，今以文意考之，疑此二书皆缘《天问》而作，则紫阳已先得矣。然经所纪山川神鬼，凡《离骚》、《九歌》、《远游》、《二招》中，稍涉奇怪者，悉为说以实之，不独《天问》也。而其文体特类《穆天子传》，故余断以为战国好奇之士，取《穆王传》，杂录《庄》、《列》、《离骚》、《周书》、《晋乘》以成者。自非熟读诸书，及此经本末，不易信也。后世必有以余为知言者。 经载叔均方耕，灌兜方捕鱼，长臂人两手各操一鱼，竖亥右手把算，羿执弓矢，凿齿执盾，此类皆与纪事之词大异。近世坊间戏取《山海经》怪物为图，意古先有斯图，撰者因而纪之，故其文义应尔。及读王伯厚《王会补传》引朱子曰：“《山海经》记诸异物飞走之类，多云东向，或云东首，疑本依图画而述之。古有此学，如《九歌》、《天问》皆其类。”余意顿尔释然。甚矣，紫阳之善读书也。即此文义之间，古今博雅所未究，而独能察之，况平生精力萃于经传者，可浅窥乎？(陶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则知此经古有图也。宋刻称张僧繇画。) 古人著书，即幻设必有所本。《山海经》之称禹也，名山大川，遐方绝域，固本治水作贡之文。至异禽诡兽，鬼蜮之状，充斥简编，虽战国浮夸之习，乃《禹贡》则亡一焉，而胡以傅合也。偶读《左传》，王孙满子对楚子曰：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魑魅魍魉莫能逢之，不觉洒然击节曰：“此《山海经》所由作乎！”盖是书也，其用意一根于怪，所载人物灵祇非一，而其形则若魑魅魍魉之属也。考王孙之对，虽一时辨给之谈，若其所称图象百物之说，必有所本，至于周末，《离骚》、《庄》、《列》辈，其流遂不可底极，而一时能文之士，因假《穆天子传》之体，纵横附会，勒成此书，以傅于图象百物之说，意将以禹、益欺天下后世，而适以诬之也。自此书之行，古今学士但谓非出大禹而已，而未有辩其本于穆满之文者，尤未有察其本于王孙之对者。区区名义之末，诚非大体所关，然亦可见古今事理，第殚精索之，即千载以上，无弗可穷也。作者有灵，其将为余绝倒于九京也哉！”(中华书局《少室山房笔丛》本《四部正讹》下)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山海经》： 《山海经》十八卷(槐荫草堂刊本)，晋郭璞传，《四库全书》著录。《汉志》(形法家)作十三篇，《隋志》(地理类)作二十三卷，郭璞注，《新唐志》同。《旧唐志》作十八卷，郭璞撰，即指郭注，《旧唐志》每以注为撰也。《崇文总目》、晁陈书目、《宋志》俱同。《旧唐》、《宋志》既以郭氏赞二卷，入之地理类，而以郭注复入之五行类，是矛盾矣。按刘子骏(秀)《上山海经奏》称所校《山海经》凡三十二篇，今定为一十八篇，即景纯以之作注本也。今考《南山经》三篇，《西山经》四篇，《北山经》三篇，《东山经》四篇，《中山经》十二篇，并《海外经》四篇，《海内经》四篇，除《大荒经》以下不数，已得三十四篇，则与古三十二篇之目不符。毕氏新校正本，谓二当为四字之误也。《汉志》十三篇，刘氏校经时所题，盖合《南山经》至《中山经》二十六篇为《五臧山经》五篇，并《海外经》已下八篇，为十三篇。其《大荒经》以下五篇，古本别行，为释经之外篇。及景纯作注，据刘氏定本复为十八篇，故又与《艺文志》十三篇之目不符也。隋唐二《志》作二十三篇者，二《志》又载有图赞二卷、音二卷，并郭璞撰，盖于此二书虽分著之，而于郭注，又复据所见本而合著之。然合注与图赞及音，亦止二十二卷。今以毕氏之说准之，三亦当为二字之误也。至经之作者，《列子》谓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子骏奏中，称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论衡·别通篇》谓禹主行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所不至，以所见闻，作《山海经》。《水经注》谓禹著《山经》，淇出沮洳；又谓《山海经》创之大禹、纪录远矣。《颜氏家训·书证篇》谓《山海经》禹及益所记，而有长沙零陵桂阳，诸暨，皆由后人所羼，非本文也。《隋书》地理总论谓萧何得秦图书，后又得《山海经》，相传夏禹所记。以上诸说，稍有异同，而大约谓作于禹益，然景纯未尝言，止可存而不论。犹之《水经》，相传为西汉桑钦作，而郦善长未尝言，亦不可遽定之也。景纯序称其山川名号，所在多有舛谬，与今不同；师训莫传，遂将湮没故为之创传，疏其壅阂，辟其茀芜云云。然毕氏新校正，则谓经中其山，率多可考，其川流沿注，至今质明可信。郦道元作《水经注》，乃以经传所纪，方土旧称，考验此经，山川名号，按其涂数，十得者六，是郭氏之注，固不能无待于后人之补苴。然此经自子骏表章于前，景纯注释于后，乃始大显于世，其功端有在也。又按《隋志》、新旧《唐志》，并载景纯《山海经音》二卷，是古本别行，今见注中，当是后人所合，盖景纯音及图赞二书，今皆似亡而实存也。天都黄晓峰(晟)既刊《水经注》，因并是书刊之。前列刘奏郭序，后又载明杨升庵(慎)后序。汪氏《秘书二十一种》亦收入之。(商务印书馆《郑堂读书记》本)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志怪之作，庄子谓有齐谐，列子则称夷坚，然皆寓言，不足征信。《汉志》乃云出于稗官，然稗官者，职惟采集而非创作，“街谈巷语”自生于民间，固非一谁某之所独造也，探其本根，则亦犹他民族然，在于神话与传说。 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神话大抵以一“神格”为中枢，又推演为叙说，而于所叙说之神，之事，又从而信仰敬畏之，于是歌颂其威灵，致美于坛庙，久而愈进，文物遂繁。故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惟神话虽生文章，而诗人则为神话之仇敌，盖当歌颂记叙之际，每不免有所粉饰，失其本来，是以神话虽托诗歌以光大，以存留，然亦因之而改易，而销歇也。如天地开辟之说，在中国所留遗者，已设想较高，而初民之本色不可见，即其例矣。 …… 迨神话演进，则为中枢者渐近于人性，凡所叙述，今谓之传说。传说之所道，或为神性之人，或为古英雄，其奇才异能神勇为凡人所不及，而由于天授，或有天相者，简狄吞燕卵而生商，刘媪得交龙而孕季，皆其例也。此外尚甚众。 …… 中国之神话与传说，今尚无集录为专书者，仅散见于古籍，而《山海经》中特多。《山海经》今所传本十八卷，记海内外山川神祇异物及祭祀所宜，以为禹益作者固非，而谓因《楚辞》而造者亦未是；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糈(精米)，与巫术合，盖古之巫书也，然秦汉人亦有增益。其最为世间所知，常引为故实者，有昆仑山与西王母。(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中国小说史略》本) □余嘉锡《四库提要·山海经辨证》： 《山海经》十八卷，晋郭璞注。卷首有刘秀校上奏，称为伯益所作。案《山海经》之名，始见《史记·大宛传》。司马迁但云《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而未言为何人所作。《列子》称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似乎即指此书，而不言其名《山海经》。王充《论衡·别通篇》曰：“禹主行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所不至，以所见闻作《山海经》。”赵煜《吴越春秋》所说亦同。惟《隋书经籍志》云：“萧何得秦图书，后又得《山海经》，相传夏禹所记。”其文稍异。然似皆因《列子》之说推而衍之。观书中载夏后启、周文王及秦汉长沙、象郡、馀暨、下嶲诸地名，断不作于三代以上，殆周、秦间人所述，而后来好异者又附益之欤？观《楚词·天问》多与相符，使古无是言，屈原何由杜撰。朱子《楚词辨证》谓其反因《天问》而作，似乎不然。 嘉锡案：《列子》伪书，近人疑为张湛所依托，虽未必然，然必作于佛学盛行之后，断不出于王充以前。乃《列子》袭《论衡》，非《论衡》袭《列子》也。刘秀校上《山海经》奏云：“《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国，民人失据，崎岖于丘陵，巢于树木。鲧既无功，而帝尧使禹继之，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与伯夷主驱禽兽，命山川，(命，名也。)类草木，别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迹之所希至，及舟舆之所罕到，内别五方之山，外别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是明言《山海经》为禹、益等所著。秀年辈在王充之前，盖即《论衡》所本。至于《列子》所谓夷坚闻而志之者，刘秀本无此言，显出后人傅会。《提要》舍刘秀之奏不引，而必旁征《列子》与《论衡》，则以疑秀奏为赝托故也。然其所以疑为赝托者，初无明白之证，据臆决焉而已。唐无名氏《文选集注》陶渊明《读山海经》诗注引公孙罗《文选钞》(原注但引为钞曰，无撰人姓名，案《日本见在书目》有《文选钞》六十九卷，公孙罗撰，知所引必是罗书。)曰：“《山海经序》云：禹治水，巡行天下，遂令伯益主名川。”(川上疑脱山字。)今本不载此序，其言亦不见于刘秀奏及郭璞序中。公孙罗唐初人，《旧唐书》附见《文苑·曹宪传》，所引之序，必六朝以前人作，附录于此以备考。 至王应麟《王会补传》引朱子之言，谓《山海经》记诸异物飞走之类，多云东向，或云东首，疑本因图画而述之。古有此学，如《九歌》、《天问》，皆其类云云，则得其实矣。 案毕沅《山海经新校正篇目考》云：“《山海经》有古图，有汉所传图，有梁张僧繇等图，十三篇中，海外、海内经所说之图，当是禹鼎也；大荒经已下五篇所说之图，当是汉时所传之图也。以其图有成汤、有王亥仆牛等知之，又微与古异也。据《艺文志》，《山海经》在形法家。本刘向《七略》，以有图故在形法家。又郭璞注中有云，图亦作牛形。又云，亦在畏兽画中。又郭璞及张骏有图赞。陶潜诗亦云：‘流观山海图。’”据毕氏所考，则《山海经》之有图也久矣。《提要》仅引朱子之言，则尚未穷其源也。至于朱子所谓《九歌》、《天问》皆其类者，案王逸《天问章句》云：“屈原放逐，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休息其下，因书其壁，何而问之。”疑古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其所图者，即《山海经》图也，但朱子又谓《山海经》反因《天问》而作，则其意与王逸异矣。 郭璞注是书，见于《晋书》本传。《隋》、《唐》二志皆云二十三卷，今本乃少五卷，疑后人并其卷帙，以就刘秀奏中一十八篇之数，非阙佚也。《隋》、《唐》志又有郭璞《山海经图赞》二卷，今其赞犹载璞集中，其图则《宋志》已不著录，知久佚矣。旧本所载刘秀奏中，称其书凡十八篇，与《汉志》称十三篇者不合。《七略》即秀所定，不应自相牴牾，疑其赝托。然璞序已引其文，相传已久，今仍并录焉。书中序叙山水，多参以神怪，故《道藏》收入太玄部竞字号中。究其本旨，实非黄、老之言。然道里山川，率难考据，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诸家并以为地理书之冠，亦为未允。核实定名，则小说之最古者尔。 案《提要》前节云：“书中载夏后启、周文王及秦汉长沙、象郡、馀暨、下诸地名，断不作于三代以上。”此又言道里山川，率难考据，而以诸家列为地理书之冠为未允，乃改入小说家。考《颜氏家训·书证篇》云：“或问《山海经》，夏禹及益所记，而有长沙、零陵、桂阳、诸暨，如此郡县不少，以为何也？答曰：史之阙文，为日久矣。加复秦人灭学，董卓焚书，典籍错乱，非止于此。譬犹《本草》，神农所述，而有豫章、朱崖、赵国、常山、奉高、真定、临淄、冯翊等郡县名，出诸药物。《尔雅》周公所作，而云张仲孝友。仲尼修《春秋》，而经书孔丘卒。《世本》左邱明所书，(原注云：此说出皇甫谧《帝王世纪》。)而有燕王喜、汉高祖。《汲冢琐语》乃载《秦望碑》。《苍颉篇》李斯所造，而云汉兼天下，海内并厕，希黥韩覆，畔讨灭残。《列仙传》刘向所造，而云七十四人在佛经。《列女传》亦向所造，其子歆作颂，终于赵悼后。而传有更始韩夫人、明德马后及梁夫人��，皆由后人所羼，非本文也。”由是言之，则是书虽有秦、汉诸地名，不害其为三代以前之书，颜之推固言之矣。所举诸书，如《春秋》、《苍颉篇》，足为有力之证明。余尝以为秦、汉以前人纯朴，故于官制地理，多用当时之名，以期合乎实用。六朝以后，渐趋浮华，故多用古代之名，以求益其色彩。此不但所作诗文如此，其于典籍也亦然。故秦、汉以前书，点窜以从今；六朝以后书，模拟以赝古。而后之考据家摭拾字句之间以求之，从而定其著作之时代，是何异于刻舟以求剑者哉！ 且古者一切皆出于公，自土田货财，以及学术，皆然，未尝独据为己有也。故曰“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况学术为天下之公器也乎？是以时无论古今，地无论秦、越，无此疆尔界之分，在彼在我也。故古人之著作，皆不署名，凡诗文、书画、篆刻、词曲之在萌芽时期，莫不皆然。又况六国以前之六艺九流乎？颜氏云“后人所羼入”，余谓非有意羼入也，直是读古人书时，有所题识，如今人之批书眉。传钞者以其有所发明，遂从而钞入之，不问其何人之笔耳。彼作者尚不署名，岂有偶批数行，必著其为某某者乎？要之古人以学术为公器，故不以此为嫌。章氏学诚有《言公》之篇，余于《古书通例》中言之详矣。凡古书有后人续入者，以历史、地理书为多，议论文则少见，盖实用与空论之别耳。是书《汉志》在形法家，《隋》、《唐》以下诸志，皆为地理书之冠。《四库》始改入小说家，此岂街巷议之出于稗官者乎？ 自我作古，变易刘、班以来之旧例，可谓率尔操觚者矣。寻《四库》之所以改隶者，其说有二：一曰“叙序山水，多参以神怪”，不知《山海经》本因《九鼎图》而作。《左传》之叙九鼎也，曰：“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夫既图魑魅魍魉之形，安得不参以神怪乎？刘秀奏曰：“孝武皇帝时，有献异鸟者，食之百物，所不肎食。东方朔见之，言其鸟名与其所当食。如朔言。问朔何以知之，即《山海经》所出也。孝宣帝时，击磻石于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缚盗械人。时臣秀父向为谏议大夫，言此贰负之臣也。诏问何以知之，亦以《山海经》对。其文曰：‘贰负㝣窳，帝乃梏之疏属之山，桎其右足，反缚两手。’上大惊。 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经》。”郭璞序曰：“阳火出于冰水，阴鼠生于炎山，论者莫之或怪，及谈《山海》而咸怪之，是不怪所可怪，而怪所不可怪也。不怪所可怪，则几于无怪矣。怪所不可怪，则未始有可怪也。若乃东方朔晓毕方之名，刘子政辨盗械之尸，王颀访两面之客，海民获长臂之衣，精验潜效，绝代县符。于戏！ 群惑者亦可以少寤乎？”然则《提要》所谓多参以神怪者，毋亦郭景纯所谓怪所不可怪者欤。《四库》总纂纪文达公，宜乎不信《山海经》诸神怪矣，而所作《阅微草堂笔记》五种，曾载嗣诚谋英勇公，因猎于塞外，见一人无头，以乳为目，以脐为口，乘马射鹿，公以为即《山海经》之形天氏也。(见卷七《海外西经》。)又文达言：乌鲁木齐山中，有小人长尺余，红柳花时，好似红柳为圈戴之，谓之红柳娃。尝向人家窃食，逐之则跪而泣，觊人去远，始蓦山越涧而去。疑即《山海经》之靖人。(见卷十四《大荒东经》。)然则不独东方生晓毕方之名，刘子政辨盗械之尸，文达亦几于无怪矣，何作《提要》而以为神怪也！ 二曰“道里山川，率难考据”，亦其时治之者未精耳。后来若毕沅、郝懿行二家，其于道里山川，多能言之凿凿，绝非凭空杜撰。《提要》云云，得毋如见骆驼言马肿背也乎？ (中华书局标点《四库提要辨证》本) □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 《山海经》出自巫师方士之手，神话传说和地理博物传说大都被巫术化和方术化了，故而鲁迅以为“盖古之巫书也”。此说可追溯至《汉书·艺文志》。《汉志》列《山海经》为数术略形法家之首，所谓数术即巫卜方术、阴阳五行之总称，而形法者，即《汉志》云“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就是说《山海经》是部讲鬼神天命、吉凶妖祥的迷信书。但从《隋志》始，《山海经》一直被列在史部地理类。有人甚至相信它是可靠的地理著作，如毕沅即云《山海经》是“古者土地之图”，“经云东西道里，信而有征”。 《山海经》确有巫书性质，但也有地理博物书性质，而且是以地理博物书形式出现的，书名体例都反映出这一点。《山海经》之“经”，乃经界、界域之意。章学诚《文史通义·解经中》曰：“孟子曰：‘行仁政必自经界始。’。地界言经，取经纪之意也。是以地理书多以经名，《汉志》有《山海经》，《隋志》乃有《水经》。后代州郡地理多称图经，义皆本于经界。”然其书之地理博物，乃数术家之学，因而可以说此书是巫书和地理博物书的混合。 不过从小说史角度看，《山海经》“宏诞迂夸，多奇怪俶傥之言，神话和各种传说材料极为丰富，无疑又具有志怪小说的一定性质。最先注意到这一点的是胡应麟。他虽一方面以为它是“周末都邑簿也”，同时又注意到“偏好语怪”的内容特征，因而又谓其为“古今语怪之祖”。后来，《四库总目提要》也指出《山海经》“体杂小说”，将它改入小说家，并云：“书中序述山水，多参以神怪……诸家并以为地理书之冠，亦未为允。核实定名，实则小说之最古者尔。”《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撮其大旨而曰：“侈谈神怪，百无一真，是直小说之祖耳。”陆心源亦云：“自来志怪之书，莫古于《山海经》，按之理势，率多荒唐。”皆为抉髓之论。 当然，《山海经》不同于《琐语》，它很少有情节完整的故事，内容支离破碎，因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古小说，只能称为准志怪小说。但这不能降低它作为“语怪之祖”的地位。它的影响和作用要比《琐语》大得多。它的作用首先是扩大了语怪的风气。其次，开辟了地理博物体志怪。以它为起点，到汉代《神异经》、《十洲记》、《洞冥记》、《括地图》，魏晋《博物志》、《玄中记》，南朝《述异记》，构成了一个以记虚幻的地理博物传说为内容的志怪系统。同时，又演化出一个内容比较实在但又含异闻的地理博物学杂著系统，如《异物志》、《广志》、《南方草木状》、《禽经》、《北户录》、《岭表录异》等等，它们不断为各代志怪小说提供素材。再次，它多采神话传说，这不仅影响着后世志怪家留意于神话，而且还直接为他们提供了表现题材和素材。(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唐前志怪小说史》) 《汲冢琐语》 □房玄龄《晋书·束晳传》： 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中华书局1974年《晋书》本) □杨升庵《丹铅总录·汲冢文诬》： 《汲冢琐语》其文极古，然多诬而不信。如谓舜囚尧，太甲杀伊尹，又谓伊尹与桀妃妹喜交，其诬若此。小人造言，不起自战国之世。伊尹在相位时，被其黜僇者为之也。然则何以知之？曰：其文不类战国。(转引自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 □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 《琐语》出战国魏襄王墓，襄王卒于公元前二九六年，下去秦统一七十七年，可见是战国后期以前书。考《琐语》记事最晚者是赵襄子亡。据《史记》之《晋世家》及《六国年表》，襄子在位三十三年，卒于前四二五年，时值战国初叶。由此似可认为《琐语》出于战国初。又，《琐语》文字质朴，接近《左传》，内容虽多为“卜梦妖怪”，但只是卜筮占梦而已，同《左传》差不多，与战国中后期盛行的那种极端神秘夸饰的祥瑞灾异之说不大相同，更无神仙家言，而和它同时出土的、书成于魏襄王时的《纪年》就不这样，如黄帝仙去，三苗将亡天雨血、青龙生于庙，柏杼子得九尾狐，胤甲时天有妖孽，十日并出，宣王时马化狐等等，完全是战国阴阳五行家和方术之士的话头。因此，《琐语》即便不在战国初，也绝不会出于战国中期以后，乃战国初期至中期之间的作品。 关于《琐语》时代，杨升庵、胡应麟都曾作过讨论。杨升庵云：“《汲冢琐语》其文极古，然多诬而不信。如谓舜囚尧，太甲杀伊尹，又谓伊尹与桀纪妹喜交，其诬若此。小人造言，不起自战国之世。伊尹在相位时，被其黜僇者为之也。然则何以知之？曰：其文不类战国。”杨说之谬，不辨自明，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己部《二酉缀遗中》嘲之以“儿童之见”，认为“《汲冢琐语》十一篇，当在《庄》、《列》前”、“盖春秋人作也”。认定《琐语》成于战国中期之前，近其实矣。 《琐语》作者熟悉夏殷以来历史和掌故，《史通·申左》自注云“《琐语》载春秋时事，多与左氏同”，他很可能是史官，而且是三家分晋前或后的晋国史官或魏氏史官，这从《琐语》多记晋事及出自魏王冢看得出来。 《琐语》体例颇类《国语》。《史通·六家篇》曰：“《汲冢琐语》记太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又曰：“《琐语》又有《晋春秋》，记献公十七年事。”《惑经篇》自注亦曰：“唯‘郑弃师’出《琐语·晋春秋》也。”可知《琐语》是按国别来记事的。这一点也可由《束晳传》“诸国卜梦妖怪相书”的“诸国”二字证实。除《夏殷春秋》、《晋春秋》外，遗文中尚有记周、鲁、齐、宋等国传说的，看来还会有《周春秋》、《鲁春秋》、《齐春秋》等。 《琐语》书名系原有，非整理者后加，有《晋书·束皙传》等为证。既称为“语”，这就使人很容易把它同《训语》、《国语》联系起来。《训语》、《国语》都系逸史，多含历史传说，《琐语》无疑同它们有着渊源关系。《训语》记有褒姒传说，《国语》引之，而《琐语》亦载，只是因引书摘引，未录全文，仅有“幽王娶褒姒，楚矢箕服，是丧王国”数语。素材的因袭，也反映出《琐语》同《训语》的这种联系。 不过《训语》、《国语》毕竟还是史书，而《琐语》的大大增强了的传说性已经使它在内容上具备了与史书完全不同的面貌，尽管在形式上还用按国别记事、以“春秋”命题的史体。前人或以史书视之，且不说《隋志》、《唐志》列之为杂史，刘知几就把它看作是晋国的乘，《史通·杂说上》云：“《孟子》曰：‘晋谓春秋为乘。’寻《汲冢琐语》，即乘之流耶？”按《琐语》虽取材历史，但绝对不是真实可信的历史，刘知几云：“《琐语》载春秋时事，多与左氏同”，是指历史轮廓和一些基本的历史事件以及一些传说相同，并非说其书亦为《左传》一流，都是信史。 《琐语》少数是历史传说，如： 周宣王夜卧而晏起，后夫人不出于房。其(按：当作“姜”)后既出，乃脱簪珥，待罪于永巷，使其傅母通言于宣王曰：“妾之淫心见矣，至使君王失礼而晏起，以见君王之乐色而忘德也。乱之兴从婢子起，敢请罪。”王曰：“寡人不德，实自生过，非夫人之罪也。”遂复姜后也。勤于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兴之名。 周王欲杀王子宜咎，立伯服。释虎将执之，宜咎叱之，虎弭耳而服。 姜后谏宣王事不见史传；周幽王废宜咎(咎又作臼)立伯服史有其事，然叱虎显系传说。如果《琐语》所记都属此类，那它仍不脱杂史臼窠，问题是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卜筮、占梦、神怪一类的迷信传说，其人虽多属实有，其事则荒唐不根，就是说以志怪故事为基本内容。这样我们就不能视其为《国语》或《左传》一流，确信它的真正性质是志怪小说。《晋书·束皙传》谓其“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妖怪即妖异之意，相书即占视吉凶之书，《周礼·地官司徒》：“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注：“相，占视也。”《晋书》的意思是《琐语》是记载占视梦境、妖异以辨吉凶之书。但它不是后来的那种讲相法的相书和讲卜筮法的卜筮书，而是专记妖异故事，因此所谓“卜梦妖怪相书”，也就是记卜梦妖怪的志怪书。 《琐语》的性质，胡应麟第一个作了精确的说明。《少室山房笔丛·史书占毕四》云：“按汲冢书目云：《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则《琐语》之书，大抵如后世《夷坚》、《齐谐》之类，非杂记商周逸事者也。”《九流绪论下》云：“盖古今纪异之祖”。《二酉缀遗中》云：“盖古今小说之祖”。《华阳博议上》云：“《琐语》博于妖”。皆颇精当。 …… 《琐语》上承《训语》摭取历史遗闻、神话传说之统，下又接受《左传》、《国语》杂异闻于历史以及《国语》分国记事的体例的影响，形成了自己搜奇摭异、丛语琐谈的独特面貌，奠定了志怪小说的基础。《琐语》是一种杂史体志怪。在内容上，它作为早期志怪，刚从史书脱胎，不可避免地带有母体的特征，就是取材于历史，历史成分和虚幻成分杂糅，故事是虚幻化了的历史故事或历史化了的虚幻故事。因此，它还带有较浓的历史味道。随着志怪小说的发展，志怪的历史胎记渐渐变淡，就是说虚幻成分越来越大，历史成分相对减少，但却从来也未消失，相反，从历史人物事件中汲取志怪素材，成为志怪小说的一个传统。后世杂史杂传体志怪如《汉武故事》、《蜀王本纪》、《拾遗记》等都直接继承了《琐语》开创的这一传统，把历史幻想化，或借历史人物敷衍神怪故事。即便其它志怪小说，亦往往含有历史因素。 在形式上，《琐语》的名称最恰当不过地反映出它的特征。 “琐”之为义，小也。《说文》一上玉部：“琐，玉声也。”段注：“谓玉之小声也。《周易》：‘旅琐琐’，郑君、陆绩皆曰：琐琐，小也。”《文选·东京赋》：“既琐琐焉”。薛综注：“琐琐，小也。”据此，“琐语”则为细言碎语、短书杂记之意，也就是桓谭说的“丛残小语”。《国语》中已有许多独立的小故事，《论语》、《孟子》、《晏子春秋》及《礼记》部分章节也常采取小语短记的形式，《琐语》作者有意识地把这种形式用于志怪，并以“琐语”名之，这就为志怪小说奠定了短书格局。这种形式今天看来未免谫陋窘促，但优点是灵活方便，适合小说家们抉异述怪。一事一记，旋起旋落，内容不断变换，对读者来说，读来轻松有味。毛晋跋《西京杂记》云：“余喜其记书真杂，一则一事，错出别见，令阅者不厌其小碎重叠云。”《文心雕龙》作者刘勰也很欣赏这种短小文体，《诸子篇》云：“谰言兼存，琐语必录。”《杂文篇》亦云：“碎文琐语，肇为《连珠》。其辞虽小而明润矣。” 《琐语》继承史传的记叙手段，记事首尾完整而精炼简洁，着重写人物言行，颇能表达人物特定情绪和形象特征。如“晋冶氏女徒”条，描写女奴美丽的梦幻，甚有抒情意味，女奴感情的变化曲曲传神，形象真切感人。“刑史子臣”、“范献子卜猎”条，画出宋景公和范献子的狼狈猥琐之状，语含讥讽，简约有味。“豫让”条，描写豫让拔剑呼天而击衣，形象特征极为鲜明。这些都是提供给后世志怪的成功艺术表现经验。 《琐语》是志怪小说的开端，对此胡应麟已作过很好的说明。此前元末杨维桢亦曰：“孔子述土羵、萍实于僮谣，孟子证瞽叟朝舜之语于齐东野人，则知《琐语》、《虞初》之流，博雅君子所不弃也。”明白地把《琐语》置于小说之起点。近世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至汲冢所出周时竹书中，本有《琐语》十一篇，为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今佚，《太平御览》间引其文；又汲县有晋立《吕望表》，亦引《周志》，皆记梦验，甚似小说”。陈梦家更谓“《琐语》实为小说之滥觞也”。 《琐语》记载的某些故事，后世曾长期流传。姜后谏宣王事，刘向采入《列女传》。齐景公伐宋做梦事，《晏子春秋·内篇谏上》亦载，后来又被记在《论衡·死伪篇》及《博物志》卷七、《物异志》中。王浮《神异记》记有晋治氏女徒事，干宝《搜神记》卷八有刑史子臣事。《琐语》出土后，仿作随之而来。先是西晋人托名东方朔作《琐语》，书早佚，嵇含《南方草木状》存其“抱香履”一条，乃介之推传说。梁金紫光禄大夫顾协撰《琐语》一卷，见《隋志》小说类，惜乎只字无存。刘知几《史通·申左篇》云汲冢获书后，“干宝藉为师范”。自注：“事具干宝《晋纪·叙例》中。”我们相信，干宝在撰集《搜神记》时，也肯定要藉《琐语》为“师范”的。(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唐前志怪小说史》) 《穆天子传》 □荀勖《穆天子传序》： 古文《穆天子传》者，太康二年汲县民不准盗发古冢所得书也。皆竹简素丝编。以臣勖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简长二尺四寸，以墨书，一简四十字。汲者，战国时魏地也。案所得《纪年》，盖魏惠成王子今王之冢也。于《世本》盖襄王也。案《史记·六国年表》自今王二十一年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燔书之岁八十六年，及至太康二年初得此书，凡五百七十九年，其书言周穆王游行之事。 《春秋左氏传》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于天下，将皆使有车辙马迹焉。此书所载，则其事也。王好巡守，得盗骊騄耳之乘，造父为御，以观四荒，北绝流沙，西登昆仑，见西王母，与太史公记同。汲郡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虽其言不典，皆是古书，颇可观览，谨以二尺黄纸写上，请事平以本简书及所新写，并付秘书缮写，藏之中经，副在三阁。谨序。(四部备要《穆天子传》本) □王渐《穆天子传旧序》： 《穆天子传》出汲冢，晋荀勖校定为六卷，有序。言其事虽不典，其文甚古，颇可观览。予考《书》序称穆王飨国，百年耄荒。太史公记穆王宾西王母事，与诸传说所载多合，则此书盖备记一时之详，不可厚诬也。春秋之时，诸侯各有国史，多庞杂之言，下逮战国，王迹熄而圣言湮，处士横议而异端起，人人家自为说，求其欲不庞杂其可得乎！ 其书纪王与七萃之士巡行天下，然则徒卫简而征求寡矣。非有如秦汉之千骑万乘，空国而出也。王之自数其过及七萃之规，未闻以为迕也。登群玉山，命邢侯攻玉而不受其牢，是先王恤民之法，未尝不行。至遇雨雪，士皆使休，独王之八骏超腾以先待，辄旬日然后复发去，是非督令致期也。其承成康熙洽之余，百姓晏然，虽以徐偃王之力行仁义，不足以为倡而摇天下，以知非有暴行虐政，而君子犹以王为获没于祇宫为深幸，足以见人心之危之如此也。是岂可效哉！是岂可效哉！存其书者，因可以览其古；征其事者，又安可不考其是非欤！ 南台都事、海岱刘贞庭干旧藏此书，惧其无传，暇日稍加雠校讹舛，命金陵学官重刊，与博雅之士共之。谂予题其篇端云。时至正十年岁在庚寅春二月二十七日壬子北岳王渐玄翰序。(四部备要《穆天子传》本)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穆天子传》： 《穆天子传》六卷，其文典则淳古，宛然三代范型。盖周穆史官所记，虽与《竹书纪年》、《逸周书》并出汲冢，第二书所载，皆讫周末，盖不无战国语参之。独此书东迁前，故奇字特多，缺文特甚，近或以为伪书，殊可笑也。 …… 《列子》称穆王驾八骏之乘，右服骝而左騄耳，右骖赤骥而左白��，主车则造父为御，商为右；次车之乘，右服渠黄而左逾轮，左骖盗骊而右山子，柏夭主车，骖百为御，奔戎为右，驰驱千里，至于巨搜氏之国。巨搜氏乃献白鹄之血以饮王，具牛马之湩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饮而行。遂宿于昆仑之阿，赤水之阳，别日升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封之以诒后世。遂宾于西王母，觞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王瑶，王和之，其辞哀焉。乃观日之所入，一日行万里。王乃叹曰：“于乎！ 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谐于乐，后世其追数吾过乎！”案《列子》此段，全录《穆天子传》文，足证《列子》所称《黄帝》等书，咸有所本，昔人谓《杨朱篇》即古杨朱之书。此篇引《穆天子传》，即以周穆王名篇，则杨朱之说信矣。或曰《鹖冠子》、《庚桑子》咸据庄周、贾谊足成，以欺后世，《穆天子传》庸知非此类耶？曰：彼二书自庄、贾引外，绝不足观；《穆天子传》与《列子》，体制不同，各极古雅，此篇奇字，皆列本书所无，信知《列子》引《穆传》，非《穆传》本《列子》也。斯又辨赝书者所当知。(中华书局《少室山房笔丛》本《四部正讹》下) □洪颐煊《校正穆天子传序》： 《穆天子传》六卷，晋太康二年汲县民盗发魏襄王墓中所得竹书也。书记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暨美人盛姬死事。《隋书经籍志》云：体制与今起居正同，盖周时内史所记王命之副。案《史记》穆王在位五十五年，此书所载寻其甲子，不过四五年间事耳。虽残偏断简，其文字古雅，信非周秦以下人所能作。如《聘礼》云：“管人布幕于寝门外。”郑君注云：“管，犹馆也。”古文管为官。此书云：“官人陈牲”、“官人设几”，乃古文之廑存者。《尔雅·释地》云：“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此书云：纪迹于弇山之石眉，曰西王母之山，与《尔雅》所记合。《史记·周本纪》云：“穆王崩，子共王繄扈立。”司马贞《索隐》引《世本》作“伊扈”。此书云“丧主伊扈”，“伊扈”即共王也，犹足与经史相证。据《晋书·束晰传》：此书本五卷，末卷乃杂书，十九篇之一。《索隐》引《穆天子传》目录云：傅瓒为校书郎，与荀勖同校定《穆天子传》，今本卷首载勖《序》云：谨以二尺黄纸写上，藏之中经，副在三阁。今本六卷，当即勖等所定也。勖时收书不谨已多残阙，厥后传写，益复失真。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书凡六卷八千五百一十四字，今本仅六千六百二十二字，则今本又非晁氏所见之本矣。颐煊惧此书之荒落，因不揣梼昧，取今《汉魏丛书》本与明程荣本、吴琯本、汪明际本、钱塘赵君坦所校吴山《道藏》本，暨史、汉诸注，唐宋类书所引，互相参校，表其异同，正其舛谬，为补正文及注若干字，删若干字，改若干字。其无可校证者阙之。徒恨传讹已久，未能尽复旧观，如释古彝器碑碣之十得五六云尔。嘉庆庚申六月三日临海洪颐煊书于西湖诂经精舍。(四部备要《穆天子传》本) □《四库全书总目·穆天子传》： 《穆天子传》六卷，晋郭璞注，前有荀勖序。案《束晰传》云：太康二年，汲县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得竹书《穆天子传》五篇，又《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事。案今盛姬事载《穆天子传》第六卷，盖即《束晰传》所谓《杂书》之一篇也。寻其文义，应归此传，《束晰传》别出之，非也。此书所纪，虽多夸言寡实，然所谓西王母者，不过西方一国君；所谓县圃者，不过飞鸟百兽之所饮食，为大荒之圃泽，无所谓神仙怪异之事。所谓河宗氏者，亦仅国名，无所谓鱼龙变见之说，较《山海经》、《淮南子》，犹为近实。郭璞注《尔雅》，于西至西王母句，不过曰西方昏荒之国；于河出昆仑墟句，虽引《大荒西经》，而不言其灵异。其注此书，乃颇引志怪之谈，盖释经不敢不谨严，而笺释杂书，则务矜博洽故也。 (案《穆天子传》旧皆入起居注类，徒以编年纪月，叙述西游之事，体近乎起居注耳。实则恍惚无征，又非《逸周书》之比，以为古书而存之可也，以为信史而录之，则史体杂、史例破矣。今退置于小说家，义求其当，无庸以变古为嫌也。)(中华书局影印《四库全书总目》本)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穆天子传》： 《穆天子传》六卷(《平津馆丛书》本)，晋郭璞注。《四库全书》著录，《隋志》(“起居注类”)、新、旧《唐志》(“起居注类”)、《读书志》(“传记类”)、《书录解题》(“起居注类”)、《通考》、《宋志》(“别史类”)俱载之。乃晋太康二年，汲县民盗发魏襄王墓中所得竹书也。记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暨美人盛姬死事，有月日而无年，又文多缺断，荀勖、和峤以隶字写之。勖序称：《春秋左氏传》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使有车辙、马迹焉。此书所载，则其事也。王好巡狩，得骅骝、绿耳之乘，造父为御，以观四荒；北绝流沙，西登昆仑，与《太史公记》同。汲郡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虽其言不典，皆是古书，颇可观览。晁氏称郭璞注本谓之《周王游行记》，陈氏称其体制与起居注正同。起居注者，自汉明德马皇后始，汉、魏以来因之。(以上陈说。)然其事为经典所不载，惟《列子·周穆王篇》所载，颇有相同。景纯注最在先，颇引奇闻异说，盖亦就书而注，与《山经》注同科，非注《尔雅》之可比也。筠轩惧是书之荒落，因取《汉魏丛书》各本，暨《史》、《汉》、诸子、唐宋类书所引，互相参校，表其异同，正其舛谬，为补正文及注若干字，删若干字，改若干字，其无可校证者阙之。书成，寄正孙渊如师，刻入丛书，从此《穆传》郭注，莫善于此本矣。前又有元至正庚寅北岳王元翰(渐)序，及筠轩校正序。后有附录九则。(商务印书馆《郑堂读书记》本)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晋咸宁五年，汲县民不准盗发魏襄王冢，得竹书《穆天子传》五篇，又杂书十九篇。《穆天子传》今存，凡六卷；前五卷记周穆王驾八骏西征之事，后一卷记盛姬卒于途次以至反葬，盖即杂书之一篇。传亦言见西王母，而不叙诸异相，其状已颇近于人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邹忌讽齐威王纳谏》 □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 一段，问答孰美；一段，暮寝自思；一段，入朝自述；一段，讽王蔽甚；一段，下令受谏；一段，进谏渐稀。段段简峭之甚。(湖北人民出版社《金圣叹批才子古文》本) □余诚《重订古文释义新编》： 此文大有惜墨如金之意。前五段不过是引人讽齐王伏笔。“王曰善”已下，又皆写齐王之能受善。其讽王处，惟在臣诚知不如徐公美数语。即此数语中，亦并无讽王纳谏字句，只轻轻说个王之蔽甚矣，便住。何等蕴藉，何等简峭。至其通体文法，每一层俱用三叠。变而不变，不变而变，更如武夷九曲，步步引人入胜。([清]余诚《重订古文释义新编》卷四) □林西仲评曰： 此篇专为好奉承者说法。人苦不自知，自知则人莫能蔽。篇中所云，“臣诚知不如徐公美”一句，便是去蔽主脑。威王下令，亦止是欲闻过耳。结言“战胜”，即自克之意。其行文自首至尾，俱用三叠法。《国策》中最昌明正大者。(湖南人民出版社胡怀琛编辑《言文对照古文笔法百篇》本) □关非蒙《 <；邹忌讽齐威王纳谏>；鉴赏》：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美与不美，何者最美，是个客观存在，但是也有其主观的因素。邹忌的妻、妾、门客一致称赞他美于徐公，不能说是不对。俗话说： “情人眼里出西施。”“萝卜白菜，各有所爱。”邹忌亲自与徐公比美，自愧不及，这是他的主观看法。都不能说全无道理。至于他悟出那个“私我”、“畏我”、“求于我”的道理，又由一人一家推而至一君一国，现身说法，告诫不能受蒙蔽、愚弄，虽不能说是危言耸听，却也足以发人深省。 文长不足四百言，又无太多疑难字词，徐徐说来，却也委婉可读。尤其两处细节，使得短文甚是活泼。邹忌与徐公比美，居然去偷偷照照镜子，令人忍俊不禁，一处妙笔。齐王悬赏纳谏，一时门庭若市，那番热闹可以想见： 出于忠贞爱君的自然有，浑水摸鱼乘机向上爬的恐怕大有人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妙就妙在一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进谏与纳谏者，各得其所哉！ 这或许是作者之艺术匠心之所在吧。至于“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则是策士们的口吻，不如此似不足以见其告辩之效能。 今查《史记·田齐世家》，无邹忌讽谏事。而《吕氏春秋·达郁篇》，《韩诗外传》卷六，倒记有类似故事。可见《战国策》中象《邹忌讽齐威王纳谏》这一类富有情趣的文章，有相当一部分是几经演变，凑集加工，然后成为一篇妙文的。(浙江教育出版社徐中玉主编《古文鉴赏大辞典》) 《齐人有一妻一妾》 □朱熹《孟子集注》： 孟子言自君子而观，今之求富贵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见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赵氏曰：“言今之求富贵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骄人于白日，与斯人何以异哉？”(中华书局《四书章句集注》本) □李贽《四书评》： 客详主略，行文妙法。恐今之求富贵利达者，并其妻妾亦不羞矣。(上海人民出版社《四书评》本) □李炳英《孟子文选·齐人有一妻一妾章》： 此章痛斥当时追求“富贵利达”的人的卑鄙无耻——走的是阴暗、见不得人的路线，乞讨的是别人的残羹冷汁，反而洋洋得意地欺骗自己家里最亲密的人，表示骄傲，结果连自己最亲密的人也欺骗不了，被发现了秘密。“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是良人口中表示骄傲的言语，“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是良人从脸上和动作上表示骄傲的态度，只这两句前后相应，便刻画出良人垂涎富贵和虚伪骄傲的情态。“偏国中无与立谈者”句写其妻先诧异一下，往下看是：“之东郭墦间”，“之祭者”，“又顾而之他”——都是“乞其余”。这样一步紧一步地写其妻的感觉越看越难受——“这就是他从富贵朋友那里捞得醉饱的道路啊！”形象生动，情景逼真，而文字则简练有力。(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孟子文选》本) □余荩《〈齐人有一妻一妾〉鉴赏》： 本文不过两百来字，却完整而生动地叙述了一个齐国男子乞讨残食又欺骗妻妾的故事，尖锐地讽刺了当时追求富贵利达的人卑鄙无耻的行径，耐人寻味。可称得上是叙事文章的精品。 本文最值得品味的是它的叙事艺术。叙述曲折有致，详略适宜，因事见人，事中寓理，是它的主要表现特色。 写的是家庭中的日常生活细事，但写来一波三折，事件的发展富有层次感，故事性很强。文章一开始写丈夫的反常表现，引出妻子的怀疑，由疑而“瞷”，由“瞷”而明白事实真相，再由明白真相而“讪”而“泣”，自然成章，有条不紊，严谨而富有波澜，读来颇有趣味。 这个小故事的叙述，详处不厌重复，略处三言两语，疏密相间，灵活多变。齐人每次“必餍酒肉而后反”及自称一道吃喝的“尽富贵也”这一反常现象，既由作者作了客观交代，又通过妻告诉妾的语言，几乎一字不改地作了转述。这样的写法看起来文字罗苏拖沓，其实十分必要。首先，这几句话是故事发展的起点，是全文内容的根基，反复强调，引人注意，增强吸引力。其次，突出了丈夫的诓骗伎俩，当下文一旦揭穿真相，更显出他的无耻。再次，妻子的转述实际上包含着疑心重重，为下文的“瞷”、“讪”、“泣”提供了必要依据，既使行文得以自然展开，也表露了作者对齐人的嘲讽之意。清代顾炎武在《日知录·文章繁简》中全文引录了本文第一节文字以后说：“此必须重叠而情事乃尽，此孟子文章之妙。”正是如此，这样的重复叙述绝不是多余之笔。如果在客观交代齐人每次酒足饭饱归来及其谎称之后，不写妻对妾转告的话，而直接接上“其妻疑而瞷之”的简述，记事当然也清楚，文字也省简了不少，但不如现在这样在要紧处作重复记叙来得生动有味、传神见意。同样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在该简的地方，用笔又极其俭省，文字相当洗炼洁净。第三节开头，仅用“其妻归，告其妾”六个字，就概括了妻子跟踪至墓地所看到的情况。这里不再像第一节那样写出转告的内容，一是因为跟踪所见情况文字较多，再重复一次就显得臃肿，二是使行文跌宕多姿，在一篇叙述一个小故事的短文中，若老是用重复记叙，处处密度很大，反而会显得平板呆滞，叙述节奏太慢。何况本文“其妻归”后，真相已经大白，读者对事件的悬念也解开了，所以无须再赘笔复述。另外，其妻归来告诉妾的话中，用了“今若此”三字，亦很简洁有力。这个“此”字容量很大，既包括了第一节丈夫酒足饭饱归来及其诳骗的情况，也包括了第二节所述的丈夫乞讨于墓地的事实。“今若此”三字不仅在叙事上有很强的概括性，而且鲜明地流露了妻子难以抑制的痛心与怨恨，人物的感情世界得到了有力的展现。繁简相宜，是本章叙事的成功之处。 本文在叙事中把那个齐人的卑鄙嘴脸刻画得栩栩如生，从而表现了作者对“求富贵利达者”的鞭笞。齐人的家境并不富有，可他人穷志短，偏要冒充与富贵人家交往，足见其精神世界的庸俗卑劣。他在墓地间乞讨人家上供的残羹冷炙，那东张西望的样子毕现纸上。而且当妻子已窥透秘密之后，他依然以为诓骗成功，洋洋得意地回来，在妻妾面前骄气十足。文章正是从他的一些具体表现上，形象地写出了他的无赖相及其可悲可憎的面目和心理。孟子主张“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这篇文章正是通过对齐人的无情揭露和嘲讽，表现了孟子的这一思想。(徐中玉主编《古文鉴赏大辞典》) □李格非等《文言小说·前言》： 《孟子·离类下》“齐人有一妻一妾”章，包涵的小说成份就更多一些，它通过齐人乞墦而骄于妻妾的故事，揭露了齐人寡廉鲜耻、卑鄙龌龊的丑恶灵魂，人物形象比较鲜明，妻妾的对话也很有个性，对于人物的行动、表情的描写都相当具体，且能抓住其典型特征予以刻划。故事和人物，多半出于作者的虚构，意在借此讽刺当时社会上的某些人，为了寻求富贵利达，竟然不择手段，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是可以作为短篇讽刺小说来读的。(中州古籍出版社《文言小说》本) 《庖丁解牛》 □刘凤苞《南华雪心编·养生主》： 庖丁一段，处处摹写好道，却处处关会养生。其对文惠君，并无一语涉及养生。煞尾只将养生轻轻一点，便已水到渠成。山鸣谷应，寻常挑剔伎俩，无此玲珑也。([清]刘凤苞《南华雪心编》) □余诚《重订古文释义新编》(卷五): 须知通篇大旨，总是谓养其有生之主，惟在行无所事。起首正言六十余字，既详且尽。下面滔滔三四百言，只申明缘督为经之意，而却无非一片灵气，酝酿而成。真绝世奇文，真绝世奇文。(〔清〕余诚《重订古文释义新编》) □浦起龙《古文眉诠》(卷十六): 形容解牛，笔笔化工，不待言矣。此条乃有为无近，缘督为经。的的大意，具有大隐居廛，常应常静之妙。岂得以简弃众有，轻訾南华老人。([清]浦起龙《古文眉诠》) □曹础基《〈养生主〉鉴赏》： 宰牛，在手工业式的旧时代，是一种繁重的劳动，并且总是与腥臊、血污联系在一起，被人看作下贱的工作。但庄子笔下的庖丁，不以为苦，反以为乐。“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向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森之舞，乃中经首之会。”这不是在劳动，而是在载歌载舞。对于庖丁，宰牛是一种乐趣，一种享受。当他把牛分解完毕之后，“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得意悠然，似乎获得了美的饱尝，连从旁观看他解牛的文惠君也再三发出“善哉”之叹，是够动人的。 这是否因为庖丁解牛有数，熟能生巧的缘故？是的，但不尽如此，如他所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技巧是其次的，道是首要的。每解牛一次，都是对道的一番体验。道是作者笔下主人公孜孜以求的妙理，获得了它就获得了人生的真谛，能够在实践上体现了它就是人格的自我完善，没有比这更幸福快乐的事了。 庖丁的这些感受，并非得之于一朝一夕，而是长期体验的结果。他自述解牛经历了三个阶段：开始时所看到的是一头活生生的牛的全体。三年之后，所见的就不是全体，而只是牛的结构，或者牛的分解路线。据现代生理心理学揭示：每个人都用一种特有的方式去观看他所熟悉的物体，当他察看或者再认对象时，他对每个对象都有一个选定的他的眼睛所遵循的路线。这路线在对象身上构成特征环。庖丁之“未尝见全牛”就是因为他的视线集中在牛体的特征环上。第三阶段就根本不用视觉，只凭“神遇”。神遇是庄子学派领悟事物道理的一种特殊的、高层次的方式。他已经把对象认识透了，在实践中目的性与规律性高度统一，顺物自然，像打太极拳一样，处在意与不意之间的神游状态。族庖用折刀法，良庖用割刀法，而庖丁用游刃法。“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他依着牛体结构，只须轻轻一割，牛就“謋然已解，如土委地”了。 庖丁的经验，非仅仅是解牛的经验，而是悟道的经验。“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以无厚入有间”，何止适用于解牛，任何工作，一切活动，皆当如是。故文惠君曰：“善哉！ 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养生的秘诀，就在于不要用自身这个“刀”去折生活中的枝经肯綮，去砍大軱。而要“以无厚入有间”。所谓“无厚”，即《逍遥游》中的“无己”，是主观的要求；“有间”，是指社会关系中可能介入之所，需要对客观环境的洞察。在这样的主客观条件下活动于世，就“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也就如作者在这个寓言之前所说：“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 道者，行于万物者也。故体现了道的庖丁解牛的典型事例，在《管子》中，被用来说明用兵要乘虚而入；在《淮南子》中，被用来说明不但要巧其器，而且要巧用其器；我们一般用以说明办事掌握客观规律，事半而功倍，这正是形象体现了道的普遍性的缘故。庖丁谓“所好者道也”，诚属明道之言。 在私有制的前提下，劳动是生命、个性的异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庄子笔下的庖丁却相反，成了自我肯定，是自由生命的表现，把劳动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提早了几千年，把最低层次的生存需要描绘成最高层次的自我完善、美的享受的需要。其实这只是一种欲望、一种理想、一种梦幻的人生，但也是作者审美情趣的结晶。 “道不可言”，人生观是一种抽象的东西，但在作者笔下，却展现得如此生动、具体。庖丁的形象，令人“目击而道存”。文中先现其形，后述其意，最后以文惠君之领悟轻轻一点，韵味无穷。解牛与养生，在道的轨迹中结合，把读者的情思载向无限的远方。它是作者审美情趣与美的形式的统一的结晶。(浙江教育出版社徐中玉主编《古文鉴赏大辞典》) 《盗跖》 □俞樾评云： 《史记·伯夷传》“正义”云：“跖者，黄帝时大盗之名。”是跖之为何时人，竟无定说。孔子与柳下惠不同时，柳下惠与盗跖亦不同时，读者勿以寓言为实也。(中华书局王先谦注《庄子集解》本) □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庄子》： 苏子瞻疑《盗跖》、《渔父》、《让王》、《说剑》四篇非庄子作。……太史公称庄子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今《盗跖》则直诋訿孔子，亦不见所谓老子之术者，与史公之言不相应，世遂谓此四篇为后世之所拟为。(齐鲁书社《古今伪书考补证》) □李格非、吴志达《文言小说·前言》： 《庄子》是很有寓言小说特色的，尽篇庄子轻视“小说”，而他的创作实践，按我们的理解，却是真正的小说，是浪漫主义的杰作。如《杂篇》“盗跖”，描写孔子率领其门徒去游说盗跖的故事情节，首尾完整，且富于波澜，扣人心弦，盗跖与孔子的形象都十分突出，个性鲜明，两人的对话也生动传神，读者如见其人，若闻其声，而事属虚构夸饰，可以说是“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的艺术创作。(中州古籍出版社《文言小说》本) 《晏子春秋》 □刘向《晏子叙录》： ……晏子名婴，谥平仲，莱人，莱者，今东莱地也。晏子博闻强记，通于古今，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尽忠极谏道齐，国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亲，不用则退耕于野，用则必不诎义，不可脅以邪，白刃虽交胸，终不受崔杼之劫，谏齐君悬而至，顺而刻。及使诸侯，莫能诎其辞，其博通如此，盖次管仲。内能亲亲，外能厚贤，居相国之位，受万钟之禄，故亲戚待其禄而衣食五百余家，处士待而举火者亦甚众。晏子衣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驾敝车疲马，尽以禄给亲戚朋友，齐人以此重之。晏子盖短……。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又有复重，文辞颇异，不敢遗失，复列以为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观，谨第录。(见中华书局吴则虞撰《晏子春秋集释》本)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 《晏子春秋》，十二卷。右齐晏婴也。婴相景公，此书著其行事及谏诤之言，昔司马迁读而高之，而莫知其所以为书。或曰：晏子之后为之。(光绪十年长沙王氏刻本) □杨慎《晏子春秋总评》： 杨升庵曰：“《六韬》述兵法，多奇计，《申子》覈名实，《韩子》攻事情，《管子》多谋略，《晏子》危言行善顺衡，施之后主，正中其病，其药要在对病而已。吾就《晏子》而观其显名当世，诚不可及，而孔明偏疾之，亦不识时务矣。”又曰：“《晏子春秋》谭端说锋，与策士辨者相似，然不可谓非正也。孔子论五谏曰：‘吾从其讽。’观其《说苑》及《晏子春秋》口载以讽而从，不可胜数。苏洵作《谏论》，欲以管、晏之术而行逢、于之心，是或一道也。故当时讽谏之妙，惟晏子得之，司马迁《上林》之旨，惟杨子《校猎》得之，并垂不朽。”……又曰：“《淮南》浮伪而多恢，《太玄》多虚而可效，《法言》错杂而无主，《新书》繁文而鲜用，独《晏子春秋》一时新声，而功同补衮，名曰《春秋》，不虚也。”(见中华书局吴则虞撰《晏子春秋集释》本) □王撰《晏子删评题辞》： 景公仅一国之雄，晏子非王佐之器，而谏行言听，具都俞起之风，此何也？盖言之一术，往往正言恒 而谈言恒中，庄言寡合而巽言多收，靡听者能受而投之者之巧也。以故平仲一生，事君惟是，交邻接物惟是，虽圣门游、赐亦弗过已。予尝读其书，窃谓策名委质者，畴不欲致君尧、舜，能操是法而进之，则蔑不入矣。虽然，翠翎兔颖，通体未纯，排沙捡金，不如触目见宝，每憾不得迕君山手使湘水平铺倘佯容与也。不意余友会稽马巽倩栉比严，惟尽美者存，稍冗者去，想平仲精神面目尽在阿堵中矣。予故亟请梓之，以公同好，如谓多多益善者，此不善读《晏子》者也。(见中华书局吴则虞撰《晏子春秋集释》本) □恽敬《读晏子一》： 《晏子春秋》，《七略》录之儒家，柳子厚以为墨子之徒为之，宜录之墨家，本朝《四库全书》录之《史部》，《崇文总目》曰：“《晏子春秋》八篇，今无其书，今书后人所采掇。”其言是也。……其为书浅隘不足观览，后之读书者未必为所惑，然古书奥衍远出《晏子》之上而悖于事理者，盖多有之，不可不慎也。(见中华书局吴则虞撰《晏子春秋集释》本) □吴则虞《晏子春秋·艺术特征》： 《晏子春秋》是一部富有政治思想性的古典文学作品，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短篇小说集，也可以说是一部最早的“外传”、“外史”。在这部书里，作者一方面暴露了古代社会统治阶级的种种黑暗面，刻画了荒淫暴虐的君主，助桀为虐的佞臣，粗暴凶猛的勇士等等不同人物；另一方面，也描绘了一位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晏婴。书里的晏婴已经不完全是历史上晏婴的真实原型，而是艺术上的典型了。前面已经谈过晏婴在齐国的地位。编写者抓住了这些生活内容，从进退出处，以至饮食、衣服、车马、仆从各个细节方面，塑造出活生生的一位幕僚长的形象。而这种性格和形象又完全符合于一般高级幕僚的共同特征。在《晏子春秋》以前，由于材料的缺乏，不可能找到许多例证，在它之后，我们看看，与刘邦坐在惟幄之中，貌如女子的张良，与刘备在一起的羽扇纶巾的诸葛先生，以及与桓温扪而谈的王猛，这些人物的出处去就、韬略、策划，甚至言谈行动、声音笑貌，几乎都与晏子形象具有某些共同之点。然而晏子又是和他们能够区别开来的，具有自己的个性。这书的艺术性，在于作者善于用简练而生动的语言组织事件，展开矛盾和斗争，并戏剧性地结束这种斗争，造成强烈的效果，使人读了之后，不能不报之以会心的赞叹。(中华书局《晏子春秋集释》本) 《燕丹子》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赞》： 太史公曰：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中华书局《史记》标点本) □王充《论衡·感虚》： 传书言：燕太子丹朝于秦，不得去，从秦王求归。秦王执留之，与之誓曰：“使日再中，天雨粟，令乌白头，马生角，厨门木象生肉足，乃得归。”当此之时，天地佑之，日为再中，天雨粟，乌白头，马生角，厨门木象生肉足。秦王以为圣，乃归之。此言虚也。燕太子丹何人，而能动天？圣人之拘，不能动天，太子丹，贤者也，何能致此！夫天能佑太子，生诸瑞以免其身，则能和秦王之意以解其难。见拘一事而易，生瑞五事而难。舍一事之易，为五事之难，何天之不惮劳也？汤困夏台，文王拘羑里，孔子厄于陈、蔡。三圣之困，天不能佑，使拘之者睹佑知圣，出而尊厚之。或曰：“拘三圣者不与三(之)[圣]誓，三圣心不愿，故佑圣之瑞无因而至。天之佑人，犹借人以物器矣。人不求索，则弗与也。曰：太子愿天下瑞之时，岂有语言乎！心愿而已。然汤闭于夏台，文王拘于羑里时，心亦愿出，孔子厄陈、蔡，心愿食。天何不令夏台、羑里关钥毁败，汤、文涉出；雨粟陈、蔡，孔子食饱乎？太史公曰：“世称太子丹之令天雨粟、马生角，大抵皆虚言也。”太史公书汉世实事之人，而云虚言，近非实也。(四部丛刊影印明通津草堂本《论衡》卷五) □应劭《风俗通义·正失》： 燕太子丹仰叹，天为雨粟，乌白头，马生角，厨中木象生肉足，井上株木跳度渎。 俗说燕太子丹为质于秦，始皇执欲杀之。言能致此瑞者，可得生活。丹有神灵，天为感应，于是遣使归国。 谨按《太史记》：燕太子丹质秦，始皇遇之益不善，丹恐而亡归。归求勇士荆轲、秦武阳，函樊于期之首，贡督亢之地图。秦王大悦，礼而见之。变起两楹之间，事败而荆轲立死。始皇大怒，乃益发兵伐燕。燕王走保辽东，使使斩丹以谢秦，燕亦遂灭。丹畏死逃归耳，自为其父所戮，手足圮绝，安在其能使雨粟其余云云乎！原其所以有兹语者，丹实好士，无所爱吝也，故闾阎小论饬成之耳。(天津人民出版社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正失》第二) □张华《博物志·史补》： 燕太子丹质于秦，秦王遇之无礼，不得意，思欲归。请于秦王，王不听，谬言曰：“令乌头白，马生角，乃可。”丹仰而叹，乌即头白；俯而嗟，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为机发之桥，欲陷丹。丹驱驰过之，而桥不发。遁到关，关门不开；丹为鸡鸣，于是众鸡悉鸣，遂归。(中华书局范宁校证《博物志》本)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燕丹子》： 《燕丹子》三卷，当是古今小说杂传之祖，然《汉艺文志》无之。《周氏涉笔》谓太史《荆轲传》本此。宋承旨亦以决秦汉人所作。余读之，其文彩诚有足观，而词气颇与东京类。盖汉末文士，因太史《庆卿传》增益怪诞为此书，正如《越绝》等编，掇拾前人遗轶，而托于子胥、子贡云耳。周氏谓乌头白，马生角，脍千里马肝，截美人手，皆太史削之，非也。惟首二事出迁赞语，自余虽应劭、王充尝言，悉不可信，吾景濂亦似未深考。且书果太史事本，《汉艺文志》乃遗之乎？(《汉志》有《荆轲论》五篇，《燕丹》必据此增损成书者。)(中华书局《少室山房笔丛》本《四部正讹》下) □《四库全书总目·燕丹子》： 《燕丹子》三卷，不著撰人名氏。所载皆燕太子丹事。《汉志》法家有《燕十事》十篇，注曰：“不知作者。”杂家有《荆轲论》五篇，注曰：“司马相如等论荆轲事。”无《燕丹子》之名。至《隋书经籍志》始著录于小说家。唐李善注《文选》，始援引其文，是其书在唐以前。又《史记·刺客列传》曰：“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其文见此书中，而裴骃《集解》不引此书。司马贞《索隐》曰：“《风俗通》及《论衡》皆有此说，仍云‘厩门木乌生肉足也。’”亦不引此书。注家引书，以在前者为据，知此书在应劭、王充后矣。《史记正义》引田光论夏扶、宋意、秦舞阳事，又引秦王乞听琴声事，均作《燕太子》，《索隐》引进金丸、脍马肝等事，亦作《燕太子》。殆传写异文欤！《宋志》尚著于录，至明遂佚，故马骕作《绎史》，称《鲁连子》、《燕丹子》之类，或真或伪，今皆亡。其所辑秦事，引《燕丹子》凡十条，大抵本之《文选注》、《太平御览》诸书，字句亦颇多舛异。今检《永乐大典》，载有全本，盖明初尚存，然其文实割裂诸书燕丹、荆轲事杂缀而成，其可信者，已见《史记》。其他多鄙诞不可信，殊无足采。谨仰遵圣训，附存其目。《隋志》作一卷，《唐志》、《宋志》及《文献通考》并作三卷，《永乐大典》所载并为一卷，而实作三篇，故今仍以三卷著录焉。(中华书局影印《四库全书总目》本) □孙星衍《燕丹子叙》： 《燕丹子》三篇，世无传本，惟见《永乐大典》。纪相国昀既录入四库书子部小说家类存目中，乃以抄本见付，阅数十年，捡授家郎中冯翼，刊入《问经堂丛书》。及官安德，乃采唐宋传注所引此书之文，因故章孝廉旧稿，与洪明经颐煊校订讹舛，以篇为卷，复唐宋志三卷之旧，重加刊刻云。《燕丹子》之著录始自《隋经籍志》，盖本阮氏《七录》。然裴骃注《史记》引刘向《别录》云“督亢膏腴之地”，司马贞《索隐》引刘向云“丹，燕王喜之太子”，则刘向《七略》有此书，不可以《艺文志》不载而疑其后出。《艺文志》法家有《燕十事》十篇，杂家有《荆轲论》五篇，据注言：“司马相如等论荆轲事”，则俱非《燕丹子》也。古之爱士者率有传书，由身没之后宾客记录遗事，报其知遇，如《管》、《晏》、《吕氏春秋》，皆不必其人自著。则此书题燕太子丹撰者，《旧唐书》之诬，亦不得以此疑其伪也。其书长于叙事，娴于词令，审此先秦古书，亦略与《左氏》、《国策》相似。学在纵横、小说两家之间，且多古字古义。 云“太子剑袂”，以剑为“”也；“毕事于前”，《国策》作“毕使”，“”古文使，亦事字，见《说文》、汗简也。“右手椹其胸”，盖借“椹”为“戡”，《说文》：戡，刺也。《史记索隐》引徐广云：一作抗，抗又抌字之误，《说文》：深击也。《史记》及《玉篇》，“椹”从手误矣。“拔匕首擿之”，《说文》以擿为投，《玉篇》 同掷，又作捷，古假借字也。《国策》、《史记》取此为文，削其“乌白头，马生角”及乞听琴声之事，而增徐夫人匕首、夏无且药囊，足证此书作在史迁、刘向之前。或以为后人割裂诸书杂缀成之，未必然矣。章孝廉所辑未及，马总《意林》又为补证数条。此书宋时多有其本，孝《枫窗小录》云：“余家所藏《燕丹子》，一序甚奇。按其序，亦空无故实，不知谁作，不复录入此卷。”自明中叶后，遂以亡逸，故吴琯、程荣、胡文焕诸人刊丛书，俱未及比。 嘉庆十一年正月望后四日，阳湖孙星衍撰于安德使署之平津馆。(平津馆丛书《燕丹子》本)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燕丹子》： 阅《燕丹子》。此书《四库》退入小说存目，以为伪作，孙渊如与洪筠轩更为校订，凡三篇分为三卷，以复《唐志》之旧。其末篇记荆轲刺秦王事，自图穷而匕首出下云：轲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揕其胸。(孙氏曰：此借椹为戡，《说文》：戡，刺也，《史记索隐》引徐广云，一作抗，抗又抌字之误。《说文》：抌，突击也，《史记》作揕，误。)数之曰：足下负燕日久，贪暴海内，不知厌足。于期无罪而夷其族，轲将(孙曰：此下疑脱“为”字)海内报仇。今燕王母病，与轲促期，从吾计则生，不从则死。秦王曰：今日之事，从子计耳，乞听琴声而死。召姬人鼓琴，琴声曰：罗彀单衣，可掣而绝；八尺屏风，可超而越；鹿卢之剑，可负而拔。轲不解音，秦王从琴声，负剑拔之，于是奋袖超屏风而走。轲拔匕首擿之，决秦王耳，入铜柱，火出然。秦王还断轲两手，轲因倚柱而笑，箕踞而骂曰：吾坐轻易，为竖子所欺，燕国之不报，我事之不立哉！所言与《国策》、《史记》大异，以情理度之，皆非事实。然文甚古雅，孙氏谓审是先秦古书，诚未必然，要出于宋、齐以前高手所为，故至《隋志》始著录。而唐人如虞世南《北堂书钞》、张守节《史记正义》、李善《文选注》、马总《意林》诸书皆得引之，存此以广异闻可也。(中华书局《越缦堂读书记》本)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燕丹子》： 《燕丹子》一卷，(《问经堂丛书》本)不著撰人名氏。《四库全书》存目，《隋志》、《旧唐志》、《崇文目》、《通考》、《宋志》俱作三卷，惟《新唐志》、《通志》俱作一卷。其书久亡，今馆臣从《永乐大典》录出，虽分为三卷，而实未盈十叶，故是仍并为一卷焉。其书皆记燕太子丹及荆轲轶事，核之《史记索隐》、唐宋类书所载，其词略同，审非伪本，当由六国游士哀太子之志，综其事迹，加之缘饰，故有“仰天叹息”、“乌白头”、“马生角”及“秦王乞听琴声而死”之语，太史公作《燕世家》、《刺客传》，俱削之不载焉。是本孙渊如师得自河间纪晓岚，以授孙凤卿，刊入丛书，并为之序。《枫窗小牍》所载小序，则补录于后云。(商务印书馆《郑堂读书记》本) □俞正燮《癸巳存稿·燕丹子》： 《水经注·函谷关》云：燕丹、孟尝亦义动鸡鸣于其下。《燕丹子》云：秦王不听丹归，谬言曰令乌白头，马生角，乃可。丹仰天叹，果乌白头，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为机发之桥，欲陷丹，丹过之桥为不发。夜到关，关门未开，丹为鸡鸣，众鸡皆鸣，遂得逃归。乌头白，见《风俗通》、《论衡》，古人正名之曰：“燕丹太子，盖小说家之一种，后人乃题之曰《燕丹子》。”(商务印书馆《癸巳存篇》本卷十二) □余嘉锡《四库提要·燕丹子辨证》： 《汉志》无《燕丹子》之名，《隋书·经籍志》始著录于小说家，至明遂佚。今检《永乐大典》载有全文，然其文实割裂诸燕丹、荆轲事杂缀而成。其可信者，已见《史记》。其他多鄙诞不可信，殊无足采。谨仰遵圣训，附存其目。 嘉锡案：此书著录于明陈第《世善堂书目》卷上，则当明之中叶，犹未佚也。唐以前书传于今者盖寡，就其存者，虽或无关经训，然其片词只字，皆可为词章考据之用。《文心雕龙·正纬篇》所谓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者也。固宜存录，以为考古之资。况此书实出自六朝以前，恶可削而不录乎？孙星衍曾就《大典》本更加校订，刻入《平津馆丛书》。其序云：“《燕丹子》三卷，世无传本，惟见《永乐大典》。纪相国昀既录入《四库书》子部小说类存目中，乃以抄本见付。”夫纪晓岚于修《四库书》时既斥其书不录，而乃私自抄存，复以其本授人，则知其于此书亦所甚爱。盖虽职为总纂，而于去取群书之际，有为高宗御题诗文所压，不能尽行其志者矣。孙序又据《史记集解》、《索隐》所引刘向《别录》之文，谓刘向《七略》实有此书，因谓《国策》、《史记》取此书为文，当在史迁、刘向以前。然《集解》、《索隐》所引《别录》，未著其为《燕丹子》，叙则亦未为确证。《汉书·艺文志》既不著录，仍当阙疑。孙氏之言，似失之好古过笃。惟其言古之爱士者，率有传书，由身没之后，宾客纪录遗事，如《管》、《晏》、《吕氏春秋》，皆不必其人自著，则实通人之论也。唐李远诗集(在席氏《唐百名家集》内。)有《读田光传诗》云：“秦灭燕丹怨正深，古来豪客尽沾襟。荆卿不了真闲事，辜负田光一片心。”然则此书亦名《田光传》矣。李慈铭《孟学斋日记》甲集上云：“《燕丹子》其篇记荆轲刺秦王事，所言与《国策》、《史记》大异。以情理度之，皆非事实。然文甚古雅，孙氏谓审是先秦古书，诚未必然。要出于宋、齐以前高手所为，故至《隋志》始著录，而唐人如《北堂书钞》、《史记正义》、《文选注》、《意林》皆引之，存此以广异闻可也。”(中华书局标点《四库提要辨证》本) 《列 子》 □刘向《列子新书目录》： 列子者，郑人也，与郑缪公同时，盖有道者也。其学本于黄帝老子，号曰道家。道家者，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竞，合于六经。而《穆王》、《汤问》二篇，迂诞恢诡，非君子之言也。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杨子之篇，唯贵放逸，二义乖背，不似一家之书。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观者。孝景皇帝时贵黄老术，此书颇行于世。及后遗落，散在民间，未有传者。且多寓言，与庄周相类，故太史公司马迁不为列传。(见中华书局杨伯峻撰《列子集释》本) □张湛《列子序》： 先君所录书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仅有存者。《列子》唯余《杨朱》、《说符》、目录三卷。比乱，正舆为扬州刺州，先来过江，复在其家得四卷。寻从辅嗣女婿赵季子家得六卷。参校有无，始得全备。其书大略明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丧；生觉与化梦等情，巨细不限一域；穷达无假智力，治身贵于肆任；此顺性则所之皆适，水火可蹈；志坏则无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与佛经相参，大归同于老庄。属辞引类特与《庄子》相似。庄子、慎到、韩非、尸子、淮南子《玄宗》、《旨归》多称其言，遂注之云尔。(见中华书局杨伯峻撰《列子集释》本) □柳宗元《辨列子》： 刘向古称博极群书，然其录列子，独曰郑缪公时人。缪公在孔子前几百岁，《列子》书言郑国皆云子产邓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记》郑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围郑，郑杀其相驷子阳，子阳正与列子同时，是岁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韩烈侯、赵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齐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鲁缪公十年，不知向言鲁缪公时遂误为郑耶？不然，何乖错至如是？其后张湛徒知怪《列子》书言缪公后事，亦不能推知其时。然其书亦多增窜非其实，要之庄周为放依其辞。其称夏棘、狙公、纪渻子、季咸皆出《列子》，不可尽纪。 虽不㮣于孔子道，然而虚泊寥阔，居乱世远于利，祸不得逮乎身，而其心不穷，《易》之遯世无闷者，其近是与？余故取焉。然辞类《庄子》，而尤质厚，少伪作，好文者可废耶？其《杨朱》、《力命》疑其杨子书。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后，不可信。然观其辞，亦足通知古之多异术也。读焉者慎取之而已矣。(见中华局杨伯峻撰《列子集释》附录) □陈景元《列子冲虚至德真经释文序》： 夫庄子之未生，而列子之道已汪洋汗漫充满于太虚，而无形㽟可闻也，故著书发扬黄老之幽隐，剖抉生死之根柢。堕弢解  ，决疣溃癰。语其自然而不知其然；意其无为而任其所为。辞旨纵横，若木叶乾殼，乘风东西，飘飖乎天地之间，无所不至。而后庄子多称其言，载于论说。故世称老庄而不称老列者，是繇庄子合异为同，义指一贯；离坚分白，有无并包也。昔列子陆沈圃田四十年而人莫识，藏形众庶在国而君不知，天隐者也。人有道而人莫誉，道岂细也夫？书有理而世罕称，理岂粗也夫？人也，之书也，深矣！远矣！与物返矣！不其高哉！ (见中华书局杨伯峻撰《列子集释》附录)□高似孙《子略》： 刘向论《列子》书，《穆王》、《汤问》之事，迂诞恢诡，非君子之言。又观穆王与化人游，若清都、紫微、钧天广乐、帝之所居；夏革所言，四海之外，天地之表，无极无尽；传记所书固有是事也。人见其荒唐幻异，固以为诞。然观太史公《史》殊不传列子，如庄周所载许由、务光之事。汉去古未远也，许由、务光往往可稽，迁独疑之；所谓御寇之说，独见于寓言耳，迁于此讵得不致疑耶！ (见中华书局杨伯峻撰《列子集释》附录) □姚际恒《古今伪书考》： 庄子之书，洸洋自恣，独有千古，岂蹈袭人作者！ 其为文，舒徐曼衍中仍寓拗折奇变，不可方物；《列子》则明媚近人，气脉降矣。又《庄子》之叙事，回环鬰勃，不即了了，故为真古文；《列子》叙事，简净有法，是名作家耳！后人反言《列》愈于《庄》。柳子厚曰：“《列》较《庄》尤质厚。”洪景卢曰：“《列子》书事，简劲宏妙，多出《庄子》之右。”宋濂曰：“《列子》书简劲宏妙，似胜于周。”王元美曰：“《列子》与《庄子》同叙事，而简劲有力。”如此之类，代代相仍，依声学古。(见中华书局杨伯峻撰《列子集释》附录) □钮树玉《列子跋》： 《列子》八篇，《汉·艺文志》同。刘向为之序。余读而异焉。善乎太史公序《庄》而不序《列》也。盖《列子》之书见于《庄子》者十有七条，泛称黄帝五条，鬻子四条，邓析、关尹喜、亢仓、公孙龙或一二见，或三四见；而见于《吕览》者四条。其辞气不古，疑后人杂取他书而成其说。至《周穆王篇》、《汤问篇》所载，语意怪诞，则他书所无。或言西方圣人，或言海外神仙，以启后人求仙佞佛之端，此书其滥觞矣。孟子闢杨、墨，今墨书尚有，而杨朱之说仅见于此书，故博稽者不废观。(见中华书局杨伯峻撰《列子集释》附录) 《曾子易箦》 □林西仲《古文析义》： 曾元之言，惟幸其亲之生，何尝非爱。但既知箦之当易，苟安待旦，则自夜至旦之生，皆不得正。不如得正而当下速死之为愈。此是平日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本领，非临时可办也。篇中摹写处，无不曲肖神情，自是千古奇笔。(湖南人民出版社胡怀琛编辑《言文对照古文笔法百篇》本) □余诚评曰： 易箦以得正，小中见大，一生德行，于此完全无憾。而行文之妙，则针线细密，神情宛肖，简老之中，恣态横生。(《重评古文释义新编》卷三) 《韩诗外传》 □班固《汉书·儒林传》 韩婴，燕人也，孝文时为博士，景帝时至常山太傅。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归一也。淮南贲生受之，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韩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为之传。燕赵间好《诗》，故其《易》微，惟韩氏自传之。武帝时，婴尝与董仲舒论于上前，其人精悍，处事分明，仲舒不能难也。后其孙商为博士，孝宣时涿郡韩生其后也。(中华书局标点《汉书》本) □《四库全书总目·经部·诗类》附录： 《韩诗外传》十卷，汉韩婴撰。婴，燕人，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至常山太傅。《汉书·艺文志》有《韩故》三十六卷、《韩内传》四卷、《韩外传》六卷、《韩说》四十一卷，岁久散佚，惟《韩故》二十二卷《新唐书》尚著录，故刘安世称尝读《韩诗·雨无正篇》。然欧阳修已称今但存其外传，则北宋之时，士大夫已有见有不见。范处义作《诗补传》，在绍兴中，已不信刘安世得见《韩诗》，则亾在南北宋间矣。惟此外传，至今尚存，然自《隋志》以后，即较《汉志》多四卷，盖后人所分也。其书杂引古事古语，证以诗词，与经义不相比附，故曰《外传》。所采多与周秦诸子相出入。班固论三家之诗，称其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殆即指此类欤。中间“阿谷处女”一事，洪迈《容斋随笔》已议之。他如称彭祖并尧禹，称长生久视，称天变不足畏，称韶用干戚，称舜兼二女为非，称荆蒯芮仆不恒其德，语皆有疵。谓柳下惠杀身以成信，谓孔子称御说恤民，谓舜生于鸣条一章，为孔子语，谓轮扁对楚成王，谓冉有称吴楚燕代伐秦王，皆非事实。颜渊、子贡、子路言志事，与申鸣死白公之难事，皆一条而先后重见，亦失简汰。然其中引荀卿《非十二子》一篇，删去子思、孟子二条，惟存十子。其去取特为有识。又茧丝卵雏之喻，董仲舒取之为《繁露》。君群王往之训，班固取之为《白虎通》。精理名言，往往而有，不必尽以训诂绳也。是书之例，每条必引诗词，而未引诗者，二十八条。又吾语汝一条，起无所因。均疑有阙文。李善注《文选》，引其孔子升泰山观易姓而王者七十余家事，及汉皋二女事，今本皆无之。疑并有脱简。至《艺文类聚》引雪花六出之类，多涉训诂，则疑为《内传》之文，传写偶误。董斯张尽以为《外传》所佚，又似不然矣。按：《汉志》以《韩外传》入诗类，盖与内传连类及之。王世贞称《外传》引诗以证事，非引事以明诗，其说甚确。 今《内外》解诗之说已亾，则《外传》已无关于诗义。 徒以时代在毛苌以前，遂列为古来说诗之冠，使读诗者开卷之初，即不见本旨，于理理殊为未协。以其舍诗类以外无可附丽，今从《易纬》、《尚书大传》之例，亦别缀于末简。(中华书局《四库全书总目》影印本) 《神异经》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神异经》： 《神异经》、《十洲记》，俱题东方朔撰，悉假托也。其事实诡诞亡论，即西汉人文章，有此类乎？《汉志》有《东方朔》二十篇，列杂家，今不传，而二书传。甚矣，世好奇者众也。(中华书局《少室山房笔丛》本《四部正讹》下)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神异经》： 《神异经》一卷，(《汉魏丛书》本)旧题汉东方朔撰，晋张华注。(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武帝朝，官太中大夫、给事中，免，复为中郎。华仕履见谱录类)《四库全书》著录。《隋志》(“地理类”)作一卷，《书录解题》、《通考》俱同。《旧唐志》(“地理类”)、《新唐志》(“道家类”)、《崇文目》、《宋志》俱作二卷，而《崇文目》又重载于地理类。其书凡《东荒经》九则，《东南荒经》五则，《南荒经》十则，《西南荒经》三则，《西荒经》八则，《西北荒经》六则，《北荒经》三则，《东北荒经》一则，《中荒经》十则，大抵仿《山海经》为之。《汉志》及《本传》皆不载朔有是书，即《晋书·张华传》亦不言其注是书，则其均为后人所依托矣。所记皆八荒以外之言，不可究诘，而文格雅近齐、梁间人所为，故辞采过于缛丽，颇便词章家所取资，特于地理、道家均无当也。《说郛》亦收入之。(商务印书馆《郑堂读书记》本) □余嘉锡《四库提要·神异经辨证》： 旧本题汉东方朔撰。所载皆荒外之言，怪诞不经，共四十七条。 嘉锡案：此书旧无单行本，亦不闻有宋、元旧椠。明代丛书，凡有数本，匪惟字句详略彼此不同，即篇章多寡，亦复悬绝。最少者原本《说郛》卷六十五所录，仅十五条，每条皆有题目。其中如诞、山臊、河伯使者三条，皆较今本(谓何允中及王谟本。)多出数十字。盖虽节钞不全，而所据者犹是善本也。最多者何允中《汉魏丛书》本，分八荒及中荒为九篇，凡五十八条，(间有一条误分为二者。)每条首尾完具。以唐、宋类书所引校之，亦大抵相合。中有校语，自称“ 案”，陶宪曾以为朱谋，是也。谋贯串群籍，著述至百十二种。(见《明史·宁王权传》。)其校此书，虽不甚详，然仅注明异同，不轻改字，知其所据，必是旧本，非如《搜神记》、《述异记》之类，出于抄撮者比也。又有胡文焕《格致丛书》本、程荣《汉魏丛书》本，均刻在何本之前。两本字句，完全相同，才四十七条，与《提要》合。全书不分篇目，殊少条理，又多所删节，文义不完，疑是明人从类书辑出，伪充古书，而复耳目隘陋，挂漏宏多。《提要》据以著录，不免失考。然以校何本，多毛人一条，考《集韵》十虞、《类篇》卷二十三，并有字，注云：“八荒中有毛人，如猴，(《类篇》作似猴。)毛长牦。东方朔说。”知古本实有此条。《太平御览》卷三百七十三及卷七百九十亦引之，而文皆不完，固当据此本补入。又有刀味核一条，(《北户录》引作四味木，刀盖四之误，核当作木)即《南荒经》之如何树也。今本脱去两句，此本有之，与《北户录》卷二所引合，可资参校。然则此本虽不佳，亦复寸有所长矣。近人安化陶宪曾刻有《灵华馆丛稿》，(与其弟绍曾所作，合为《二陶遗稿》。)后附《神异经辑校》一卷，并佚文九条。所校旁征类书，颇为详密。然尚有遗漏，如《北户录》、《说郛》、《太平广记》所引，皆未据校。即《太平御览》亦检阅未周，不知其前后互异。(《御览》、《广记》所引书名多误，不尽是本书，分别观之可也。)又所据仅王谟重刻《汉魏丛书》，未及博采异本。令人读之，不能无憾。要其改正讹误，分别经注，粲然可观，固不可谓非是书之善本矣。 陈振孙《书录解题》，已极斥此书称东方朔撰、张茂先传之讹。今考《汉书》朔本传，历叙朔所撰述，言凡刘向所录朔书俱是，(案当作具是。)世所传他事皆非。其赞又言，后世好事者取其奇言怪语附著之朔云云，则朔书多出附会，在班固时已然。此书既刘向《七略》所不载，(案《七略》当作《别录》。)则其为依托，更无疑义。《晋书》张华本传，亦无注《神异经》之文，则并华注亦似属假借。振孙所疑，诚为有见。然《隋志》载此书，已称东方朔撰，张华注，则其伪在隋以前矣。观其词华缛丽，格近齐、梁，当由六朝文士影撰而成，与《洞冥》、《拾遗》诸记，先后并出。故其中《西北荒》金阙银盘明月珠事，陆 《石阙铭》引用之。其中玉女投壶事，徐陵《玉台新咏序》引用之。流传既久，固不妨过而存之，以广异闻。 案《左传》文十八年《正义》曰：“服虔案：《神异经》云：梼杌状似虎，毫长二尺，人面虎足猪牙，尾长丈八尺，能斗不退。饕餮，兽名，身如牛，人面，目在腋下，食人。”此所引梼杌，在今本《西荒经》中，文字小异。惟其言饕餮之状，乃大不同。盖服虔原注，分属传文两句，并不联为一条。其释饕餮，别有所据，本非用《神异经》文也。李贻德《左传贾服注辑述》卷八曰：“《山海·北山经》云：钩吾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羊身，人面，其目在腋下，虎齿人爪，其音如婴儿，名曰狍鸮，是食人。郭注：象在夏鼎，《左传》所谓饕餮是也。服亦以《山海经》之狍鸮为饕餮，故所引即狍鸮状。”其说是矣。夫此经既为服虔所引用，则至迟当出于灵帝以前。(《后汉书》虔本传云：中平末拜九江太守。)或且后汉初年，已有其书。班固所谓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者也。若如《提要》之说，以为格近齐、梁，当为六朝文士所作，则服子慎卒于汉末，安得豫引六朝之书乎？ 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卷一曰：“《神异经》疑是伪作，未必东方朔所为、张华所注也。而服氏注《左氏》梼杌、饕餮亦引《神异经》，(案段氏未知服注饕餮乃用《山海经》文。)则自汉有之矣。学者阙疑可也。”陶宪曾《神异经辑校序》曰：“子慎释经，世期注史，贾思勰之《要术》，郦道元之《水经》，莫不采兹异闻，证彼故实。固不仅西海神童，左太冲因之作赋；北荒明月，陆佐公取以为铭。故知此书者馔著于两汉，而流衍于六代，乃经史之考镜，旧辞赋之渊峦也。”盖援引此经文字以著书者，莫早于服虔之《春秋左氏传解谊》，运用此经故实以入文者，莫早于左思之《吴都赋》；(赋云：“江裴于是往来，海童于是宴语。”李善注：《神异经》曰：西海有神童，乘白马出，则天下大水。)固不始自陆、徐陵、段、陶两家之言，洵足补《提要》所不及矣。《提要》又谓《隋志》载此书，已称东方朔撰、张华注，一似此书之撰人姓名，始见于《隋志》也者。今考《水经·河水》注引昆仑铜柱一条，已称张华叙东方朔《神异经》。(洪颐煊《读书丛录》卷二十四曾举出。)《三国志·齐王纪》注、《水经·㶟水》注均引南荒火山一条。裴注称东方朔《神异经》，郦注称东方朔《神异传》。(《水经·沔水》注引《神异传》由拳县一条，不称东方朔，乃别一书，非此经。)《齐民要术》卷十引此经凡七条，其椰木、沛竹(《广韵》作筛竹，今《神异经》作涕竹。)二条，并兼引张茂先注。是六朝旧本所题，固已如此，《隋志》因以著录耳。《提要》由此始知其伪在隋以前，其见闻抑何隘也。 又考《广韵》去声四十一漾收㺊字，《说文》、《玉篇》皆所不载，注称兽似狮子，实本此经“北方有兽焉，其状如狮子，名曰㺊”之文，则小学家已相援据，不但文人词藻转相采摭已也。 案：此经自汉时已为服虔所引用，具如前述。《毛诗·云汉·正义》亦引《神异经》曰：“南方有人，长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顶上，走行如风，名曰魃。所见之国，赤地千里，一名旱母，遇者得之，投溷中即死，旱灾消。”所引与今本仅字句略有不同，是则汉、唐大儒皆尝援据以释经传矣，遑论宋人所重修之《广韵》哉！ 即以《广韵》言也，其上平声六脂筛字、入声十六屑铁字下，均明引《神异经》。(铁字下所引经文，陶宪曾漏未据校。)足为显证，不似㺊字注之不著出处也。《提要》不肯细考，故不免失之耳目之前矣。 《隋志》列之史部地理类，《唐志》又列之子部神仙类。今核所言，多世外恍惚之事，既有异于舆图，亦无关于修炼，其分隶均属未安。今从《文献通考》列小说类中，庶得其实焉。 案《隋志》列之地理类者，为其书之体例与《山海经》相近也。若论作者著书之旨，则《唐志》属之神仙家，不为无见。今以本经之言考之，如云：“东方有树焉，名曰梨，和羹食之，为地仙，衣服不败，辟谷，可以入水火。东方有树名曰桃，和核羹食之，令人益寿。南方大荒之中有树焉，名曰柤稼��，三千岁作华，九千岁作实，得食复见实，寿一万二千岁。南方大荒有树焉，名曰如何，实有核，形如枣子，食之者地仙，不畏水火，不畏白刃。西北荒中有玉馈之酒，与天同休，饮此酒，人不生死。西北荒中有小人，抓而食之，杀腹中三虫。三虫死，便可食仙药也。北方荒中有枣林，殊于常枣，食之可以安躯益气力，故方书称之赤松子云。北方大枣，味有殊，既可益气，又安躯。九府玉童玉女与天地同休息，男女无为匹配，而仙道自成。”凡此皆神仙家言，其必出于后汉方士之手无疑也。《太平御览》卷六百八十五引《神异经》曰：“西荒有人，不读五经而意合，不观天文而心通，不诵礼律而精当。天赐其衣，男朱衣缟带委貌冠，女碧衣戴胜皆无缝。”(《北堂书钞》卷一百二十八及一百三十五读五经亦引之，而文较略，无不三句。)今本无之。相其体制，确是此经佚文，而其言乃与《列子·仲尼篇》所谓“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云云无以异，皆隐以指浮屠氏。盖佛法初入中国，自附于道家之清虚无为。《魏志·东夷传》注引《魏略》曰：“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是也。故中国人视之，与黄、老等。楚王英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见英本传。)桓帝于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见《襄揩传》。)此所谓黄、老，实为神仙方技家之所崇奉者，而浮屠乃与之并祀。盖两家之学，此时尚合而未分。于是神仙家著书亦喜借浮屠以自重。如托名刘向所著之《列仙传》，实后汉人所作。其赞云：“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见佛经。”(今本无此语。详见《列仙传》条下。)是为援佛入道之证。此经本出于方士，而有媚佛之言，亦后汉时风气然耳。若为齐、梁人所作，则佛道二家，已如水火，必不肯作此等语矣。故自其书之体例言之，则《山海经》既入地理，此书自应依类附入。自其著书之宗旨言之，则实与神仙家相近。《隋》、《唐》二志，各明一义，皆不为无理。夫古今人所见不必相同，《提要》以其所言恍忽无稽，改从《通考》列入小说，原无不可。要不必以后世之见，轻议古人耳。且此书之改隶小说，始自《书录解题》，(见《解题》卷十一。)而《通考》从之。《提要》第援《通考》为言，尚未求其朔也。(中华书局标点《四库提要辨证》本) □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 《神异经》一卷，今存。《隋书·经籍志》地理类题东方朔撰，又有《十洲记》亦题为朔作(《十洲记》下节讨论)。此前，郦道元《水经注》卷一《河水注》引《十洲记》、《神异经》，卷一三《㶟水注》引《神异传》，《三国志·齐王纪》裴松之注引《神异经》，均题撰人为东方朔，说明至迟在南北朝，已十分肯定地将二书归于东方朔名下。唐以降大率因袭旧说，《中兴馆阁书目》并谓“朔周游天下，所见神异，《山海经》所不载者，列之”。高似孙《史略》卷六，亦持此说。 但这个说法不可靠。考《汉艺文志》杂家类仅列《东方朔》二十篇，无东方朔撰《神异》、《十洲》的著录。《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胪列朔作《答客难》等十余种，且云“朔之文辞……凡刘向所录朔书具是矣(师古注：‘刘向《别录》所载’)，世所传他事皆非也”。赞又云“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故详录焉”，师古注：“言此传所以详录朔之辞语者，为俗人多以奇异妄附于朔故耳。欲明传所不记，皆非其实也。”班固之时，已颇有人假托东方朔而造奇言怪语，所以孟坚为正视听而详录朔之作，其中既无《神异》二书，其不出东方则明甚。 这一点前人早已指出。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一称《神异》、《十洲》“二书诡诞不经，皆假托也”，又引《汉书》，谓“史家欲祛妄惑，可谓明矣”。但论者又多以二书乃六朝人所造，《少室山房笔丛》续甲部《丹铅新录一》云：“《神异经》、《十洲记》之属，大抵六朝赝作者。”《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二小说家类云“词华缛丽，格近齐梁，当由六朝文士影撰而成”。这种说法几成定论。 这个说法同样也不可靠。《神异经》虽非朔作，但却是汉人作品。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二酉缀遗中》曾云“汉人驾名东方朔，作《神异》”，这话很对，不知何故又说六朝赝作，自相抵牾如此。考《左传》文公十八年孔颖达疏曰：“服虔按：《神异经》云：梼杌，状似虎，毫长二尺，人面虎足猪牙，尾长七八尺，能斗不退。”服虔乃东汉末人，《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有传，称“中平末，拜九江太守，免，遭乱行客，病卒”，中平系灵帝年号。服注《左传》既已称引《神异经》，则必为汉书无疑。 这一点也已经前人指出，见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卷一、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卷四二、陶宪曾《灵华馆丛稿·神异经辑校序》、余嘉锡《四库提要辨正》卷一八。我们尚要补充的是汉末许慎《说文》六上木部枭字注为“不孝鸟也”，不孝鸟的名称出《神异经》，似亦可证书出汉人。而且，《神异经》出于西汉末，因为东汉初郭宪《洞冥记》卷二有云：“昔西王母乘灵光辇，以适东王公之舍。”此正本于《神异经》。再者《汉书》朔传谓“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刘歆《上山海经表》云宣帝后文学大儒皆读学《山海经》，《神异经》刻意模仿《山海经》，又托名东方朔，看来出于西汉成、哀前后，是不会有多大问题的。 《神异经》有注，《隋志》称张华注，之前《水经注》卷一《河水注》已称“张华叙东方朔《神异经》”，《齐民要术》卷一○引《神异经》并张茂先(按：张华字)注，可见华注《神异》之说由来已久。南宋高似孙《史略》卷六云：“东方朔作《神异经》，张华笺之。华曰：方朔周旋天下，所见神异，《山海》所不载者列之，有而不具说者列之。”“华曰”云云，疑张华注《神异》本有序，此即序中语也。南宋序尚存，故高氏引之。昔人多疑华注亦系伪托，并无实据。《西荒经》西方山中有蛇名率然条，张华注云：“会稽常山最多此蛇。《孙子兵法》‘三军势如率然’者也。”与《博物志》卷三“常山之蛇名率然”云云全合。又“鹄国”条注云：“陈章与齐桓公论小儿。”《御览》卷三七八引《博物志》逸文详记此事，与注文正相吻合。此皆可证注出张华之手。今本《神异经》中，有些注文窜入正文，明人朱谋《神异经》校语屡有指出。 如《南荒经》“柤稼��”条后按：“‘言复见’以下十三字乃茂先注。”又《中荒经》：“九府玉童玉女，与天地同休息，男女无为匹配，而仙道自成。张茂先曰：‘言不为夫妻也。’男女名曰玉人。”“张茂先曰”一句亦为注文，《太平御览》卷一八七引《神异经》此节作：“……下有仙人府，与天地同休息。男女名曰玉人，男即玉男，女即玉女，无为配定，而仙道成也。”清人孙志祖不辨此中原委，以为正文有张华语，知书系后人伪托，实为陋见。 《神异经》今本一卷，同《隋志》地理类、《日本国见在书目》土地家、《文献通考》小说家、《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著录；《旧唐志》地理类、《新唐志》道家类、《崇文总目》地理类、《中兴书目》小说家、《宋史·艺文志》小说家、《通志》传记冥异类和地理方物类俱析为二卷。今天流行的版本，有明何允中《广汉魏丛书》本、清陶珽《说郛》本、王谟《增订汉魏丛书》本、马俊良《龙威秘书》本、民国王文濡《说库》本、扫叶山房《百子全书》本等，皆为五十八则，为诸本之最完者；明程荣《汉魏丛书》本、胡文焕《格致丛书》本、阙名《五朝小说》本，才四十七则，四库所采即为此本，故《提要》谓“共四十七条”。又张宗祥校明本《说脬》卷六五、民国吴曾祺《旧小说》甲集仅十五则，盖节取耳。曾慥《类说》卷三七录《神异经》五则，然羼入他书。诸本皆题作《神异经》，唯明本《说郛》作《神异记》。按诸书称引多有作《神异记》者，又有传、录等称，皆讹，盖书仿《山海》，自当名之以“经”也。今本《神异经》非足本，陶宪曾《神异经辑校》辑佚文九条，清王仁俊辑有佚文一卷，载《经籍佚文》，均未见。 《神异经》是《山海经》影响下的产品，从内容到结构、笔法力踵其武。书凡九篇，按顺时针方向分述东、东南、南、西南、西、西北、北、东北等八荒及中荒的山川道里、神灵异人、草木飞走，其中“略于山川道里而详于异物”。异物的记载有些承袭《山海经》而又加以变化或丰富化，如《南荒经》“人面鸟喙而有翼，手足扶翼而行，食海中鱼，有翼不足以飞”的驩兜，《西北荒经》“状似虎，有翼能飞，便剿食人，知人言语，闻人斗辄食直者，闻人忠信，辄食其鼻，闻人恶逆不善，辄杀兽往馈之”的穷奇，《西南荒经》“身多毛，头上戴豕，贪如狼恶，好自积财，而不食人谷，强者夺老弱者，畏群而击单”的饕餮，以及苗民、西王母、共工等。大多数虽系新见，然在形象设计和表现方法上常常是模拟《山海》。最典型的例子是东王公(见后)，此外《北荒经》“其高千尺，头文曰天，胸文曰候，左翼文曰鹥，右翼文曰勒”的北海大鸟，《中荒经》“状如人身，犬毛，有齿猪牙，额上有文曰不孝，口下有文曰不慈，背上有文曰不道，左胁有文曰爱夫，右胁有文曰怜妇”的不孝鸟，同《山海经·南次三经》对凤凰的描写“其状如鸡，五采而文……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相比较，极为相似。至于其它各种类似处亦随处可见。 《神异经》虽有意模拟，但毕竟不是简单的抄袭和亦步亦趋的效颦，有创造性。异人、异物有许多新内容，幻想十分新鲜奇特，且富有情趣，表现出作者想象力的丰富和开阔。文笔简古而又流畅，不似《山海经》之拙直朴野。…… 《神异经》书中掺合着神仙方术和儒家观念。如云如何树果实食之可以成地仙等等，自然是神仙家言，不过不十分突出，突出的是在异人异物描写中处处表现儒家思想，上引穷奇、饕餮、不孝鸟等即有明显表现，再者如《东荒经》云南方有人“恒恭坐而不相犯，相誉而不相毁，见人有患，投死救之，一名敬，一名美，不妄言”《西荒经》云浑沌“人有德行而往抵触之，有凶德则往依凭之”，《西南荒经》云“天下圣人”“名曰圣，一名哲，一名贤，一名无不达”，讹兽“常欺人，言东而西，言恶而善，其肉美。食之言不真”，《中荒经》云天立不孝鸟，“畀以显忠孝也”。在这些近乎游戏的或正面或反面的形象中，都包含着作者旨在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思想评价。谭献《复堂日记》卷五称其“亦有风议之遗意”，《中国小说史略》称“间有嘲讽之辞”，指的正是这种情况。于此也可看出，是书作者非方士巫师之辈，而是儒生，或者说是受了方术之士影响的儒生。刘歆云文学大儒皆读学《山海经》，《神异经》作者或即在焉。(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唐前志怪小说史》) 《十 洲 记》 □《四库全书总目·海内十洲记》： 《海内十洲记》一卷，旧本题汉东方朔撰。十洲者，祖洲、瀛洲、悬洲、炎洲、长洲、元洲、流洲、生洲、凤麟洲、聚窟洲也。又后附以沧海岛、方丈洲、扶桑、蓬邱、昆仑五条。其言或称臣朔，似对君之词；或称武帝，又似追记之文；又盛称武帝不能尽朔之术，故不得长生，则似道家夸大之语。大抵恍惚支离，不可究诘。考刘向所录朔书无此名，书中载武帝幸华林园射虎事。案《文选》应贞晋武帝华林园集诗李善注，引《洛阳图经》曰：华林园在城内东北隅，魏明帝起，名“芳林园”，齐王芳改为“华林”。武帝时安有是号，盖六朝词人所依托。观其引卫叔卿事，知出《神仙传》。后引五岳真形图事，知出《汉武内传》后也。然自《隋志》已著於录，李善注张衡《南都赋》，宋玉《风赋》，鲍照《舞鹤赋》，张衡《思元赋》，曹植《洛神赋》，郭璞《游仙诗》第一首、第七首，江淹《拟郭璞<；游仙诗>；》，夏侯元东方朔画赞，陆倕新刻漏铭，并引其文为证，足见其词条丰蔚，有助文章。陆德明《经典释文》亦於《庄子》北冥条下，引此书曰：水黑色谓之冥海，无风洪波百丈。则通儒训诂，且据其文矣。唐人词赋，引用尤多，固录异者所不能废也。诸家著录，或入地理，循名责实，未见其然。今与《山海经》同退置小说家焉。(中华书局影印《四库全书总目》本)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海内十洲记》： 《海内十洲记》一卷(《汉魏丛书》本)，旧题汉东方朔撰，《四库全书》著录。《隋志》(“地理类”)止作《十洲记》，《旧唐志》(“地理类”)、《新唐志》(“道家类”)、《崇文目》(“地理类”)、《读书志》(“传记类”)、《书录解题》、《通考》俱同。《宋志》(“道家类”)作《十洲三岛记》，盖误衍二字也。其书首称汉武帝既闻王母说，八方巨海之中，有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长洲、元洲、流洲、生洲、凤麟洲、聚窟洲，有此十洲，乃人迹所稀绝处，又始知东方朔非世常人，是以延之曲室，而亲问十洲所在，所有之物名，故书记之云云。其书每洲名一条，又次以沧海岛、方丈洲、扶桑、蓬邱、昆仑五条，皆神仙恍惚之说。又《汉志》及《本传》所不载，当与《神异经》为六朝人一手所假托也。然其文辞丰缛，虽无稗于舆地，实有助于文章云。《说郛》、《广秘笈》均收入之。(商务印书馆《郑堂读书记》本) □姚际恒《古今伪书考》： 已上二书(编者按：指《神异经》、《十洲记》)称东方朔传。陈直斋曰：二书诡诞不经，皆假托也。《汉书》本传叙朔之辞，未言刘向所录朔书。具是矣，世所传他事皆非也。《赞》又言朔之诙谐逢占射覆，其事浮浅，童儿牧竖莫不炫耀，而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故详录焉。史家欲祛妄惑，可谓明矣！ (知不足斋丛书《古今伪书考》本) □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 《十洲记》旧题东方朔撰，不可信，已如前言。它既同《神异经》一起驾名东方朔，并记武帝传说，具有汉志怪的共同特点，估计不会出于汉后。文字缛丽，充满神仙道教内容，当出东汉后期，在《洞冥记》之后，而与《汉武内传》大抵同时。 昔人多以其为六朝人伪作。《四库提要》云：“书中载武帝幸华林园射虎事。按《文选》应贞《晋武帝华林园集诗》李善注引《洛阳图经》曰：‘华林园在城南东北隅，魏明帝起，名芳林园，齐王芳改为华林。’武帝时安有是号？盖六朝词人所依托。观其引卫叔卿事，知出《神仙传》后，引《五岳真形图》事，知出《汉武内传》后也。”证据凡三条，但都站不住脚。(一)关于华林园。六朝时名华林园者有三：一为魏宫苑，在洛阳，本东汉芳林园，魏明重修，及齐王芳即位，避讳改华林园。除《洛阳图经》，《三国志·文帝纪》裴注亦云。二为十六国时后赵宫苑，在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石虎所建，见《晋书·石季龙载记》。三为晋宫苑，在今南京。《读史方舆纪要》卷二○“江南江宁府江宁县”下云：“芳林园，在故台城内建康宫北隅，吴时宫苑也，晋曰华林园。”这三处华林园都不是《十洲记》中之华林园。《十洲记》云：“武帝天汉三年，帝幸北海，祠恒山。四月，西国王使至，献此胶(按：指续弦胶)四两、吉光毛裘。武帝受以付外库，不知胶、裘二物之妙用也。以为西国虽远，而上贡者不奇，羁留使者未遣。又时武帝幸华林园射虎，而弩弦断。使者时从驾，又上胶一分，使口濡以续弩弦。帝惊曰：‘异物也！’乃使武士数人共对掣引之，终日不脱，如未续时也。……帝于是乃悟，厚谢使者而遣去。”①从文中看，这个华林园在汉都长安附近，是武帝射猎之处，不会在数百里之遥的洛阳。后文又云：征和三年西胡月支国王遣使献猛兽一头，武帝“因以此兽付上林宛，令虎食之”。按上林宛本秦宫苑，武帝建元三年重修，在长安西。《三辅黄图》卷四曰：“《汉旧仪》云：‘上林苑方三百里，苑中养百兽，天子秋冬射猎取之。’”据此，则武帝射虎之华林园应为上林苑。考《御览》卷七六六引《十洲记》作“帝幸上林苑射虎”，《续谈助》本亦作上林苑，可证今本华林园乃上林苑之讹。又《博物志》卷二亦载此事，作甘泉宫，甘泉宫亦在长安附近，张华误记上林为甘泉，但并未作华林，亦可证武帝射猎处断非洛阳之华林园。《博物志》取材多为古书，续弦胶、猛兽皆出《十洲记》，则《十洲》断非作于六朝。(二)关于卫叔卿事。《十洲记》云武帝临死前一年“自愧求李君之不勤，惭卫叔卿于揩庭”。据葛洪《神仙传》卷八，叔卿武帝时人，闻武帝好道，降于宫，武帝称之为“朕臣”，遂失望而去，帝甚悔恨。卫叔卿既为武帝时人，《十洲记》作者当然可以采其传闻，《神仙传》亦多取古籍旧闻，不得疑《十洲记》定在《神仙传》后也。(三)关于《五岳真形图》。《十洲记》云谷希子向东方朔授昆仑、钟山、蓬莱山及神洲《真形图》，又提及《岳形图》，《岳形图》即《五岳真形图》。《真形图》本是神仙家编造的神仙图经，流行很早，并不始于《汉武内传》。西汉纬书《河图括地象》已谓“昆仑东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中有《五岳地图》”。《洞冥记》卷二亦称武帝时李克负《五岳真图》而至。《道藏》洞玄部灵图类有《洞玄灵宝古本真形图》，前有东方朔序，东方序自然是伪托，但也说明《五岳真形图》来历很古。因而不能因《汉武内传》中有《五岳真形图》遂以为《十洲记》出于其后，而且《汉武内传》亦非六朝人作，乃东汉后期作品(说详后)，即使《十洲记》果真取材于《内传》，亦不得遽定为六朝书。 …… 十洲三岛之称，当祖袭旧书。西汉纬书《龙鱼河图》佚文有玄洲、流洲。《三国志·孙权传》云孙权遣将浮海求夷洲及亶州，“亶州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女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此亶州即《十洲记》中之祖洲，夷洲即今台湾，但不知是十洲中哪一洲的别名。周秦时已有海外三神山之说，乃蓬莱、方丈、瀛洲，见《史记·封禅书》及《秦始皇本纪》；《山海经·海内北经》亦曰：“蓬莱山在海中。”至于昆仑，《山海经》记述尤多。东方朔《与友人书》云：“游十洲三岛，相期拾瑶草。”西汉已将十洲、三岛并称，而且出自东方朔之口，《十洲记》作者遂搜集古来关于十洲三岛及昆仑的种种传闻，敷衍成一个自成系统的神仙世界，并附会出东方朔游十洲三岛之事。作者的目的是很明显的，即通过这些“道教夸大之语”进行神仙道教宣传。书中云东方朔对武帝说自己“韬隐逸而赴王庭，藏养生而侍朱阙”，希望武帝归依道家，而武帝怀尘世之欲，“非有道之君”，东方朔故而不尽传仙术，唯“弄万乘傲公侯”而已，武帝终不得长生而命殒，颇能见出作者的一番苦心。 晚清陆绍明称“《海内十洲记》好言神仙，字字脉望”，乃“道家之小说”。《十洲记》虽亦仿《山海》、《神异》，多记地理博物，但仅限神仙家之十洲三岛，乃神仙道教之作，称其为“道家之小说”甚妥。由于作者一味称道仙家，虽穷妍极态，文辞缛丽，但内容却不大新鲜，缺乏情致，与《神异》、《洞冥》相较，不免瞠乎其后矣。(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唐前志怪小说史》) 《西门豹治邺》 □吴见思《史论论文·滑稽列传》： 史公一书，上下千古，三代之礼乐，刘项之战争，以至律历天官，文词事业，无所不有，乃忽而撰出一调笑嘻戏之文，但见其齿牙伶俐，口角香艳，清新俊逸，另用一种笔意，亦取其意思所在而已，正不必论其事之有无也，而已开唐人小说传奇之祖矣。 淳于髡一段，纯用赋笔，句法奇秀，而优孟学孙叔敖一段，亦有珊珊来迟之致，读之令人击节。 褚先生文笔，较之史公，虽稍曼弱，然外戚中金王孙一段，与此篇西门豹一段，序来楚楚如生，历历如画，读之如亲见其事，若再加劲肆，当不失史公之后尘。(中华书局排印本)□梁玉绳《史记志疑》： 若夫西门豹，古之循吏也，而列于滑稽，尤为不伦。然叙次特妙，非他续之芜杂。董份疑为旧文，褚生取而编之耳。(中华书局1981年《史记志疑》标点本) □陈志明《〈西门豹治邺〉鉴赏》： 《西门豹治邺》在写作上的最大特点，是在历史散文中糅入小说、戏剧的笔法。文章构思巧妙，如同小说；冲突尖锐，又象戏剧。西门豹在听了长老的详细介绍之后，将计就计，表示要参加为河伯娶妇的仪式，在行文上，这是故作狡狯，有意不把窗户纸捅破，构思之巧，即使在以虚构擅长的小说中也属上乘。西门豹对大巫妪等人进行惩治，妙语连珠，险象环生，在正剧的严肃氛围中，演出了一幕又一幕令人喷饭的幽默喜剧。如此富于戏剧性的表现，在历史散文中是颇见特色的。如果说《西门豹治邺》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智者形象的话，那么，这一形象之得以塑造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又不能不归功于作者巧妙的构思与富于戏剧性的表现。据褚少孙在《史记·滑稽列传》中的自述，他平生“好读外家传语”。所谓“外家传语”，是指六经以外的史传、杂说。可见他治学不主一家，旁求博采，所见必多，这正是他能够写出并写好《西门豹治邺》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浙江教育出版社徐中玉主编《古文鉴赏大辞典》) 《汉武故事》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汉武故事》： 《汉武故事》称班固传，诸家咸以王俭造。考其文颇衰，不类孟坚，是六朝人作也。《史记》公孙弘谏征伐，不从自杀，而钩弋夫人以病终，非武帝杀之，皆与史大异。吾以弘断不能自杀，知钩弋之说，为六朝之妄无疑也。然《仙传》亦有钩弋事，盖祖此云。(中华书局《少室山房笔丛》本《九流绪论》下》 □《四库全书总目·汉武故事》： 《汉武故事》一卷，旧本题汉班固撰。然史不云固有此书，《隋志》著录传记类中，亦不云固作。晁公武《读书志》引张柬之《洞冥记跋》，谓出于王俭。唐初去齐、梁未远，当有所考也。所言亦多与《史记》、《汉书》相出入，而杂以妖妄之语。然如《艺文类聚》、《三辅黄图》、《太平御览》诸书所引甲帐珠帘、王母青雀、茂陵玉椀诸事，称出《汉武故事》者，乃皆无之。又李善注《文选·西征赋》引《汉武故事》二条，其一为柏谷亭事，此本亦无之；其一为卫子夫事，此本虽有之而文反略于善注。考《隋志》载此书二卷，诸家著录并同。钱曾《读书敏求记》亦尚作二卷，称所藏凡二本：一是锡山秦汝操绣石书堂本，一是陈文烛晦伯家本，又与秦本互异，今两存之云云。两本今皆未见，此本为明吴琯《古今逸史》所刻，并为一卷，仅寥寥七、八页。盖已经刊削，又非两家之本。以其六朝旧帙，姑存备古书之一种云尔。(中华书局影印《四库全书总目》本)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汉武故事》： 《汉武故事》一卷，(《说海》本)旧题汉班固撰，《四库全书》著录。《隋志》(旧事类)、《旧唐志》(故事类)、《新唐志》(故事类)俱作二卷，皆不注班固撰，《崇文目》(杂史类)始释云：班固撰。本题二篇，今世误析为五篇(见《玉海》引)。《读书志》(传记类)作二卷(此据袁本，今新刊衢本误作一卷)云：世言班固撰，唐张柬之书《洞冥记》后云：《汉武故事》，王俭造，《通考》传记同。《宋志》作五卷，题班固撰，盖据当时误析本。窃谓：柬之尚属初唐人，其言王俭撰，当有所受之，或不诬也。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所载二本，皆作二卷，谓一是锡山秦氏(操)绣石书堂本，与新刻颇异；一是陈(文烛)晦伯家本，又与秦本互异，今两存之。然遵王所藏二本，今皆未见。此本仅十页，必非当日二卷、五卷之原本，所记多出入《史》、《汉》，而更傅益以妖妄之语。其诸书所引，此本反多不载，疑宋时之本已亡，此又为后人钞合而成，其非王俭原书，断可知已。《历代小史》亦收入之。(商务印书馆《郑堂读书记》本)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称班固作者，一曰《汉武帝故事》，今存一卷，记武帝生于猗兰殿至崩葬茂陵杂事，且下及成帝时。其中虽多神仙怪异之言，而颇不信方士，文亦简雅，当是文人所为。《隋志》著录二卷，不题撰人，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始云“世言班固作”，又云，“唐张柬之书《洞冥记》后云，《汉武故事》，王俭造也。”然后人遂径属之班氏。(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中国小说史略》本) □余嘉锡《汉武故事辨证》： 旧本题汉班固撰。然史不云固有此书，《隋志》著录传记类中亦不云固作。晁公武《读书志》引张柬之《洞冥记跋》，谓出于王俭。唐初去齐、梁未远，当有所考也。 嘉锡案：《隋志》但有杂传类，无所谓传记类。且《汉武帝故事》二卷，乃著录于旧事类，又并不在杂传中，《提要》误矣。其后旧、新《唐志》相承，均在故事类，不著撰人名氏。《玉海》卷五十一引《崇文目》云：“五卷，班固撰。本题二篇，今世误析为五篇。”(《崇文总目》本在卷十二杂史类，《玉海》改入典故。)题班固者，实自此始，《宋志》因之。(故事类，班固《汉武故事》五卷。)《读书志》卷九传记类亦云“世言班固撰”(《通考》卷一百九十八引作二卷，今本作一卷。)《通鉴考异》卷一云：“《汉武故事》，语多诞妄，非班固书，盖后人为之，托固名耳。”(亦见《通鉴》胡注卷十八。)则已为温公所驳矣。今考故事中有云：“女子长陵徐氏，号仪君，至今上元延中，已百三十七岁矣，视之如童女，京中好淫乱者争就之。翟丞相奏坏风俗，请僇尤乱恶者。今上勿听，徙女子于敦煌，后遂入胡，不知所终。”元延者，汉成帝年号也。班固后汉人，时代不相及，安得称成帝为今上。是班固撰之说，可不攻自破。盖唐以前本不题班固，(《御览》引用书目、《日本见在书目》，均尚不题撰人。)否则不至自留此罅漏也。至《读书志》所引张柬之语，今见《续谈助》卷一《洞冥记》晁伯宇跋中。(详见《洞冥记》条下。)其言固当可信。而孙诒让《札迻》(卷十一)则以为葛洪依托，其说云：“《西京杂记》葛洪序：‘洪家复有《汉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汉武故事》一卷，今并五卷为一帙。’张柬之云：‘昔葛洪造《汉武内传》、《西京杂记》。’疑内传即《起居注》，《汉武故事》似亦即今所传本。盖诸书皆出稚川手，故文亦互相出入也。”(孙说详见后《汉武内传》条下。)此说亦自言之成理。然张柬之据后梁蔡天宝《与岳阳王启》，定《洞冥记》为梁元帝作，又谓葛洪造《西京杂记》，为操觚凿空，恣情迂诞，而不惑于洪序中钞取刘歆《汉书》之说，其考证颇为精确。则其指此书为王俭造，自必别有据依，断非凭虚立说。特其文本为跋《洞冥记》而作，于此书不过牵连及之，故未暇举其所出耳。今既别无显证，似不便仅据单词，遽翻旧案。疑葛洪别有《汉武故事》，其后日久散佚，王俭更作此以补之。书名虽同，而撰者非一人，不必牵合为一。其称成帝为今上，似因葛洪言家有刘歆《汉书》一百卷，遂欲将此书亦归之于歆，因以影射洪书，又不题撰人，故弄狡狯，使人悬想为自刘歆《汉书》内钞出耳。至宋以后传本之题班固，则浅人所为，非其旧也。黄廷鉴《第六弦溪文钞》卷三有此书跋曰：“宋刘云龙(弇)先生文集中，有《汉武故事书后》(原注见卷廿九。)云：撰人班周，世出官次不他见。书中言仪君传东方朔术，至今上元延中一百三十七岁。元延者，汉成帝年号也。则周者，其成、哀间人欤？ 又云：敷叙精致，虽多诞谩不经，不与《外戚》、《郊祀志》相表里者盖鲜，非西汉人文章不到此。按此说甚新，然余疑‘周’字即‘固’字之讹。如此书古本果作班周，何以《郡斋读书志》及他书所载，又皆作固。可知自宋以来相传之本，只作固字，独刘所见本偶不同耳。恐未可为据也。”知宋本又有误作班周撰者，并录于此以备考。至刘氏信以为西汉人书，则失于轻信，无足深论也。(中华书局标点《四库提要辨证》本) □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 《汉武故事》又作《汉武帝故事》，旧题班固撰。是书始见晋葛洪《西京杂记题辞》：“洪家复有《汉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汉武故事》二卷，世人希有之者。”未言撰人为谁。《三辅黄图》卷五始有征引，称班固《汉武故事》。按《三辅黄图》乃东汉《黄图》之增订本，最早见引于晋嵇含《南方草木状》，六朝人又有所增益，可知至迟在六朝已有班固作《汉武故事》的说法。《隋志》旧事类、两《唐志》起居注类著录二卷，不题撰者。《崇文总目》杂史类作五卷，云：“班固撰。本题二篇，今世误析为五篇。” 宋代曾又流行王俭造之说。此说起于初唐张柬之，晁伯宇《续谈助》卷一《洞冥记跋》引张柬之语曰：“昔葛洪造《汉武内传》、《西京杂记》，虞义造《王子年拾遗录》，王俭造《汉武故事》”。同书卷三《汉武故事跋》又云：“世所传班固所撰《汉武故事》，其事与《汉书》时相出入而文不逮，疑非固所撰也。”其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九传记类称：“世言班固撰。唐张柬之《书洞冥记后》云：‘《汉武故事》，王俭造。’”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用晁氏说，云：“《汉武故事》称班固撰，诸家咸以王俭造。考其文颇衰尔，不类孟坚，是六朝人作也。” 我以为，称班固作或王俭作或六朝人作皆非。传世本《汉武故事》明谓：“长陵徐氏号仪君，善传朔术，至今上元延中已百三十七岁矣，视之如童女。”按元延乃汉成帝年号，既称“今上”，则为成帝时人作，不得出自班固及王俭手。宋人刘弇、清人俞樾等均已指出这一点。 称班固作，可能是因为《汉武故事》多出入《汉书》，但仔细对照，尽有不合处。如《汉书·外戚传》载栗姬、钩弋夫人皆失宠忧死，《故事》则称栗姬自杀，钩弋自知死日而卒；《公孙弘传》载弘有瘳，年八十，终丞相位，《故事》却作尸谏自杀。虽说《故事》采逸闻非实录，但此等基本史实不应在同一人手中自相抵牾。至于说王俭造，亦难成立。张柬之《书洞冥记后》颇能标新立异，湘东造《洞冥》、虞义造《拾遗》等皆闻所未闻。论者仅以其乃初唐人去古未远，遂深信不疑，殊不知张氏并未提出任何证据。王俭宋齐间人，《南史》卷二二、《南齐书》卷二三有传。曾校古籍，著《七志》、《元徽四部书目》、《古今丧服集记》等，姚振宗疑王俭把《汉武故事》抄入《古今集记》。故张柬之以为王俭造，不为无理。《汉武故事》语言近似《史》、《汉》，简雅朴素，很少铺饰，不类南朝文风，故王文濡云，“或谓后人王俭撰，相其古雅，殆非齐梁小儿笔墨。” ……《汉武故事》是汉代杂史杂传志怪小说的佼佼者。它的特色是：第一，历史成分和幻想成分紧密结合。它没有完全脱开历史，许多人物、事件都符合史实，但人物又被幻想化了，或置于幻想情节中，武帝、东方朔、钩弋夫人都是真实性和虚幻性的巧妙结合体；情节或真假相间，或实中有虚，我们把《汉武故事》与《汉书》的《武帝本纪》、《外戚传》、《郊祀志》比较一下，会发现二者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中。因此可以说，《故事》是志怪和历史的巧妙融合。前人谓其“所言亦多与《史记》、《汉书》相出入，而杂以妖妄之语”，“语多怪诞，然亦有与《史记》、《汉书》相出入者”，都指出这一特征。第二，《汉武故事》围绕中心人物(武帝)、中心事件(求仙)组织材料，形成长篇结构，不同于一般志怪琐语丛言的格局，这样可以比较充分地展开描写。当然这反映着它受史传影响还较大，不像魏晋南北朝志怪那样以较短的形式杂记各种不相连属的怪异故事，成为典型的志怪形式，但在志怪小说中也不失为有特色的一格，对后世传奇体小说是有影响的。第三，它的文字工夫很好，笔触简洁而又雅致，诚如《中国小说史略》云：“文亦简雅，当是文人所为。”并且，它还运用了描写手段，摹景状物，渲染气氛，描写对话，都比较生动。较之《括地图》之简古而失之枯窘，《神异经》之嘲讽而流入浅薄，《洞冥记》之夸饰而稍嫌靡丽，《列仙传》之粗疏而美事不举，明显地显示出它的优点。可以看出作者是吸取了史家记事的优良手法的，难怪后人要误认它是班固之作。胡应麟说它“文颇衰尔”，那是就传世的一卷残本说的，并不符合事实。(南开大学出版社《唐前志怪小说史·两汉志怪小说》) 《赵飞燕外传》 □伶玄《飞燕外传自叙》： 伶玄，字子于，潞水人，学无不通，知音善属文，简率尚真朴，无所矜式，扬雄独知之。然雄贪名矫激，子于谢不与交，雄深慊毁之。子于司空小吏历三署，刺守州郡，为淮南相，入有风情。哀帝时子于老休，买妾樊通德。通德，嫕之弟子，不周之子也，有才色，知书。慕司马迁《史记》，颇能言赵飞燕姊弟故事，子于闲居命言，厌厌不倦。子于语通德曰：“斯人俱灰灭矣。当时疲精力、驰骛嗜、欲蛊惑之事，宁知终归荒田野草乎？”通德占袖顾眎烛影，以手拥髻，凄然泣下，不胜其悲。子于亦然。通德奏子于曰：“夫淫于色，非慧男子不至也。慧则通，通则流，流而不得其防，则百物变态，为沟为壑，无所不往焉。礼义成败之说，不能止其流，惟感之以盛衰奄忽之变，可以防其坏。今婢子所道赵后姊弟事，盛之至也。主君怅然有荒田野草之悲，哀之至也。婢子拊形属影，识夫盛之不可留，衰之不可推，俄然相缘奄忽，虽婕妤闻此，不少遣乎？幸主君著其传，使婢子执研，削道所记，于是撰《赵后别传》。”子于为河东都尉，班躅为决曹，得幸太守，多所取守。子于召躅数其罪而捽辱之。躅从兄子彪续司马吏记，绌子于，无所收录。(上海涵芬楼影印明刊《顾氏文房小说》本) 桓谭云：王莽时，茂陵卞理者不仕，以夏佚《尚书》授。时更始二年，赤眉过茂陵，卞理弃图书隐山，刘恭入其庐，获金滕、漆匮发之，乃得玄书。建武二年，贾子翊以书示予，曰：“卞理之琴师玄”云也。 荀勖云：尚书臣勖校中书，右伶玄《赵后传》竹简磨灭，文义交错，不可具晓，谨与臣勖书同校定相证，别删去其不可详，合为一篇，其赵后樊嫕无所终，疑玄之阙文也。(上海涵芬楼《顾氏文房小说》本)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赵飞燕外传》，称汉河东都尉伶元子于撰，自言与扬雄同时，而史无所记。或云，伪书也。然通德拥髻之事，文士多用之；而祸水灭火一语，司马公载之《通鉴》矣。(光绪九年江苏书局刻本)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赵飞燕外传》： 杨用修谓唐小说不如汉，而举伶玄《赵飞燕传》中一二语为证。戊辰之岁，余偶过燕中书肆，得残刻十数纸，题《赵飞燕别集》。阅之乃知即《说郛》中陶氏删本，其文颇类东京，而末载梁武答昭仪化鼋事，盖六朝人作。而宋秦醇子复补缀以传者也。第端临《通考》、渔仲《通志》，并无此目，而文非宋所能，其间叙才数事，多俊语，出伶玄右，而淳质古健弗如，惜全帙不可见也。 《别集》称昭仪方浴，帝私觇，侍者报昭仪，昭仪急趋烛后避，帝瞥见之，心愈眩惑。他日昭仪浴，帝默赐侍者，特令不言。帝自屏罅觇之，兰汤滟滟，昭仪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帝意飞扬，语近侍曰：“自古人主无二后，有则立昭仪为后矣。”右叙昭仪浴事入画，兰汤滟滟三语，百世下读之，犹勃然兴，矧亲炙耶？(玄《传》，“肤体光发占烧烛”七字佳。)(中华书局《少室山房笔丛》本《九流绪论》下) 《赵飞燕外传》，称河东都尉伶玄撰。宋人或谓为伪书，以史无所见也。然文体颇浑朴，不类六朝，“祸水灭火”事，司马公载之《通鉴》诚怪。如以诗文士引用为疑，则非悬解语也。玄本传自言见诎史氏，当是后人所加。(中华书局《少室山房笔丛》本《四部正讹》下) □《四库全书总目·飞燕外传》： 《飞燕外传》一卷，旧本题汉伶元撰，末有元《自序》，称字子于，潞水人。由司空小吏历三署，刺守州郡，为淮南相。其妾樊通德，为樊嫕弟子不周之子，能道飞燕姊弟故事，于是撰《赵后别传》。其文纤靡，不类西汉人语。《序》末又称元为河东都尉时，辱班彪之从父躅，故彪续《史记》，不见收录。其文不相属，亦不类元所自言。后又载桓谭语一则，言更始二年，刘恭得其书于茂陵卞理，建武二年，贾子诩以示谭，所称埋藏之金  漆匮者，似不应如此之珍贵。又载荀勖校书奏一篇，《中经簿》所录，今不可考。然所校他书，无载勖奏者，何独此书有之！ 又首尾仅六十字，亦无此体，大抵皆出于依托。且闺帏媟亵之状，媽虽亲狎，无目击理，即万一窃得之，亦无娓娓为通德缕陈理，其伪妄殆不疑也。晁公武颇信之。陈振孙虽有“或云伪书”之说，而又云“通德拥髻等事，文士多用，而祸水灭火之语，司马公载之《通鉴》”。夫文士引用，不为典据，采淖方成语以入史，自是《通鉴》之失，乃援以证实是书，纰缪殊甚，且祸水灭火，其语亦有可疑。王懋竑《白田杂著》有《汉火德考》，曰：“汉初用赤帝子之祥，旗帜尚赤；而自有天下后，仍袭秦旧，故张苍以为水德。孝文帝时，公孙臣言当改用土德，色尚黄。其事未行。至孝武帝改正朔，色尚黄，印章以五字，则用公孙臣之说也。王莽篡位，自以黄帝之后，当为土德，而用刘歆之说，尽改从前相承之序，以汉为火德。后汉重图谶，以赤伏符之文，改用火德，班固作志，遂以著之《高帝纪》，而后汉人作《飞燕外传》，(案懋竑此语，尚以此传为真出伶元，盖未详考。)有祸水灭火之语，不知前汉自王莽、刘歆以前，未有以汉为火德者，盖其误也。”云云。据此，则班固在莽、歆之后，沿误尚为有因，淖方成在莽、歆之前，安得预有灭火之说，其为后人依托，即此二语，亦可以见，安得以《通鉴》误引，遂指为真古书哉！ (案此书记飞燕姊妹始末，实传记之类，然纯为小说家言，不可入之于史部，与《汉武内传》诸书，同一例也。)(中华书局影印《四库全书总目》本) □姚际恒《古今伪书考》： 称汉伶玄撰。陈直斋曰：“玄自言与杨雄同时，而史无见，或曰伪书也。”恒案：此自好事者为之。后又有《汉杂事秘辛》，言梁后事，明王世贞伪撰。又有《焚椒录》，言辽后事，不知何人撰，尤秽亵不堪，皆祖述此也。(知不足斋丛书《古今伪书考》本)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飞燕外传》： 《飞燕外传》一卷，(《汉魏丛书》本)旧题汉伶元撰。(原注：自序称元字子于，潞水人，由司空小吏历三署，刺史州郡，为淮南相。)《四库全书》存目、隋唐诸志俱未之载。《读书志》、(“传记类”)《书录解题》(“传记类”)、《通考》(“传记”)、《宋志》(“传记类”)始载之。《读书志》、《宋志》上俱有“赵”字。 别本有元自序，称其妾樊通德为樊嫕弟子不周之子，能道飞燕姊弟故事，于是撰《赵后别传》。晁氏称茂陵卞理藏于金縢漆室，王莽之乱，刘恭得之传于世，晋荀勖校上。陈氏称元自言与扬雄同时，而史无所见，或云伪书也。然通德拥髻之事，文士多用之：而“祸水灭火”一语，司马公载之《通鉴》矣。余谓此书当出于北宋之世，故《通鉴》已引及之。而晁、陈两家尚不以为伪书也。其文固不类西汉体，其事亦不能为外人道也。在文士展转援引，本属常事，而司马公反引其最纰缪之语，以入史籍，则失考之甚矣。《说郛》亦收入之。(商务印书馆《郑堂读书记》本)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有《飞燕外传》一卷，记赵飞燕姊妹故事，题汉河东都尉伶玄子于撰，司马光尝取其“祸水灭火”语入《通鉴》，殆以为真汉人作，然恐是唐宋人所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中国小说史略》本) 《汉武帝别国洞冥记》 □郭宪《汉武帝别国洞冥记序》： 宪家世述道书，推求先圣往贤之所撰集，不可穷尽，千室不能藏，万乘不能载，犹有漏逸；或言浮诞，非政教所同经文。史官记事故略而不取，盖偏国殊方，并不在录。愚谓古曩余事不可得而弃，况汉武帝明隽特异之主，东方朔因滑稽浮诞以匡谏，洞心于道数，使冥迹之奥昭然显著。今籍旧史之不载者，聊以闻见，撰《洞冥记》四卷，成一家之书，庶明博君子该而异焉。武帝以欲穷神仙之事，故绝域遐方贡其珍异奇物及道术之人，故于汉世盛于群主也，故编次之云尔。(上海涵芬楼影明刊《顾氏文房小说》本) □晁载之《续谈助·洞冥记》： 右钞郭子横所撰《汉武帝别国洞冥记》，子横之论以为汉武帝明隽特异之主，东方朔因滑稽诬诞以匡谏，洞心于道教，使冥迹之奥，昭然显著，故撰记名之洞冥。而张柬之言随其父在江南拜父友孙义强、李知续二公，言似非子横所录，其父乃言后梁尚书蔡天宝《与岳阳王启》称湘东昔造《洞冥记》一卷，即《洞冥记》梁元帝时所作。其后上官仪《应诏诗》中用影娥池，学士时无知者。祭酒彭阳公令狐德棻召柬之等十余人，问此出何书？柬之对在江南见《洞冥记》，云汉武穿影娥池于望鹤台西，于是天下学徒无不缮写，而寻刘歆、阮籍《七录》，了无题目，贞观中撰《思文博要》、《艺文类聚》，紫台丹笥之秘，罔不咸集，亦无采掇，则此书伪起江左，行于永祯明矣。昔葛洪造《汉武内传》、《西京杂记》，虞义造《王子年拾遗录》，王俭造《汉武故事》，并操觚凿空，恣情迂诞，而学者耽阅以广闻见，亦各其志，庸何伤乎！ 按柬之所称湘东所造《洞冥记》一卷，而此分为四，然则此书亦未知定何人所撰也。又此书记曼倩父张氏，而王充《论衡·道虚篇》复言朔姓金氏，神仙道家之言，其荒诞舛错类皆如此，故并钞之，以广闻见，且使后生知杂家、小说为不足多尚，此余之志也。(海山仙馆丛书《续谈助》本)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洞冥记》： 《洞冥记》四卷，题郭宪子横，亦恐赝也。宪事世祖，以直谏闻。忍描饰汉武、东方事，以导后世人君之欲。且子横生西京末，其文字未应遽尔，盖六朝假托，若《汉武故事》之类也。(《后汉书》宪列方技类，后人盖缘是托之。)(中华书局《少室山房笔丛》本《四部正讹》下) □《四库全书总目·汉武洞冥记》： 《汉武洞冥记》四卷，旧本题后汉郭宪撰。宪，字子横，汝南宋人，官至光禄勋，事迹具《后汉书·方术传》。是书《隋志》止一卷，《唐志》始作四卷，《文献通考》有拾遗一卷。晁公武《读书志》引宪自序，谓汉武明隽特异之主，东方朔因滑稽浮诞以匡谏，洞心于道教，使冥迹之奥，昭然显著，故曰洞冥。陈振孙《书录解题》云：其《别录》又于《御览》中钞出。则四卷亦非全书，《别录》当即拾遗也。今宪序与拾遗俱已佚，惟存此四卷。核以诸书所引，皆相符合，盖犹旧本。考范史载，宪初以不臣王莽，至焚其所赐之衣，逃匿海滨。后以直谏忤光武帝，时有“关东觥觥郭子横”之语，盖亦刚正忠直之士，徒以潠酒救火一事，遂抑之方术之中。其事之有无，已不可定；至于此书所载，皆怪诞不根之谈，未必真出宪手。又词句缛艳，亦迥异东京，或六朝人依托为之。然所言影娥池事，唐上官仪用以入诗，时称博洽。后代文人词赋，引用尤多。盖以字句妍华，足供采摭，至今不废，良以是耳。若其中伏生受尚书于李克一条，悠谬支离，全乖事实。朱彝尊乃采以入《经义考》，则嗜博贪奇，有失别择，非著书之体例矣。(中华书局影印《四库全书总目》本)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别国洞冥记》： 《别国洞冥记》四卷，(《汉魏丛书》本)旧题汉郭宪撰。(宪，字子横，汝南宋人，官至光禄勋。)《四库全书》著录作《汉武洞冥记》。据其原序，止作《洞冥记》四卷，其有“汉武”二字及“别国”二字者，皆后人所加尔。《隋志》(杂传类)、《旧唐志》(杂传类)俱作一卷，《新唐志》(道家类)、《宋志》俱作四卷，《读书志》(传记类)作五卷，《书录解题》、《通考》俱作四卷，又《拾遗》一卷。案隋、唐志作一卷，当据不分卷之本；晁氏作五卷，当有《拾遗》一卷在内。陈氏称其《别录》(指《拾遗》)又于《御览》中钞出，然则四卷亦非全书也。今则《拾遗》一卷已佚，惟相传之四卷存。其序言“汉武明隽特异之主，东方朔因滑稽浮诞以匡谏，洞心于道教，使冥迹之奥，昭然显著，故曰《洞冥》。”其书凡六十条，以上序说，皆荒诞不可诘；又词华艳丽，亦不类东汉之文，当属六朝人所依托，故唐人始采用之也。《说郛》、普《秘笈》所收，均节录一卷云。(商务印书馆《郑堂读书记》本)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又有《汉武洞冥记》四卷，题后汉郭宪撰。全书六十则，皆言神仙道术及远方怪异之事；其所以名《洞冥记》者，序云“汉武帝明俊特异之主，东方朔因滑稽以匡谏，洞心于道教，使冥迹之奥，昭然显著。今籍旧史之所不载者，聊以闻见，撰《洞冥记》四卷，成一家之书，”则所冯借亦在东方朔。郭宪字子横，汝南宋人，光武时征拜博士，刚直敢言，有“关东觥觥郭子横”之目，徒以潠酒救火一事，遽为方士攀引，范晔作《后汉书》，遂亦不察，而置之《方术列传》中。然《洞冥记》称宪作，实始于刘昀《唐书》，《隋志》但云郭氏，无名。六朝人虚造神仙家言，每好称郭氏，殆以影射郭璞，故有《郭氏玄中记》，有《郭氏洞冥记》。《玄中记》今不传，观其遗文，亦与《神异经》相类；《洞冥记》今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中国小说史略》本) □余嘉锡《汉武洞冥记辨证》： 是书《隋志》止一卷，《唐志》始作四卷，《文献通考》有拾遗一卷。考范史载宪初以不臣王莽，至焚其所赐之衣，逃匿海滨。后以直谏忤光武帝，时有“关东觥觥郭子横”之语。盖亦刚正忠直之士，徒以潠酒救火一事，遂抑之方术之中。其事之有无已不可定，至于此书所载，皆怪诞不根之谈，未必真出宪手。又词句缛艳，亦迥异东京，或六朝人依托为之。然所言影娥池事，唐上官仪用以入诗，时称博洽。后代文人词赋，引用尤多。盖以字句妍华，足供采摭，至今不废，良以是耳。 嘉锡案：宋晁载之《续谈助》卷一，录《洞冥记》廿馀条载之，跋云：“张柬之言随其父在江南拜父友孙义强、李知续，二公言似非子横所录。其父乃言后梁尚书蔡天宝《与岳阳王启》，称湘东昔造《洞冥记》一卷，则《洞冥记》梁元帝所作。其后上官仪《应诏诗》中用影娥池，学士时无知者。祭酒喜阳公令狐德棻召柬之等十馀人，问此出何书。柬之对在江南见《洞冥记》云：汉武穿影娥池于望鹤台西。于是天下学徒无不缮写。而寻刘歆、(案郭宪后汉人，即令此书真出于宪，安得著录于刘歆《七略》，此语殊误。)阮籍(案“籍”字误，当作“阮孝绪”。)《七录》，了无题目。贞观中，撰《文思博要》、《艺文类聚》，紫台丹笥之秘，罔不咸集，亦无采掇。则收书伪起江左，行于永祯，明矣。昔葛洪造《汉武内传》、《西京杂记》，虞义造《王子年拾遗录》，(王嘉著《拾遗录》，见于《晋书·艺术传》及《隋书经籍志》。此云虞义造，未知何据。)王俭造《汉武故事》，并操觚凿空，恣情迂诞。而学者耽阅，以广闻见，亦各有志，庸何伤乎？ 案柬之所称湘东所造《洞冥记》一卷，而此分为四。然则此书，亦未知定何人所撰也。”据其所考，则此书出于六朝人依托，非郭宪所撰，唐人已言之矣。其所引蔡天宝《与岳阳王启》，唐去六朝不远，必无舛误。 惟蔡天宝应作蔡大宝，《周书》、《北史》均附见《肖传》，尝为使江陵见元帝，令注所制《玄览赋》。岳阳王即也。大宝叙其耳目所闻见，其言最可征信，然则此书实梁元帝作也。(顷见苏时学《爻山笔话》卷七云：后梁尚书蔡天宝《上岳阳王启》言湘东昔造《洞冥》一卷。按天宝与湘东同时，而所言若此，必非妄谈。然则今之《洞冥记》实出梁元帝手，而藉名郭宪云。)载之乃以卷数不合为疑。不知《隋志》著录原止一卷，今分为四者，后人所析耳，元帝《金楼子·著书篇》，备载平生著作，无此书之名，则以既托名郭宪，不可复自名以实其伪也。载之字伯宇。《宋史·艺文志》五小说家类有《晁氏谈助》一卷，注云：“不知名。”其《续谈助》五卷，惟明《文渊阁书目》卷十八有之，注云二册，不载撰人姓名及卷数。《四库全书》未收。(中华书局标点《四库提要辨证》本) □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 前人多有疑《洞冥》非郭宪作。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四部正讹下》云：“《洞冥记》四卷题郭宪子横，亦恐赝也。宪事世祖，以直谏闻，忍描饰汉武、东方事，以导后世人君之欲？且子横生西京末，其文字未应遽尔。盖六朝假托。”又云：“《后汉书》宪列方伎类，后人盖缘是托之。”《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二亦谓：“此书所载，皆怪诞不根之谈，未必真出宪手。又词句缛艳，亦迥异东京，或六朝人依托为。”以上都认定为六朝人作，但并无确据而仅以意度之。此前，宋晁载之《续谈助》卷一《洞冥记跋》云：“张柬之言随其父在江南，拜父友孙义强、李知续，二公言似非子横所录。其父乃言后梁尚书蔡天宝(按：据《周书》、《北史》，应为大宝)《与岳阳王启》称湘东昔造《洞冥记》一卷。则《洞冥记》梁元帝时(按：‘时’字衍)所作。”此说后人颇有响应者。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一八以为张柬之所引蔡大宝《与岳阳王启》必无舛误，蔡曾至江陵见元帝，“大宝叙其耳目所闻见，其言最可征信，然则此书实梁元帝作也”。又引苏学时《爻山笔话》卷七：“后梁尚书蔡天(大)宝《上岳阳王启》言湘东造《洞冥》一卷。按天(大)宝与湘东同时，而所言若此，必非妄谈，然则今之《洞冥记》实出梁元帝手，而藉名郭宪云。”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九《汉武故事》下引张柬之《书洞冥记后》，《续谈助》所引张语盖即此跋。张氏所据乃蔡大宝《与岳阳王启》，此启已佚，不知其云梁元帝造《洞冥记》所据者何。考《金楼子·著书篇》，元帝自列平生著述三十八种六百七十七卷，并无《洞冥记》，所以很难说《洞冥记》系元帝造。余嘉锡以为元帝托名郭宪故不录，理由也难成立，一个声威赫然的帝王实在没有必要去假冒小小的郭宪来著书。梁陈间人顾野王曾作《续洞冥记》一卷，我怀疑蔡大宝所云湘东王造《洞冥记》一卷，盖野王之续作，野王曾仕梁，与湘东王同时，时人或误传为湘东王作耳。 郭宪作《洞冥记》不应有疑。《隋志》虽仅题郭氏未言名号，但唐时普遍以为《洞冥记》撰人系郭宪，刘知几《史通·杂述篇》、徐坚《初学记》、《日本国见在书目》、顾况《戴氏广异记序》皆云郭子横撰《洞冥记》，段公路《北户录》引郭子横语三则，均出《洞冥记》。看他的自序，言之凿凿，并无纰漏，不似伪作。郭氏好方术，与《洞冥》主旨正合。 《洞冥记序》云…… 序申明了作《洞冥记》的动机。郭宪本人是方士，很称赞武帝的求仙活动，以为武帝“洞心于道教”，“穷神仙之事”，所以武帝“于汉世盛于群主”。他搜集武帝时的传说，为的是补今籍旧史之阙，洞达神仙冥迹之奥妙。书以《洞冥》为名，其义即在乎此。《洞冥记》卷三有洞冥草，“夜如金灯，折枝为炬，照见鬼物之形”，书名草名之义，正出一辙。 《洞冥记》所记，都是同汉武有关的神仙怪异传说，诚如《中兴书目》云“载武帝神怪事”(《玉海》卷五八引)。卷一云武帝“耽于灵怪”。卷四云：“武帝末年，弥好仙术，与东方朔狎昵。帝曰：‘朕所好甚者不老，其可得乎？’朔曰：‘臣能使少者不老。’”全书内容，即是围绕武帝求仙的中心，杂记各种逸闻及神山仙境、仙丹灵药、奇花异木、珍禽怪兽等。武帝求仙的真实事情，被作者涂上了扑朔迷离的神秘色彩。 …… 《洞冥记》明显是接受了《山海经》和《神异经》的影响，但与二书有许多不同之处。由于作者是方士，又受时代风气熏染，所以《洞冥记》以神仙家观点记录武帝逸事及远国遐方之事，神仙思想十分突出，一派神仙家言，上承《列仙传》，下启《十洲记》。在写法上，不像《山海》、《神异》颇为整齐地依次记述四方风物，而是把远国遐方与武帝逸闻掺杂在一起记叙，因而体例又接近《汉武故事》。另外，《洞冥记》描写比较细致具体，不似《山海》、《神异》之简古，文字比较靡丽，铺饰较多，故谭献赞其“辞藻丰缛，有助文章”，然亦开《十洲记》、《汉武内传》浮夸文风之先河。(南开大学出版社《唐前志怪小说史·两汉志怪小说》) 《汉武内传》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汉武内传》： 《汉武内传》，不著名氏，详其文体，是六朝人作，盖齐、梁间好事者为之也。所载诸仙女名，诗家多用上元夫人，盖本此。阿环者，上元名。介甫雪诗：“瑶池渺漫阿环家”。方万里谓“阿环，王母名。”王方二子俱误，子瞻玉楼银海，句格自佳。而据道书玉楼为肩，银海为眼，以起粟生花衬之，遂堕千古恶道，学诗者不可不知。(中华书局《少室山笔丛》本《四部正讹》下)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汉武内传》： 阅《汉武内传》，守山阁本。据道藏本，较《四库》所收文多至倍。西王母侍儿所歌元灵二曲及东方朔窥朱鸟窗事，钱遵王《读书敏求记》谓惟孱守居士(常熟冯舒别号)空居阁校本有之，而《太平广记》删去此二段，《提要》亦以为未见者，此本皆在焉，钱氏又附录《外传》及《逸文》，并为之校勘记，亦小说中不可废之书矣。(中华书局《越缦堂读书记》本) □钱熙祚《汉武帝内传校勘记序》： 《汉武帝内传》一卷，今文渊阁本、《说郛》、《汉魏丛书》本，略与《太平广记》同，皆非完帙。惟《道藏》本文多至倍。前人所引西王母侍儿歌及朱鸟窗事，咸在焉。别有《外传》一卷，首条全袭《十洲记》，余亦出入《汉武故事》、《神仙传》等书。内钩弋夫人、鲁女生、李少君三事，《太平御览》、《孔氏六帖》、《事文类聚》并引作《内传》。考诸家著录，无《汉武外传》。《玉海》五十八引《中兴书目》：《汉武帝内传》二卷，载西王母事。后有淮南王、公孙卿、稷邱君八事，乃唐终南玄都道士游岩所附，今悉在《外传》中。后得晁伯宇《续谈助》本，《内传》自太初元年提行另起，后附公孙卿、鲁女生、封君达、李少君四条，有王游岩跋云：“右从淮南王至稷邱君凡八事，附之。”正与《中兴书目》合。乃悟古本当以“太初元年”以下为下卷。为事者附录杂闻，后人觉其不类，遂析之为《外传》，而并原文二卷为一耳。 此书旧题班固撰，《中兴书目》题汉光禄大夫郭宪，而晁伯宇以为葛洪伪造。书中年月日名，依附本纪，其论神仙服食及五岳真形图，四十年一传，与《抱朴子》、《仙药》、《遐览》诸篇相涉。首记景帝梦赤彘事，即《洞冥记》之文，若欲与《汉武故事》“景帝梦高祖曰：王美人生子当名为彘”互证者。又《御览》引渐台神屋等五条，亦绝似《洞冥记》。大约东晋以后，浮华之士，造作诞妄，转相祖述，其谁氏所作，不足深究也。藏本流传少见，虽其记载猥琐，然文彩绚烂，辞章家承用不废。为参校各本，订其异同，仍遵《四库》卷目，其《外传》及逸文，并录卷后。付刊后续有所见，别记校勘如左方。丙申秋仲钱熙祚识。(守山阁丛书《汉武帝内传》本) □《四库全书总目·汉武帝内传》： 《汉武帝内传》一卷，旧本题汉班固撰。《隋志》著录二卷，不注撰人。《宋志》亦注曰：不知作者。此本题曰班固，不知何据。殆后人因《汉武故事》伪题班固，遂并此书归之欤！《汉书·东方朔传赞》，称好事者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此书乃载朔乘龙上升，与《传赞》自相矛盾。其不出于固，灼然无疑。其文排偶华丽，与王嘉《拾遗记》、陶宏景《真诰》体格相同。考徐陵《玉台新咏序》，有“灵飞六甲，高擅玉函”之句，实用此传六甲灵飞十二事，封以白玉函语，则其伪在齐、梁以前。又考郭璞《游仙诗》，有“汉武非仙才”句，与传中王母所云”殆恐非仙才”语相合。葛洪《神仙传》所载孔元方告冯遇语，与传中称“受之者四十年传一人，无其人，八十年可顿受二人；非其人谓之泄天道，得其人不传是谓蔽天宝”云云，相合。张华《博物志》载“汉武帝好道，西王母七月七日漏七刻，乘紫云车来”云云，与此传亦合。今本《博物志》虽真伪相参，不足为证，而李善注《文选·洛神赋》已引《博物志》此语，足信为张华之旧文。其殆魏、晋间文士所为乎？陆德明《庄子释文》注《大宗师》篇西王母，亦引《汉武内传》云：西王母与上元夫人降帝，美容貌，神仙人也。事与今本所载同，而文句迥异。或德明隐括其词欤！ 钱曾《读书敏求记》曰：“《汉武内传》一卷，孱守居士空居阁校本。(案孱守居士，常熟冯舒之别号也。)《广记》删去元灵二曲及十二事篇目，又脱去朱鸟窗一段。对过，始知此本为完书”。案李商隐诗曰：“玉桃偷得怜方朔，金屋修成贮阿娇”，又曰“如何汉殿穿针夜，又向窗前觑阿环”，皆用朱鸟窗事。知古本当有此一段。李善注《文选》郭璞《游仙诗》，引《汉武内传》西王母侍女歌曰：“遂乘万龙輴，驰聘眄九野”二句，正元灵曲中语。知古本当有此二曲，钱曾所云良是。今检此本，亦无元灵二曲及朱鸟窗一段，而有十二事之篇目，与曾所说又不同。又《玉海》引《中兴书目》曰：“《汉武帝内传》二卷，载西王母事。后有淮南王、公孙卿、稷邱君八事，乃唐终南元都道士游岩所附。今亦无此八事，盖明人删窜之本，非完书矣。”(中华书局影印《四库全书总目》本)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汉武帝内传》： 《汉武帝内传》一卷，(《汉魏丛书》本)旧题汉班固撰，《四库全书》著录。《隋志》(杂传类)作《汉武内传》三卷，《旧唐志》(杂传类)作《汉武帝传》一卷，俱不注班固撰。《读书志》(传记类)作二卷，云：不题撰人，记王母降。《通考》传记同。《宋志》(传记类)亦作二卷，注云：不知作者。此本题为固撰，殆后人以《汉武故事》托名于固，并举此书归之耳。胡元瑞《四部正讹》(下)谓：详其文体，是六朝人作，盖齐、梁间好事者为之也。所载诸仙女名，诸家多用上元夫人，盖本此阿环上元名。案元瑞以为齐、梁间人作，殊为不确。今证以诸书所引，其书盖出于魏、晋之间，且文体雅与王子年《拾遗记》相同。然有诸书所引，而为今本所无者，亦颇繁多，则此本又为明人所删节，故止有十五、六页，断未能如诸家所载，可分为二卷、三卷也。知其非当日之完帙矣。《说郛》、《墨海金壶》均收入之。(商务印书馆《郑堂读书记》本) □余嘉锡《汉武帝内传辨证》： 旧本题汉班固撰。《隋志》著录二卷，(案《隋志》作三卷。)不注撰人。《宋志》亦注曰：不知作者。此本题曰班固，不知何据。其文排偶华丽，与王嘉《拾遗记》、陶弘景《真诰》体格相同。考徐陵《玉台新咏序》有“灵飞六甲，高擅玉函”之句，实用此传六甲灵飞十二事，封以白玉函语。则其伪在齐、梁以前。又考郭璞《游仙诗》有“汉武非仙才”句，与传中王母所云“殆恐非仙才”语相合。葛洪《神仙传》所载孔元方告冯遇语，与传中称“受之者四十年传一人，无其人，八十年可顿授二人”云云，相合。张华《博物志》载“汉武帝好道，西王母七月七日漏七刻乘紫云车来”云云，与此传亦合。其殆魏、晋间文士所为乎？ 嘉锡案：《旧》、《新唐志》皆有《汉武帝传》二卷，不著撰人名氏。《旧志》在杂传类，《新志》在道家类。《提要》不引，似失检。此书有《道藏》本，钱熙祚刻入《守山阁丛书》，附校勘记一卷。其序云：“此书旧题班固撰，《中兴书目》题汉光禄大夫郭宪，(案《玉海》卷五十八《汉武帝传》条引《书目》云：“《汉武帝内传》二卷，载西王母事。《洞冥记》四卷，后汉光禄大夫郭宪，载武帝神怪事。”未尝以此书为郭宪撰。钱氏误矣。)而晁伯宇以为洪伪造。(此《续谈助》卷一《洞冥记》后伯宇跋中引张柬之语，详见《洞冥记》条下。)书中年月日名，依附本纪。其论神仙服食及五岳真形图，四十年一传，与《抱朴子·仙药》、《遐览》诸篇相涉。首记景帝梦赤彘事，即《洞冥记》之文。若欲与《汉武故事》‘景帝梦高祖曰：王美人生子当名为彘’互证者。又《御览》引渐台神屋等五条，亦绝似《洞冥记》。大约东晋以后浮华之士，造作诞妄，转相祖述，其谁氏所作，不足深究也。”孙诒让《札迻》卷十一云：“《西京杂记》葛洪序：‘洪家复有《汉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汉武故事》一卷，世人希有之者。今并五卷为一秩，庶免沦没焉。’按此书(指《西京杂记。》)为稚川所假托。《汉武帝禁中起居注》，《汉武故事》盖亦同，故序并及之。《抱朴子·论仙篇》引《汉禁中起居注》说李少君事，与今本《汉武帝内传》末附《李少君传》略同。(自注云：《道藏》本作外传，此从晁载之《续谈助》校。)张柬之《洞冥记跋》云：‘昔葛洪造《汉武内传》、《西京杂记》。’(自注云：亦见《续谈助》。疑《内传》即《起居注》，《汉武故事》似亦即今所传本。盖诸书皆出稚川手，故文亦互相出入也。”(按《汉武故事》为王俭作，详见本条。)钱氏不深信此书为葛洪所造，而孙氏则信之。愚谓张柬之语必非无据，证以《抱朴子》所言，与此书相出入，尤觉信而有征，当从柬之定为葛洪所依托。至于《汉武故事》、《洞冥记》二书，据柬之言，乃王俭及梁元帝所造。初非出于葛洪一人之手，而其文亦与此书相出入者，盖王俭、梁元亦师洪之故智，伪撰古书，转相祖述，使后人互为印证，而信其真出汉人耳。日本人藤原佐世《见在书目》杂传内，有《汉武内传》二卷，注云：“葛洪撰”，佐世书著于中国唐昭宗时，是必唐以前目录书有题葛洪撰者，乃得据以著录。是则张柬之之言，不为单文孤证矣。(佐世于《洞冥记》仍题郭子横撰，不用柬之之说，故知其于此书题葛洪，必别有所据也。) 钱曾《读书敏求记》曰：“《汉武帝内传》一卷，孱守居士空居阁校本。《广记》删去元灵二曲及十二事篇目，又脱去朱鸟宿一段。对过，始知此本为完书。”按李商隐诗曰“玉桃偷得怜方朔，金屋修成贮阿娇”，又曰“如何汉殿穿针夜，又向窗前觑阿环”，皆用朱鸟窗事。知古本当有此一段。李善注《文选》郭璞《游仙》诗引《汉武内传》西王母侍女歌曰“遂乘万龙輴，驰骋眄九野”二句，正元灵曲中语。知古本当有此二曲。钱曾所云良是。今检此本，亦无元灵二曲及朱鸟窗一段，而有十二事之篇目，与曾所说又不同。又《玉海》引《中兴书目》曰：《汉武帝内传》二卷，载西王母事，后有淮南王、公孙卿、稷邱君八事，乃唐终南元都道士游岩所附。今亦无此八事，盖明人删窜之本，非完书矣。 案《昌黎先生集》卷七有《读东方朔杂事诗》一首，咏东方朔擅雷电谪人间事，注引《汉武内传》，亦是用朱鸟窗一段中语，且在李商隐之前，《提要》失于引证。钱氏校勘记序云：“《汉武帝内传》一卷。今文渊阁本、《说郛》、《汉魏丛书》本，略与《太平广记》同。皆非无帙。帷《道藏》本文多至倍，前人所引西王母侍儿歌及朱鸟窗事咸在焉。别有《外传》一卷，首条全袭《十洲记》，余亦出入《汉武故事》、《神仙传》等书。内钩弋夫人、鲁女生、李少君三事，《太平御览》、《孔氏六帖》、《事文类聚》并引作《内传》。考诸家著录，无《汉武外传》。《玉海》五十八引《中兴书目》：“《汉武帝内传》二卷，载西王母事。后有淮南王、公孙卿、稷邱君八事，乃唐终南玄都道士游岩所附，今悉在《外传》中。后得晁伯宇《续谈助》本，《内传》自太初元年提行另起，后附公孙卿、鲁女生、封君达、李少君四条，有王游岩跋云：‘右从淮南王至稷邱君凡八事，附之。”(案见《续谈助》卷四《汉武内传》后伯宇跋中。)正与《中兴书目》合。乃悟古本当以‘太初元年’以下为下卷。好事者附录杂文，后人觉其不类，遂析之为《外传》，而并原文二卷为一耳。”钱氏所考者如此，故其所刻最为完善。四库馆纂修诸人不读《释》、《道藏》，故所收古书，往往《道藏》中有完本者，皆不一参考，仍以通行残本著录。如此书，亦其一也。又案宋张淏《云谷杂记》卷二云：“韩子苍云：‘《汉武帝内传》，盖唐时道家流所为也。’子苍所言非也。《隋经籍志》：《汉武故事》二卷外，别有《内传》三卷，则《内传》其来久矣。子苍但见后有淮南王、公孙卿、稷邱君事，便谓此书出于后人，殊不知淮南等事，自是唐道士王游岩所附也。”说与《续谈助》、《中兴书目》皆合，可为钱氏说添一佐证。然淮南等八事，实非唐人所附，《中兴书目》及张氏、钱氏说皆非也。孙诒让《札迻》卷十一曰：“按《玉海》五十八引《中兴书目》云：《汉武帝内传》，后有淮南王、公孙卿、邱君“八事”，乃唐终南玄都道士王(按《玉海》无“王”字。)游岩所附。今考《续谈助》载王游岩跋云：‘右从淮南王对稷邱君凡八事，附之。’案《神仙传》：淮南仙专(自注云：此下有脱文。)的指又不出八公定何姓氏，据《刘根真人传》云云，(案所引刘根传，即载八公姓名及所服仙药。孙氏略去未引。)今因此传末并八公所氏以明之焉。天宝五载王游岩绪附之矣。缔绎跋语，盖淮南王八事旧本已附后，非游岩所增。游岩绪附者，自指《刘根真人传》八公姓名而言，与淮南王八事不相涉也。游岩为天宝间道士，而李贤《后汉书·方术传》注，引鲁女生、封君达、王真事、《初学记》、(案：见卷五及卷二十八。)《艺文类聚》(案：见卷七十八。)引李少君事，并已称《内传》。傥八事果游岩所附，安得李贤、徐坚、欧阳询诸人，先得见而引之乎？宋人读游岩跋不审，故有兹误。钱氏校勘记序亦沿其说，故附辩之。”孙氏所考，较之钱氏为明晰矣。(其实孙氏所引《后汉书》注、《初学记》、《艺文类聚》等事，即取材于校勘记，特钱氏未之思耳。)至诸书皆言淮南王、公孙卿、稷邱君八事，而《道藏》本稷邱君在淮南王之前，又所附不止八事。盖又经后人窜乱，非复唐、宋人所见之本也。(中华书局标点《四库提要辨证》本) 《汉杂事秘辛》 □杨慎《汉杂事秘辛题辞》： 《汉杂事》一卷，得于安宁州土知州董氏。前有义乌王子充印，盖子充使云南时箧中书也。然《御览》诸书亦在《汉杂事》，而略不见收。此特载汉桓帝懿献梁皇后被选及六礼册立事，而吴姁入后燕处审视一段，最为奇艳，但太秽亵耳。不谓冀威赫震人，犹得渎选如此。卷首有“秘辛”二字不可解，要是卷帙甲乙名目。余尝搜考弓足原始不得，及见约缣迫袜，收束微如禁中语，则缠足后汉已自有之。言脱于口，追驷不及，聊志于此，用塞疏漏之诮。(津逮秘书《汉杂事秘辛》本) □胡震亨《按语》： 按桓帝初为蠡吾侯，梁太后欲以女弟女莹妻之。征至京师，会质帝崩，因立之。其明年立女莹为后。袁宏 《后汉记》，范晔书帝后两纪，《李固传》并详之。后记有司请征引《春秋》在途称后，正谓前曾结婚也，不应复下诏审视； 即具故事，诏中亦应略及之。今第云贞静之德，流闻禁掖，何也？又刘昭《礼仪注》云： 汉立皇后，国礼之大，而志无其仪。取蔡质所记灵帝立宋后仪以备阙。此书较多审视及六礼节次，又在宋后前。宣卿注志，旧称博悉，不应舍此引彼，即位仪亦与注多同。虽用修复生不能制此疑案也。癸卯人日，胡震亨识。(津逮秘书《汉杂事秘辛》本) □《四库全书总目·汉杂事秘辛》： 《汉杂事秘辛》一卷，不著撰人名氏。杨慎《序》称得于安宁土知州万氏。沈德符《敝帚轩剩语》曰： “即慎所伪作也。”叙汉桓帝懿德皇后被选及册立之事，其与史舛谬之处，明胡震亨、姚士粦二跋，辨之甚详。其文淫艳，亦类传奇，汉人无是体裁也。(中华书局影印《四库全书总目》本)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杂事秘辛》： 阅《秘辛杂事》。此书出杨升庵伪撰。同时胡震亨、国朝姚士粦皆按史传驳其乘违数事，而士粦又谓其中造语，似非后人所能假托。予谓描写吴姁审视一段，自是六朝佳致，唐人小说，高者间有及之。升庵深于六朝，故能最其隽永，不足致疑。然导媟宣淫，莫此为甚，聪俊子弟，尤不宜观，刻丛书者往往收之，殊害风教。明人若汤玉茗谱《牡丹亭》、王弇州撰《金瓶梅》，虽雅俗攸分，蛊溺则一，文人好事，不免泥犂。升庵此书，因《隋书经籍志》有《晋杂事》之名，依托而作； 秘辛者，书部甲乙之目。而今刻者俱作“杂事秘辛”，颠倒不通矣。(中华书局《越缦堂读书记》本)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杂事秘辛》： 《杂事秘辛》一卷，(《汉魏丛书》本) 不著撰人名氏。《四库全书》著录上有汉字，此本为刊者所妄删尔。未有杨升庵跋，称得于安宁州土知州董氏，前有义乌王子充印，盖子充使云南时箧中书也。然《御览》所引书亦有《汉杂事》，而略不见收。此特载汉桓帝懿献梁皇后被选，及六礼册立事，而吴姁入后燕处审视一段，最为奇艳，但太秽亵耳。不谓冀威赫震人，犹得渎选如此。卷自有“秘辛”二字，不可解，要是卷帙甲乙名目。余谓此书即升庵谪居云南时所伪作，而托言得之安宁董氏，及、有王子充印也。胡孝辕、姚叔祥二跋，证据虽博，尚未敢竟指为升庵赝作，至沈虎臣《敝帚轩剩语》，始讼言其伪自升庵而论定矣。末又有秀水沈士友跋，亦惟称其文章之妙耳！ 陶珽重编《说郛》及《津逮秘书》均收入之。(商务印书馆《郑堂读书记》本)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有《杂事秘辛》一卷，记后汉选阅梁冀妹及册立事，杨慎序云，“得于安宁土知州万氏”，沈德符(《野获编》二十三)以为即慎一时游戏之作也。(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中国小说史略》) 三国两晋南北朝 《笑 林》 □《三国志·王粲传注引魏略·邯郸淳》： 《魏略》曰：淳一名竺，字子叔。博学有才章，又善《苍》、《雅》、虫、篆、许氏字指。初平时，从三辅客荆州。荆州内附，太祖素闻其名，召与相见，甚敬异之。时五官将博延英儒，亦宿闻淳名，因启淳欲使在文学官属中。会临菑侯植亦求淳，太祖遗淳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于是乃更著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与伉者。及暮，淳归，对其所知叹植之材，谓之“天人”。而于对世子未立。太祖俄有意于植，而淳屡称植材。由是五官将颇不悦。及黄初初，以淳为博士给事中。淳作《投壶赋》千余言奏之。文帝为工，赐帛千匹。(中华书局标点《三国志》本卷二十一)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隋志》又有《笑林》三卷，后汉给事中邯郸淳撰。淳一名竺，字子礼，颍川人，弱冠有异才，元嘉元年(一五一)，上虞长度尚为曹娥立碑，淳者尚之弟子，于席间作碑文，操笔而成，无所点定，遂知名，黄初初(约二二一)，为魏博士给事中，见《后汉书·曹娥传》及《三国·魏志·王粲传》等注。《笑林》今佚，遗文存二十余事，举非违，显纰缪，实《世说》之一体，亦后来诽谐文字之权舆也。(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中国小说史略》本) 《列异传》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列异传》： 《列异传》三卷，《通志》称魏文撰，而《通考》及《宋志》书目皆无之，盖自宋已亡矣。惟裴松之所引一事，附《蒋济传》注中。魏文与济同时，当是济自语魏文者。今录此云： 蒋济妇梦见亡儿曰：“死生异路，我今在地下，为泰山伍伯，憔悴困辱，不可复言。今太庙西讴士孙阿，见召为泰山令，愿母白侯属阿，令转我得乐处。”母惊悟白济，曰：“梦耳！不足怪也。”明日复梦，曰：“我来迎新君，止在庙下未发，暂得来归，新君明日日中当发，不复得归，永辞于此。侯气疆难感悟，故诉于母，愿重启侯，何惜不一验之。”遂道阿形状甚悉。天明，母重启济，济乃遣人诣太庙下，推问孙阿形状，证验悉如儿言。济涕泣曰：“几负吾儿！”于是乃见孙阿，具语其事。阿不惧当死，而喜得为泰山令，惟恐济言不信也。曰：“若如节下言，阿之愿也。不知贤子欲得何职？”济曰：“随地下乐者与之。”阿曰：“辄当奉教。”乃厚赏遣还。济欲速知其验，从领军门至庙下，十步安一人，以传阿消息。辰时传阿心痛，已时传阿剧，日中传阿亡。后月余，儿复来语母曰：“已转为录事矣。”(中华书局《少室山房笔丛》本《二酉缀遗》中)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 《隋志》有《列异传》三卷，魏文帝撰。今佚。惟古来文籍中颇多引用，故犹得见其遗文，则正如《隋志》所言，“以序鬼物奇怪之事”者也。文中有甘露年间事，在文帝后，或后人有增益，或撰人是假托，皆不可知。两《唐志》皆云张华撰，亦别无佐证，殆后有悟其抵牾者，因改易之。惟宋裴松之《三国志注》，后魏郦道元《水经注》皆已征引，则为魏晋人作无疑也。(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中国小说史略》本) □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 《列异传》原书佚于宋，散见于《水经注》、《齐民要术》、《三国志》裴松之注、《文选》李善注、《后汉书》李贤注、《史记》司马贞索隐及《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唐宋诸类书征引。征引者或有称为《列异记》的。是书佚文，民国吴曾祺《旧小说》甲集辑有七条，其中“泰山黄原”一条误取《幽明录》。鲁迅《古小说钩沉》辑五十条。 《列异传》最初著录于《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三卷，魏文帝撰。杂传类小序亦云：“魏文帝又作《列异》，以序鬼物奇怪之事。”《旧唐书·经籍志》杂传类鬼神目卷帙同，唯撰人作张华，《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撰人同《旧志》，卷数则为一卷，或已残阙。 关于撰人，《隋志》明谓魏文帝，《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李贤注、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一五八、徐坚《初学记》卷二六和卷二八亦均作魏文帝。初唐盛唐人皆不云张华，盖后人妄题也。《册府元龟》卷五五五云：“张华撰《列异传》三卷。”亦以讹传讹。 《列异传》中任城公孙达、汉中栾侯二事发生在高贵乡公甘露中，王臣事在魏明帝景初中，王周南事在齐王正始中，弦超事在齐王嘉平中，皆出文帝之后。论者常以此证明《列异》非魏文撰。按此五事大多为其它志怪书所载，疑诸书征引时错题书名，或者是流传中他文孱入亦未可知。以此为证，未见其妥。在没有发现确实证据前，还是属之魏文名下比较合适。 魏文帝即曹丕，字子桓，曹操长子。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生于东汉灵帝中平四年(一八七年)，卒于魏黄初七年(二二六年)。建安十六年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二十二年立为魏太子。曹操死后为丞相、魏王。延康元年(二二○年)代汉自立，在位七年。曹丕博学多才，《三国志》卷二《文帝纪》称“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裴注引《魏书》称“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言”。著有《典论》，已散失。有《魏文帝集》十卷，后佚，明人张溥辑为二卷，清丁福保辑六卷。 曹丕对博物学颇有兴趣，《抱朴子内篇·论仙篇》云：“魏文帝穷览洽闻，自呼于物无所不经。”《博物志》卷四《物类》引魏文帝所记分辨诸物之相似乱真者如武夫怪石似美玉云云，见出博物知识之丰富。他的诗多有咏神仙事者，如《游仙诗》云：“西山一何高，高高殊无极。上有两仙童，不饮亦为食。与我一丸药，光曜有五色。服药四五日，胸臆生羽翼。轻举生风云，倏忽行万亿。流览观四海，茫茫非所识。”可见他对神鬼之事亦喜称道。于是即有“以序鬼物奇怪”的《列异传》。 …… 《列异传》序鬼物奇怪之事极为丰富，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的第一部优秀之作。它继承汉末《异闻记》杂记鬼怪异闻的形式而变本加厉，使志怪小说进一步突破杂史和神仙传记的内容局限，而大大扩展了它的表现范围。(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唐前志怪小说史》本) 《博物志》 □张华《博物志·自序》： 余视《山海经》及《禹贡》、《尔雅》、《说文》、地志，虽曰悉备，各有所不载者，作略说。出所不见，麤言远方，陈山川位象，吉凶有征。诸国境界，犬牙相入。春秋之后，并相侵伐。其土地不可具详，其山川地泽，略而言之，正国十二。博物之士，一览而鉴焉。(浙江人民出版社《百子全书》本《博物志》) □王嘉《拾遗记·博物志》： 张华字茂先，挺生聪慧之德，好观秘异图纬之部，捃采天下遗逸，自书契之始，考验神怪，及世间闾里所说，造《博物志》四百卷，奏于武帝。帝诏诘问：“卿才综万代，博识无伦，远冠羲皇，近次夫子，然记事采言，亦多浮妄，宜更删剪，无以冗长为文！昔仲尼删《诗》、《书》，不及鬼神幽昧之事，以言怪力乱神；今卿《博物志》，惊所未闻，异所未见，将恐惑乱于后生，繁芜于耳目，可更芟截浮疑，分为十卷！”即于御前赐青铁砚，此铁是于阗国所出，献而铸为砚也；赐麟角笔，以鳞角为笔管，此辽西国所献；侧理纸万番，此南越所献。后人言“陟里”与“侧理”相乱，南人以海苔为纸，其理纵横邪侧，因以为名。帝常以《博物志》十卷置于函中，暇日览焉。(中华书局齐治平校注《拾遗记》本卷九) □房玄龄《晋书·张华传》： 张华字茂先，范阳方城人也。父平，魏渔阳郡守。华少孤贫，自牧羊，同郡卢钦见而器之。乡人刘放亦奇其才，以女妻焉。华学业优博，辞藻温丽，朗赡多通。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少自修谨，造次必以礼度。勇于赴义，笃于周急。器识弘旷，时人罕能测之。 初未知名，著《鹪鹩赋》以自寄。其词曰： 何造化之多端，播群形于万类。惟鹪鹩之微禽，亦摄生而受气，育翩鹮之陋体，无玄黄以自贵；毛无施于器用，肉不登乎俎味。鹰鹯过犹战戢翼，尚何惧于罿罻！ 翳荟蒙笼，是焉游集。 飞不飘扬，翔不翕集。其居易容，其求易给；巢林不过一枝，每食不过数粒。栖无所滞，游无所盘；匪陋荆棘，匪荣茞兰。动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顺理，与物无患。伊兹禽之无知，而处身之似智。不怀宝以贾害，不饰表以招累。静守性而不矜，动因循而简易。任自然以为资，无诱慕于世伪。 雕鹖介其觜距，鹄鹭轶于云际，鹭鸡窜于幽险，孔翠生乎遐裔，彼晨凫与归雁，又矫翼而增逝，咸美羽而丰肌，故无罪而皆毙；徒衔芦以避缴，终为戮于此世。苍鹰鸷而受绁，鹦鹉慧而入笼，屈猛志以服养，块幽絷于九重；变音声以顺旨，思摧翮而。恋钟岱之林野，慕陇坻之高松。虽蒙幸于今日，未若畴昔之从容。海鸟爰居，避风而至；条支巨爵，逾岭自致；提挈万里，飘飖逼畏。夫惟体大妨物，而形環足伟也。 阴阳陶烝，万品一区。巨细舛错，种繁类殊。鹪冥巢于蚊睫，大鹏弥乎天隅，将以上方不足而下比有余。普天壤而遐观，吾又安知大小之所如。 陈留、阮籍见之，叹曰：“王佐之才也！”由是声名始著。 郡守鲜于嗣荐华为太常博士。卢钦言之于文帝，转河南尹丞，未拜，除佐著作郎。顷之，迁长史，兼中书郎。朝议表奏，多见施用，遂即真。晋受禅，拜黄门侍郎。封关内侯。 华强记默识，四海之内，若指诸掌。武帝尝问汉宫室制度及建章千门万户，华应对如流，听者忘倦，画地成图，左右属目。帝甚异之，时人比之子产。数岁，拜中书令，后加散骑常侍。遭母忧，哀毁过礼，中诏勉励，逼令摄事。 初，帝潜与羊祜谋伐吴，而群臣多以为不可，唯华赞成其计。其后，祜疾笃，帝遗华诣祜，问以伐吴之计，语在《祜传》。及将大举，以华为度支尚书，乃量计运漕，决定庙算。众军既进，而未有克获，贾充等奏诛华以谢天下。帝曰：“此是吾意，华但与吾同耳。”时大臣皆以为未可轻进，华独坚执，以为必克。及吴灭，诏曰：“尚书、关内侯张华，前与故太傅羊祜共创大计，遂典掌军。” 后伦、秀伏诛，齐王冏辅政，挚虞致笺于冏曰：“间于张华没后入中书省，得华先帝时答诏本草。先帝问华可以辅政持重付以后事者，华答：‘明德至亲，莫如先王，宜留以为社稷之镇。’其忠良之谋，款诚之言，信于幽冥，没而后彰，与苟且随时者不可同世而论也。议者有责华以愍怀太子之事不抗节廷争。当此之时，谏者必得违命之死。先圣之教，死而无益者，不以责人。故晏婴，齐之正卿，不死崔杼之难；季札，吴之宗臣，不争逆顺之理。理尽而无所施者，固圣教之所不责也。”于是奏曰：“臣闻兴微继绝，圣王之高政；贬恶嘉善，《春秋》之美义。是以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诚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孙秀逆乱，灭佐命之国，诛骨鲠之臣，以斫丧王室；肆其虐戾，功臣之后，多见泯灭。张华、裴頠各以见惮取诛于时，解系、解结同以羔羊并被其害，欧阳建等无罪而死，百姓怜之。今陛下更日月之光，布维新之命，然此等诸族未蒙恩理。昔栾郤降在皂隶，而《春秋》传其违；幽王绝功臣之后，弃贤者子孙，而诗人以为刺。臣备忝在职，思纳愚诚。若合圣意。可令群官通议。”议者各有所执，而多称其冤。壮武国臣竺道又诣长沙王，求复华爵位，依违者久之。 太安二年，诏曰：“夫家恶相攻，佞邪丑正，自古而有。故司空、壮武公华竭其忠贞，思翼朝政，谋谟之勋，每事赖之。前以华弼济之功，宜同封建，而华固让至于八九，深陈大制不可得尔，终有颠败危辱之虑，辞义恳诚，足劝远近。华之至心。誓于神明。华以伐吴之勋，受爵于先帝。后封既非国体，又不宜以小功逾前大赏。华之见害，俱以奸逆图乱，滥被枉贼。其复华侍中、中书监、司空、公、广武侯及所没财物与印绶符策，遣使吊祭之。” 初，陆机兄弟志气高爽，自以吴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国人士，见华一面如旧，钦华德范，如师资之礼焉。华诛后，作诔，又为《咏德赋》以悼之。 华著《博物志》十篇，及文章并行于世。二子：袆、韪。(中华书局标点《晋书》本卷三十六) □都穆《明刻本博物志跋》： 张茂先尝采历代四方奇物异事，著《博物志》四百，晋武帝以其太繁，俾删为十卷，今所传本是也。茂先读书三十车，其辨龙鲊，识剑气，以为博物所致，是书固君子之不可废欤？第未知武帝之俾删者何说？而所存止于是也。夫覆载之间，何所不有？人以耳之不接，一切疑之而不信非也。《论语》记子不语怪，怪固未尝无也，圣人特不语以示人耳。予同年贺君志同为衢州推官，宝爱是书，刻梓以传。夫仕与学一道。君子好古若是，推之于政，殆必有过人者，而不俟予之言也。弘治乙丑春二月工部主事姑苏都穆记。(中华书局范宁校证《博物志》本) □王谟《博物志跋》： 右张华《博物志》十卷，《晋书》本传及隋、唐《志》所载并同。按王子年《拾遗记》载张华造《博物志》四百卷，“奏于武帝，帝诏诘问，卿才综万代，博识无伦，远冠羲皇，近次夫子。然记事采言，亦多浮妄，宜更删剪，无以冗长成文。昔仲尼删《诗》，尚不及鬼神幽味之事，以言怪力乱神。今卿《博物志》惊所未闻，异所未见，将恐惑乱于后生，繁芜于耳目，更芟截浮疑，分为十卷”。遂即于御前赐青铁砚，麟角笔，侧理纸，而以《博物志》十卷置于函中，暇日览焉。是则此十卷即武帝所删定也。自后行世，惟此十卷。其轶犹时时散见他书，而《后汉书·郡国南》注所引《博物记》，遂至有四十六条之多，由张氏鉴省《禹贡》、《山海经》、地志而作是志，故于地理特详。既以地理略冠卷首矣，第六卷又有地理考如《郡国志》注所引，殆即本卷所删。又裴骃《史记集解》於公治长、望诸君、赵奢、武涉墓所，亦引张华说。今第六卷犹载有赵鞅、盗跖冢，不知当日何以不删？其他如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以及唐宋人类书中所引为今志所不载者尤多。裒而辑之，尚可数卷，此则王嘉所说未为虚也。汝上王谟识。(中华书局范宁校证《博物志》本) □钱熙祚《博物志跋》 今世相传《博物志》十卷，凡三十八类。分析处都无义理。惟士礼居刻仿宋连江叶氏本，不分门类，段目次序与俗本大异。然以唐宋类书所引校之，脱简自一二字至数行不符。其他前后复见杂不出伦者甚夥。至太姒梦见商之庭产棘条，掇拾《周书》程寤、大聚、武顺、度邑四篇文，连合为一，尤属巨谬。窃意宋初原书尚存，故《御览》、《广记》引《博物志》往往出今本外。此系叶氏删节之本，未免移易改窜。逮全帙既亡，后人觉叶本不安，辄以意强析门类，卒不知其愈失愈远也。黄荛圃谓此书大略撮取载籍所为，故自来目录皆人杂家。其说至确。乃遽以叶本为全书，而疑散见于他所称引者为《张公杂记》，亦执持太过矣。予既主叶本，杂采宋以前诸书，补正其脱误，并辑逸文，附箸卷末。惟《太平广记》引萧思遇、崔书生、赵平原三事，皆在茂先后，断非《博物志》文，今置不录云。庚子季复(道光二十年)锡之甫识。(中华书局范宁校证《博物志》本)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博物志》： 《博物志》十卷，晋张华撰。华博洽冠古今，此书所载疏略浅猥，亡复伦次，疑后世类书中录出者。然《隋志》亦仅十卷，每用为疑。近阅一杂说，记唐人殷文圭云：“华原书四百卷，武帝删之，止作十卷。”始信余见有吻合者。盖《隋志》乃武帝所删本，至宋不无脱落，后人又从《广记》录出，虽十卷，实二三存，并非隋世之旧，故益廖廖耳。(中华书局《少室山房笔丛》本《九流绪论》下) □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博物志》： 称张华撰。唐殷文奎为注曰：“张华读三十车书，作《博物志》四百卷。武帝以为繁，止作十卷。”案此书浅猥无足观，决非华作。殷之所云，正以饰是书之陋耳。魏晋间人何尝有著书四百卷者？且从中选得十卷，不知当若何佳，今乃尔耶！ (知不足斋丛书《古今伪书考》本)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博物志》 原本《博物志》十卷，(吴门黄氏士礼居刊本)晋张华撰，宋周日用等注。(华仕履见谱录类，日用始末无考，署曰汝南，举郡望耳。)《隋志》(杂家类)载《博物志》十卷，新旧《唐志》、《崇文目》、《书录解题》(杂家类)、《通志》杂家、《宋志》俱同。《读书志》及《解题》又载周卢注《博物志》十卷，卢氏注六卷，《通考》同。晁氏称是书载历代四方奇物异事。两本前六卷略同，其无周氏注者稍多，而无后四卷。是本前有黄荛圃(丕烈)刊序，谓予家有汲古阁影钞宋本，末题云：连江叶氏，与今世所行本��然不同。尝取而读之，乃知茂先此书，大略撮取载籍所为，故自来目录皆入之杂家。其体例之独创者，则随所撮取之书，分别部居，不相杂厕，如卷首括地象毕方继以考灵耀是也。以下虽不能条举所出，然列於《山海经》、《逸周书》等，皆显然可验。今本强立门类，割裂迁就，遂使荡析离居，失其指趣，致为巨谬矣。考《读书志》及《通考》皆载周日用注十卷，即是此本，遂刻之以正今本之失，於中仍不免讹错，皆不难校正，今悉仍其旧者，恐失真也。今观是本，前有茂先原序，与今本同；其载日用注及卢氏注，各系姓氏以别之，亦与今本同，特所载皆属寥寥耳。此本当为张氏原书，后人未见其书，别采遗文，裒合成编；又杂取分书附益之，故不能如此本之详备也。考《隋志》(杂家类)又载《张公杂记》一卷，注云：张华撰，梁有五卷，与《博物志》相似，小小不同。又有《杂记》十一卷，注云：张华撰。《新唐志》(杂家类)亦载《张公杂记》一卷，然则《史记索隐》、《续汉书》注、《三国志》注、《文选》注及《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所引，多有出於此本外者，或即《张公杂记》之文欤？ (商务印书馆《郑堂读书记》本) □《郑堂读书记·博物志》： 《博物志》十卷，(《汉魏丛书》)旧题晋张华撰，《四库全书》著录。案茂先原书，吴门黄荛圃以影钞宋本校刊行世，与是书详略迥异，是本盖后人未见原书，惟采掇诸书所引，而附益以他小说，分类成编。故证以诸书所引，或有或无，或合或不合也。其书前有茂先原序，凡分三十八目，颇近类事之书。考《读书志》、《书录解题》皆不言其分类隶事，此则非张氏原书之明证也。且又录及唐人所撰《隋书》之文，则其编次亦甚无端绪矣。《秘书二十一种》亦收入之。(商务印书馆《郑堂读书记》本)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晋以后人之造伪书，于记注殊方异物者每云张华，亦如言仙人神境者之好称东方朔。张华字茂先，范阳方城人，魏初举太常博士，入晋官至司空，领著作，封壮武郡公，永康元年四月赵王伦之变，华被害，夷三族，时年六十九(二三二——三○○)，传在《晋书》。华既通图纬，又多览方伎书，能识灾祥异物，故有博物洽闻之称，然亦遂多附会之说。梁萧绮所录王嘉《拾遗记》(九)言华尝“捃采天下遗逸，自书契之始，考验神怪，及世间闾里所说，造《博物志》四百卷，奏于武帝”，帝令芟截浮疑，分为十卷。其书今存，及类记异境奇物及古代琐闻杂事，皆刺取故书，殊乏新异，不能副其名，或由后人缀辑复成，非其原本欤？今所存汉至隋小说，大抵此类。(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中国小说史略》) □余嘉锡《四库提要·博物志辨证》： 旧本题晋张华撰。考王嘉《拾遗记》，称华好观秘异图纬之部，捃采天下遗逸，自书契之始，考验神怪，及世间闾里所说，造《博物志》四百卷，奏於武帝。帝诏诘问，卿才综万代，博识无伦，然记事采言，亦多浮妄，可更芟截浮疑，分为十卷云云。是其书作於武帝时。今第四卷物性类中，称武帝泰始中武库火，则武帝以后语矣。裴松之《三国志注魏志太祖纪》、《文帝纪》、《濊传》、《吴志·孙贲传》，引《博物志》四条。今本惟有《太祖纪》所引一条，而佚其前半，余三条皆无之。又江淹《古铜剑赞》引张华《博物志》曰：“铸铜之工，不可复得，惟蜀地羌中时有解者。”今本无此语。足证非宋、齐、梁时所见之本。又《唐会要》载显庆三年太常丞吕才奏，案张华《博物志》曰：“《白雪》，是泰帝使素女鼓五弦曲名。以其调高，人遂和寡。”又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引张华《博物志》曰：“刘褒，汉桓帝时人。曾画云汉图，人见之觉热。又画北风图，人见之觉凉。”今本皆无此语。李善注《文选》引张华《博物志》十二条，见今本者九条。其《西京赋》注引王孙公子皆古人相推敬之词一条，《闲居赋》注引张骞使大夏得石榴、李广利为贰师将军伐大宛得蒲陶一条，《七命》注引橙似橘而非、若柚而有芬香一条，则今本皆无此语。段公路《北户录》引《博物志》五条，见今本者三条。其鸺鹠一名鸡鸺一条，金鱼脑中有麸金出功婆塞江一条，则今本皆无此语。足证亦非唐人所见之本。《太平广记》引《博物志》郑宏沈酿川一条，赵彦卫《云麓漫钞》引《博物志》黄蓝张骞得自西域一条，今本皆无之。晁公武《读书志》称卷首有理略，后有赞文。今本卷首第一条为地理，称《地理略》，自魏氏曰以前云云，无所谓理略。赞文惟地理有之，亦不在卷后。又赵与时《宾退录》称张华《博物志》卷末载湘夫人事，亦误以为尧女。今本此条乃在八卷之首，不在卷末。皆相矛盾。则并非宋人所见之本。或原书散佚，好事者掇取诸书所引《博物志》、而杂采他小说以足之。故证以《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所引，亦往往相符。其余为他书所未引者，则大抵剽掇《大戴礼》、《春秋繁露》、《孔子家语》、《本草经》、《山海经》、《拾遗记》、《搜神记》、《异苑》、《西京杂记》、《汉武内传》、《列子》诸书，饾饤成帙，不尽华之原文也。 嘉锡案：《提要》此篇，旁征博引，用力颇为勤至，与他篇之偶阅数条，便加论断殊科。然其所考，亦尚有未尽然者。王嘉《拾遗记》所记之事，杜撰无稽，殆无一语实录。《提要》亦谓“其言荒诞，证以史传皆不合”。(见《总目》本卷。)故用入词赋，取增华藻，固无不可，若竟认为信史，资以论古，则未免为有识所讥。《提要》讥朱彝尊采《洞冥记》伏生受《尚书》於李克一条入《经义考》，为嗜博贪奇，有失别择，非著书之体例。(见《总目》卷一百四十二《洞冥记》提要。)今方考论古书正伪，忽引荒诞之小说，殆於尤而效之矣。且黄氏士礼居所刻影宁本，并无泰始中武库火一条，至谓晁公武称卷首有理略，后有赞文。考宋淳佑袁州本《读书志》卷三下作“首卷有《地理略》，后有赞文”。《玉海》卷五十七晋《博物志》条下，引晁氏曰亦同。然则今本《博物志》卷首之《地理略》，正与晁公武所见者相合。《提要》所据之《读书志》，乃传刻之本，偶脱一地字耳。通行本《博物志》之赞文虽在首卷之中，影宁本实在第一卷末，与《读书志》并无不合。湘夫人尧之二女一条，影宋本实在卷十，於《宾退录》亦无矛盾。特修《提要》时，未见宋本，仅就通行本立论，尚为未足深讶耳。至《提要》他所指摘，则皆深中要害。此书之非张华原本，殆无疑义。而近人丁国钧《补晋书艺文志》(卷三。)乃曰：“考《北史·常景传》，有删正《博物志》语，是世所传本，已非张氏之旧。段公路《北户录》及《文选注》所引各条，多出今本之外，疑据景未删之本。”其言亦似足以解纷。然何以解於其文与《拾遗记》、《汉武内传》诸伪书相暗合乎？ (书中明引《列子》，近人多疑《列子》晋人伪作，则未必在张华之前。)黄丕烈《刻博物志序》云：“予家有汲古阁影钞宋本《博物志》，末题云连江叶氏，与今世所行本，��然不同。尝取而读之，乃知茂先此书，大略撮取载籍所为，故自来目录皆入之杂家。其体例之独创者，则随所撮取之书，分别部居，不相离厕。如卷首《括地象毕方》继以《考灵耀》是也。以下虽不能条举所出，然《列子》、《山海经》、《逸周书》等，皆显然可验。今本强立门类，割袭迁就，遂使荡析离居，失其指趣，致为巨谬矣。(按通行本分三十八类。黄本止卷一为《地理略》，以后不分门类。)考《读书志》及《通考》，皆载周日用注十卷，即是此本。晁氏云‘首卷《地理略》，后有赞文’，实为吻合。遂刻之以正今本之失。若夫《通考》所云《博物》四百，非有成书。而刘昭《郡国志注》、小司马《索隐》、李崇贤《文选注》及《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所引，多出今本之外。《隋志》云：‘《博物志》十卷，张华撰。’又云：‘《张公杂记》一卷，张华，梁有五卷，与《博物志》相似，小小不同。’又云：‘《杂记》十一卷，张华撰。’然则所引或出二书欤？”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六十七，亦谓诸书所引，有出今本之外者，或即《张公杂记》之文。且以士礼居刊本为张氏原书。实则均之想当然耳。较丁氏以今本为常景所删正者，尤无根据。考据之学，贵於征实，臆断之说，未敢雷同。 又刘昭《续汉志注·律历志》引《博物记》一条，《舆服志》引《博物记》一条，《五行志》引《博物记》二条，《郡国志》引《博物记》二十九条。《齐东野语》引其中日南野女一条，谓《博物记》当是秦、汉间古书，张华取其名而为志。杨慎《丹铅录》亦称据《后汉书注》，《博物记》乃唐蒙所作。今观裴松之《三国志注》引《博物记》四条，又於《魏志·凉茂传》中引《博物记》一条，灼然二书，更无疑义。此本惟载江河水赤一条。又载汉末关中女子乃范明友奴发冢重生一条，而分为两条。又载日南野女一条。讹群行不见夫句，为群行见丈夫。讹其状皛且白句，为状晶目。其余三十一条则悉遗漏，岂非偶於他书见些三条，以“博物”二字相同，不辨为两书，而贸贸采入乎？至於杂说下所载豫章衣冠人有数妇一条，及《隋书·地理志》之文，唐人所撰。华何自见之，尤杂合成编之明证矣。 案：杨慎以《博物记》为唐蒙作，后之辑录古书者，大抵从之。惟孙志祖《读书脞录》卷四云：“杨升庵《丹铅录》云：‘汉有《博物记》，非张华《博物志》也。周公谨云：不知谁著。考《后汉注》，始知《博物记》为唐蒙作。’志祖案：张华《博物志》，亦称《博物记》，无二书也。但今世所行《博物志》，本非完书，后人见刘昭注引有佚文，遂疑别一书尔。《续汉书·郡国志》，犍为郡下有《蜀都赋注》斩凿之迹今存，昔唐蒙所造。本谓唐蒙开道事也。其下乃引《博物记》县西百里有牙门山。升庵误以唐蒙所造，连以《博物记》为读，云唐蒙作《博物记》，卤莽甚矣。胡元瑞《丹铅新录》，亦未加驳正。”其语极为精核。然则是书之同於《博物记》，自是原书所有，非由后人贸然采入也。 书中间有附注，或称卢氏，或称周日用。案《文献通考》载周、卢注《博物志》十卷，又卢氏注《博物志》六卷。此所载寥寥数条，殆非完本，或亦后人偶为摘附欤？ 各本所载卢氏及周日用注，均甚寥寥。《提要》疑为后人摘附。考《玉海》卷五十七引《中兴书目》云：“有周日用、卢氏注释，间见於下。”谓之间见，可见注之不详。南宋之初传本已然，非宋以后人之所摘附也。孙志祖疑为明委人刻书删去，亦失之不考。(中华书局《四库提要辨证》本) □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 作为地理博物体志怪，《博物志》是受了《山海经》影响的。宋人李石《续博物志序》云：“张华述地理，自以禹所未至，且天官所遗多矣。经所不载，以天包地，象纬之学，亦华所甚惜也。虽然，华仿《山海经》而作，故略。”书中，地理博物知识及传说，占很大比重，昔人云：“天地之高厚，日月之晦明，四方人物之不同，昆虫草木之淑妙者，无不备载。”这一点很像《山海经》。《山海经》的地理博物是巫术化和方术化了的，《博物志》“陈山川位象，吉凶有征”，多有图谶方伎之说，也是同样性质，不过是增加了汉以来的新迷信内容。而它“虽多奇闻异事，而简略不成大观”，也还是《山海经》式。 《博物志》自然也有自己的特点，它虽多记地理博物，但并不限于山川动植、远国异民。一是记载了许多全无故事性的杂考杂说杂物，二是又记载了许多故事性很强的非地理博物性的传说。本来地理博物体志怪的小说特征就不及杂记体来得鲜明，再加上这第一点，结果是博则博矣，但却大大削弱了它的小说性，丛脞芜杂，鸡零狗碎，几乎成了一盘大杂烩。因此，历代史志书目多有列为杂家者，《百川书志》则入于格物家。胡应麟《九流绪论下》云：“《博物》，《杜阳》之祖也。”也是把它当作杂俎看待。作为小说，这是它不及《山海》，更不及《神异》、《洞冥》等书的地方。好在第二点又增加了它的小说性，突破了地理博物体志怪专记山川动植、殊方异族的范围，这又是它胜于《山海》、《神异》等书的地方。总的来说，《博物志》作为小说，不是优秀之作，只因它还记载了一些较好的传说，尚可差强人意。(南开大学出版社《唐前志怪小说史·魏晋志怪小说》) 《西京杂记》 □葛洪《西京杂记跋》： 洪家世有刘子骏《汉书》一百卷，无首尾题目，但以甲乙丙丁记其卷数。先公传云，歆欲撰《汉书》，编录汉事，未得缔构而亡，故书无宗本，止杂记而已，失前后之次，无事类之辨。后好事者以意次第之，始甲终癸，为十秩(按：应为帙)，帙十卷，合为百卷。洪家具有其书，试以此记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有小异同耳。并固所不取，不过二万许言，今抄出为二卷，名曰《西京杂记》，以裨《汉书》之阙尔。后洪家遭火，书籍都尽，此两卷在洪巾箱中，常以自随，故得犹在。刘歆所记，世人稀有，纵复有者，多不备足见，其首尾参错，前后倒乱，亦不知何书，罕能全录。恐年代稍久，歆所撰遂没并洪家。此书二卷，不知出所，故序之云尔。(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笔记小说大观》本《西京杂记》) □颜师古《汉书·匡衡传注》： ……今有《西京杂记》者，其书浅俗，出于里巷，多有妄说，乃云匡衡小名鼎，盖绝知者之听。(中华书局《汉书》标点本卷八十一) □孔天胤《刻西京杂记序》： 《西京杂记》以记汉故事名，本叙谓是刘歆所编录。歆多闻博综，故所述经奇。今关中固汉西京也。鸿人达士慕汉之盛，吊古登高，往往叹陵谷之变迁，伤文献之阙绝，或得断碑残础，片简只字，云是汉者，即欣睹健羡，如获珙璧，方且亟为表识，恐复湮灭。好古之信也。乃若此书所存，言宫室苑囿，舆服典章，高文奇技，瑰行伟才，以及幽鄙而不涉淫怪，烂然如汉之所极观实盛，称长安之旧制矣。故未央、昆明、上林之记，详于郡史；卿云辞赋之心，闳于本传；文木等八赋，雅丽独陈。《雨雹对》一篇，天人茂著，余如此类，遍难患敷然，以之考古，岂不烱览巨丽哉！ 缘其书罕传，故关中称多古，图籍亦独阙之。余携有旧本，在巾笥中，会左使百川张公下车宣条，敦修古艺宪之事，余因出其书商之，遂命工锓梓，置省阁中，以存旧而广传，不知好古者视之果何如也！嘉靖壬子夏四月上日河汾孔天胤识(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孔天胤《西京杂记》本) □黄省曾《西京杂记序》： 汉之西京，惟固书为该练，非固之能尔，亦其所资者瞻也。仲尼约之宝书，马迁鸠诸国史，因本而成，在古皆然也。暇得葛洪氏《西京杂记》，读之，云为刘子骏所撰，以甲乙第次百卷，考比固作，殆是全取刘书，有小异同耳。洪又抄集固所不隶者二万许言，命曰《西京杂记》，予于是始知固之《汉书》，盖根起于子骏也。乃溯忆其所不录之故，大约有四：则猥琐可略，闲漫无归，与夫杳昧而难凭，触忌而须讳者也。其猥琐者则霍妻遗衍之类是也；其闲漫者则上林异植之类是也；其杳味者则宣狱佩镜、秦库玉灯之类是也；而其触忌者则庆郎赵后之类是也。凡若此者，披金置沙，法所删弃矣。至于乘舆大驾，仪在典章；鲍董问对，言关理奥、亦皆摈落而无采。宜书而不书者何也？岂不幸存于杂记欤？但今所传，且失其半，又非洪之故简矣。呜呼！后代之儒安得如子骏者遐收汇集，以待班固者出欤？诚为史家之一慨也。吴郡黄省曾撰。嘉靖十三年二月四日。(明万历刊《西京杂记》本)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西京杂记》： 《西京杂记》，世以葛洪伪撰，余详辩之矣。或又以为吴均者。无他据，止《酉阳杂俎》记六朝人欲用《西京杂记》事，既而中止。曰此呈均语，恐不足用。然洪序篇未甚明，安知非《杂俎》误？ (中华书局《少室山房笔丛》本《四部正讹》下)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西京杂记》： 阅《西京杂记》。此书托名刘歆所撰，葛洪所录，论者谓实出梁吴均之手。其文字固不类西汉人，且序言班固《汉书》全出于此，洪采班书所未录者，得此六卷。然其中如赵飞燕女弟昭阳殿一段，傅介子一段，又皆班书所已录。稚川之言，固未可信。至谓出于吴均，则未必然。观所载汉事，如杀赵隐王者为东郭门外官奴，惠帝后腰斩之而吕后不知；元帝以王昭君故，杀画工毛延寿、陈敞、刘白、龚宽、阳望、樊育等；高贺诮公孙弘内服貂蝉，外衣麻枲，内厨五鼎，外膳一肴，弘叹曰：宁逢恶宾，不逢故人；高祖为太上皇作新丰，匠人吴宽所营；匡衡勤学，穿壁引光，又从邑人大姓文不识家佣作读书；成帝好蹴踘，家君(歆称其父向。)作弹棋以献；王凤以五月五日生；杨王孙名贵，京兆人；司马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平陵曹敝在吴章门下，好斥人过，世称轻薄，后独收葬章尸，平陵人生为立碑于吴章墓侧，在龙首山南；郭威、杨子云及向、歆父子论《尔雅》实出周公所记；张仲孝友之类，后人所足；霍将军妻一产二子，疑兄弟先后；广川王去疾好聚无赖少年，(《汉书》作广川王去，去字不似名，疑作去疾为是，然他无可证。)发掘冢墓诸条；必皆出于两汉故老所传，非六朝人所能凭空伪造。又如记舆驾饮酹禳水家臣诸制，尤足补汉仪之阙。其一二佚事，亦可考证《汉书》如卫青生子，有献䯄马者，乃命曰䯄，字叔马；后改为登，字叔升；登即封发干侯者。公孙弘著(公孙子》，言刑名事，今《汉志》有《公孙弘》十篇，此类皆是。黄俞邰序称其乘舆大驾，仪在典章；鲍、董问对，言关理奥者，诚不诬也。惟所载靡丽神怪之事，乃由后人添入，或出吴均辈所为耳。其显然乘误者，如云霍光妻遗淳于行蒲桃锦散花绫走珠等，为起第宅，奴辈不胜数。按《汉书》言衍毒许后，出过见显，相劳问，亦未敢重谢衍。且此时方有人上书告诸医侍疾无状，显恐，急语光，署衍勿论，岂有为起第宅厚相赂遗之理？ 又云广陵王胥有勇力，常学格熊，后为曾所伤，陷脑而死。按《汉书·武五子传》，胥以祝诅事发觉，自绞死。又云太史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后坐举李陵，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按迁作《史记》，在遭李陵祸之后，《史记》、《汉书》俱有明文。《汉书》又言迁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故有报故人任安一书，而云下狱死，纰谬尤甚。若果出叔庠，则史言均好学，将著史以自名。欲撰《齐书》，从梁武帝求借《齐起居注》及《群臣行状》，帝不许。使撰通史，起三皇讫于齐代，均草本纪、世家已毕，惟列传未就而卒。又注范烨《后汉书》九十卷，著《齐春秋》二十卷，《庙记》十卷，《十二州记》十六卷，《钱唐先贤传》五卷。是叔庠固深于史学者，岂于《史记》、《汉书》转未照覆，致此舛误乎？盖由汉代裨官记载，传讹致然，故历代引用，皆不能废。其赵飞燕女弟居昭阳殿一条云，砌皆铜沓，黄金涂，正可证今本《汉书·赵后传》，作切皆铜沓冒黄金涂，冒字为涉注文而衍者也。(中华书局《越缦堂读书记》本)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至于杂载人间琐事者，有《西京杂记》，本二卷，今六卷者宋人所分也。未有葛洪跋，言“其家有刘歆《汉书》一百卷，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氏，小有异同，固所不取，不过二万许言。今钞出为二卷，以补《汉书》之阙。”然《隋志》不著撰人，《唐志》则云葛洪撰，可知当时皆不信为真出于歆。段成式(《酉阳杂俎·语资篇》)云，“庾信作诗，用《西京杂记》事，旋自追改曰，‘此吴均语，恐不足用。’”后人因以为均作。然所谓吴均语者，恐指文句而言，非谓《西京杂记》也，梁武帝敕殷芸撰《小说》，皆钞撮故书，已引《西京杂记》甚多，则梁初已流行世间，固以葛洪所造为近是，或又以文中称刘向为家君，固疑非葛洪作，然既托名于歆，则摹拟歆语，固亦理势所必至矣。书之所记，正如黄省曾序言，“大约有四：则猥琐可略，闲漫无归，与夫杳昧而难凭，触忌而须讳者。”然此乃判以史裁，若论文学，则此在古小说中，固亦意绪秀异，文笔可观者也。 葛洪字稚川，丹阳句容人，少以儒学知名，究览典籍，尤好神仙导养之法，太安中，官伏波将军。以平贼功封关内侯。干宝深相亲善，荐洪才堪国史，而洪闻交址出丹，自求为勾漏令，行至广洲，为刺史所留，遂止罗浮，年八十一，兀然若睡而卒(约二九○——三七○)，有传在《晋书》。洪著作甚多，可六百卷，其《抱朴子》(内篇三)言太丘长颍川陈仲弓有《异闻记》，且引其文，略云郡人张广定以避乱置其四岁女于古冢中，三年复归，而女以效龟息得不死。然陈实此记，史志既所不载，其事又甚类方土常谈，疑亦假托。葛洪虽去汉未远，而溺于神佩，故其言亦不足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中国小说史略》) □余嘉锡《四库提要·西京杂记辨证》： 旧本题晋葛洪撰。黄伯思《东观余论》称此书中事皆刘歆所说，葛稚川采之。其称余者，皆歆本文云云。今检书后有洪跋，称其家“有刘歆《汉书》一百卷。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氏，有小异同，固所不取，不过二万许言。今钞出为二卷，名曰《西京杂记》，以补《汉书》之阙”云云。伯思所说，盖据其文。案《隋书·经籍志》载此书二卷，不著撰人名氏。《汉书·匡衡传》颜师古注称今有《西京杂记》者，出于里巷，亦不言作者为何人。至段成式《酉阳杂俎·广动植篇》始载葛稚川就上林令鱼泉问草木名，今在此书第一卷中。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毛延寿画王昭君事，亦引为葛洪《西京杂记》，则指为葛洪者，实起于唐。故《旧唐书·经籍志》载此书，遂往曰晋葛洪撰。然《酉阳杂俎·语资篇》别载庚信作诗用《西京杂记》事，旋自追改，曰此吴均语，恐不足用。晁公武《读书志》亦称江左人或以为吴均依托，盖即据成式所载庾信语也。今考《晋书·葛洪传》载洪所著有《抱朴子》、《神仙》、《良吏》、《集异》等传，《金匮要方》，《肘后备急方》并诸杂文，共五百余卷，并无《西京杂记》之名。则作洪撰者自属舛误。 嘉锡案：《隋志》不著撰人名氏者，盖以为此系葛洪所抄，非所自撰，故不题其名。唐人之指为葛洪者，即据书后洪自序，非臆说也。颜师古不信其书，故以为出于里巷耳。宋晁伯宇《续谈助》卷一《洞冥记》后引张柬之之言云：“昔葛洪造《汉武内传》、《西京杂记》，虞义造《王子年拾遗录》，王俭造《汉武故事》，并操觚凿空，恣情迂诞，而学者耽阅，以广闻见，亦各其志，庸何伤乎。”柬之此文，专为辨伪而作，而确信为葛洪所造。《史通·杂述篇》曰：“国史之任，记事记言，视听不该，必有遗逸。于是好奇之士，补其所亡，若和峤《汲冢纪年》、葛洪《西京杂记》，此之谓逸事者也。”是则指为葛洪者，并不只于段成式、张彦远。(《续谈助》，修《四库书》时未见。)《书录解题》卷七云：“按洪博闻深学，江左绝伦，所著书几五百卷，本传具载其目，不闻有此书。岂惟非向、歆所传，亦未必洪之作也。”《提要》谓作洪撰者为舛误，盖本于此。今考《抱朴子》外篇《自叙》云：“凡著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颂、诗、赋百卷，军书、檄、移、章表、笺记三十卷，又撰俗所不列者为《神仙传》十卷，又撰高尚不仕者为《隐逸传》十卷，又抄五经、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技、短杂、奇要，三百一十卷，别有目录。”《晋书》本传亦云：“又抄五经、《史》、《汉》、百家之言、方技、杂事，三百一十卷。”即用自叙之语。洪既尝抄百家及短杂、奇要之书，则此书据洪自称，亦是从刘歆《汉书》中抄出，安见不在三百一十卷之中。特因别有目录，自叙不载其篇名，本传遂承之耳。且多至三百余卷，其书当有数十种，既非切要，而必胪列不遗，史家亦无此体。未可遽执本传所无，遂谓非洪所作也。《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五曰：“葛洪选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固辞不就。撰《神仙传》十卷、《西京杂记》一卷。”《元龟》之例，止采经史诸子及历代类书，不取异端小说。(见《玉海》卷五十四。)其言葛洪撰《西京杂记》，必别有本，可补本传之阙矣。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下云：“此书中事，皆刘歆所记，葛稚川采之。其称余者，皆歆本语。中有歆所记草木名，而段柯古作《酉阳书》，乃云‘稚川就上林令虞渊得朝臣所上草木名’，非也。盖段误以歆自称余为稚川耳。又按《晋史》，葛未尝至长安，而晋官但有华林令而无上林令，其非稚川，决也。柯古博洽，时罕俦，犹舛谬如此。”此所辨但谓书中称余，是刘歆而非葛洪耳，未尝言其伪也。而姚际恒作《古今伪书考》引《余论》之说，去其葛稚川采之刘歆之言及驳成式数语，断章取义，以证非葛洪所作。(见卷二。)殆几于不通文义，其舛谬又去成式下远甚。(今人顾实重考《古今伪书考》，于此条尚未能致辨。)际恒《伪书考》负盛名，而其学实浅陋，大抵如此。程大昌《演繁露》卷十二云：“《西京杂记》所记制度，多班固所无，又其文气妩媚，不能古劲，疑即葛洪为之。”黄伯思、程大昌二人，在南、北宋间考证颇为不苟，均信为葛洪所作，然则未可据晁、陈二家之语便断其伪也。 特是向、歆父子作《汉书》，史无明文。而以此书所纪与班书参校，又往往错互不合。如《汉书》载文帝以代王即位，而此书乃云文帝为太子。《汉书》载广陵王胥、淮南王安并谋逆自杀，而此书乃云胥格猛兽，陷脰死，安与方士俱去。《汉书·杨王孙传》即以王孙为名，而此书乃云名贵。似是故谬其事，以就洪跋中小有异同之文。又歆始终臣莽，而此书载吴章被诛事，乃云章后为王莽所杀，尤不类歆语。又《汉书·匡衡传》“匡鼎来”句，服虞训鼎为当，应劭训鼎为方。此书亦载是语，而以鼎为匡衡小名。使歆先有此说，服虔、应劭皆后汉人，不容不见，至葛洪乃传。是以陈振孙等皆深以为疑。 案《书录解题》云：“向、歆父子亦不闻其尝作史传于世。使班固有所因述，亦不应全没不著也。”《提要》本此而推衍之，余考《文选》潘安仁《西征赋》云：“长卿、渊、云之文，子长、政、骏之史。”以政、骏与司马子长并言，称之为史。似刘向父子曾续《太史公书》，然李善注只引《汉书》：“向著《疾谗》、《摘要》、《救危》及《世颂》凡八篇，又著《五行传》、《列女传》、《新序》、《说苑》。歆著《七略》。”并不言别有史书。至《史通·正史篇》云：“《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已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之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肖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后汉书·班彪传》云：“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注云：“好事者，谓扬雄、刘歆、阳城衡、褚少孙、史孝山之徒也。”刘知几与章怀所叙继《史记》之人，互有不同，而皆有刘歆。是唐人相传，有此一说，然不知其所本。窃意向、歆纵尝作史，亦不过如冯商之续《太史公》，成书数篇而已。(《商书》见《汉志》，仅七篇。)使如洪序所言，歆所作《汉书》已有一百卷，则冯衍为后汉人，晋冯、殷肃(注云：固集作段肃。)并与班固同时，(固传载固奏记东平王苍，尝荐此二人。)何以尚须续作。洪序云：“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此又必无之事。班固于太初以前，全取《史记》，又用其父班彪所作后传数十篇，已不免因人成事。若又采刘歆《汉书》一百卷，则固殆无一字，何须潜精积思至二十余年之久，永平中受诏至建初中乃成乎？若果如此，则当世何为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见本传)至于专门受业，与五经相亚耶？(见《史通·正史篇》)《史通·采撰篇》曰：“班固《汉书》，太初已后，又杂引刘氏《新序》、《说苑》、《七略》之辞，此并当代雅言，事无邪僻，故能取信一时，擅名千载。”然则《汉书》之采自刘氏父子者，仅《新序》、《说苑》、《七略》中之记汉事者而已，与李善《文选注》正合，未尝有所谓刘歆《汉书》也。且诸家续《太史公书》，虽迄哀、平，然是前后相继，不出一人。至班彪所作后传，亦是起于太初以后，未有弥纶一代者。《汉书·叙传》曰：“固以为唐、虞、三代，世有典籍。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汉之间，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是《汉书》者，固所自名。断代为书，亦固所自创。今洪序乃谓刘歆所作，已名《汉书》，是并《叙传》所言，亦出于刘歆之意，而固窃取之矣。此必无之事也。况文帝以代王即位，明见《史记》。此何等大事。岂有传讹之理。刘歆博极群书，以汉人叙汉事，何至误以文帝为太子。(见卷三)故葛洪序中所言。刘歆《汉书》之事，必不可信，盖依托古人以自取重耳。至其中间所叙之事，与《汉书》错互不合，有不仅如《提要》所云者。明焦竑《笔乘》续集卷三云：“《西京杂记》，是后人假托为之。其言高帝为太上皇，思乐故丰，放写丰之街巷屋舍，作之栎阳，冀太上皇见之如丰然，故曰新丰。然《史记》记汉十年，太上皇崩，诸侯来送葬，命郦邑曰丰。是改郦邑为新丰，在太上皇既葬之后，与《杂记》所言不同。”此事与《史》、《汉》显相刺谬，不仅小有异同矣。然其事亦非葛洪所杜撰。《文选》卷三十鲍明远《数诗》注引《三辅旧事》曰：“太上皇思慕乡里，高祖徙丰、沛商人，立为新丰也。”《隋志》地理类有《三辅故事》二卷，注云晋世撰。两《唐志》故事类均有韦氏《三辅旧事》一卷。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六，据《后汉书·韦彪传》，帝数召彪入。问以三辅旧事礼仪风俗之语，以为即彪所撰。虽不知然否，然自是东晋以前古书，故葛洪得钞入《杂记》也。其他亦往往采自古书。初非全无所本者。《抱朴子·自叙》中记其求书写书之事甚悉。又云：“广览众书，自正经诸史百家之言，下至短杂文章近万卷。”《晋书》本传亦言其“博闻深洽，江左绝伦”。所见既博，取材自多。此书盖即抄自百家短书，洪又以己意附会增益之，托言家藏刘歆汉史，聊作狡狯，以矜奇炫博耳。沈钦韩《汉书疏证》卷三十二云：“《西京杂记》，葛洪所序，其大驾卤簿，杂入晋制。如枚、邹诸赋，非闾巷所能造也。”孙诒让《札迻》卷十一亦云：“《西京杂记》，确为稚川所假托。”二人皆博学深思者，而其言如此，其必有所见矣。 然庾信指为吴均，别无他证。段成式所叙信语，亦未见于他书。流传既久，未可遽更。今姑从原跋，兼题刘歆、葛洪姓名，以存其旧。 案陶宗仪《说郛》卷二十五，(据涵芬楼排印明钞本。)钞有梁殷芸《小说》二十四条，而其中引《西京杂记》者四条，与今本大体皆合，惟字句互有短长。考《梁书》芸传云：“大通三年卒，(大通三年十月，改元中大通，芸盖卒于十月以前。)时年五十九。而文学《吴均传》云：“普通元年卒，时年五十二。”两者相较，均虽比芸早死九年，而其年齿实止长于芸者二岁。二人仁同朝，同以博学知名，虑无不相识者。使此书果出于吴均依托，芸岂不知，何至遽信为古书，从而采入其著作中乎？是则段成式所叙庾信之语，固已不攻自破。况《杂俎·广动植篇》(卷十六。)采《杂记》中“余就上林令虞渊得朝臣所上草木名”一条，仍称为葛稚川，是庾信之说，成式已自不信，奈何后人遽执此单文孤证，信以为实哉。李慈铭《孟学斋日记》乙集上云：“《西京杂记》，托名刘歆所撰，葛洪所录。论者谓实出梁吴均之手，其文字固不类西汉人。且序言班固《汉书》，全出于此，洪采班《书》所未录者，得此六卷。(案原序实作二卷。)然其中如赵飞燕女弟昭阳殿一段，傅介子一段，又皆班书所已录。稚川之言，固未可信。至谓出于吴均，则未必然。观所载汉事，如杀赵隐王者为东郭门外宫奴，惠帝后腰斩之，而吕后不知。元帝以王昭君故，杀画工毛延寿、陈敞、刘白、龚宽、阳望、樊育等。高贺诮公孙弘……高祖为太上皇作新丰，匠人吴宽所营。(此事已为焦竑所驳，李氏失考。)匡衡勤学，穿壁引光，又从邑八大姓文不识家佣作读之。成帝好蹴踘，家君(原注：歆称其父向。)作弹棋以献。王凤以五月五日生。杨王孙名贵。平陵曹敞在吴章门下，好斥人过，后独收葬章尸。郭威、杨子云及向、歆父子论《尔雅》实出周公，所记张仲孝友之类，后人所足。霍将军妻一产二子，疑兄弟先后。广川王去疾好聚无赖少年，发掘冢墓诸条。皆必出于两汉故老所传，非六朝人所能凭空伪造。又如舆驾饮酎穰水家臣诸制，尤足补汉仪之阙。其一二佚事，亦可考证《汉书》。 如卫青生子命曰䯄，后改为登，登即封发干侯者。公孙弘著《公孙子》，言刑名事。今《汉志》有《公孙弘》十篇，此类皆是。黄俞邰序，称其乘舆大驾，仪在典章，鲍、董问对，言关理奥者，诚不诬也。惟所载靡丽神怪之事，乃由后人添入，或出吴均所为耳。其显然乖误者，如云：“霍光妻遗淳于衍蒲桃锦、散花绫、走珠等，为起第宅，奴婢不可胜数。按《汉书》言衍毒许后，步见过显相劳问，亦未敢重谢衍。且此时方有人上书告诸医侍疾无状，显恐急，语光署衍勿论，岂有为起第宅，厚相赂遗之理。又云：广陵王胥为兽所伤，陷脑而死。按《汉书·武五子传》，胥以祝诅事发觉，自绞死。又云：太史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后坐举李陵，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按迁作《史记》，在遭李陵祸之后，《史记》、《汉书》俱有明文。《汉书》又言，迁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故有报故人任安一书。而云下狱死，纰谬尤甚。若果出叔庠，(吴均字)则史言均好学，将著史以自名，欲撰《齐书》，从梁武帝借《齐起居注》及群臣行状，帝不许，使撰《通史》，起三皇，讫齐代，均草本纪、世家已毕，惟列传未就而卒。又注范晔《后汉书》九十卷，著《齐春秋》二十卷，《庙记》十卷，《十二州记》十六卷，《钱塘先贤传》五卷。是叔庠固深于史学者。岂于《史记》、《汉书》转未覆照，致斯舛误乎？盖由汉代裨官记载传讹致然，故历代引用皆不能废。其赵飞燕女弟居昭阳殿一条云：‘砌皆铜沓黄金涂’。正可证今本《汉书·赵后传》作‘切皆铜沓冒黄金涂’，‘冒’字为涉注文而衍者也。”按李氏论书中纰缪之处，较《提要》尤详。以其说考之，益可证所谓刘歆《汉书》之伪妄。其驳司马迁未尝下狱死，诚是。然非《杂记》之误，此乃卫宏《汉旧仪注》之文，见《太史公自序》、《集解》，(平津馆本《汉旧仪》无此条。)葛洪钞《旧仪》入《杂记》耳。其上文言武帝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杂记》作下)，亦《旧仪》之语(《汉司马迁传注》及《御览》职官部，引见平津馆本补遗)。可见《杂记》是杂采诸书，托之刘歆，又可见其记事多有所本，不皆杜撰也。至谓吴均深于史学，此书非其所作，亦为有识。然又谓所载靡丽神怪之事，或出吴均所为，则未免依违两可。余今证以殷芸所引，张柬之所考，知其书决非六朝人所能凭空伪造。葛洪去汉不远，又喜钞短杂奇要之书，故能弄此狡狯。盖其书题为葛洪者本不伪，而洪之依托刘歆则伪耳。近人根据葛洪后序，证今之《汉书》出于刘歆，此则因欲攻击古文，不惜牵引伪书，其说盖不足辩。 又案梁玉绳《瞥记》卷五云：“今所传《西京杂记》二卷，或以为葛洪撰。或以为吴均伪撰。据洪序以为本之刘歆，洪特钞而传之。案《南史·齐武诸子传》，肖贲著《西京杂记》六十卷，岂别一书耶？王伯厚以为贲依托，见《困学纪闻》十二。”余考《困学纪闻》云：“《匡衡传》注：‘今有《西京杂记》，其书浅俗，出于里巷，多妄说。’段成式云：‘庾信作诗，用《西京杂记》事，自追改，曰此吴均语，恐不足用。’今案《南史》，肖贲著《西京杂记》六十卷，然则依托为书，不止吴均也。”详王氏语意，盖谓吴均之外，又有肖贲亦为此书，故曰依托为书，不止吴均。未尝谓今本题葛洪撰者，为贲所依托。梁氏之言，非伯厚意。然古今书名相同者多矣。肖贲虽生葛洪之后，彼自著一书，亦名《西京杂记》，既未题古人之名，则不得谓之依托，伯厚之说亦非也。翁元圻注云：“卷数多寡悬殊，当另是一书。”其说是矣。卢文弨《新雕西京杂记缘起》(见抱经堂本卷首)云：“《隋书经籍志》载此书于旧事篇，不著姓名。《新》、《旧唐书》始题葛洪，且入之地理类，似全未寓目也。夫冠以葛洪，以洪钞而传之，犹《说苑》、《新序》之称刘向。固亦无害，其文则非洪所自撰。凡虚文可以伪为，实事难以空造。如梁王之集游士为赋，广川王之发冢藏所得，岂皆虚耶。”此说亦善。卢氏又谓“书中称成帝好蹴踘，群臣以为非至尊所宜，家君作弹棋以献。此歆称向家君也，洪柰何以为一小书之故，至不惮父人之父”。余谓此必《七略》中兵书略《蹴踘新书》条下之文，洪钞入之耳。 《世说新语·巧艺篇》注引傅玄《弹棋赋序》曰：“汉成帝好蹴踘，刘向以谓劳人体，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体，作弹棋。”疑其亦本之于《别录》，否则葛洪剽窃傅玄耳。此书固非洪所自撰，然是杂抄诸书，左右采获，不专出于一家。如卷上云：“或问扬雄为赋，雄曰：‘读千首赋乃能为之。’”此乃钞桓谭《新论》之文。(见《北堂书钞》卷一百二、《艺文类聚》卷五十六、《意林》卷三引。)以《新论》著于后汉，既托名刘歆，不欲引之，故不言桓谭问，而改为或问。采掇之迹，显然可见。卢氏必欲以葛洪之言为据，信刘歆果有《汉书》一百卷，谓百卷特前史官之旧，歆欲编录而未成，是犹未免为洪所愚矣。(中华书局标点《四库提要辨证》本) 《搜神记》 □干宝《搜神记序》： 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又安敢谓无失实者哉。卫朔失国，二传互其所闻；吕望事周，子长存其两说，若此比类，往往有焉。从此观之，闻见之难，由来尚矣。夫书赴告之定辞，据国史之方册，犹尚如此，况仰述千载之前，记殊俗之表，缀片言于残阙，访行事于故老，将使事不二迹，言无异途，然后为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国家不废注记之官，学士不绝诵览之业，岂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设有承于前载者，则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及其著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群言百家，不可胜览；耳目所受，不可胜载。今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说而已。幸将来好事之士录其根体，有以游心寓目而无尤焉。(中华书局汪绍楹《搜神记》校注本) □干宝《进搜神记表》： 臣前聊欲撰记古今怪异非常之事，会聚散逸，使同一贯，博访知之者，片纸残行，事事各异。(中华书局汪绍楹《搜神记》校注本) □陶潜《搜神后记·干宝》： 干宝字令升，其先新蔡人。父莹，有嬖妾。母至妒，宝父葬时，因生推婢著藏中。宝兄弟年小，不之审也。经十年而母丧，开墓，见其妾伏棺上，衣服如生。就视犹煖，渐渐有气息。舆还家，终日而苏。云宝父常致饮食，与之寝接，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辄语之，校之悉验。平复数年后方卒。 宝兄尝病气绝.积日不冷。后遂寤，云见天地间鬼神事，如梦觉，不自知死。(中华书局汪绍楹校注《搜神后记》本) □刘义庆《世说新语·排调》： 干宝向刘真长叙其《搜神记》。刘曰：“卿可谓鬼之董狐。”(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思贤讲舍《世说新语》本) □房玄龄《晋书·干宝传》： 干宝字令升，新蔡人也。祖统，吴奋武将军、都亭侯。父莹，丹阳丞。宝少勤学，博览书记，以才器召为著作郎。平杜弢有功，赐爵关内侯。 中兴草创，未置史官，中书监王导上疏曰：“夫帝王之迹，莫不必书，著为令典，垂之无穷。宣皇帝廓定四海，武皇帝受禅于魏，至德大勋，等踪上圣，而纪传不存于王府，德音未被乎管弦。陛下圣明，当中兴之盛，宜建立国史，撰集帝纪，上敷祖宗之烈，下纪佐命之勋，务以实录，为后代之准，厌率土之望，悦人神之心，斯诚雍熙之至美，王者之弘基也。宜备史官，敕佐著作郎干宝等渐就撰集。”元帝纳焉。宝於是始领国史。以家贫，求补山阴令，迁始安太守。王导请为司待右长史，迁散骑常侍。著《晋纪》，自宣帝迄于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奏之。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 性好阴阳术数，留思京房、夏侯胜等传。宝父先有所宠侍婢，母甚妒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子墓中。宝兄弟年小，不之审也。后十馀年，母丧，开墓，而婢伏棺如生，载还，经日乃苏。言其父常取饮食与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辄语之，考校悉验，地中亦不觉为恶。即而嫁之，生子。又宝兄尝病气绝，积日不冷，后遂悟，云见天地间鬼神事，如梦觉，不自知死。宝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凡三十卷。以示刘惔，惔曰：“卿可谓鬼之董狐。”宝既博采异同，遂混虚实，因作序以陈其志曰： 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亦安敢谓无失实者哉！卫朔失国，二传互其所闻；吕望事周，子长存其两说，若此比类，往往有焉。从此观之，闻见之难，由来尚矣。夫书赴告之定辞，据国史之方策，犹尚若兹，况仰述千载之前，记殊俗之表，缀片言于残阙，访行事于故老，将使事不二迹，言无异涂，然后为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国家不废注记之官，学士不绝诵览之业，岂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设有承于前载者，则非余罪也。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及其著述，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诬也。 群言百家不可胜览，耳目所受不可胜载，今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说而已。幸将来好事之士录其根体，有以游心寓目而无尤焉。(中华书局《晋书》本卷八十二) □沈士龙《搜神记引》： 余得《搜神记》及《搜神后记》读之，乃知晋德不胜怪而底于亡也。何者？令升虽始自前载，晋实半之；元亮则晋十九矣。何东西百五十年间，天孽人变，人耳目，若斯多也？ 岂司马家以两世凶黠，奸有神器，其阴画秘算，默为天地之害者，不得不借此开泄，用为非德受命者鉴耶？若令升所载，皆出前史及诸杂记，故晋、宋《五行志》往往采之。惟《晋书》本传称兄气绝复苏，而不名。道书《吴猛传》谓宝兄西安令干庆，而本记第称西安令干庆，而绝不谓兄，亦可疑也。至于《后记》，多后人附益，绝非元亮本书。如元亮卒于宋元嘉四年，而有十四、十六等年事。《陶集》多不称宋代年号，以干支代之，何得书永初、元嘉？又诸葛长民与宋武，比肩晋臣也，陶必不谓伏诛。凡此数事，皆不可不与海内淹赡晓辨之也。绣水沈士龙识。(津逮秘书《搜神记》本) □胡震亨《搜神记引》： 令升遘门闱之异，爰摭史传杂说，参所知见，冀扩人于耳目之外。顾世局故常，适以说怪视之。不知刘昭《补汉志》、沈约《宋志》与《晋书·五行》，皆取录于此。盖以其尝为史官，即怪亦可证信耳。第所载秦闵王女一段，则嬴秦无谥闵者。惟晋武帝子秦献王无嗣，愍帝尝以吴王晏子出嗣秦王，岂即愍帝耶？然愍帝时，秦为虏境，秦妃安得在秦而有二十三年之久！ 至谓“今之国婿，亦为驸马都尉”，此政晋事耳！ 又有谢镇西之称。按谢尚于穆帝永和间，始加镇西将军。宝书成，尝示刘惔。惔卒于明帝太宁间，则镇西之号，去书成时，尚后二十余年，安得预称此？殊不可晓。若渊明《后记》，梁皎法师称其“傍出《高僧》，叙其风素”。王曼颖报书亦云：“高僧行迹，糅在元亮之说。”今记中仅佛图澄、昙游二人，应散佚不少。其载桓温老尼及见简文帝山陵，岂以之况宋武耶？海盐胡震亨识。(津逮秘书《搜神记》本) □毛晋《搜神记跋》： 子不语神，迹近于怪也。顾宇宙之大，何所不有，令升感圹婢一事，信纪载不诬，采录宜矣。元亮悠悠忘世，饮酒赋诗之外，绝少著述，而顾为令升嚆矢耶？语云：“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为乐矣，尝试为之击建鼓，撞巨钟，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瓴之足羞也。囿于耳目之常者，请作是观。湖南毛晋识。(津逮秘书《搜神记》本)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搜神记》： 《搜神记》二十卷(《津逮秘书》本)，旧题晋干宝撰，(宝，字令升，新蔡人，徙嘉兴，召为著作郎。)《四库全书》著录，《隋志》、《旧唐志》(杂传类)、《新唐志》(小说类)，俱作三十卷，《通志》(传记类)同。《崇文目》作《搜神总记》十卷，释云：不著撰人名氏。或题干宝撰，非也。《宋志》作干宝《搜神总记》十卷，宝《续记》十卷。注云：并不知作者。然《读书志》、《书录解题》俱不载，疑其书宋时已佚，故《崇文目》所载，已较隋、唐志少二十卷，且云“非干宝撰”。而《宋志》即有《总记》，又有《续记》；即冠以“干宝”二字，又注以不知作者，恐未见其书而虚列之耳。此本所载，证以古书所引，或有或无，当属宋以后联缀旧文，而以他说增益成帙，非当时之原书也。故于第六卷乃全钞两《汉书·五行志》，而续以《晋书·五行志》中三国事，一字不更，其依托之显然者也。然核其体例，俨然古籍，不与他伪书等，盖由其人本有学识，善于作伪，若非细心搜讨，无从知其伪也。前有令升原序，即《晋书》本传所载者，《学津讨原》亦收入之。《汉魏丛书》所收止八卷，与此本大同小异，疑别一伪本也。《盐邑志林》本总作二卷，《说郛》仅摘录十八条云。(商务印书馆《郑堂读书记》本) □余嘉锡《四库提要·搜神记辨证》： [旧本题晋干宝撰。宝字令升，新蔡人。元帝时以著作郎领国史，迁散骑常侍。事迹具《晋书》本传。]史称宝感父婢再生事，遂撰集古今灵异神祇人物变化为此书。其自序一篇，亦载于传内。《隋志》、新旧《唐志》俱著录三十卷，《宋志》作《搜神总记》十卷，亦云宝撰。《崇文总目》则云《搜神总记》十卷，不著人名氏。或云干宝撰，非也。(原注云：按此条见《玉海》。)此本为胡震亨《秘册汇函》所刻，后以其版归毛晋编入《津逮秘书》者。考《太平广记》所引，一一与此本相同。以古书所引证之，裴松之《三国志注魏志·明帝纪》引其柳谷石一条，《齐王芳纪》引其火浣布一条，《蜀志·糜竺传》引其妇人寄载一条，《吴志·孙策传》引其于吉一条，《吴夫人传》引其梦月一条，《朱夫人传》引其朱主一条，皆具在此本中。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引其卢充金碗一条，刘昭《续汉志注·五行志》荆州童谣条下引其华容女子一条，建安四年武陵充县女子重生条下引其李娥一条，桓帝延熹七年条下引其大蛇见德阳殿一条，《郡国志》马邑条下引其秦人筑城一条，故道条下引其旄头骑一条，李善注王粲《赠文叔良诗》引其文颖字叔良一条，注《思玄赋》引其张车子一条，注鲍照《拟古诗》引其太康帕头一条。刘知几《史通》引其王乔飞舄一条，亦皆具在此本中。似乎此本即宝原书。惟《太平寰宇记》青陵台条下引其韩凭化蛱蝶一条，此本乃作化鸳鸯。郭忠恕《佩觹》上篇称干宝《搜神记》以琵琶频婆。此本吴赤乌三年豫章民杨度一条，凡三见琵琶字，安阳城南亭一条亦有琵琶字，均不作频婆。又《续汉志注·地理志》缑氏条下引其延寿亭一条，巴郡条下引其泽中有龙鸣鼓则雨一条，《五行志》建安七年醴陵山鸣条下引其论山鸣一条，李善《蜀都赋》注引其澹台子羽一条。陆机《皇太子宴玄圃诗》(此处当脱一注字。)引其程猗说石图一条，此本亦皆无之。 嘉锡案：此书《晋书》干宝本传作二十卷，《隋志》、《旧唐志》皆在传记类，《新唐志》改入小说类，并作三十卷。《崇文总目》卷二十八及《中兴书目》(据《玉海》卷五十七引。)只有《搜神总记》十卷。《崇文总目》且谓非干宝所撰。(《中兴书目》只引《崇文目》，则其意亦同。)《遂初堂书目》作《搜神摭记》，不著卷数及撰人，不知是否一书。《宋志》云：“干宝《搜神总记》十卷，《宝椟记》十卷，并不知作者。”上云干宝，下云不知作者，则亦未定是干宝书也。晁、陈书目皆不著录，则宝书在南宋似已不传。今本卷数与本传合，与史志皆不同。诸家所引，又或不见于今书，谢尚一条时代复不合，(《提要》说，见后。)可见其非干宝原书。《提要》疑之，是也。特其所据以证其伪者殊多未确。如据《寰宇记》引韩凭化蛱蝶，以证今本作鸳鸯之非，考《寰宇记》卷十四郓城县青陵台条下，并未引《搜神记》，惟其后别有一条云：“韩凭冢《搜神记》宋大夫韩凭取妻美，宋康王夺之，凭怒王，自杀。妻阴腐其衣，与王登台，自投台下，左右揽之，著手化为蝶。(今本作衣不中手而死。)又云：凭与妻各葬相望，冢树自然交柯，有鸳鸯栖其上，交颈悲鸣。”虽其间有化蝶字，与今本不合。然其下文仍作化鸳鸯。盖化蝶者，韩凭妻所著之衣也。化鸳鸯者，凭夫妇之精魂也。不知何家村俗类书，于青陵台下引《寰宇记》，截去其后数语，《提要》遽据之以驳今本，而不考之《寰宇记》本书，可谓率尔操觚矣。余又考之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四十、释道世《法苑珠林》卷二十七、刘恂《岭表录异》卷中、段公路《北户录》卷三及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五百五十九、《太平广记》卷四百六十三、(自《岭表录异》转引。)卷九百二十五引此书，皆作化鸳鸯。其“左右揽之，衣不著手而死”二句，亦与今本略同，(有无“而死”二字者，有作“衣不胜手”者。)并无化蝶之事，足见今本与唐、宋人所见者并合。《珠林》卷三十一引此书安阳城南亭一条，琵琶作髀婆，与《佩觹》谓作频婆者小异。今本作琵琶，是特传本有不同。若其文，则固原书所有，非杜撰也。《提要》此篇征引群书，不可谓不详。然《法苑珠林》引此书至一百四条，又有失注书名，而其文实见于此书者三条。(卷六十一引永嘉中天竺胡人一条，五十六引京兆长安张氏一条，又博陵刘伯祖一条。)引《搜神续记》，而文实见于此者四条。(卷六十二引鄮县吴望子一条，七十五引卢充一条，皆与今本《搜神记》合，而较《后记》加详。又卷三十二引黄初中宋士宗母一条，不见于《后记》，而其文具在此书，疑书名传写有讹误。)合之凡得一百一十一条，凡及全书四分之一。余尝取以相校，字句或有不同，而文义大致相合，亦互有得失。然则此书，固有所本，绝非向壁虚造矣。《提要》徒据诸书所引三数条，以相参较，而置《珠林》不引，考证未为周密也。至《提要》谓《续汉志注》、《文选注》引此书，有为今本所无者，其说诚是。然澹台子羽一条，是《吴都赋》注，非《蜀都赋》。《续汉五行志》引论山鸣一条，称干宝曰，不言《搜神记》。宝所著《晋纪》，本传言自宣帝迄愍帝五十三年。以年数推之，当起于武帝太始元年。然既托始宣帝，则当兼有汉、魏之事。(诸书所引《晋纪》，多及魏代事。)史言五十三年者，专计晋年耳。今《晋书·宣帝纪》记事始于建安六年，山鸣之事在建安七八年，安知不出于《晋纪》？ (本传言“性好阴阳术数，留思京房、夏侯胜等传”故宝著书喜言灾异。)必谓是本书逸文，终嫌无据也。 至于六卷七卷，全录两《汉书·五行志》。司马彪虽在宝前，《续汉书》宝应及见，似决无连篇钞录一字不更之理，殊为可疑。然其书叙事多古雅，而书中诸论，亦非六朝人不能作，与他伪书不同。疑其即诸书所引，缀合残文，傅以他说，亦与《博物志》、《述异记》等。但辑二书者，耳目隘陋，故罅漏百出。辑此书者，则多见古籍，颇明体例，故其文斐然可观，非细核之，不能辨耳。观书中谢尚无子一条，《太平广记》三百二十二卷引之，注曰出《志怪录》，是则捃拾之明证。胡震亨跋但称谢尚为镇西将军，在穆帝永和中。宝此书尝示刘惔，惔卒于明帝大宁中，则书在尚加镇西将军之前二十余年，疑为后人所附益，犹未考此条之非本书也。 案本书卷六凡七十七条，除首一条小序外，其记三代、两汉事者，才六十六条。卷末自建安二十五年(本条云是岁为魏黄初元年。)魏武王在洛阳起建始殿以下凡十条，皆三国事。卷七首一条记魏事。(所记为张掖郡柳谷石事，以其为晋有天下之兆，且中有晋泰始三年张掖太守焦胜上言，故置之此卷之首。)以后全为两晋时事。《提要》乃谓六卷、七卷全录两《汉书·五行志》，不知三国、两晋之事，何缘录入两《汉书》也？书中所言三代、前汉灾异，亦非全录班《志》。今亦不暇缕数，姑就其记后汉事者考之。自章帝元和元年代郡乌生子条起，至建安初荆州童谣条止，凡二十一条，其事不见于《续汉书·五行志》者四条，(章帝元和元年代郡高柳乌生子一条，恒帝即位大蛇见德阳殿一条，桓帝延熹五年临沅牛生鸡一条，汉时宾婚嘉会一条。其蛇见一条，刘昭注引此书宾婚一条，与昭注引《风俗通》合。)事见《续志》而文全异者一条，(光和四年南宫中黄门一条，与志光和元年五月壬午何人白衣欲入德阳门条事略同，而文大异，却与刘昭所引《风俗通》全合。昭注云：按劭所述与志或有不同，年月舛异，故俱载焉。)事虽同《续志》而文加详者三条，(灵帝数游戏于西园条，与志末二句微异，而别有论说将三百字。灵帝建宁三年春河内有妇食夫条，有说八十八余字。建安初荆州童谣条，多叙华容女子事九十余字，皆志所无。华容女子事，刘昭注引之。)又有合《续志》两三事为一者二条。(灵帝熹平三年右校别作两樗树一条，合三事为一。灵帝中平元年洛阳男子刘仓一条，合二事为一。)然则文之同于《续志》者，仅得其半耳，安得谓连篇钞录一字不更耶？此二十一条中，《珠林》引其九条，皆与今本略同。知原本如此，非由后人钞《五行志》以足卷帙也。司马彪既在宝前，则宝引用其文，固亦事理所有。况彪以晋人作《续汉书》，自是纂辑前人典籍，非所自撰。《续五行志》篇首云：“故泰山太守应劭、给事中董巴、散骑常侍谯周，并撰建武以来灾异，今合而论之，以续前志。”则知《搜神》所记后汉事，不尽同于《续志》者，盖两书皆采应劭诸人之说，去取各有不同耳。而顾谓其钞录《续志》，不亦诬乎。若其书中绪论，亦皆见于《珠林》，《提要》谓非六朝人不能作，可谓知言，惜尚未能寻得证据耳。谢尚无子一条，时代实不合，(本书卷七晋明帝太宁初一条，称明帝之谥，亦刘惔所不及见。)《太平广记》又引为《志怪录》，固自可疑。然古人著书，有随时增补者。古书流传既久，亦有后人附益者。类书之体，往往有一事数书并见，随手引用者。似不得便为作伪之据也。余谓此书似出后人缀缉，但十之八九，出于干宝原书。(此但约略就其可考者言之。)若取唐、宋以前诸书所引；一一检寻，尚可得其出处，与他书之出于伪撰者不同。而张之洞《书目答问》，信《提要》之说，遂谓《搜神记》为伪书之近古者。不知《提要》所言，初无确据，且缀缉古书，亦不得谓之作伪也。 胡应麟《甲乙剩言》曰：“姚叔祥见余家藏书目，有干宝《搜神记》，大骇曰：‘果有是书乎？’余应之曰：‘此不过从《法苑》、《御览》、《艺文》、《初学》、《书钞》诸书中录出耳，岂从金函石匮幽岩土窟掘得耶？大抵后出异书，皆此类也。’”斯言允矣。 案姚士粦(即叔祥)《见只编》卷中曰：“江南藏书，胡元瑞(即应麟)号为最富，余尝见其书目有《搜神记》，余欣然索看，胡云：‘不敢以诒知者，率从《法苑珠林》及诸类书钞出者。’”其语与《甲乙剩言》正合。又案胡氏谓此书为自诸书录出，较《提要》疑为伪书者，为得其平。考《晋书》本传载宝自序云：“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云云，第一句自虽字起，无此文法，此其上必尚有一段文字，为史臣所删去。而今本自序一同本传，其非全篇可知。唐无名氏《文选集注》江文通《拟郭弘农游仙诗》注引雷居士《豫章记》云：“猛(吴猛也)，豫章建宁人，干庆为豫章建宁令，死已三日，猛曰：‘明府算历未应尽，似是误耳，今为参之。’乃沐浴衣裳，复死于庆侧，经一宿，果相与俱生。庆云：‘见猛天曹中论诉之。’庆即干宝之兄，宝因之作《搜神记》，故其序云：‘建武中所有感起，是用发愤焉。’”此事亦见《御览》卷八百八十七、《广记》卷三百七十八引《幽明录》，惟详略不同，且不云是干宝之兄。)案《晋书》本传曰：“宝兄尝病气绝，积日不冷，后遂悟云，见天地间鬼神事，如梦觉，不自知死。宝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为《搜神记》。”正谓此也。(本传载宝父婢及兄再生两事，《提要》仅言史称宝感父婢再生事，遂撰此书，非也。)然今本自序，竟无《豫章记》所引之语，是亦为史臣所削。因《文选集注》乃久佚之书，为辑《搜神记》者所未见故也。又《岭表录异》韩朋鸟条下，引此书韩凭妻一条，末云：“又有鸟如鸳鸯(《珠林》及今本，均作又有鸳鸯雌雄各一。)，恒栖其树，朝暮悲鸣，南人谓此禽，即韩朋夫妇之精魂。”《法苑珠林》卷二十七引无“南人”句。此乃刘恂之语，凡恂书中所谓南人，皆指岭南人言之。而今本亦有此句，几于不去葛龚。惟韩朋作韩凭，此可为自诸书录出之证。而《提要》顾未之及，胡氏所谓《法苑》，即指《法苑珠林》。使《提要》取其书一加考核，则不至横生误会，如前之所陈矣。(中华书局标点《四库提要辨证》本) □李剑国《<；搜神记>；的艺术成就及其影响》： 刘惔曾赞干宝是“鬼之董狐”。董狐是晋国史官，孔子有“古之良史”之誉，见《左传》宣公二年。刘惔之意，盖以干宝《搜神记》述神语鬼而有良史之笔意。宋人黄山谷诗云“史笔纵横窥宝铉”，亦此之谓也。宝有史才，《晋书》本传称其《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史通·史官建置篇》亦称干宝“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选”。而《搜神记》叙事简洁而又曲尽其情，语言朴素而又雅致清峻，确实也有“直而能婉”的特点。 值得注意的还不主要是这些，从小说艺术发展的角度看，《搜神记》在原有基础上作出了许多新的努力和贡献。 首先，增强了故事情节的完整性和丰富性，扩大了志怪小说的容量。《搜神记》虽仍是“丛残小说”格局，但有些段目明显加长。如卷一“左慈”、“杜兰香”、“弦超”，卷四“胡母班”、“河伯婿”，卷五“丁姑”、“赵公明参佐”，卷一一“三王墓”、“韩凭夫妇”，卷一六“鹄奔亭”、“紫玉”、“卢充”等，都有较长的篇幅，其中若“胡母班”长达五六百字。篇幅的增长主要是由于情节的完整化和丰富化。一般志怪大抵是一条一事，上述段目有些则是围绕某一中心人物连缀数事，“左慈”、“丁姑”条就是这样。即便只叙一事，也比较具体细致，开始改变粗陈梗概的写法。“三王墓”在《列异传》中不足二百字，《搜神记》则在许多地方作较细的叙写，增加了对话和细节，文字扩展了一倍，卷一九“千日酒”条凡二百四十余字，而《博物志》该事仅用八十余字，只及三分之一，也是由于《搜神》对原故事作了铺叙的结果。 《搜神记》前也有较长的志怪，如《汉武内传》。但《汉武内传》系道教张皇神仙之作，文字虽长但情节简单，它又是单篇传记，和杂记体志怪不同。以杂记形式述异语怪而又多扩展篇幅，使故事情节丰富化具体化，《搜神记》还是第一个。 其次，与前者相联系的是运用和加强各种表现手段来提高叙事的艺术性。这在较长的故事中尤为突出。具体说，一是叙事讲究条理章法，而且避免平铺直叙，有意起波澜、出周折。像“胡母班”条叙写胡母班所历异事，时开时合，斗折蛇行，已有唐传奇笔意。二是加强对话描写，通过人物自身对话来显示情节和推进情节发展，而不是主要由作者用自己的话代为叙述。有的对话也颇能传达人物的情绪和口吻，如“秦巨伯”中“老奴，汝某日捶我，我今当杀汝”，可说是情貌宛然。三是对场面、人物动作等进行细节性的描写渲染。如“赵公明参佐”条描写赵公明参佐率众到王祐家后的情景： 见其从者数百人，皆长二尺许，乌衣军服，赤油为志。祐家击鼓祷祀。诸鬼闻鼓声，皆应节起舞，振袖，飒飒有声。 读来非常生动。四是在叙事中穿插诗歌，如紫玉、何氏赋四言诗，知琼、杜兰香、崔女赋五言诗，诗句皆录于文中，增加了文学色彩。 最后，一些段目开始注意加强人物形象的描写。志怪小说一般都偏重叙述故事，人物只是情节的承担者，本身缺乏形象特征，或者只有外貌服饰上的特征。应当说《搜神记》基本上还是如此，但少数段目却有所改变。比较突出的是“弦超”、“紫玉”、“倪彦思”等条，注意表现人物的特定情绪和内在性格，使人物形象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可感性和生动性。例如“弦超”中的一段： 玉女(按：即知琼)遂求去，云：“我，神人也。虽与君交，不愿人知。而君性疏漏，我今本末已露，不复与君通接。积年交接，恩义不轻，一旦分别，岂不怆恨。势不得不尔，各自努力。”又呼侍御，下酒饮啖。发簏，取织成裙衫两副遗超，又赠诗一首。把臂告辞，涕泣流离，肃然升车，去若飞迅。超忧感积日，殆至委顿。 紫玉的悲剧形象也很生动，特别是从墓中出来与韩重相见一段，哀惋凄绝，楚楚动人。“倪彦思”条注意到了性格刻划，狸魅的顽皮行径，半真半假的恐吓，孩子气的话语，使这一形象显露出诙谐机敏而又幼稚顽皮的鲜明性格。 《搜神记》在两晋志怪中独占鳌头，对后世影响很大。它引起许多志怪爱好者和创作者的重视。《北史》卷九二《僭伪附庸传》载，河西王沮渠蒙逊“就宋司徒王弘求《搜神记》，弘与之”。陶宗仪《说郛序》称“其搜神怪，可谓鬼董狐”，举《搜神》为语怪之代表。蒲松龄《聊斋自志》云“才非干宝，雅爱搜神”，引干宝为志异之同道。历代小说家者流都从《搜神记》那里获得许多艺术启示和艺术营养。 另外，《搜神记》的许多内容也不断为以后的志怪、传奇、话本所采取，以六朝志怪而论，取材于《搜神》者比比皆是。续作和仿作者很多，陶潜作《搜神后记》，昙永作《搜神论》，唐勾道兴作《搜神记》，焦璐作《搜神录》(即《穷神秘苑》)，明时亦有《搜神记》，都是有意袭用它的书名而继其步武。它的故事还被画成图画，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古之秘画珍图”中即有《搜神记图》。戏曲也有取材于《搜神》者，如《窦娥冤》、《范张鸡黍》等。至于诗文用为典故者，就更多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唐前志怪小说史》) 《语林》 □刘义庆《世说新语·语林》： 庾道季诧谢公曰：“裴郎云：谢安谓裴郎，乃可不恶，何得为复饮酒？裴郎又云：谢安目支道林，如九方皋之相马，略其玄黄，取其隽逸。”谢公云：“都无此二语，裴自为此辞耳。”庾意甚不以为好，因王东亭《经黄公酒垆下赋》。读毕，都不下赏裁，直云：“君乃复作裴氏学！”于此《语林》遂废。今时有者，皆是先写，无复谢语。[注：《续晋阳秋》曰：“晋隆和中，河东裴启撰汉魏以来迄于今时，言语应对之可称者，谓之《语林》。](中华书局影印宋绍兴本《世说新语》轻诋篇) 裴郎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载黄东亭作《经黄公酒垆下赋》，甚有才情。[注：《裴氏家传》曰：“裴荣，字荣期，河东人。 父穉，丰城令。 荣期少有风姿才气，好论古今人物，撰《语林》数卷，号曰裴子。檀道鸾谓裴松之以为启作《语林》，荣傥别名启乎？](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思贤讲舍本《世说新语》文学篇)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魏晋以来，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惟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与汉之惟俊伟坚卓为重者，甚不侔矣。盖其时释教广被，颇扬脱俗之风，而老庄之说亦大盛，其因佛而崇老为反动，而厌离于世间则一致，相拒而实相扇，终乃汗漫而为清谈。渡江以后，此风弥甚，有违言者，惟一二枭雄而已。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丛残小语，而俱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也。 记人间事者已甚古，列御寇韩非皆有录载，惟其所以录载者，列在用以喻道，韩在储以论政。若为赏心而作，则实萌芽于魏而盛大于晋，虽不免追随俗尚，或供揣摩，然要为远实用而近娱乐矣。晋隆和(三六二)中，有处士河东裴启，撰汉魏以来迄于同时言语应对之可称者，谓之《语林》，时颇盛行，以记谢安语不实，为安所诋，书遂废(详见《世说新语·轻诋篇》)。后仍时有，凡十卷，至隋而亡，然群书中亦常见其遗文也。(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中国小说史略》) □周楞伽《裴启语林·前言》： 我国历史上的魏晋时代，不但是国内各民族大迁徒大流动大改组的时代，而且是一个丧乱频仍、法令严峻、人命朝不保夕的时代，士大夫为了免于杀身之祸，相率逃避现实，从事玄言清谈，《老》、《庄》、《周易》，成了枕中鸿宝，同时名教动摇，礼法败坏，过去定于一尊的儒家学说再也不能维系人心了，于是人人都以放任为达。有些人嗜酒荒放，披头散发；有些人去巾帻，脱衣服，裸体相对，说是得大道之本；有些人则作隐遁之计，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正当大多数人精神空虚无所寄托之际，早在后汉时期就已传入中国的佛教，这时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佛家教义的四大皆空，和《庄》、《老》的玄言微旨，原是互为表里的，加之又有一辈高僧从西域来到中国，以他们渊博的学识、美妙的词令，宣扬佛教的精蕴，使人们空虚的精神又多了一种解脱和安慰的方法，这就是明知要在现实世界里超凡成仙或长生不死是无望的，而相率服膺佛家的教义，去修度来世。另一方面名教虽然动摇，而崇尚实务、要求在政治上有所革新的也大有人在，尤其自后汉以来历久不衰的品评人物的风气，随着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度的确立，也在社会上扩大了势力。这许多因素汇合在一起，再加上这时期人的平均寿命又短，往往正当英年，猝告死亡，死者给生者带来了伤感，于是便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亦即思想意识方面造成了复杂多样的奇观。 魏晋时期的学术空气，当然不如战国时期的浓厚，但思想的复杂和论辩之风的热烈，却也不亚于战国，各以己见提出自己的学说主张，排斥他人的主张见解，也和战国时期一样，但思想内容都大不相同，战国时期的学术思想虽然众多，究其实，几乎无不带一些纵横家气息，这因为创造这些学说的人，除少数具有出世思想的老子、庄子外，目的都在于求利禄，想使君主信从自己的学说主张，从而获致卿相的地位，是入世而不是出世。魏晋之交的思想界情况则恰好与之相反，是出世思想占了上风。这时的社会风气是推崇玄学，竞尚清谈，所谈内容，虽有《周易》、《庄》、《老》三者，要当以老子为主，或主无为，世如夏侯玄作《自然论》，主张归真返朴，崇法自然；或主无名，如何晏之作《无名论》；有些人则在注释玄学的经典著作中，发挥自己的主张见解，如王弼的注释《周易》和《老子》，向秀、郭象的注释《庄子》。在这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片玄风之中，也有些积极入世的人反对这种崇尚玄虚的社会风气，主张改革政治，培养人才，推行礼乐教化，如裴頠作《崇有论》，就是反对玄之又玄的无为思想，主张有为而治的。 自由放诞、蔑弃礼法的结果，徒然促短自己的生命。当时人的平均寿命本来已经很短，怎经得起嗜酒放达，滥服五石散等热性药物，戕贼身体？于是生命越来越短促。针对这种情况，有些有识之士如嵇康等，又发表《养生论》，以为人之所贵在乎生，神仙禀之自然，非积学所能得，至于导养得理，则安期、鼓祖之伦可及，要求服养自然，把黄、老之学当做一种养生术来看待。这就引起崇尚虚玄的向秀的反对，作《难<；养生论>；》加以非难；嵇康又作《答<；难养生论>；》以驳之，这样一来，辩论的风气便愈演愈烈。然而可悲的是：不论贵生、养生，崇有、崇无，结果都在这个世乱如麻，政治形势苍黄翻覆，人命贱如草芥的时代，仍难免在严刑峻法下死于非命！ 有些人只是因为名高引人妒忌，就死于他自己根本没有想到的莫须有的罪名。 由于人命危浅，朝不保夕，加之先秦西汉所没有的佛家地狱轮回、十殿阎罗、因果报应等耸人听闻的迷信说教逐渐深入人心，于是神鬼怪异之谈也随之盛极一时，《列异传》、《博物志》、《搜神记》、《灵鬼志》、《甄异传》、《述异记》等志怪小说，就是这时期应运而生的产物。晋人好谈神鬼，甚至连篇累牍地写进史书，这也是当时科学思想没有萌芽，民智未开，视一切事物皆可成鬼怪的观念所造成。但内容情节大多雷同，如主张无鬼论的人遇鬼而卒；禁鬼神淫祀的人，鬼来与之谈理，不胜，鬼作色而去，人亦随之而卒等等，都是事同人异，这也反映了当时这批志怪小说作者视野不广，认识力不足，想象力贫乏，因此只能因袭模仿，缺少新意。 正当人们厌倦于千篇一律的志怪小说时，有一位尚未入仕的青年裴启，忽然独创一格地送出了一部记录汉魏以来迄于当世知名人物言语应对之可称的志人小说《语林》。这就使世人耳目为之一新，大家热烈欢迎，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远近哄传，竟成一家之学的裴氏学。这也是无怪其然的。因为魏晋的清谈家即使祖述玄虚，也未尝不品评当世人物；至于注重现实政治的人，则更勤于实务，重视人才，体察人的才性，效法圣贤的嘉言懿行。裴启的这第一部志人小说，使时人从虚无缥缈的神鬼怪异境界回到现实的人世，所记的人物行事，言语应对，又都是可以称述的，既可以资为立身处世的楷模，又可以娱悦身心，资为谈助，所以它的一纸风行，竞相传写，人手一编，正是很自然的事。 裴启字荣期，河东闻喜人。因他没有做过官，是个处士，所以《晋书》不为他立传。他的《语林》初出，虽曾轰动一时，但因谢安的诋毁，其书不传，他的名声也逐渐为人们所遗忘。 《语林》在当时虽是创新的作品，但对过去也并非绝无继承，它所继承的就是汉武帝令郡国察举孝廉以来，到汉末魏晋蔚为一时盛事的品评人物的社会风气。这种品评，不仅是对人的学问文章，就是容貌举止、言语谈吐、气量见识、性格行事，也无不包括在内。采集《语林》、《郭子》等书而成的《世说新语》，其中有许多门类就都和品评人物有关。品评人物主要着眼于人的才性，由于人的气质禀赋各不相同，表现出来的才能也随之各异，一般认为才能的美恶便是人物美恶的表现。魏刘劭的《人物志》，就是一部专论人物才性的书籍，以为人的一切都以性情为本，论人必须体察他的性情。曹丕《典论·论文》认为人的文章都和他的个性气质有关，如论孔融，说他“体气高妙”；论徐干，说他“时有齐气(舒缓之气)”；论刘桢，说他有“逸气，但未遒耳”。这简直认为“文章即人”，至少也是“文如其人”了。 后汉末年的党锢之祸，摧残了不少人才，但品评人物的社会风气并未因之稍杀。魏晋初期的统治者都崇尚法治，感觉过去评定人才的方法已不合时宜，必须有新的选拔人才的标准，于是关于人物才性的同、异、离、合，即所谓“四本论”的争辩，便成为魏晋之际清谈的另一重要主题。这和崇尚虚无的玄谈恰好相反，玄谈是超脱现实，远离政治，入于虚无缥缈之境，才性之谈则是崇尚实务，为现实的政治品评和选择人才，以实代虚，以有为代无为。《语林》便是在这种品评人物的社会风气下应运而生的产物。 可是这第一部志人小说《语林》出世不久，就受到了意外的打击，打击它的竟是当朝宰相谢安。裴启是怎样认识谢安的，没有文献可考。当时宰相的地位虽高，但也并非高不可攀，为了博取声誉，也经常提携奖掖后进。裴启既出自名门望族，自有和谢安往来的机缘，而且彼此似乎还相当亲热，曾同席饮宴，所以谢安才会批评他“乃可不恶，何得为复饮酒(你这人很好，为什么还要喝酒)?”而他也就把这话当做嘉言记入他的《语林》，另外还记录了谢安品题支道林的话：“如九方皋之相马，略其玄黄，取其骏逸。”这本来是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语林》原是一本记录汉魏以来迄于当世言语应对之可称述的书，谢安这两件事虽都是小事，但也不无可称述的地方，裴启记入书中，不但于谢安无损，而且足以提高其声望。可是谢安不知出于何种心理，也许是妒忌《语林》享名太盛吧，当庾亮的小儿子庾道季向他提起《语林》称述的这两次言论时，谢安竟一概否认，说：“都无此二语，裴自为此辞耳。”但他赞美支道林的话不仅确有其事，而且知道的人很多，这因为支道林虽善谈禅，章句却时有遗漏，为注重文字的人所轻视，谢安独重之，比之为九方皋的相马。庾道季对此也略有所闻，“意甚不以为好”，因又向谢安推荐《语林》所载王珣(东亭)《经黄公酒垆下赋》，这一来就更触怒了谢安，原来谢安和王珣素有嫌隙，王珣、王珉兄弟都是谢安家女婿，因猜疑致嫌，谢安气量褊狭，既绝珣婚，又离珉妻，由是王、谢二族遂成仇衅。庾道季不知就里，竟向谢安推荐他所深恶的王珣的作品，结果是碰了一鼻子灰，谢安读后，“都不下赏裁”，甚至迁怒裴启不该在《语林》里登载王珣这篇赋，责怪庾道季：“君乃复作裴氏学”。时人不察，以为谢安是堂堂宰相，所言决无虚诬，裴启却不过是个白衣处士，地位既低，年纪又轻，难保不弄虚作假，把他自己的话当做谢安说的话，尤其是“谢安谓裴郎乃可不恶……”一语，大有借重谢安的名望地位抬高美化自己的嫌疑，于是众咸鄙弃裴启的为人及其书，而《语林》遂废。其实倒是谢安赖掉自己所说的话，《语林》所载反是实录。世事悠悠，惟视人物地位高下而定是非，古今一辙。人们只知趋奉当朝宰相谢安，有谁来为白衣处士裴启平反雪冤呢。然而公道自在人心，一百二十年后，南齐檀道鸾作《续晋阳秋》，在揭露谢安为他同乡推销蒲葵扇的丑闻以后，便引裴启的事作比，不胜感慨地评论说：“夫所好生羽毛，所恶成疮痈。谢相一言，挫成美于千载，及其所与，崇虚价于百金。上之爱憎与夺，可不慎哉！” 名公大臣固然一言九鼎，但也不见得便能“挫成美于千载”，扼杀众所欢迎的文艺作品。《语林》在遭受了这场打击以后，仍旧流传不衰，到梁时还存在，不过删去了记谢安语的两条而已。《世说·轻诋》篇谓：“今时有者，皆是先写，无复谢语。”此说似未足信，如是先写本，其中正应有谢语，否则庾道季何以能举以诧谢安？只有遭了谢安诋毁后的传写本，才会加以删落，无复谢语。 《语林》因为是最早出现的志人小说，所以虽然遭受了谢安的打击，声价大落，却仍旧废而不废，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召集文人学士编纂《世说新语》，就采袭了《语林》中的不少条目，梁刘孝标为《世说》作注时犹得见《语林》原书，引入注中作为对《世说》补充解释的地方也不在少数。臧荣绪、王隐、虞预、何法盛诸家所撰的《晋书》虽都已佚，但就现存的佚文对照，其中往往和《语林》所记载的相符，唐修《晋书》以臧荣绪《晋书》为蓝本，同时兼采《语林》、《世说》、《搜神记》、《幽明录》，刘知几曾在《史通·杂说》篇中提到过。《隋书·经籍志》“小说家类”于《燕丹子》下注：《语林》十卷，东晋处士裴启撰，梁有，今亡。由于《隋书·经籍志》把《语林》列于《燕丹子》下，于是日本的《佐世见在书目》中就把《燕丹子》记为“晋处士裴启撰”(见日本青木正儿著《中国文学概说》)。其实这完全是出于猜测。《语林》所记人物言行，每条都不过十余字至百余字，像《燕丹》那样长达数千字、人物描写几可与唐人传奇媲美的历史小说，决不会出自裴启手笔。 裴启《语林》虽然在隋代已经亡佚，但在唐宋类书如《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初学记》、《六帖》、《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续谈助》、《类说》、《事类赋注》中犹时见其遗文，刘孝标注《世说》也引用了一部分。不过这些类书和注释的引文都有一个普遍的缺点，就是或者迁就门类的要求，或者限于说明和补充正文，多半出于摘引，一鳞片爪，使人难以窥见原貌，有些甚至仅摘取数字，不列上下文，更使人如坠五里雾中。 尽管有这样的缺点，但如能把现在的佚文加以辑录，则纵使未能恢复原貌，毕竟慰情聊胜于无。最早从事这工作，把散佚了的《语林》辑录起来的是鲁迅先生，时间是一九一○年(见这年十一月十五日致许寿裳信)，距今已七十多年了。他并不是专辑《语林》一种，而是和《古小说钩沉》中的数十种佚书同时辑录的。据说他当时夹在各种类书中的签条有六千余张之多，可见其用力之勤。不知是否因此书别有一名称叫《裴子》，或者因刘孝标注《世说》对作者的名字叫裴启还是叫裴荣分辨不清，所以把辑录的这书定名为《裴子语林》。 鲁迅为辑佚工作者创造了一种值得师法的典范，就是择善而从。由于每条佚文散见于多种不同的类书，文字并不完全一致，有些同一种类书前后援引文字也小有差异，这就不能专主一种本子，必须参照各种不同类书的引文互相比较，择其善者而从之。这样的方法也许会被人讥为百衲本，然而这正是辑佚工作者必须遵循的原则，因为佚文在被各种类书所援引或摘引时，其文字往往已经过后人的窜改，如果专主一种本子，常不免夹带后人所窜改的私货，只有参互比较，择善而从，才能接近或恢复原貌。对于仅从中摘引数语不列上下文，使人莫明所以的佚文，据《世说新语》补足，或取《世说》注引文与《世说》参综写定，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因为《世说》中有许多条袭自《语林》，《语林》所佚失的文字，《世说》中往往还保存着全文。不过这方法也不完全可靠，因为《世说》的文字经后人改窜的地方更多，所以还须对照《晋书》和其他晋人所修史书的遗文，才不致有差忒。 鲁迅辑《裴子语林》，也有一些失误的地方，首先是他误引了《类林杂说》。此书是金王朋寿著，分门别类撰集汉魏以来人物轶事，其中颇多张冠李戴的错误，更非裴启《语林》原文，不知何故竟辑入《语林》书中。虽然所引条数不多，并且在每条末尾加小字按语“首末皆王朋寿语”，毕竟是不应该的。其次是各条所举人物言行除荦荦可考者时代大致不误外，其余人物时代颠倒错乱，不一而足。如戴叔鸾是后汉时人，却列于晋初王武子、孙子荆条后，辛恭静即《晋书·忠义传》中的辛恭靖，司马太傅即会稽王司马道子，都是东晋末年安帝时人，却列于魏晋之际的何晏与夏侯玄之间。王太保是王祥，西晋初人，却列于东晋末年的谢安诸条之后。这些还是比较容易看出的错误，其他东晋人列于西晋人之上，西晋人居于东晋人之末的时代错乱，多得不胜枚举。显然，鲁迅当初只是撮录原始材料，并未经过排比整理，更没有经过仔细的校勘。由于他后来忙于写战斗性的杂文，无暇及此，所以当郑振铎编《世界文库》，要求他把所辑录的这些古小说史料加以发表时，他始终没有答应。这充分表现他治学的谨严和对读者的负责精神。我们今天只应对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辑佚工作表示敬意，而不应对他网罗遗帙辛勤得来的原始材料有何非难，既然他生前都未及见他所辑录的《古小说钩沉》的出版，我们又岂能妄为评议？ 其实早在鲁迅以前，清人马国翰在道光年间就已从事辑佚书的工作，他辑佚的范围远较鲁迅广泛，举凡宋以前的经史子部佚书，都在辑录之列，共辑得五百九十四种(一说六百二十九种)，都是宋以前散佚的书后世久无传本的。书成，即以他的书斋玉函山房名其所辑佚书，分为经、史、子三编，其中经编所辑最多，比较完备，史子两编数量既少，又舛乱无体例，好像也是未经整理编定的稿本。裴启《语林》也辑于子编小说家类，共二卷。由于当时信息不灵通，书又印得少，不容易见到，鲁迅生前可能并未见过这部《玉函山房辑佚书》，否则一定也像对吴兴嘉业堂丛书一样，千方百计要取来一读的。现在上海图书馆作为善本看待的《玉函山房辑佚书》，也是纸质粗糙的黄表芯纸本，经与鲁辑《裴子语林》对读参照，多出六条，其中有数条见于明何良俊撰集的《何氏语林》，显系鲁迅漏辑，故补注于卷末。鲁辑有几条文字有讹夺，人物也无可考，有几条无人物事迹，甚或仅有三字、六字，与作为志人小说的《语林》体例不符，显非《语林》原文，而系类书误引或误题，但也未便摒而不录，故仅不加注释，仍附于卷末，是否《语林》文字，由读者去裁决。 裴启《语林》经马国翰、鲁迅二家先后辑佚，收集得已相当完备，是否还有未收的佚文呢？ 已故戴不凡先生在《小说见闻录》中列《语林》佚文二条，一条出明代慎懋官《华夷鸟兽续考》，经查，原来是唐赵璘《因话录》中的文字，并非《语林》佚文。另一条出明代钱世扬《古史谈苑》，经查，它的来源出处比《语林》还早，原来是魏邯郸淳《笑林》中的一条，鲁迅早已辑入《古小说钩沉》，更不是《语林》的佚文。其所以会导致这样的错误，是因明何良俊也把他所撰集的志人小说定名为《语林》，不加“何氏”字样以为区别(现在的古籍出版社影印的四库全书本也还是如此，书名迳用《语林》，不加“何氏”)，这就很容易和裴启《语林》相混淆。明人引《何氏语林》，直称《语林》，戴不凡先生不察，便误以为是裴启《语林》的佚文了。 那么《语林》是否就没有佚文了呢？这也不见得，我就见过两条未为马、鲁二家所辑的《语林》佚文，都出于《渊鉴类函》。一条见方术部医四，云：“人有患应病者，问医官苏澄，澄云：‘古无此方，吾检《本草》，集天下药物试读之。’每发一声，腹中无不应，惟至一药，再三无声，因处方以此药为主，别味性亦相近，服之，疾除。”一条见巧艺部谢三，云：“宣宗幸苑中，回顾仗外舍，屋际有倚竹一竿，去御马百步外。帝曰：‘朕以法制威天下，而连年兵不解，今射此竹，卜其济否。’攘袖弯弓，一发洞其竹，分而为二，矢贯于外。左右呼‘万岁’，贺于马前。”我虽不因《渊鉴类函》是晚出之书便摒弃不录，但终不免有些怀疑，第一是苏澄其人不见《晋书》，究竟是哪一朝的医官，须查《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在查明其是否晋人前，实难信其为《语林》佚文。第二是东西二晋十一帝，没有一个庙号称宣宗的，晋代称帝不称宗，宗是死后的庙号，也不普遍，只有元帝称中宗，明帝称肃宗，成帝称显宗，穆帝称孝宗，简文帝称太宗，没有一个称宣宗的，除非是唐朝的皇帝才称宣宗。所以也不见得会是《语林》的佚文，姑志于此，以引起对古小说有兴趣的人继续探寻。因为据《隋志》著录，《语林》原书有十卷之多，几乎等于现存《世说新语》的数量，虽然亡佚已久，其遗文当亦不止目前的不足二百条之数。(文化艺术出版社周楞伽辑注《裴启语林》) 《拾遗记》 □萧绮《拾遗记序》： 《拾遗记》者，晋陇西安阳人王嘉字子年所撰，凡十九卷，二百二十篇，皆为残缺。当伪秦之季，王纲迁号，五都沦覆，河洛之地，没为戎墟，宫室榛芜，书藏堙毁。荆棘霜露，岂独悲于前王；鞠为禾黍，弥深嗟于兹代！ 故使典章散灭，黉馆焚埃，皇图帝册，殆无一存，故此书多有亡散。文起羲、炎已来，事讫西晋之末，五运因循，十有四代，王子年乃搜撰异同，而殊怪必举。纪事存朴，爱广尚奇，宪章稽古之文，绮综编杂之部，《山海经》所不载，夏鼎未之或存，乃集而记矣。辞趣过诞，意旨迂阔，推埋陈迹，恨为繁冗；多涉祯样之书，博采神仙之事，妙万物而为言，盖绝世而弘博矣！ 世德陵夷，文颇缺略。绮更删其繁紊，纪其实美，搜刊幽秘，捃采残落，言匪浮诡，事弗空诬，推详往迹，则影彻经史，考验真怪，则叶附图籍。若其道业远者，则辞省朴素；世德近者，则文存靡丽；编言贯物，使宛然成章。数运则与世推移，风政则因时回改。至如金绳鸟篆之文，玉牒虫章之字，末代流传，多乘曩迹，虽探研镌写，抑多疑误。及言乎政化，讹乎祯祥，随代而次之。土地山川之域，或以名例相疑；草木鸟兽之类，亦以声状相惑；随所载而区别，各因方而释之，或变通而会其道。宁可采于一说！今搜检残遗，合为一部，凡一十卷，序而录焉。(中华书局齐治平校注《拾遗记》本) □释慧皎《高僧传》： (晋太元十年，道安未终之前，)隐士王嘉往候安。安曰：“世事如此，行将及人，相与去乎？”嘉曰：“诚如所言，师且前行；仆有小债未了，不得俱去。”及姚苌之得长安也，嘉时故在城内，苌与苻登相持甚久。苌乃问嘉：“朕当得登不？”答曰：“略得。”苌怒曰：“得当言得，何略之有！”遂斩之。此嘉所谓负债者也。苌死后，其子兴方杀登，兴字子略，即嘉所谓得者也。 嘉字子年，洛阳人也。形貌鄙陋，似若不足。本滑稽，好语笑，然不食五谷，清虚服气，人咸宗而事之，往问善恶，嘉随而应答，语则可笑，状如调戏，辞似谶记，不可领解，事过多验。初养徒於加眉谷中，苻坚遣大鸿胪征不就。及坚将欲南征，遣问休否，嘉无言，乃乘使者马，佯向东行数百步，因落靴帽，解弃衣服，奔马而还，以示坚寿春之败，其先见如此。及姚苌正害嘉之日，有人於陇上见之，乃遣(遗？)书於苌。安之潜契神人。皆此类也。(中华书局齐治平校注《拾遗记》本) □房玄龄《晋书·艺术传·王嘉》： 王嘉字子年，陇西安阳人也。轻举止，丑形貌，外若不足，而聪睿内明，滑稽好语笑，不食五谷，不衣美丽，清虚服气，不与世人交游。隐於东阳谷，凿崖穴居，弟子受业数百人，亦皆穴处。 石季龙之末，弃其徒众，至长安潜，隐於终南山，结庵庐而止，门人闻而复随之，乃迁於倒兽山。苻坚累征不赴，公侯已下咸躬往参诣，好尚之士无不师宗之。问其当世事者，皆随问而对。好为譬喻，状如戏调；言未然之事，辞如谶记，当时鲜能晓之，事过皆验。 坚将南征，遣使者问之。嘉曰：“金刚火强。”乃乘使者马，正衣冠，徐徐东行数百步，而策马驰返，脱衣服，弃冠履而归，下马踞床，一无所言。使者还告，坚不悟，复遣问之，曰：“吾世祚云何？”曰：“未央。”咸以为吉。明年癸未，败於淮南，所谓未年而有殃也。人候之者，至心则见之；不至心则隐形不见。衣服在架，履杖犹存，或欲取其衣者，终不及，企而取之，衣架逾高，而屋亦不大。履杖诸物亦如之。 及姚苌之入长安，礼嘉如苻坚故事，逼以自随，每事咨之。苌既与苻登相持，问嘉曰：“吾得杀苻登定天下？”嘉曰：“略得之。”苌怒曰：“得当云得，何略之有！”遂斩之。先此，释道安谓嘉曰：‘世故方殷，可以行矣。”嘉曰：“卿其先行，吾负债未果去。”俄而道安亡，至是而嘉戮死，所谓“负债”者也！ 苻登闻嘉死，设坛哭之，赠太师，谥曰文。及苌死，苌子兴字子略方杀登，“略得”之谓也。嘉之死日，人有垄上见之。其所造《牵三歌谶》，事过皆验，累世犹传之。又著《拾遗录》十卷，其记事多诡怪，今行於世。(中华书局标点本《晋书》卷九十五) □杨慎《丹铅总录》： 陇西处士王嘉，隐居倒虎山。有异术。苻坚迎之入长安。按嘉字子年，今世所传《拾遗记》，嘉所著也。其书全无凭证，直讲虚空。首篇谓少昊母有桑中之行，尤为悖乱。嘉盖无德而诡隐，无才而强饰，如今之走帐黄冠，游方羽客；伪药欺人，假丹误俗，是其故智，而移于笔札，世犹传信之，深可怪也哉！ (见中华书局齐治平校注《拾遗记》附录)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拾遗记》： 《拾遗记》称王嘉子年、萧绮传录，盖即绮撰而托之王嘉。中所记无一事实者。皇娥等歌，浮艳浅薄，然词人往往用之，以境界相近故。又《名山记》，亦赝作，今不传。(中华书局《少室山房笔丛》本《四部正讹》下) □顾春《世德堂本拾遗记跋》： 王子年《拾遗记》十卷，上溯羲、农，下沿典午，旁及海外瑰奇诡异之说，无不具载。萧绮复节为之录，搜抉典坟，符证秘隐，词藻灿然。予因刻置家塾。或有讶其怪诞无稽者。噫！邵伯温有云：“四海九州之外，何物不有，特人耳目未及，辄谓之妄”；矧邃古之事，何可必其为无耶？博洽者固将有取矣。嘉靖甲午春三月东沧居士吴郡顾春识。(中华书局齐治平校注《拾遗记》本) □王谟《汉魏丛书·拾遗记跋》： 王嘉《拾遗记》，梁萧绮录，共十卷。《文献通考》又以《拾遗记》第十卷别为《名山记》一卷，实祇一书，卷数分合不同尔。嘉字子年，陇西人，后秦姚苌方士，有传列《晋书·艺术》，亦言其《拾遗记》，记事多诡怪。昔太史公尝病百家言黄帝，文不雅驯；而嘉乃凿空著书，专说伏羲以来异事。其甚者，至以《卫风·桑中》托始皇娥，为有淫佚之行。诬罔不道如此，其见杀于苌，非幸也！二《志》厕之《杂史》，谬矣！《通考》以入《小说家》，尚为近之。(见中华书局齐治平校注《拾遗记》附录)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拾遗记》： 《拾遗记》十卷。 秦王嘉撰。嘉字子年，陇西安阳人，事迹具《晋书·艺术传》。考旧本系之晋代，然嘉实苻秦方士，是时关中云扰，与典午隔绝久矣，称晋人者，非也。其书本十九卷，二百二十篇，后经乱亡残阙，梁萧绮搜罗补缀，定为十卷，并附著所论，命之曰《录》，即此本也。绮序称“文起羲、炎以来，事迄西晋之末”，然第九卷记石虎燋龙，至石氏破灭，则事在穆帝永和六年之后，入东晋久矣，绮亦约略言之也。嘉书盖仿郭宪《洞冥记》而作，其言荒诞，证以史传皆不合，如皇娥宴歌之事，赵高登仙之说，或上诬古圣，或下奖贼臣，尤为乖迕。绮录亦附会其词，无所纠正。然历代词人，取材不竭，亦刘勰所谓“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者欤。《虞初》九百，汉人备录，六朝旧笈，今亦存备采掇焉。(中华书局影印《四库全书总目》本)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拾遗记》： 《拾遗记》十卷，(《汉魏丛书》本)秦王嘉撰。(嘉，字子年，陇西安阳人。能前知，为姚苌所杀。苻登赠太师，谥曰文。旧本题晋代，非也。)《四库全书》著录。《隋志》(杂史类)作《拾遗录》二卷，新、旧《唐志》(杂史类)俱作《拾遗录》三卷，又《拾遗记》十卷，注云：萧绮录。《崇文目》(传记类)、《读书志》(传记类)、《书录解题》、《通考》、《宋志》俱作《拾遗记》十卷，盖子年撰而绮叙录。故二《唐志》俱分载也。据绮序，知王氏书本十九卷，二百二十篇。经乱佚阙，绮掇拾残文，编为十卷，并为之录。录即论赞之别名也，然则隋、唐志所载二卷、三卷之本，亦非子年之原书矣。所记上起三皇，下迄石虎，事迹奇诡，十不一真，徒以辞条丰蔚，颇有资于词章。至绮所论断，虽为畅达，亦不过扬其颓波耳！《秘书二十一种》亦收入之。《历代小史》所收，有记无录；《说郛》仅节录一卷云。(商务印书馆《郑堂读书记》本) □谭献《复堂日记》： 《拾遗记》，艳异之祖，恢谲之尤，文富旨荒，不为典要，予少时之论如此。今三复乃见作者之用心。奢虐之朝，阳九之运，述往事以讥切时王，所谓陈古以刺今也。篇中于忠谏之辞，兴亡之迹，三致意焉。萧绮附录，大义轨于正道，是非不谬于圣人者已。又案篇记异物，辄详所出，盖皆自注语，传写误连正文耳。(见中华书局齐治平校注《拾遗记》附录)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拾遗记》十卷，题晋陇西王嘉撰，梁萧绮录。《晋书·艺术列传》中有王嘉，略云，嘉字子年，陇西安阳人，初隐于东阳谷，后入长安，苻坚累征不起，能言未然之事，辞如谶记，当时鲜能晓之。姚苌入长安，逼嘉自随；后以答问失苌意，为苌所杀(约三九○)。嘉尝造《牵三歌谶》，又著《拾遗录》十卷，其事多诡怪，今行于世。传所云《拾遗录》者，盖即今记，前有萧绮序，言书本十九卷，二百二十篇，当苻秦之季，典章散灭，此书亦多有亡，绮更删繁存实，合为一部，凡十卷。今书前九卷起疱牺迄东晋，末一卷则记昆仑等九仙山。与序所谓“事讫西晋之未”者稍不同。其文笔颇靡丽，而事皆诞谩无实，萧绮之录亦附会，胡应麟(《笔丛》三十二)以为“盖即绮撰而托之王嘉”者也。(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中国小说史略》本) 《搜神后记》 □释慧皎《高僧传序·搜神录》： 临川康王义庆《宣验记》及《幽明录》，太原王琰《冥祥记》，彭城刘悛《益部寺记》，沙门昙宗《京师寺记》，太原王延秀《感应传》，朱君台《征应传》，陶渊明《搜神录》并备出，诸僧叙其风素而皆是附见，亟多疏阙。(海山仙馆丛书《高僧传》本)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搜神后记》： 《搜神后记》十卷，(《津逮秘书》本)旧题晋陶潜撰，《四库全书》著录，《隋志》(杂传类)、《通志》传记俱载之；新、旧《唐志》、《崇文目》、《读书志》、《书录解题》、《通考》、《宋志》俱不载，岂皆未见其书欤！然渊明亦非撰是书者。书中载有宋元嘉十四年、十六年事，是时渊明已卒十余年矣。况《宋书》本传称其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其于文章如此，则于此记亦当如是，而竟不然，其作伪之明证也。惟其所记，词致雅饬，体例严整，实非钞撮补缀而成，当由隋以前人所依托，与世所传干氏《搜神记》，固迥然不侔矣。《学津讨原》亦收入之，《说郛》、《唐宋丛书》均节录一卷云。(商务印书馆《郑堂读书记》本)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续干宝书者，有《搜神后记》十卷。题陶潜撰。其书今具存，亦记灵异变化之事如前记，陶潜旷达，未必拳拳于鬼神，盖伪托也。(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中国小说史略》本) □余嘉锡《四库提要·搜神后记辨证》： 旧本题晋陶潜撰。中记桃花源事，全录本集所载诗序。惟增注“渔人姓黄名道真”七字，又载干宝父婢事，亦全录《晋书》，剽掇之迹显然可见。明沈士龙跋，谓潜卒于元嘉四年，而此有十四、十六两年事。陶集多不称年号，以干支代之，而此书题永初，元嘉。其为伪托固不待辨，然其书文词古雅，非唐以后人所能，《隋书·经籍志》著录，已称陶潜，则赝撰嫁名，其来已久。 嘉锡案：梁释慧皎《高僧传序》云：“陶渊明《搜神录》续出诸僧，皆是附见。”则此书之题作陶潜，自梁已然，远在《隋志》之前。慧皎《高僧传》，《四库》未收，故《提要》不知引证也。 又陆羽《茶经》引其中晋武帝时宣城人秦精入武昌山采茗一条，与此本所载相合。封演《闻见记》引其中有人因病能饮一斛二斗，后吐一物一条，与此书桓宣武督将一条，仅文有详略，及牛肺字作牛肚，茗瘕字作斛二瘕。其事亦与此本所载相合，知今所传刻，犹古本矣。 案《法苑珠林》引此书十三条，题作《续搜神记》或《搜神续记》，字句多大同小异。又引此书而文较详，与前记同者二条，不见于此书，而见于前记者一条。(均见上条注中。)《珠林》为唐人书，尚在陆羽，封演之前，益可证古本无大异同矣。 [其中丁令威化鹤、阿香雷车诸事，唐宋词人并递相援引，承用至今，要不可谓非六代遗书也。](中华书局标点《四库提要辨证》本) □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 《搜神后记》还有两类特别突出的题材为以往所无或少有。一类是佛法佛徒故事。东晋末已有《观世音应验记》，然观其书名仅限于观世音感应事；荀氏《灵鬼志》也开始有较多反映，但远不及《后记》。这类故事散见各卷，主要记佛徒的神术异迹，所谓“傍出诸僧，叙其风素”。如卷二“比丘尼”条比丘尼破腹出脏、肢解身体，“佛图澄”条佛图澄腹孔出光，清洗内脏，卷五“竺昙”条竺昙死后为神，卷六“胡茂回”条诸鬼惧怕沙门，“竺法师”条竺法师死后显灵，等等，还有的记佛图灵验，如卷三“建安郡山贼”条云山贼入佛图搜掠财宝皆遭报应。陶渊明并不奉佛，仅和佛徒有过些来往，但由于东晋以来佛教愈来愈盛，自然不能不影响到他的志怪创作。《后记》较多地记录了佛教故事，反映出晋宋之际志怪内容开始发生重要变化。 这类故事一般不生动，远远赶不上另一类，即关于仙窟异境的传说。“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陶渊明集》有《桃花源记》，虚构了一个与世隔绝、有良田美池桑竹、人人怡然自乐的桃源异境。《后记》卷一也有这个故事，不同之处是没有后边的诗，且文中夹注称武陵渔人姓黄名道真，结末不是刘子骥去寻访，而是太守刘歆遣人随渔人往寻。桃花源故事，大约是融合了四种传说和思想资料而创造出来的。一是神仙家或在神仙之说影响下创造出来的荒幻无稽的神山仙窟传说，这在《列仙传》、《拾遗记》中已有表现，纯然出于虚构。二是有一定现实根据的洞窟传说。或者可能是古时隐者羽客之流居住过留下遗迹，或是古时什么场所的遗址，后人发现后加以神秘化，此类传说往往说洞中有室舍用具书籍等。如《吴地记》引《洞庭山记》云阖闾时令威丈人入洞庭穴，初极狭，后遇一石室，高二丈，内有石床枕砚素书。《神境记》云荥阳郡何家岩穴中有室宇，中有书和竹杖。《荆州记》云小酉山石穴藏书千卷。顾野王《舆地志》云赣县黄堂山有石室数千间，室前有车马迹，林木繁茂，水石幽绝，室中有石人，山下居人每丙日辄闻石室有笳鼓箫乐之声。三是和现实生活更为接近的关于避乱之地和隐居之地的传说。刘敬叔《异苑》卷一载：“元嘉初，武陵蛮人射鹿，逐入石穴，才容人。蛮人入穴，见其旁有梯，因上梯，豁然开朗，桑果蔚然，行人翱翔，亦不以怪。此蛮于路斫树为记，其后茫然，无复仿佛。”同时人盛弘之《荆州记》及黄闵《武陵记》，也有相同记载。《周地图记》还记有蜀中白鹿山“小成都”传说：“宋元嘉九年，有樵人于山左见群鹿，引弓将射之，有一  所趋险绝。进入石穴，行数十步，则豁然平博，邑屋连接，阡陌周通。问是何所，有人答曰小成都。后更往寻之，不知所在。”四是老子小国寡民社会及魏晋阮籍、鲍敬言等人的关于无君无臣社会的空想。如前所述，魏晋社会动荡混乱，入山避乱及隐居山林者特多，再加上神仙思想和老庄思想的影响，上述种种传说就有了产生和流传的现实土壤。它们有些虽记载较晚，但应当说晋世都有流传。陶渊明构织桃花源世界的蓝图，主要是前所述第三类传说。特别是《异苑》所记，连地点也吻合。黄闵《武陵记》云：“武陵山中有秦避世人居之，寻水号曰桃花源，故陶潜有《桃花源记》。”又云：“昔有临沅黄道真，在黄闻山侧钓鱼，因入桃花源，陶潜有《桃花源记》。今山下有潭，立名黄闻，此盖闻道真所说，遂为其名也。”可见武陵地区确有桃花源传说，晋宋时武陵地区乃汉夷避乱之处，生出此等传说是很自然的事。《异苑》所云武陵蛮人当即为黄道真，盖蛮人多以黄为姓也。渊明以武陵桃花源传说为主要依据，再融合神仙洞府一类幻想以增加神秘感，并渗透进去有关无君无臣的“鸿荒之世”的思想以及自己和群众的体验和愿望，这样就创造出一个美好的桃花源世界。清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云桃花源“设想甚奇，直于污浊世界中另辟一天地，使人神游于黄农之代”，颇能抉其髓。(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唐前志怪小说史》) 《幽明录》 □《宋书·刘义庆传》： 临川烈武王道规，字道则，高祖少弟也。少倜傥有大志，高祖奇之，与谋诛桓玄。时桓弘镇广陵，以为征虏中兵参军。高祖克京城，道规亦以其日与刘毅、孟昶共斩弘，收众济江。进平京邑，玄败走，晋大将军武陵王遵承制，以道规为振武将军，义昌太守。…… 道规进号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固辞。俄而寝疾，改授都督豫江二州扬州之宣城、淮南、庐江、历阳、安丰、堂邑六郡诸军事、豫州刺史，持节、常侍、将军如故。以疾不拜。八年闰月，薨于京师，时年四十三。追赠侍中、司徒。加班剑二十人。谥曰烈武公。平桓谦功，进封南郡公，邑五千户。高祖受命，赠大司马，追封临川主、食邑如先。道规无子，以长沙景王第二子义庆为嗣。 初，太祖少为道规所养，高祖命绍焉，咸以礼无二继，太祖还本，而定义庆为后。义庆为荆州，庙主当随往江陵，太祖诏曰：“褒崇道勋，经国之盛典；尊亲追远，因心之所隆。故侍中、大司马临川烈武王，体道钦明，至德渊邈，睿哲自天，孝友光备。爰始协规，则翼赞景业；陵威致讨，则克剪枭鲸。逮妖逆交侵，方难孔棘，势逾累棋，人无固志。王神谟独运，灵武宏发，辑宁内外，诛覆群凶，固已化被江汉，勋记微管，远猷侔于二南，英雄迈于两献者矣。朕幼蒙殊爱，德荫特隆，丰恩慈训，义深情戚，永惟仁范，感慕缠怀。今当拥寝祏，初祀西夏，思崇嘉礼，式备徽章，庶以昭宣风度，允副幽显。其追崇丞相，加殊礼，鸾格九旒，黄屋左纛，给节铖、前后部羽葆、鼓吹、虎贲班剑百人，侍中如故。”及长沙太妃檀氏、临川太妃曹氏后薨，祭皆给鸾辂九旒，黄屋左纛，辒辌车，挽歌一部，前后部羽葆、鼓吹，虎贲班剑百人。 义庆幼为高祖所知，常曰：“此我家丰城也。”年十三，袭封南郡公。除给事，不拜。义熙十二年，从伐长安，还拜辅国将军、北青州刺史，未之任，徙督豫州诸军事、豫州刺史，复督淮北诸军事，豫州刺史、将军并如故。永初元年，袭封临川王。徵为侍中。元嘉元年，转散骑常侍，秘书监，徙度支尚书，迁丹阳尹，加辅国将军、常侍并如故。 时有民黄初妻赵杀子妇，遇赦应徙送避孙雠，义庆曰：“案《周礼》父母之仇，避之海外，虽遇市朝，斗不反兵。盖以莫大之冤，理不可夺，含戚枕戈，义许必报。至于亲戚为戮，骨肉相残，故道乖常宪，记无定准，求之法外，裁以人情。且礼有过失之宥，律无雠祖之文。况赵之纵暴，本由于酒，论心即实，事尽荒耄。岂得以荒耄之王母，等行路之深雠。臣谓此孙忍愧衔悲，不违子义，共天同域，无亏孝道。” 六年，加尚书左仆射。八年，太白星犯右执法，义庆惧有灾祸，乞求外镇。太祖诏譬之曰：“玄象茫味，既难可了。且史家诸占，各有异同，兵星王时，有所干犯，乃主当诛。以此言之，益无惧也。郑仆射亡后，左执法尝有变，王光录至今平安。日蚀三朝，天下之至忌，晋孝武初有此异，彼庸主耳，犹竟无他。天道辅仁福善，谓不足横生忧惧。兄与后军，各受内外之任，本以维城，表里经之，盛衰此怀，实有由来之事。设若天必降灾，宁可千里逃避邪？ 既非远者之事，又不知吉凶定所，若在都则有不测，去此必保利贞者，岂敢苟违天邪。”义庆固求解仆射，乃许之，加中书令，进号前将军，常侍、尹如故。 在京尹九年，出为使持节、都督荆、雍、益、宁、梁、南、北秦七州诸军事、平西将军、荆州刺史。荆州居上流之重，地广兵强，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故高祖使诸子居之。义庆以宗室令美，故特有此授。性谦虚，始至及去镇，迎送物并不受。 十二年，普使内外群官举士，义庆上表曰：“诏书畴咨群司，延及连牧，旌贤仄陋，拔善幽遐。伏惟陛下惠哲光宣，经纬明远，皇阶藻曜，风猷日升，而犹询衢室之令典，遵明台之睿训，降渊虑于管库，纡圣思乎版筑，故以道邈往载，德高前王。臣敢竭虚暗，只承明旨。伏见前临沮令新野庾实，秉真履约，爱敬淳深。昔在母忧，毁瘠过礼，今罹父疚，泣血有闻。行成闺庭，孝著邻党，足以敦化率民，齐教轨俗。前徵奉朝请武陵龚祈，恬和平简，贞洁纯素，潜居研志，耽情坟籍，亦足镇息颓竞，奖勖浮动。处士南郡师觉，才学明敏，操介清修，业均井渫，志固冰霜。臣往年辟为州祭酒，未污其虑。若朝命远暨，玉帛遐臻，异人间出，何远之有。”义庆留心抚物，州统内官长亲老，不随在官舍者，年听遣五吏饷家。先是，王弘为江州，亦有此制。在州八年，为西土所安。撰《徐州先贤传》十卷，奏上之。又拟班固《典引》为《典叙》，以述皇代之美。十六年，改授散骑常侍、都督江州、豫州之西阳、晋熙、新蔡三郡诸军事、卫将军、江州刺史，持节如故。十七年，即本号都督南兖、徐、兖、青、冀、幽六州诸军事、南兖州刺史。寻加开府仪同三司。 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才词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受任历藩，无浮淫之过，唯晚节奉养沙门，颇致费损。少善骑乘，及长以世路艰难，不复跨马。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太尉袁淑，文冠当时，义庆在江州，请为卫军谘议参军；其馀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引为佐史国臣。太祖与义庆书，常加意斟酌。 …… 义庆在广陵，有疾，而白虹贯城，野麕入府，心甚恶之，固陈求还。太祖许解州，以本号还朝。二十一年，薨于京邑，时年四十二。追赠侍中、司空，谥曰康王。 子哀王烨字景舒嗣，官至通直郎，为元凶所杀。追赠散骑常侍。子绰字子流嗣，官至步兵校尉。升明三年反，伏诛，国除。绰弟绾，早卒。 烨弟衍，太子舍人。衍弟镜，宣城太宁。镜弟颖，前将军。颖弟傅，南新蔡太守。(中华书局标点本《宋书》卷五十一)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临川王刘义庆(四○三——四四四)为性简素，爱好文义，撰述甚多(详见《宋书·宗室传》)，有《幽明录》三十卷，见《隋志》史部杂传类，《新唐志》入小说。其书今虽不存，而他书征引甚多，大抵如《搜神》《列异》之类；然似皆集录前人撰作，非自造也。唐时尝盛行，刘知几(《史通》)云《晋书》多取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排印本《中国小说史略》) □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 《幽明录》的书名，取义于《周易·系辞》：“是故知幽明之故。”注：“幽明者，有形无形之象。”刘义庆用来指冥中幻化万端的神鬼灵怪。诸书或又引作《幽冥录》、《幽冥记》，“幽冥”亦为鬼神之意。 《幽明录》卷帙同《搜神记》相差不多，内容包罗万象，博采广收，文笔生动，亦仿佛之。但它也有些不同于《搜神》的特点。第一，采自旧书者不足四分之一，绝大部分是首出，而且主要是晋宋事，因而全书有较强的时代感。第二，《搜神记》多取神话传说、历史异闻，而《幽明录》绝大多数是关于现实生活中士民僧俗的奇闻异事，因而全书呈现出这样一种状态：其人其事近在耳目间、实实在在，而又渺渺茫茫，实中见幻，平中见奇，给人一种虚幻性的现实感。应当说《列异传》以来包括《搜神记》在内的许多志怪，特别是晋末几种志怪都多少有这种特点，但《幽明录》最为突出，这种内容特色十分稳定。第三，它取材更为广泛和丰富，较之《搜神记》等书增加了不少新的题材，新的故事类型，新的幻想形式。第四，在语言运用上，《幽明录》绵密而洗炼，平易流畅而又文雅丰腴，在表现手段上有些新的技巧，显然较《搜神》有进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唐前志怪小说史》本) □郑晚晴《幽明录·前言》： 《幽明录》是南朝宋刘义庆编集的志怪小说。 刘义庆(403——444)，刘宋宗室，袭封临川王。文帝时曾任丹阳尹、尚书左仆射、荆州刺史等职。他喜欢招聚文学之士，当时有名的文人如袁淑、陆展、何长瑜、鲍照，都被他罗致门下。在文士们的协助下，刘义庆撰集的书有《徐州先贤传》、《江左名士传》、《世说新语》、《幽明录》、《宣验记》、《集林》等。其中《世说新语》和《幽明录》是当时志人和志怪小说的代表作。 《幽明录》记载了鬼神物魅(幽)与人们死生祸福(明)的关系。《易·系辞》曾列举了“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说”，“知鬼神之情状”，可见先秦儒家已有探究幽明的思想，随着道教、佛教的流行而异闻愈见纷繁。把心造的幻影同现实生活纠缠在一起，这诚然是古人认识上的局限，但《幽明录》记载了大量编户齐民乃至奴隶们的遭遇，可以借此了解中古时期下层人们的生活情况。书中记述了山精物魅、鬼神祸福、占卜梦兆、吉凶前徵、巫术道教、佛法果报种种怪诞之言，从事理来说是虚妄的，但就考察当时民间宗教迷信来说，却又有真实的一面。书中有不少封建糟粕，如《阿奴》条宣扬宿命论，宣扬鬼避贵人，《虞敬》条写奴婢死后还争着向主人讨好。类是记载，都渗透着统治阶级的意识，然而这类意识，在中古时期却又实实在在地统治着广大民众。 《幽明录》中关于鬼魅的传说，来自民间的居多。这些鬼魅大都富有人情味：鬼可以作祟索食，人也能够制服鬼魅。汉代独尊儒术，老狸也能谈论五经，魏晋盛行清谈，公鸡也会探讨玄理。迷恋妖女的，把獭粪当作鸡舌香，秉性多欲的，扫帚也幻为宫小吏。这些志怪故事蕴含着古代人民的幽默。也有文人创作，如《舒甄仲》是当时盛行“离合体”诗的反映，《卢钩》是当时文人好作反音游戏的表现。他如《易脚》嘲笑了东晋士大夫的爱好修饰，《任怀仁》揭露了官吏们的恶习及其残忍手段。尽管故事涉及鬼怪，仍然和产生它的社会现实有着密切关联。 情爱和婚姻是小说中常见的题材，它常常从某些侧面反映特定时代的社会情况和阶级关系。《幽明录》所写的情爱有不少是产生在人神之间的。综起来看，有几点值得注意：一，神仙都是女子，而男子却往往是平民小吏。二，人神结合几乎都是中道仳离的。或者是男子想家而请求离去，或者是婚后三日，女方便宣布“神人道异，当发遣去”。三，人神结合，并非人人艳羡。如甄冲的“拔刀横膝”，以死拒之，又如被“天女”选中的徐郎，吓得“累膝床端，无酬接之礼”。这些异闻产生在门第制度森严的六朝，是耐人寻味的。当时婚姻重门第，如果一个官宦人家把女儿嫁给商人，御史就会提出弹劾。正是在这样的社会里，却产生了地位更为悬殊的人神结合的传说。它既反映了突破社会限制的愿望，却又使人感到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另一方面，贵族们的荒淫生活也往往以神仙为烟幕。如晋惠帝的贾后就假托天上神仙，物色青年男子作短暂的欢会，其后权贵们的姬妾也颇师其故智。《幽明录》中的《徐郎》可能就是记的实事，所谓“天女”只是一种掩人耳目的托词而已。另外一些神人结合的故事，虽然不能硬说它有什么寓意，却也曲折地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人们对婚姻问题的某些超越常轨的遐想。 《幽明录》还保留着许多当时的口语，有几支“情歌”可补《子夜吴歌》之遗。正因为它行文不避俚俗，倒为研究古代语言和民俗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 从研究小说史的角度看，六朝志怪小说由于受到印度佛教故事的熏染，颇多想象奇诡之作。如《幽明录》中的《庞阿》，写一个痴情少女，魂灵儿离开躯体去追随所爱的人。《生死姻缘》记太守的女儿死去多年，托梦给青年冯马子，马子掘开坟墓，看到的是复生的姑娘。《焦湖柏枕》写汤林在枕中经历了荣华富贵，而实际上只是顷刻间事。这些超现实的情节，强烈地表达了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对追求功名利禄者的嘲讽。唐传奇《枕中记》、元杂剧《倩女离魂》、“玉茗堂四梦”中的《牡丹亭》和《邯郸记》，正是从上述奇诡的想象中得到启发，创作出流传千古的佳作。鲁迅《古小说钩沉序》曾说：“洪笔晚起，此其权舆。”这个评语，《幽明录》是当之无愧的。《幽明录》中有几篇宣扬奉佛得福的故事，如《石长和》、《康阿得》、《赵泰》等，都是借死而复生者的口述，进行浅薄的说教，在佛教宣传中也是下乘，而且文字拖沓，与其他诸篇不类，也可能是后人羼入的赝鼎。《幽明录》，《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十卷，《唐书》增为三十卷。北宋时编集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曾大量采录，但宋以后原书就失传了。明清两代有好几种辑本，鲁迅辑《古小说钩沉》时曾“校定昔人集本”，所以较为详备，现在就用作底本。鲁迅指出，“唐宋类书引《幽明录》时亦题《世说》”，所以把类书引《世说》而《世说》不载的志怪故事也辑入《幽明录》。今仿此例，补充若干条，作为附录。为了阅读方便，按内容相近的排列，并加标题。同一故事往往有几种类书引述而繁简不同，现选用情节比较完整的。必要的校订在注释中说明，意义出入不大的异文，不出校语。凡《晋书》、《宋书》中与《幽明录》记载相同的也在注释中提一下，使读者体会到：这些志怪之言，古代史官也往往把它看作实有其事的。 《世说新语》 □江藻《世说叙录》： 世说[《隋书经籍志》：《世说》八卷，宋临川王义庆撰。《世说》十卷，梁刘孝标注。梁有《俗说》一卷，今亡。] 刘义庆世说[《唐书艺文志》：刘义庆《世说》八卷。《小说》一卷。刘孝标《续世说》十卷。] 世说新书[李氏本《世说新书》上中下三卷，三十六篇。顾野王撰颜氏本跋云：诸卷中或曰《世说新书》，凡号《世说新书》者，第十卷皆分门。] 世说新语[晁文元、钱文僖、晏元献、王仲至、黄鲁直家本，皆作《世说新语》。] 按：晁氏诸本皆作《世说新语》，今以《世说新语》为正。两卷[章氏本跋云：癸巳岁借舅氏本，自德行至仇隙三十六门，离为上下两篇。] 三卷[晁氏本以德行至文学为上卷，方正至豪爽为中卷，容止至仇隙为下卷。又李本云：凡称《世说新书》者皆分卷为三。] 八卷[《隋经籍志》、《唐艺文志》并八卷。] 十卷[《南史·刘义庆传》著《世说》十卷，钱、晏、黄、王本并十卷，而篇第不同。] 十一卷[颜氏、张氏本三十六篇外更收第十卷，无名，只标为第十卷。] 按：王仲至《世说》手跋云：第十卷无门类，事又多重出，注称敬胤，审非义庆所为，当自它书附此。《世说》其止于九篇乎？《隋书志》称八卷似是，然则九篇者，或以文繁分之耳。以余考之《隋唐志》，皆云《世说》八卷，刘孝标注、续皆十卷，而《义庆传》称十卷，则《世说》本书卷第今莫得而考，于孝标注中，时有称《刘义庆世说》云云者，则今十卷，或二书合而为一，非义庆本书然也。世传第十卷重出者，或存或否。刘本载《祖士少道右军》、《王大将军初尚主》两节跋云：王厚叔家藏第十卷，但重出前九卷所载，共四十五事耳。敬胤注纠缪，右二章小异，故出焉。赵氏本亦以为余始得宋人陈扶本，继得梁激东卿本，参校第十卷，事类虽同，而次序异，又互有所无者，仲至之言是也。则此卷为后人附益无疑，今姑存之，以为考异，载之叙录，而定以九卷为正。用钱文僖本，分为十卷。 三十六篇[钱、晁本并止三十六篇，今所录十卷是也。诸本自《容止》至《宠数》为第七卷，自《任诞》至《轻诋》为第八卷，自《假谲》至《仇隙》为第九卷，以重出四十九事，钱、晁所不录者，为第十卷。] 三十八篇[邵本于诸本外，别出一卷，以《直谏》为三十七，《奸佞》为三十八，唯黄本有之，它本皆不录。] 三十九篇[颜氏、张氏又以《邪谄》为三十八，别出《奸佞》一门为三十九。] 按：二本于十卷后，复出一卷，有《直谏》、《奸佞》、《邪谄》三门，皆正史中事而无注，颜本只载《直谏》而余二门亡其事，张本又升《邪谄》在《奸佞》上，文皆舛误，不可读，故它本皆削而不取。然所载亦有与正史小异者，今亦去之，而定以三十六篇为正。 考异一卷。 人名谱一卷[有谱者二十六族，两王、谢、羊、庾、荀、袁、褚、裴、殷、孔、江、陆、杨、蔡、柏、范、何、陈、孙、卫、贺、郗、傅、顾、阮；无谱者二十六族，周、刘、张、李、陶、嵇、山、祖、诸葛、钟、温、卞、乐、杜、戴、韩、习、许、和、吴、伏、高、应、冯、满、萧。又僧十九人。]书名一卷。(中华书局影印宋绍兴八年刻本) □董弅《世说新语跋》： 右《世说》三十六篇，世所传厘为十卷。或作四十五篇，而末卷但重出前九卷中所载。余家旧藏，盖得之王原叔家。后得晏元献公手自校本，尽去重复，其注亦小加剪截，最为善本。晋人雅尚清谈，唐初史臣修书，率意窜定，多非旧语，尚赖此书以传后世。然字有讹舛，语有难解，以它书证之，间有可是正处，而注亦比晏本时为增损。至于所疑，则不敢妄下雌黄，姑亦传疑，以俟通博。 绍兴八年夏四月癸亥，广川董弅题。(四部丛刊影印袁氏嘉趣堂本) □陆游《世说新语跋》： 郡中旧有《南史》、《刘宾客集》版，皆废于火，《世说》亦不复在。游到官，始重刻之，以存故事。《世说》最后成，因并识于卷末。 淳熙戊申重五日，新定郡守笠泽陆游书。(四部丛刊影印袁氏嘉趣堂本) □高似孙《纬略》： 宋临川王义庆，采撷汉、晋以来佳事佳话，为《世说新语》，极为精绝，而犹未为奇也。梁刘孝标注此书，引援详确，有不言之妙。如引汉、魏、吴诸史，及子传地理之书，皆不必言，只如晋氏一朝史，及晋诸公列传、谱录、文章，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于正史之外，记载特详，闻见未接，实为注书之法。(四部丛刊影印袁氏嘉趣堂本) □刘应登《世说新语序》 晋人乐旷多奇情，故其言语文章别是一色，《世说》可睹已。《说》为晋作，及于汉、魏者，其余耳。虽典雅不如左氏《国语》，驰骛不如诸《国策》，而精微简远，居然玄胜。概举如卫虎渡江，安石教儿，机锋似沈滑稽，又冷类入人梦思，有味有情，咽之愈多，嚼之不见。盖于时诸公以一言半句为终身之目，未若后来人士俛焉下笔，始定名价。临川善述，更自高简有法。反正之评，戾实之载，岂不或有？亦当颂之，使与诸书并行也。晚后浅俗，奈解人正不可得。呜呼！ 人言江左清谈遗事，槃槃一老出其游戏余力，尚足办此百万之敌，兹非谈之宗欤？抑吾取其文，而非论其人也。丙戌长夏，病思无聊，因手校家本精刬。其长注，间疏其滞义。明年以授梓，乃五月既望梓成。耘庐刘应登自书其端，是为序。(四部丛刊影印明袁氏嘉趣堂本) □刘辰翁《世说新语眉批》： 陈太丘诣荀朗陵，贫俭无仆役，乃使元方将车，季方持杖后从，长文尚小，载著车中。既至，荀使叔慈应门，慈明行酒，余*六龙下食，文若亦小，坐箸䣛前，于时太史奏真人东行。 *此处批：六龙语鄙。 陈元方子长文，有英才，与季方子孝先各论其父功德，争之不能决，咨於太丘。*太丘曰：“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 *此处批：家翁语。 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此处批：捉掷未害其真，强生优劣，其优劣不在此。 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个欲依附，歆辄难之。*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心疑，正为此耳。既已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 *此处批：阅世而后知其难，赖有此语。 又：管胜华，华复胜王，人不可以无辨。 谢公夫人教儿问太傅，那得初不见君教儿。答曰：“我*常自教儿。” *此处批：使人想见其良，益叹其真。后人矜饰旷废，皆当媿世。 司马景王东征，取上党李喜以为从事中郎。因问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来？”喜对曰：“先*公以礼见待，故得以礼进退；明公以法见绳，喜畏法而至耳。” *此处批：语意疏直。 乐令女适大将军成都王颖。王兄长沙王执权於洛，遂构兵相图。长沙王亲近小人，远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怀危惧，乐令既允朝望，加有婚亲，群小谗于长沙。长沙尝问乐令，乐令神色自若，徐答曰：“*岂以五男易一女。”由是释然，无复疑虑。 *此处批：一语坦然，敬服敬服。 陆机诣王武子。*武子前置数斛羊酪，指以示陆曰：“卿江东何以敌此？”陆云：“有千里 羹，但未下盐豉耳。” *此处批：最得占对之妙，言外谓下盐豉后尚未止此，弟语深约，可以味得，难以俊赏耳。 庾公造周伯仁。伯仁曰：“君何所欣说而忽肥？”庾曰：“君*复何所忧惨而忽瘦？”伯仁曰：“吾无所忧，直是清虚日来，滓秽日去耳。” *此处批：极鄙而隐。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慨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此处批：俯仰情至。 卫洗马初欲渡江，形神惨悴，语左右云：“见此芒芒，*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 *此处批：似痴、似嬾、似多、似少，转使柔情易断。非丈夫语，然非我辈未易能言。 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 *此处批：写得沈至正在后八字耳。若止于桓大口语，安得如此悽怆！ 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此处批：清言径造。 羊秉为抚军参军，少亡，有令誉。夏侯孝若为之叙，极相赞悼。羊权为黄门侍郎，侍简文坐。帝问曰：“夏侯湛作羊秉叙绝可想，是卿何物？有后不？”权*潸然对曰：“亡伯，令问夙彰，而无有继嗣，虽名播天听，然胤绝圣世。”帝嗟慨久之。 *此处批；重一语故悲若。 袁彦伯为谢安南司马，都下诸人，送至濑乡。将别，*既自悽惘，叹曰：“江山辽落，居然有万里之势。” *此处批：黯然销魂，真是注情语耳，未在能言。 王子敬语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复佳耳，然亦何与人事？故不如铜雀台上妓。” *此处批：此亦戏言，谓羊公清德自佳而已，不如铜雀妓可以娱人耳目。 又：此正堕泪之言，人不能识耳。 道壹道人，*好整饰音辞。从都下还东山，经吴中，已而会雪下，未甚寒。诸道人问在道所经。壹公曰：“风霜固所不论，乃先集其惨澹，郊邑正自飘瞥，林岫便已皓然。” *此处批：小儿学语，体格未成，利锥书袋，面目可惜。 桓南郡与殷荆州共谈，每相攻难。年余后，但一两番，*桓自叹：“才思转退。”殷云：“此乃是君转解。” *此处批：两语得反覆之妙。 *桓宣武北征，袁虎时从，被责免官。会须露布文，唤袁倚马前令作。手不辍笔，俄得七纸，殊可观。东亭在侧，极叹其才。袁虎云：“当令齿舌间得利。” *此处批：谓文须利口也。 郭淮作关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屡有战庸。淮妻太尉王凌之妹，坐凌事，当并交诛。使者征摄甚急。*淮使戒装，克日当发。州府文武及百姓，劝淮举兵，淮不许。至期遣妻，百姓号泣追呼者数万人，行数十里，淮乃命左右追夫人还。于是文武奔驰，如徇身首之急.既至，淮与宣帝书曰：“五子哀恋，思念其母；其母既亡，则无五子；五子若殒，亦复无淮。”宣帝乃表特原淮妻。 *此处批：语甚感动，节次皆是。 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床头。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闻之，追杀此使。 *此处批：谓追杀此使，乃小说常情。 *庾公目中郎，神气融散，差如得上。 *此处批：此神气又似矜傲。 简文*目敬豫为朗豫。 *此处批：此一字连其人名，如谑如谥，更自高简。 庾公为护军，属桓廷尉觅一佳吏，乃经年。桓后遇见徐宁而知之，遂致于庾公曰：*“人所应有，其不必有；人所应无，其不必无，真海岱清士。” *此处批：此语甚不容易，不特包罩，多讽刺。 王子敬语谢公，公故萧洒。谢曰：“*身不萧洒，君道身最得，身正自调畅。” *此处批：语本不足道，而神情自近，愈见其真。 王恭始与王建武甚有情，后遇袁悦之间，遂致疑隟，然每至兴会，故有相思时，恭尝行散至京口射堂，*于时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 *此处批：名流自别。 *蔡叔子云：韩康伯虽无骨干，然亦肤立。 *此处批：外貌。 郗太尉晚节好谈，既雅非所经，而甚矜之。后朝觐，以王丞相末年多可恨，每见必欲若相规诫。王公知其意，每引作它言。临还镇，*故命驾诣丞相，丞相翘须厉色上坐，便言方当乖别，必欲言其所见，意满口重，辞殊不流.王公摄其次曰：“后面未期，亦欲尽所怀，愿公勿复谈。”郗遂大瞋，冰冷而出，不得一言。 *此处批：写得郑重可憎。 何晏七岁，明惠若神。魏武奇爱之，因晏在宫内，欲以为子。*晏乃画地令方，自处其中。人问其故，答曰：“何氏之庐也。”魏武知之，即遣还。 *此处批：字形语势皆绘。奇事奇事。 *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此处批：何其开爽！ 王丞相见卫洗马曰：“居然有羸形，虽复终日调畅，*若不堪罗绮。” *此处批：妇人语。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气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楼理咏。音调始遒，闻函道中有屐声甚厉，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许人步来，诸贤欲起避之，公徐云*:“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怠”因便据胡床，与诸人咏谑，竟坐，甚得任乐。后王逸少下，与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规尔时风范，不得不小穨。”右军答曰：“唯丘壑独存。” *此处批：观此语，元规巍峨可想。 谢车骑道谢公，游肆复无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顾睐，便自有寝处山泽闲仪。 *此处批：意态略似，但不成语。 王丞相过江，自说昔在洛水边，数与裴成公、阮千里诸贤共谈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许卿，何须复尔。”王曰：“亦不言我须此，但欲尔时不可得耳。”(欲，一作叹)。 *此处批：至无紧要语，怀抱相似。 王右军郗夫人，谓二弟司空中郎曰：*“王家见二谢，倾筐倒庋；见汝辈来，平平尔。汝可无烦复往。” *此处批：语悉世情，可以有省。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无奕女，左将军王凝之妻也。 *此处批：有女子风致，愈觉撒盐之俗。 *张凭举孝廉，出都，负其才气，谓必参时彦，欲诣刘尹，乡里及同举者共笑之。张遂诣刘。刘洗濯料事，处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张欲自发无端。顷之，长史诸贤来清言，客主有不通处，张乃遥于末坐判之，言约旨远，足畅彼我之怀，一坐皆惊。真长延之上坐，清言弥日，因留宿至晓。张退，刘曰：“卿且去，正当取卿诣抚军。”张还船，同侣问何处宿，张笑而不答。须臾，真长遣传教觅张孝廉船，同侣惋愕，即同载诣抚军。至门，刘前进谓抚军曰：“下官今日为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选。”即前，抚军与之话言，咨嗟称善曰：“张凭勃窣为理窟。”即用为太常博士。 *此处批：此纤悉曲折可尚。 刘道真少时，常渔草泽，善歌啸，闻者莫不留连。有一老妪，识其非常人，甚乐其歌啸，*乃杀豚进之。道真食豚尽，了不谢，妪见不饱，又进一豚，食半余半，乃还之。后为吏部郎，妪儿为小令史，道真超用之。不知所由，问母，母告之，于是赉牛酒诣道真。道真曰：“去！去！无可复用相报。” *此处批：市井笑语。 谢公尝与谢万共出，西过吴郡。阿万欲相与共萃王恬许，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不足尔。”万犹苦要，太傅坚不回，万乃独往。坐少时，王便入门内，谢殊有欣色，以为厚待己。良久乃沐头散发而出，亦不坐，仍据胡床，在中庭晒头，神气傲迈，了无相酬对意。谢于是乃还，未至船，逆呼太傅。安曰：*“阿螭故作尔。” *此处批：故作尔三字极得情态。 王子猷作桓车骑骑后参军，*桓问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桓又问：“官有几马？”答曰：“不问马，何由知其数。”又问：“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 *此处批：亦似小说书袋子。 谢万北征，常以啸咏自高，未尝抚慰众士。谢公甚器爱万，而审其必败，乃俱行，从容谓万曰：“汝为元帅，宜数唤诸将宴会，以说众心。”万从之，*因召集诸将，都无所说，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诸君皆是劲卒。”诸将甚忿恨之。谢公欲深箸恩信，自队主将帅以下，无不身造，厚相逊谢。及万事败，军中因欲除之，复云：“当为隐士。”故幸而得免。 *此处批：甚得騃态。 *范玄平为人好用智数，而有时以多数失，会尝失官居东阳，桓大司马在南州，故往投之。桓时方欲招起屈滞，以倾朝廷，且玄平在京，素亦有誉，桓谓远来投己，喜跃非常。比入至庭，倾身引望，笑语欢甚，顾谓袁虎曰：“范公且可作太常卿。”范裁坐，桓便谢其远来意。范虽实投桓，而恐以趋时损名，乃曰：“虽怀朝宗，会有亡儿瘗在此，故来省视。”桓怅然失望，向之虚佇，一时都尽。 *此处批：真有如此强口。《世说》虽鄙，然种种备。 邓竟陵免官后，赴山陵，过见大司马桓公。公问之曰：“卿何以更瘦？”邓曰：*“有愧于叔达，不能不恨于破甑。” *此处批：甚真。 王凝之谢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还谢家，意大不说。太傅慰释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恶，汝何以恨乃尔？”答曰：*“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群从兄弟，则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此处批：怨恨至此，我辈所不能道，未可尽非。 *桓公卧语曰：“作此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邪！” *此处批：此等较有俯仰，大胜史笔。 □袁褧《刻世说新语序》： 尝考载记所述，晋人话言，简约玄澹，尔雅有韵。世言江左善清谈，今阅《新语》，信乎其言之也！临川撰为此书，采掇综叙，明畅不繁；孝标所注，能收录诸家小史，分释其义。诂训之赏，见于高似孙《纬略》。余家藏宋本，是放翁校刊本。谢湖躬耕之暇，手披心寄，自谓可观。爰付梓人，传之同好。因叹昔人论司马氏之祚亡于清谈，斯言也无乃过甚矣乎？竹林之俦，希慕沂乐；兰停之集，咏歌尧风。陶荆州之勤敏，谢东山之恬镇，解《庄》、《易》则辅嗣平叔擅其宗，析梵言则道林法深领其乘。或词冷而趣远，或事琐而意奥，风旨各殊，人有兴托。王茂弘、祖士雅之流，才通气峻，心翼王室，又斑斑载诸册简，是可非之者哉！ 《诗》不云乎：“济济多士，文王以宁。”余以琅琊王之渡江，诸贤弘赞之力为多，非强说也。夫诸晤言，率遇藻裁，遂为终身品目，故类以标格相高。玄虚成习，一时雅尚，有东京厨俊之流风焉。然旷达拓落，滥觞莫拯，取讥世教，抚卷惜之。此于诸贤，不无遗憾焉耳矣！刻成，序之，嘉靖乙未岁立秋日也。吴郡袁褧撰。(四部丛刊影印袁氏嘉趣堂本) □李贽《批点世说新语补旧序》： 晋人乐旷多奇情，故其言语文章，别是一色，《世说》可睹已。说为晋作，及于汉、魏者其余耳。虽典雅不如左氏国语，驰鹜不如诸国策，而清微简远，居然玄胜；概举如卫虎度江，安石教儿，机锋似沉，滑稽又冷，类入人梦思。有味有情，咽之愈多，嚼之不见。盖于时诸公，以一言半句，为终身之目。未若后来人士，俛焉下笔，始定名价。临川善述，更自高简有法，反正之评，戾实之载，岂不或有。亦当颂之，使与诸书竝行也。晚后浅俗，奈解人正不可得。呜呼！人言江左清谈遗事，槃槃一老，出其游戏余力，尚足办此百万之敌，兹非谈之宗欤？抑吾取其文而非论其人也。丙戌长夏，病思无聊，因手校家本，精刬其长注，问疏其滞义，明年以授梓；乃五月既望，梓成，耘庐刘应登自书其端，是为序。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世说新语》： 刘义庆《世说》十卷，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古今绝唱也。孝标之注，博赡精核；客主映发，并绝古今。考隋唐《志》，义庆又有《小说》十卷，孝标又有《续世说》十卷，今皆不传。怅望江左风流，令人扼腕云。(案《宋书·义庆传》不载。《世说》未详。) 《世说》以玄韵为宗，非纪事比。刘知几谓非实录，不足病也。唐人修《晋书》，凡《世说》语尽采之，则似失详慎云。 义庆所著，又有《后汉书》及《文集》八卷，《徐州先贤传赞》九卷，《江左名士传》一卷，《幽明录》二十卷，《宣验记》十三卷，《集林》二百卷，独《世说》盛行。嘉隆间尺牍、诗词，靡不采掇，乃不善用者，扭捏雷同，亦往往厌观云。(中华书局《少室山房笔丛》本《九流绪论》下) □《四库全书总目·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三卷。 宋临川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义庆事迹具《宋书》。孝标名峻，以字行，事迹具《梁书》。黄伯思《世观余论》谓《世说》之名，肇于刘向，其书已亡。故义庆所集名《世说新书》。段成式《酉阳杂俎》引王敦澡豆事，尚作《世说新书》可证。不知何人改为《新语》，盖近世所传。然相沿已久，不能复正矣。 所记分三十八门，上起后汉，下迄东晋，皆轶事琐语，足为谈助。《唐艺文志》称刘义庆《世说》八卷，刘孝标续十卷，《崇文总目》惟载十卷。晁公武谓当是孝标读义庆元本八卷，通成十卷。又谓家有详略二本，迥不相同。今其本皆不传，惟陈振孙《书录解题》作三卷，与今本合。其每卷析为上下，则世传陆游所刊本已然，盖即旧本。至振孙载汪藻所云《叙录》二卷，首为考异，继列人物世谱、姓字异同，末记所引书目者，则佚之久矣。 自明以来，世俗所行凡二本，一为王世贞所刊，注文多所删节，殊乖其旧；一为袁褧所刊，盖即从陆本翻雕者，虽版已刓敝，然犹属完书。义庆所述，刘知几《史通》深以为讥。然义庆本小说家言，而知几绳之以史法，儗不于伦，未为通论。孝标所注，特为典赡，高似孙《纬略》亟推之，其纠正义庆之纰缪，尤为精核。所引诸书，今已佚其十之九，惟赖是注以传。故与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同为考证家所引据焉。(中华书局影印《四库全书总目》本)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三卷，(明嘉靖乙未刊本)宋临川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孝标名峻，以字行，平原人，官至户曹参军。)《四库全书》著录。《隋志》作《世说》八卷，又十卷，刘孝标注；新、旧《唐志》、《通志》俱同，惟作《刘孝标续世说》为异，“续”当是“注”之讹也。《崇文目》止作《世说》十卷，但言义庆撰，而不详及孝标注。《读书志》始作《世说新语》十卷，而并详及撰注两家名氏，《通考》同。《读书附志》(“杂说尖”)、《书录解题》止作三卷，《宋志》同，按自《隋志》以迄北宋诸家，止称《世说》，段柯古《酉阳杂俎》始引作《世说新书》，而南宋以后诸家，又皆作《世说新语》，不知孰为定名也。然《世说新书》之称，止一见段氏书，单文孤证，不足为据，仍当以晁、陈书目所称为正，约言之，则止称《世说》，亦最古也。至卷数原本作八卷，注本作十卷，陈氏始以注本作三卷，盖据南宋刊本，每卷皆析为上下两卷。是本(编者按：指明嘉靖乙未刊本。)为吴郡袁褧所刊，前有刻序及高氏《子略》一则，犹属宋本之原第，与内府藏本同也。义庆记东汉至晋轶事琐语，分为三十八门，叙述名隽，为清言之渊薮，大都载汉、魏、吴事十之一，两晋事十之九，遂为唐修《晋书》所取材。间有采撷纰缪处，已为孝标所纠正，极为精绝。故高氏《子略》称孝标注援引详确，有不言之妙，如引汉、魏、吴诸子及《左传》、地理之书，皆不必言；只如晋氏一朝史，及晋诸公别传、谱录、文章，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于正史之外，纪载特详，闻见未接，实为注书之法云云，盖与司马绍统之注《续汉》，裴世期之注《三国》，同有裨于考证焉。又按《书录解题》载汪彦章(藻)叙录二卷，首为《考异》，继列人物世谱、姓氏异同，末纪所引书目。其书久佚，吾乡凌初成濛初有是书刊本，前列人物，以纪名字及名字异称，名与字同之尖，犹有汪氏遗意，而于书之上阑，又备载明人所刊鼓吹本评语，附以己见，并列诸家姓氏于前，则尚未能免俗，其前又有自序、凡例及旧序题跋八篇，《七修类稿》一则，旧序中并载及袁刻序，今附记于此，不别记云。又初成刊本后附刊王世贞所删何元朗《世说补》四卷，即删定《语林》本也。今析出附《语林》之后。(商务印书馆《郑堂读书记》本)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宋临川王刘义庆有《世说》八卷，梁刘孝标注之为十卷，见《隋志》。今存者三卷曰《世说新语》，为宋人晏殊所删并，于注亦小有剪裁，然不知何人又加新语二字，唐时则曰新书，殆以《汉志》儒家类录刘向所序六十七篇中，已有《世说》，因增字以别之也。《世说新语》今本凡三十八篇，自《德行》至《仇隙》，以类相从，事起后汉，止于东晋，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下至缪惑，亦资一笑。孝标作注，又征引浩博。或驳或申，映带本文，增其隽永，所用书四百余种，今又多不存，故世人尤珍重之，然《世说》文字，间或与裴郭二家书所记相同，殆亦犹《幽明录》《宣验记》然，乃纂缉旧文，非由自造：《宋书》言义庆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则诸书或成于众手，未可知也。(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中国小说史略》) □余嘉锡《四库提要·世说新语辨证》： 黄伯思《东观馀论》谓《世说》之名，肇于刘向，其书已亡。故义庆所集名《世说新书》。段成式《酉阳杂俎》引王敦澡豆事，尚作《世说新书》可证。不知何人改为《新语》，盖近世所传。然相沿已久，不能复正矣。 嘉锡案：黄氏说见《东观馀论》卷下《跋世说新语后》云：“《世说》名肇刘向，六十七篇已有此目，其书今亡。宋临川孝王因录汉末至江左名士佳语，亦谓之《世说》。”所考甚确。然《通典》卷一百五十六引曹公军行失道三军皆渴事，亦作《世说新书》，不止于《酉阳杂俎》。且《世说》之《规箴篇》有东方朔、京房各一事，《贤媛篇》有陈婴母、王明君各一事，则其书托始于前汉之初，黄氏谓起于汉末，非也。沈涛《铜熨斗斋随笔》卷七云：“涛案《太平广记》引王导、桓温、谢鲲诸条，皆云出《世说新书》，则宋初本尚作《新书》，不作《新语》。然刘义庆书本但作《世说》，见《隋书经籍志》。《艺文类聚》、《北堂书钞》诸类书所引，亦但作《世说》。《新书》、《新语》皆后起之名。”余案沈氏引《太平广记》，可为黄氏说添一证佐。至其谓义庆书本名《世说》，基《新书》之名亦后起，则非也。刘向校书之时，凡古书经向别加编次者，皆名新书，以别于旧本。故有《孙卿新书》(见《荀子》后刘向叙)、《晁氏新书》(见《隋志》)、《贾谊新书》(见《新唐志》)之名。《汉书艺文志》有左邱明《国语》二十一篇，又有《新国语》五十四篇，注云：“刘向分《国语》。”又《说苑·叙录》云：“臣向所校中书《说苑》，更以造新事十万言，号曰《新苑》。”(见宋本《说苑》后)皆其证也。刘向《世说》虽亡，疑其体例亦如《新序》、《说苑》，上述春秋，下纪秦、汉。义庆即用其体，托始汉初，以与向书相续，故即用向之例，名曰《世说新书》以别于向之《世说》。其《隋志》以下但题《世说》者，省文耳。犹之《孙卿新书》，《汉志》但题《孙卿子》；《贾谊新书》，《汉志》但题《贾谊》，《隋志》但题《贾子》也。 至振孙载汪藻所云《叙录》二卷，首为考异，继列人物世谱姓字异同，末记所引书目者，则佚之久矣。 案《书录解题》卷十一云：“《叙录》者，近世学士新安汪藻彦章所为也。”《提要》引作汪藻所云，则似《叙录》非汪藻自作矣。此本未佚，近日本人据宋刻影印成书。(中华书局标点《四库提要辨证》本) 《异苑》 □胡震亨《刘敬叔传》： 刘敬叔字敬叔，彭城人。少颖敏有异才，起家中兵参军司徒掌记。义熙中，刘毅与宋高祖共举义旗，克复京郢，功亚高祖，进封南平郡公。敬叔以公望推借，拜南平国郎中令。既而有诏，拜南平公世子。毅以帝命崇重，当设飨宴亲，请吏佐临视。至日，国僚不重白，默拜于厩中。使人将反命，毅方知之，谓敬叔典礼，故为此慢，大以为恨，遂奏免敬叔官。及毅诛高祖受禅，召为征西长史。元嘉三年。入为给事黄门郎，数年，以病免。太始中，卒于家。所著有《异苑》十余卷行世。(津逮秘书《异苑》本) □胡震亨《异苑题辞》： 戊子岁，余就试临安，同友人姚叔祥吕锡侯诣徐贾检书。废册山积，每抽一编，则飞尘嚏人，最后得刘敬叔《异苑》。是宋纸所抄，三人目顾色飞，即罄酒赀易归，各录一通，随各证定讹漏，互录简端。未几，锡侯物故，叔祥游塞，余亦兀兀诸生间，此书遂置为蠢丛又十年。为戊戌下第南归，与友人沈汝纳同舟，出示之，复共证定百许字，遂称善本。余间语叔祥，何当令锡侯见之不更快耶？相与泫然久之。考《南史》、《宋书》通无《敬叔传》，因汇其事之散在史书者为小传，俾读者有考焉。 己亥六月望武原胡震亨识。(津逮秘书《异苑》本) □姚叔祥《见只编》： 余与吕锡侯有好书癖，尝从武林徐肆得书三种。曰《异苑》，为六朝刘敬叔撰，多引据古初以及晋宋时事。然其中有宋武帝裕及其小字寄奴一段，似非本朝人臣所宜，恐亦他书误入此本也。因相与校订，更从类书诸注少有补缀。……《异苑》为胡孝辕与余录得，刻之《秘册汇函》。 □《四库全书总目·异苑》 《异苑》十卷。 宋刘敬叔撰。敬叔，《宋书》、《南史》俱无传，明胡震亨始采诸书补作之，称敬叔，彭城人，起家中兵参军，元嘉三年为给事黄门郎，太始中卒。又称尝为刘毅郎中令，以事忤毅，为所奏免官。今案书中称毅镇江州，褊燥愈剧，又载毅妻为桓元所得，擅宠有身，多蓄憾诋毁之词，则震亨之言当为可信。惟书中自称义熙十三年，余为长沙景王骠骑参军。以《宋书·长沙景王道怜传》考之，时方以骠骑将军领荆州刺史，与敬叔所记相合，而震亨传中未之及，则偶疏也。 其书皆言神怪之事，卷数与《隋书经籍志》所载相合。刘知几《史通》谓《晋书》载武库火，汉高祖斩蛇剑穿屋飞去，乃据此书载入，亦复相合。惟中间《太平御览》所引傅承亡饿一条，此本失载。又称宋高祖为宋武帝裕，直举其国号、名讳，亦不似当时臣子之词，疑不免有所佚脱窜乱，然核其大致，尚为完整，与《博物志》、《述异记》全出后人补缀者不同。且其词旨简澹，无小说家猥琐之习，断非六朝以后所能作，故唐人多所引用。如杜甫诗中陶侃胡奴事，据《世说新语》但知为侃子小名，勘验此书，乃知别有一事，甫之援引为精切，则有裨于考证亦不少矣。(中华书局影印《四库全书总目》本)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异苑》： 《异苑》十卷，(《津逮秘书》本)宋刘敬叔撰。(敬叔，彭城人，元嘉中，官给事黄门郎。)《四库全书》著录，《隋志》(杂传类)、《通志》传记俱载之，新、旧《唐志》、《崇文目》、《读书志》、《书录解题》、《通考》、《宋志》俱不载，岂皆未见其书欤！ 是书所记，皆古今怪异之事；修词命意，颇有古致，无唐以下小说冗沓之习。当属刘氏原书，而毛子晋跋之。称是书载秦世谣，而不及仲舒修履之奇；载高陵龟，而不及毛宝铸印之验。陈仲弓德星可采，而客星犯座，胡以独遗；沙门慧炽真奇，而佛图澄岂容尽逸？至于络丝之女，鞠通之琴，及郭璞、韩友、杜不愆辈，种种异趣，悉不一收，不知敬叔意何居也。余谓怪异之事。固圣人所不语；后人喜谈此事，皆著书以纪所闻，是书亦几备矣。而子晋犹以为未备，势必如洪景庐《夷坚志》多至四百二十卷而后可。子晋之言，余未敢以为然也。《学津讨原》亦收入之。《说郛》、《唐宋丛书》均节录一卷而已。(商务印书馆《郑堂读书记》本) □余嘉锡《四库提要·异苑辨证》： 宋刘敬叔撰。敬叔，《宋书》、《南史》俱无传，明胡震亨始采诸书补作之，称敬叔尝为刘毅郎中令，以事忤毅，为所奏免官。今案书中称毅镇江州，褊躁愈剧。又载毅妻为桓玄所得，擅宠有身，多蓄憾诋毁之词。则震亨之言，当为可信。 嘉锡案：《宋书·五行志》云：“晋安帝义熙七年晋朝拜授刘毅世子，毅以王命之重，当设飨宴，亲请吏佐临视。至日，国僚不重白，默拜于厩中王人将返命，毅方知，大以为恨。免郎中令刘敬叔官。”《晋书·五行志》同。震亨小传采用之，沈约以宋初人记晋末事，自无不可信之理。且事之信否，责在沈约，不在震亨，《提要》未得其出处耳。《法苑珠林》卷六十三《祈雨篇》引《冥祥记》，记沙门竺昙为刘毅祈雨事云：“刘敬叔时为毅国郎中令，亲豫此集，自所睹见。”此亦敬叔为毅郎中令之旁证。(中华书局标点《四库提要辨证》本) 《齐谐记》 □马国翰《齐谐记辑本序》： 东阳无疑，不详何人。其书名取《庄子》“齐谐，志怪”之语，所记皆神异事。《隋志》入杂传，《唐志》入小说，并七卷，今佚，采辑成帙。考梁吴均有《续齐谐记》一卷，以东阳先有此书，故吴记言续焉。(玉函山房辑佚书《齐谐记》本) 《述异记》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述异记》： 又《述异记》，晁公武谓任昉作，而《唐志》称祖同，晁以为非。然《隋志》无昉书，而有祖冲之撰者十卷，竟未知孰是也。(中华书局《少室山房笔丛》本《四部正讹》下) □《四库全书总目·述异记》 《述异记》二卷，旧本题梁任昉撰。昉字彦升，乐安人，官至新安太守，事迹俱《梁书》本传。此书《宋志》始著录，卷数与今本相符。晁公武《读书志》曰：“昉家藏书三万卷，天监中采辑先世之事，纂新《述异》，皆时所未闻，将以资后来属文之用，亦《博物志》之意。《唐志》以为误祖冲之所作，误也。”案《隋志》先有祖冲之《述异记》十卷，《唐志》盖沿其旧文，以为别自一书，则可，以为题祖冲之，则史不误而公武反误矣。其书文颇冗杂，大抵剽掇诸小说而成，如开卷盘古氏一条，即采徐整《三万历记》；其余精卫诸条，则采《山海经》；“园客”诸条，则采《列仙传》；龟历诸条，则采《拾遗记》；老桑诸条，则采《异苑》，以及防风氏、蚩尤、夜郎王之类，皆非僻事，不得云“世所未闻”。其“武陵源”一条，则袭陶潜所记，而于桃外增李，移其地于吴中。《周礼》孤竹之管、空桑之琴瑟二条，则附会竹生东海，空桑生大野山，尤为拙文陋识。考昉本传，称著《杂传》二百四十七卷，《地志》二百五十二卷，《文章》三十三卷，不及此书，且昉卒于梁武帝时，而下卷“地生毛”一条云：“北齐武成河清年中”，案河清元年壬午，当陈天嘉三年，周保定二年，后梁萧岿天保元年，距昉之卒久矣，昉安得而记之？其为后人依托，盖无疑义。姚宽《西溪丛语》得潘岳《闲居赋》“房陵朱仲之李”句，李善注：“朱仲，未详。此书中乃有其事，摭以补善注之逸。今考李善《闲居赋》注，此句下引《荆州记》曰：“房陵县有朱仲者，家有缥李，代所有，并无未详之语。”宽偶读误本，不知此书之剽《文选》注，反谓《选》注未见此书，舛误甚矣。 考《太平广记》所引《述异记》，皆与此本相同，则其伪在宋以前。其中“桃都天鸡”事，温庭筠《鸡鸣埭歌》用之。“燕昭王为郭隗筑台”事，白居易《六帖》引之，则其书似出中唐前。“蛇珠龙珠”之谚，乃剽窃灌畦暇语，则其书又似出中唐后，或后人杂采类书所引《述异记》，益以他书杂记，足成卷帙，亦如世所传张华《博物志》欤！ (中华书局影印《四库全书总目》本)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述异记》： 《述异记》二卷，(《汉魏丛书》本)旧题梁任昉撰，(昉，字彦升，乐安人，官至新安太守。)《四库全书》著录。《隋志》(杂传类)有祖冲之《述异记》十卷，而无任氏书，新、旧《唐志》变俱不载，《崇文目》、《读书志》、《通考》、《宋志》始载之。是书杂记旧闻，以及名物，颇冗杂而少端绪。中有北齐武成河清年事，必非彦升原本。盖原本久佚，此为后人裒合类书所引，并增益以诸小说而成，乃真伪杂糅之书也。《说郛》仅节录一卷云。(商务印书馆《郑堂读书记》本) □《梁书·任昉传》： 任昉字彦升，乐安博昌人，汉御史大夫敖之后也。父遥，齐中散大夫。遥妻裴氏，尝昼寝，梦有彩旗盖四角悬铃，自天而坠，其一铃落入裴怀中，心悸动，既而有娠，生昉。身长七尺五寸。幼而好学，早知名，宋丹阳尹刘秉辟为主簿。时昉年十六，以气忤秉子。久之，为奉朝请，举兖州秀才，拜太常博士，迁征北行参军。 永明初，卫将军王俭领丹阳尹，复引为主簿。俭雅钦重昉，以为当时无辈。迁司徒刑狱参军事，入为尚书殿中郎，转司徒竟陵王记室参军，以父忧去职。性至孝，居丧尽礼。服阕，续遭母忧，常庐于墓侧。哭泣之地，草为不生。服除，拜太子步兵校尉、管东宫书记。 初，齐明帝既废郁林王，始为侍中、中书监、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封宣城郡公，加兵五千，使昉具表草。……帝恶于其辞斥，甚愠，昉由是终建武中，位不过列校。 昉雅属文，尤长载笔，才思无穷，当世王公表奏，莫不请焉。昉起草即成，不加点窜。沈约一代词宗，深所推挹。明帝崩，迁中书侍郎。永元末，为司徒右长史。 高祖克京邑，霸府初开，以昉为骠骑记室参军。始高祖与昉遇竟陵王西邸，从容谓昉曰：“我登三府，当以卿为记室。”昉亦戏高祖曰：“我若登三事，当以卿为骑兵。”谓高祖善骑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焉。昉奉笺曰：“伏承以今月令辰，肃膺典策，德显功高，光副四海，含生之伦，庇身有地；况昉受教君子，将二十年，咳唾为思，眄睐成饰，小人怀惠，顾知死所。昔承清宴，属有绪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谑，岂谓多幸，斯言不渝。虽情谬先觉，而迹沦骄饵，汤沐具而非吊，大厦构而相欢。明公道冠二信，勋超邃古，将使伊周奉辔，桓文扶毂，神功无纪，化物何称。府朝初建，俊贤骧首，惟此鱼目，唐突王现玙璠。顾己循涯，实帧迹龋裕怠保樱印骄忝，千载一逢，再造难答。虽则殒越，且知非报。” 梁台建，禅让文诰，多昉所具。高祖践阼，拜黄门侍郎，迁吏部郎中，寻以本官掌著作。 天监二年，出为义兴太守。在任清洁，儿妾食麦而已。友人彭城到溉，溉弟洽，从昉共为山泽游。及被代登舟，止有米五斛。既至无衣，镇军将军沈约遣裙衫迎之，重除吏部郎中，参掌大选，居职不称。寻转御史中丞，秘书监，领前军将军。自齐永元以来，秘阁四部，篇卷纷杂，昉手自雠校，由是篇目定焉。 六年春，出为宁朔将军、新安太守。在郡不事边幅，率然曳杖，徒行邑郭，民通辞讼者，就路决焉。为政清省，吏民便之。视事期岁，卒于官舍，时年四十九。阖境痛惜，百姓共立祠堂于城南。高祖闻问，即日举哀，哭之甚恸。追赠太常卿，谥曰敬子。 昉好交结，奖进士友，得其延誉者，率多升擢，故衣冠贵游，莫不争色与交好，坐上宾客，恒有数十。时人慕之，号曰任君，言如汉之三君也。陈郡殷芸与建安太守到溉书曰：“哲人云亡，仪表长谢。元龟何寄？指南谁托？”其为士友所推如此。昉不治生产，至乃居无室宅。世或讥其多乞贷，亦随复散之亲故。昉常叹曰：“知我亦以叔则，不知我亦叔则。” 坟籍无所不见，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昉卒后，高祖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所著文章数十万言，盛行于世。 初，昉立于士大夫间，多所汲引，有善己者则厚其声名。及卒，诸子皆幼，人罕赡恤之。(中华书局标点本《梁书》卷十四) □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 任昉是著名文学家，和沈约齐名，时有“任笔沈诗”之语。《梁书》卷一四、《南史》卷五九本传载，昉字彦升，乐安博昌(今山东寿光)人。生于宋孝武帝大明四年(四六○年)，卒于梁武帝天监七年(五○八年)。仕宋、齐、梁三朝，历任奉朝请、尚书殿中郎、太子步兵校尉、中书侍郎、黄门侍郎、义兴太守、御史中丞、秘书监、新安太守等职。卒后追赠太常卿，谥曰敬子。任昉长散文，传称“雅善属文，尤长载笔，才思无穷，当世王公表奏，莫不请焉。昉起草即成，不加点窜。沈约一代词宗，深所推挹”。著作有《杂传》二百四十七卷，《地记》二百五十二卷，文集三十三卷，均散佚。明人辑有《任彦升集》。 《述异记》旧题任昉撰，但前人有疑其为赝作者。《四库提要》卷一四二云…… 《提要》的证据有三：一是“地生毛”条记任昉卒后事；二是本传不载此书，三是内容大抵剽剟诸小说。并以剽窃中唐人书为据，定为中唐前后人伪作。 这些论证并不能说服人。(一)任昉此书不见《隋志》和本传不假，但可以解释为脱载，这种情况并不罕见。而且本传称任昉著《杂传》二百四十七卷《隋志》亦有著录，夫《杂传》者非一书之名，乃诸杂传之合称，很可能《述异记》即其中之一种。王谟云：“今考《隋唐志》并载祖冲之《述异记》十卷，无任昉记，而《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书所引祖记，又往往为今本任记所无，无妨任、祖二人当时各自有记，而《隋唐志》或偶失载也。《南史》本传亦载昉撰《杂传》二百四十七卷，不及此记，岂即在《杂传》中欤？”这个推测是可信的。再者，唐玄宗时徐坚撰《初学记》，所引书凡确知撰人者，一律标明，其于卷一九、二二引祖冲之《述异记》，又于卷二八引任昉《述异记》曰：“魏文帝安阳殿前，天降朱李八枚，啖之日不食。”此条见今本任记卷下，文句全同而略其后半，是则当时确有祖、任二种《述异记》，不得疑任书乃中唐人伪托。又，今本任记中多有“昉按”字样，确是任昉口气。如果说系伪造者假托，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必要。 (二)细检《述异记》，确有与任昉时代不合者，还不止“地生毛”一条，卷下“洛子渊”条云“后魏孝昌年中”，考北魏孝明帝孝昌年间，相当于梁武普通六年至大通元年，其时任昉已卒近二十年。这可以解释为今本已经后人窜乱，非原书，这种情况也颇为长见。又，《述异记》中还出现过一些梁以后的北朝和隋唐地名。如卷上“轩辕磨镜石”条有饶州，隋开皇九年置；“历阳湖”条有和州，北齐置；“石室山”条有信安郡，隋大业三年置；卷下“澄绿泉”条有沧洲(按：“洲”应作“州”)，北魏熙平二年置；“丹青树”条有辰州，开皇九年置；“大翮山”条有妫州，唐贞观八年置；“玉女房”条有利州，西魏废帝三年置；“九疑山”条有衡州，开皇中置；“木客鸟”条有吉州，开皇十年置；“贞山”条有毗陵郡，西晋太康二年置，永嘉五年改晋陵，隋唐时又曾改常州为毗陵郡；“平石”条有兴安县，则至明代始置。这种情况的出现，大抵是后人传写时误书或改用当时地名所致。如“丹青树”条首云“辰州嵩溪有丹青树”，末又云“今在辰阳县”，按辰阳县西汉置，隋初改为辰溪，隋唐人不得有此语，可知“辰州”二字必为随唐人妄增或妄改。至如“木客鸟”条前云“庐陵有木客鸟”，末云“庐陵即今吉州也”，显然此句系唐人加的注而为他人传抄时窜入正文，王谟云《述异记》“中多唐时州名，则此书又经唐人改窜”，信然。 除以上地名与梁世不合外，绝大部分并无问题，而从某些地名还可看出，该书绝不会出自唐代。卷上“谢端”条有晋安郡，该郡晋太康三年置，开皇九年废；卷下“栖霞谷”条有湘州，湘州有二，一为晋永嘉元年置，开皇九年改潭州，一为梁置，北齐改为北江州。至如卷上“元绪”条东阳郡，吴宝鼎元年置，陈天嘉三年废，卷下“印颊鱼”条城阳县，西晋改成阳为城阳，北齐废，“竹王神”条夜郎县，汉武置，梁简文大宝以后废，更可证是书出于梁代。 (三)志怪书往往从旧书取材，《述异记》亦然，《提要》以为《述异》系唐人剽剟诸小说而成，实为陋见。仔细看一下《述异记》，其所取于他书者，皆在梁前，唐人书与《述异》相合者，乃唐人取《述异》，非《述异》取唐人书也。而且，书中多有新材料显非伪托者剽剟旧小说。又唐宋类书所引《述异证》佚文，多有不见今本任记，若如《提要》所云“后人杂采类书所引《述异记》，益以他书杂记，足成卷帙”，那么何以伪托者不尽取之？ 总之，任昉作《述异记》是可信的，没有充分证据可以推翻旧案。《梁书》、《南史》本传及《隋志》、《唐志》不录任氏《述异记》者，盖其书已含于《杂传》之中。宋时《述异记》独传而其余杂传渐亡，故宋代书目始有著录。《崇文总目》小说类著录《述异记》二卷，任昉撰，《中兴馆阁书目》卷帙同，并云：“任昉天监三年撰。昉家书三万卷，多异闻，又采于秘书，撰此记。”《郡斋读书志》卷一二亦有相同说法，唯作“天监中”而不云“天监三年”。我疑心《述异记》原有任昉自序，《中兴书目》和晁志的说法即采自任序，故而说得那么具体明确。 宋以下史志书目皆作二卷，撰人无异辞。今本亦为上下二卷，据缪荃孙《艺风堂文续集》卷六《影宋本述异记跋》和卷八《小说》云，钱塘丁氏八千卷楼藏有影抄宋本《述异记》二卷，与今本内容全同而文字仅有小异，是则今本仍存宋本旧观。《述异记》上述种种舛误乃唐人改窜。 《类说》卷八录《述异记》六十六条，张宗祥校明本《说郛》卷四录八条，无撰人，卷二○又录十八条，撰人署为梁任昉，但称原书三卷，误。《五朝小说》和陶珽《说郛》卷六五录九十六条。《汉魏丛书》、《广汉魏丛书》、《增订汉魏丛书》、《龙威秘书》、《百子全书》、《说库》等收有二卷本，此为常见之通行本。《稗海》所收乃别一版本，其不同之处，一为下卷缺“郭后”一条；二为一些条目分合不同，因而通行本上卷一百五十三条，下卷一百五十二条，而《稗海》本上卷一百五十五条，下卷一百五十四条；三是文字时有出入，但大体上相同。王谟谓“今《丛书》本较《稗海》本又不全”，并未仔细将二本对照。 作为志怪小说，《述异记》不是典型作品，内容冗杂，简短破碎，具有博物书性质，故而《四库全书总目》把它同《博物志》归入小说家类琐语之属。确实，《述异记》类似《博物志》，同属地理博物体志怪。任昉学问渊博，多藏秘书，又精通地理，著有《地记》二百五十二卷，写出《博物志》一样的《述异记》是很自然的。 但和《博物》相比，它在内容上有自己的特点，即以动植物产、山川古迹、园林楼台为主而杂以异闻。(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唐前志怪小说史》) 《冥祥记》 □王琰《冥祥记自序》： 齐建元初，太原王琰者，年在幼稚，于交耻贤法师所受五戒，以观音金像令供养，遂奉还杨都，寄南涧寺。琰昼寝，梦像立于座隅，意甚异之，即驰迎还。其夕南涧失像十余，盗毁铸钱。至宋大明七年秋夕放光，照三尺许，金辉映夺，合家同睹。后以此象寄多宝寺。琰适荆楚，垂将十载，不知象处。及还杨都，梦在殿东众小象内，的的分明，诘旦造寺，如梦便获，于建元元年七月十三日也。 故琰《冥祥记》自序云：此像常自供养，庶必永作津梁，循复其事，有感深怀，沿此征觌，缀成斯记。夫镜接近情，莫逾仪像；瑞验之发，多自是兴。经云：熔斫图缋类相形者，爰能行动，及放光明。今西域释迦弥勒二像，辉用若真，盖得相乎！今东夏景模神应亟著，亦或当年群生因会所感，假凭木石以见幽异，不必克由容好而能然也。故沉石浮深，实阐闽吴之化尘金，泻液用舒彭宋之祸。其余铨示繁方，虽难曲辨，率其大抵，允归自从。若夫经塔显效，旨证亦同。事非殊贯，故继其末。(四部丛刊影印明刻本《法苑珠林》)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释氏辅教之书，《隋志》著录九家，在子部及史部，今惟颜之推《冤魂志》存，引经史以证报应，已开混合儒释之端矣，而余则俱佚。遗文之可考见者，有宋刘义庆《宣验记》，齐王琰《冥祥记》，隋颜之推《集灵记》侯白《旌异记》四种，大抵记经像之显效，明应验之实有，以震耸世俗，使生敬信之心，顾后世则或视为小说。王琰者，太原人，幼在交址，受五戒，于宋大明及建元(五世纪中)年，两感金像之异，因作记，撰集像事，继以经塔，凡十卷，谓之《冥祥》，自序其事甚悉(见《法苑珠林》卷十七)。《冥祥记》在《珠林》及《太平广记》中所存最多，其叙述亦最委曲详尽。(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中国小说史略》) □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 梁代最崇佛教，佛徒所作志怪亦较多，其中最重要的是王琰的《冥祥记》，又有王曼颖《补续冥祥记》、陆杲《系应验记》、佚名《祥异记》。 《隋志》杂传类著录曰：“《冥祥记》十卷，王琰撰。”两《唐志》同。又，《高僧传序》：“太原王琰《冥祥记》。”《破邪论》卷下：“太原王琰撰《冥祥记》一部。”道宣《三宝感通录》卷中：“南齐王琰《冥祥记》”，又卷下作《冥祥传》。《冥报记序》：“王琰作《冥祥记》。”《法苑珠林》卷一一九《传记篇》：“《冥祥记》一部十卷，右齐王琰撰。”《唐志》后不见著录，宋时唯有《广记》、《御览》、苏易简《文房四谱》征引，《类说》卷五录四则，盖佚于南宋，原本《说郛》卷四辑一则，陶珽《说郛》卷一一八辑七则，然窜入唐事，又误题作晋王琰，《旧小说》甲集辑五则，《古小说钩沉》辑一百三十一则及自序一篇，其中一百二十四则及自序取自《珠林》。 王琰，史书无传。《隋志》古史类著录王琰《宋春秋》二十卷，注云梁吴兴令。前述诸书又或云齐王琰，《万岁通天帖》云为齐太子舍人，在职三载，是则王琰仕于齐、梁。又据《高僧传序》等，知为太原人。《珠林》卷二五引王琰《冥祥记》自序，稍稍叙及经历。称宋大明七年，“于时幼小”，按十岁算，当生于宋孝建元年(四五四年)。幼年在交趾，从贤法师受五戒。还都，泰始末移居乌衣，曾游于江都、峡表，齐建元元年复还京师。卒年不详，估计在梁天监、普通间。 《冥祥记》作于梁，《冥祥记》“释慧进”条称“前齐永明中”可证。然无梁事，似书成于梁初。王琰是佛弟子，序称幼时从贤法师处得一躯观音金像，后此像常显神异。王琰“循复其事，有感深怀，沿此征觌，缀成斯记”。这位佛弟子为宣扬佛法而撰写的这部志怪，内容一如《宣验》、《应验》、《冥验》诸记。部头较大，所存遗文又最多，可说是“释氏辅教书”的代表作。它采有《搜神记》、《搜神后记》、《灵鬼志》、《幽明录》、《应验记》等书少数材料，绝大部分却是新出，从汉至齐，搜罗颇广。梁慧皎撰《高僧传》采之颇多。 序称“镜接近情，莫逾仪像；瑞验之发，多自此兴”。看来原书多记佛像瑞验之事，不过遗文中仅存数条…… 《冥祥记》所表现的主题和观念，都是宗教迷信，有的更是直接鼓吹服从封建统治。但从艺术上看，却不无可取之处。首先，书中颇有些比较新鲜奇特的幻想情节，读起来比较有味。后世志怪、传奇和神魔小说，其中多有佛教故事，《冥祥记》这类释氏辅教书关于佛法神力变化的各种幻想情节和幻想形式，无疑对它们有着艺术构思的启示作用。 其次，《冥祥记》篇幅大大加长，这在南朝志怪中最为突出。就百余条遗文看，三百字以上者达三十六条，其中五百字以上者十二条，又有三条在千字以上。这是创纪录的数字。如果再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诸书征引时，有些是节录或撮述大意，以致把长文化短，那么，上述数字将会更大。 篇幅增长不是行文拖沓的结果。《冥祥记》的语言是简炼的。原因在于情节较复杂曲折，叙事较具体细致。作者着意求细，运用对话、描写等手段，把故事叙写得具体生动，使读者有亲临其境之感。这是志怪小说在艺术上一个很大的跃进。 “赵泰”、“陈安居”条长达一千一百余字，“慧达”条长达一千二百余字，置于唐传奇中亦不逊色。在《幽明录》中，“赵泰”九百余言，已觉不凡，而《冥祥》叙此事更为细密。“慧达”条亦记地狱。首节写沙门慧达出身、性情及死而复苏。次节写被缚送往地狱时路上所见情景：执弓带箭人指路；入人家室乞食不得，险遭杵击；老妪与书；女子向慧达要书；同两沙门对话。用笔精细，曲曲折折。又有场景描写，如：“向西北行，行路转高，稍得平衢，两边列树”，“屋舍甚多，白壁赤柱”，“屋内床帐先丽，竹席青几”等。三节写至“寒冰狱”。刻画狱中鬼形：“身甚长大，肤黑如漆，头发曳地”；描摹狱中情状：“其处甚寒，有冰如席，飞散著人，著头，头断，著脚，脚断”。下边又补叙前所逢两沙门来历；写适从伯于此狱，通过从伯自述，交待他堕入此狱的缘由。四节述刀山地狱及其它观见，用略笔概而述之。五节写见观音大士及观音大士的说法，对观音形象作了较细的描写。六节写此后在地狱中备受磨难：铁叉叉，镬汤煮。中间有人物对话和幻景描写，用以补叙慧达生前杀鹿射雁的罪孽。七节写遣归，八节写复活后出家奉法。“陈安居”条用笔也是这样缜密委曲，例如陈安居死而复苏这个简单情节，按粗陈梗概的写法，寥寥数字就够了，王琰却是这样写的： 永初元年，病发，遂绝。但心下微暖，家人不敛。至七日夜，守视之者觉尸足间如有风来，飘衣动衾，于是而酥，有声。家人初惧尸魔，并走避之；既而稍能转动，末求饮浆。家人喜之，问从何来，安居乃具说所经见…… 刻画入微，历历在目。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唐前志怪小说史》) 《续齐谐记》 □陆友《续齐谐记跋》： 齐谐，志怪者也。盖庄生寓言耳！今吴均所续，特取义云耳，前无其书也。考《文献通考》书目亦云。至元甲子吴郡陆友记。(上海涵芬楼《顾氏文房小说》本) □康僧会译《旧杂譬喻经》： 昔有国王持妇女急。正夫人谓太子：“我为汝母，生不见国中，欲一出，汝可白王。”如是至三，太子白王，王则所。太子自为御，车出。群臣于道路，奉迎为拜。夫人出其手开帐，令人得见之。太子见女人而如是，但诈腹痛而还。夫人言：“我无相甚矣！”太子自念：我母尚如此，何况余乎？夜便委国去入山中游观。时道边有树，下有好泉水，太子上树，逢见梵志，独行来入水池浴，出饭食，作术吐出一壶，壶中有女人，与于屏处作家室，梵志遂得卧。女人则复作术，吐出一壶，壶中有年少男子，复与共卧，已便吞壶。须臾，梵志起，复内妇著壶中，吞之已作杖而去。 太子归国白王，请道人及诸臣，下持作三人食著一边。梵志既至，言“我独自耳！”太子曰：“道人当出妇共食。”道人不得止出妇。太子谓妇：“当出男子共食。”如是至三。不得止出男子共食。已便去。王问太子：“汝何因知之？”答曰：“我母欲观国中，我为御车，母出手令人见之。我念女人能多欲，便诈腹痛还入山，见是道人藏妇腹中当有奸，如是女人奸不可绝，愿大王赦宫中自在行来。”王则敕后宫中其欲行者从志也。师曰：“天下不可信，女人也。”(《大正藏》本卷四《旧杂譬喻经》) □《四库全书总目·续齐谐记》： 《续齐谐记》一卷，梁吴均撰。均事迹俱《梁书》本传。《唐艺文志》作吴筠。案唐有道士吴筠。乃大历时人。是书《隋志》著录。杜公瞻《荆楚岁时记注》、欧阳询《艺文类聚》已先引其文，非筠明甚，《唐志》盖传写之讹。吴琯刊本有元陆友《跋》曰：“齐谐，志怪，盖庄生寓言，今均所续，特取义”云尔，前无其书也。案《隋书经籍志》杂传类，均书之前，有宋散骑侍郎东阳无疑《齐谐记》七卷，《唐志》小说家亦并载之，然则均书实续无疑。友谓“前无其书”，亦为失考，所记皆神怪之说。然李善注《文选》，于陆机《豫章行》，引其田氏三荆树一条、于谢惠连《七月七日夜泳牛女诗》，引其成武丁一条：韦绚《刘禹锡嘉话》，引其霍光金凤辖一条，蒋潜通天犀导一条；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引其徐邈画鲻鱼一条。是在唐时已援为典据，亦小说之表表者矣。惟刘、阮天台一事，徐子光注李翰《蒙求》，引《续齐谐记》之文，述其始末甚备，而今本无此条，岂原书久佚，后人于《太平广记》诸书内，钞合成编，故偶有遗漏欤！ (中华书局影印《四库全书总目》本)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续齐谐记》： 《续齐谐记》一卷，(《汉魏丛书》本)，梁吴均撰，(均，字叔庠，安吉人。天监初，柳恽为湖州剌史，辟为郡主簿。或作唐吴筠，误也。)《四库全书》著录。《隋志》(杂传类)、《旧唐志》(杂传类)、《新唐志》、《书录解题》、《通志》传记、《宋志》俱同。《崇文目》作三卷，《通考》作二卷，皆字之误也。案《隋志》、新、旧《唐志》，宋散骑侍郎东阳无疑先有《齐谐记》七卷，故是书称续。齐谐，志怪，本《庄子》语也，既以名书，宜其所记十七条皆属异闻矣。然唐人皆已引用，亦小说之最古者，惟宋徐子光注《李氏蒙求》刘、阮天台语，其所引之文，此本无之，岂其书已佚，后人采摭他书所引以成帙、故不免有所遗欤！末有元至元甲子吴郡陆(友)跋。《说郛》、《秘书二十一种》均收入之。(商务印书馆《郑堂读书记》本)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宋散骑侍郎东阳无疑有《齐谐记》七卷，亦见《隋志》，今佚。梁吴均作《续齐谐记》一卷，今尚存，然亦非原本。吴均字叔庠，吴兴故鄣人，天监初为吴兴主簿，旋兼建安王伟记室，终除奉朝请，以撰《齐春秋》不实免职，已而复召，使撰通史，未就，普通元年卒，年五十二(四六九——五二○)，事详《梁书·文学传》。均夙有诗名，文体清拔，好事者或模拟之，称“吴均体”，故其为小说，亦卓然可观，唐宋文人多引为典据，阳羡鹅笼之记，尤其奇诡者也。(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中国小说史略》) 《殷芸小说》 □《梁书·殷芸传》： 殷芸字灌蔬，陈郡长平人。性倜傥，不拘细行，然不妄交游，门无杂客。励精勤学，博洽群书。幼而庐江何宪见之，深相叹赏。永明中，为宜都王行参军。天监初，为西中郎主簿、后军临川王记室。七年，迁通直散骑侍郎，兼中书通事舍人。十年，除通直散骑侍郎，兼尚书左丞，又兼中书舍人，迁国子博士，昭明太子侍读，西中郎豫章王长史，领丹阳尹丞，累迁通直散骑常侍，秘书监，司徒左长史。普通六年，直东宫学士省。天通三年，卒，时年五十九。(中华书局标点本《梁书》卷四十一) □晁载之《续谈助·殷云小说跋》： 右钞殷云小说，其书载自秦汉迄东晋江左人物，虽与诸史时有异同，然皆细事，史官所宜略。又多取刘义庆《世说》、《语林》、《志怪》等已详事，故钞之特略，然其目小说，则宜尔也。至于目若岩电事，或云：“裴令公姿容爽俊，疾困，武帝使王夷甫往看之，裴先向壁卧，闻王来，强回视之，夷甫出语人曰：双眸烂烂若岩下电，精神挺动，故有小恶耳。”(原注：出《世说》。)或云：“裴令公目王安丰，眼烂烂如岩下电。”(原注：出《语林》)俱收并录，并无考订，则其书亦可。(粤雅堂丛书《续谈助》本) □王尧臣等《崇文总目》： 《小说》十卷，殷芸撰。侗(《崇文总目》辑者钱侗)按：《书录解题》引《邯郸书目》云：或题刘，非也。 又云：或称商芸者，宣庙未祧时避讳也。考《读书志》作刘撰，《旧唐书》、《唐志》、《通志略》又有刘义庆撰，亦十卷。又按：经部有殷介《丧礼极义通考》引原释亦作商价。陈诗庭云：宋时殷字多避作商，故改殷城县曰商城，激水曰商水。 □余嘉锡《殷芸小说辑证序言》： 《隋书经籍志》云：“小说十卷，梁武帝敕安右长史殷芸撰。”案：殷芸字灌蔬，陈郡长平人。《梁书》、《南史》并有传，(《南史》附《殷钧传》后)但皆不载其著述。《史通·杂说篇》云：“刘敬叔《异苑》称：晋武库失火，汉高祖斩蛇，剑穿屋而飞，其言不经，梁武帝令殷芸编为小说。”姚振宗曰：“案此殆是梁武作通史时凡不经之说为通史所不取者，皆令殷芸别集为小说，是小说因通史而作，犹通中之外乘。”(见《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三十二)其说是矣。《北户录》注(卷三)引介子推事，题为“梁武小说”，正因其为奉敕所撰，犹之唐修《晋书》，号称太宗御撰云尔。其书自《隋志》以下，两《唐志》、《宋志》、《崇文总目》、尤、晁、陈三家书目皆著於录，至陶宗仪撰《说郛》，引用尚夥，观其次第，实自原书录出，知元末犹存。明文渊阁储藏至富，而目中竟无此书，疑其亡於明初也。 考芸所纂集，皆取之故书雅记，每条必注书名，(《续谈助》及《说郛》所引尚存其原式，他书则迳删去。)体例谨严，与六朝人他书随手抄撮不著出处者不同。援据之博，盖不在刘孝标《世说》注以下，实六朝人所著小说中之较繁富者。然唐宋人著述不甚引用，《书钞》、《类聚》、《初学记》、《六帖》等竟不登一字。《文选》注、《太平御览》号为典籍渊薮，亦仅引一二条而已。(《选》注一条，《御览》二条)固由当时古书尚存，无须藉手於此，亦正因其条举书名，后人得从之贩稗，不必更著所出故也。幸《太平广记》、(凡引三十四条)《续谈助》、(引七十三条)《绀珠集》、(引二十二条)《类说》、(引四十四条)《说郛》(引二十三条)等书各引数十条，尚可辑录成书。长女淑宜专攻文学，因命其以此五书为本，辑为一编。并遍搜群籍，补其阙遗。所采书凡二十六种，共得百五十四事。(除附录三事不数)余复略加考证，并依原书次第定著为十卷。书成，可缮写矣，乃闻鲁迅先生所辑《古小说钩沉》已於沪上出书，求之此间书肆及图书馆不得，久之，始展转假得其书，两相比较，此编多得二十馀事。然《钩沉》采书十二种，其中《优古堂诗话》、《铁围山丛谈》、《困学纪闻》三种皆向未检及者。虽其事多据他书辑入，但《纪闻》中一事则失录。(即蔡司徒在洛阳见陆机事)既据以补录，谨著其事於此，不敢掠人之美。至於考论辨证，则愚父子尝尽心焉，后之览者或亦有取乎此也。一九四二年序於北京。(中华书局《余嘉锡论学杂著》本) □周楞伽《殷芸小说·前言》： 先秦诸子书中有很多小故事，即所谓“短书”；这些小故事，有记人的，有记事的，有志怪的，更多的是神话、传说和寓言，但都用“子”的名称，不称小说。班《志》所录小说十五家，有三家是用“子”，即《青史子》、《务成子》、《宋子》。用“说”字的有五家，即《伊尹说》、《鬻子说》、《黄帝说》、《封禅方说》、《虞初周说》。出土文物中有一种志怪小说《汲冢琐语》可说是第一个用“语”字的。汉人著书，才少用或不用“子”而用“说”、“语”、“书”等字，如《说苑》、《新语》、《新书》。“说”，就是道听途说的“说”；“语”，就是街谈巷语的“语”。“书”，就是桓谭所谓“小说家合丛残小语”“以作短书”的“书”。在魏晋六朝以前，小说虽早已成“家”，但很少有人径以小说二字名他所编撰的书，西汉刘向的《说苑》、《新序》，都具有小说规模，但都不名“小说”，直到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应作志人的短书，也不名“小说”，而是仿东晋虞喜的《志林新书》称《世说新书》，后来改名《世说新语》，或简称《世说》。最早以“小说”名书的，当以《殷芸小说》为嚆矢。 有人也许会提出异议说：“《隋书·经籍志》不是著录有《小说》五卷吗？虽然不署撰人，但也可能是殷芸以前的作品，何况两《唐志》还明明著录有刘义庆《小说》十卷，刘义庆生活的时代显然早于殷芸，怎么能说殷芸是以《小说》名书的创始者呢？”此说其实不能成立。《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小说》五卷，列于殷芸撰《小说》十卷之后，并不能证明就是殷芸以前的作品。刘义庆的生活时代自然早于殷芸，但他是否撰有《小说》，还值得商榷。如果刘义庆果真撰有《小说》十卷，何以《隋志》不见著录，反出现于后来的两《唐志》？又何以《世说》传而《小说》竟不传？即使亡佚了的话，也应有遗文见于唐、宋类书，何以东晋裴启的《语林》亡佚后还有遗文见于《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和《太平御览》、《太平广记》，而生活时代后于裴启的刘义庆的《小说》，反而连一条佚文也不见？唐初明明有《史通》作者刘知几的儿子刘的《小说》存在，何以两《唐志》竟都不著录，反而著录为《隋书·经籍志》所无的刘义庆《小说》？这些都是很可疑的。既然殷芸以前所有的《小说》今已寸简不存，则以殷芸为第一个用《小说》作书名的创始者又有何不可？何况凡是宋以前类书所引只称《小说》而不署撰人的作品，以他书所引遗文参证，往往就是殷芸的《小说》，那就更足证明殷是以《小说》名书之始了。 《梁书》和《南史》的《殷芸传》都不提殷芸著述，果不是刘知几在《史通》中提到，人们很可能会把这位最初编撰小说的人忘掉。《史通·杂说》篇载：“刘敬叔《异苑》称：晋武库失火，汉高祖斩蛇剑穿屋而飞。其言不经，梁武帝令殷芸编为小说。”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谓：“此殆是梁武作通史时，凡不经之说为通史所不取者，皆令殷芸别集为小说。是小说因通史而作。犹通史之外乘。”这话颇有见地。殷芸这书，名为《小说》，实是野史。此书另有异名，一称《梁武小说》，见崔龟图注唐段公路《北户录》引介之推事下所注书名出处，这大概是因此书系殷芸奉梁武帝敕撰，故称，就象唐房玄龄等修《晋书》，因其中宣帝、武帝二纪及陆机、王羲之二传后论系李世民所写，便称《晋书》为“唐太宗文皇帝御撰”一样。一称《商芸小说》，则是避宋太祖赵匡胤父赵弘殷名讳而改。 《殷芸小说》自《隋书·经籍志》以下，《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崇文总目》，以及尤袤、晁公武、陈振孙三家都曾著录，直到元末陶宗仪编《说郛》，还引用了许多条。明文渊阁藏书最富，而书目中竟不载；《永乐大典》为群书总汇，但影印的残本中亦未见录存，可见此书必亡于明初。不过奇怪的是明、清人所见的此书遗文，反较宋、元人曾见原书的辑录为多。如清人马骕《绎史》所引《冲波传》，不仅子路、颜回见五色鸟条义较《说郛》所辑录者为长，而且《绎史》所引《冲波传》中的“孔子去卫适陈途遇采桑女”条，和“一鸟九尾录子与子夏渡江见而异之”条，都未为宋、元人所见引，这些都是不可索解的事。可能是清初网罗天下遗帙，马骕所见反较宋、元人为广。今除据《绎史》增改外，并插入《御览》辑录而宋、元及今人所未辑录的三条《冲波传》佚文，因《殷芸小说》既辑录《冲波传》达五条之多，则此三条或当亦在内，即使《殷芸小说》无此二条，而《冲波传》久佚，借此以存其全，也未为不美。 殷芸，字灌蔬，陈郡长平(今河南省西华县东北)人，生于南朝宋明帝泰始七年(四七一)，卒于梁武帝大通三年(五二九)，享年五十九岁。《梁书》和《南史》都说他性情洒脱，不拘细节。但不随便交友，所以门无杂宾。他勤修学业，广读群书，知识渊博。年轻的时候，庐江何宪见了他，对他的才学就极为叹赏，齐武帝萧颐永明年间，为宜都王萧铿的行参军。梁武帝天监初年，任西中郎主簿、后军临川王萧宏(梁武帝弟)的记室。七年(五○八)，迁通直散骑侍郎兼中书通事舍人。十年，任通直散骑侍郎兼尚书左丞，又兼中书舍人，迁国子博士，昭明太子萧统侍读。萧统好士爱文，殷芸与彭城刘孝绰、吴郡陆倕、琅琊王筠等同见宾礼。十三年。为西中郎豫章王萧综长史，综迁安右将军，他为安右长史，梁武帝敕令他编《小说》就在此时。十五年，豫章王迁西中郎交兼护军将军，又迁安前将军、丹阳尹，他也随府主迁官。为安前长史，领丹阳尹丞。累迁通直散骑常侍，秘书监，司徒左长史。普通六年(五二五)，直东宫学士省。大通三年(五二九)卒。综观他的一生，只做了些居辅佐地位的小官，不过他的才情毕竟是好的，所以梁武帝才会敕他编撰《小说》。这部《小说》显然具有可补正史不足的史料价值，虽然大部分材料转引自他书，但这些书有不少已经亡失传，赖此书得以保存。尤其值得称许的是，在殷芸以前的作家，如裴启、虞喜、郭澄之、刘义庆、沈约等，他们所编撰的小说，大多是记历史上有名人物的故事，殷芸虽也不免蹈常袭故，但他笔触的范围却更为广泛，能注意到民间传说，如卷五记有贫人止能办只瓮之资，夜宿瓮中，发生了美好的幻想，喜而起舞，不觉踏破了瓮，幻想也随之破灭等，这才是真正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此外，他还注意到出川风物、名人遗迹，如卷二记孔子井、贾谊宅，卷三记交州、郑玄墓，卷六记诸葛亮故宅等，都非在他以前的《语林》、《世说》等志人小说所有，可说是本书的一个特色。 《殷芸小说》原是作通史时因内容比较荒诞不符合历史事实，或虽有史料价值但不符合通史的体例要求而别集成书，可说是史之余，所以它仍具有史的规模，为后世一般野史笔记的滥觞。有些记载虽属无稽之谈，但颇足资谈助，如卷一首条记秦始皇东游过海事，其说不经，类似神话，但足使我们知道山东省旧蒲台县得名的由来。次条显然是从正史秦始皇销天下兵，铸为金人十二的记载生发出来的，说是因有长人十二，见于临洮，于是铸金人十二以写其像，已很荒诞，又说金人十二应西汉十二帝，更属附会，但秦始皇销天下兵器，为什么不把来铸鼎，却铸作津南原有厄井，汉高祖曾避项羽于此井事，刘、项相争，刘邦屡为项羽所厄，刘邦于败逃时被项羽追急了，避难于此井中，容或有之。但说有双鸠集井上，项羽遂不疑井下有人，却纯属迷信之谈。不过若无其事，则汉朝何以每正旦辄放双鸠和赐老人鸠杖？不管事之有无，尽可作楚、汉相争时期的野史资料观，所引谣谚，尤饶有趣味。 但最值得注意的还是本书中所引的汉高祖手敕太子书，此敕不见于他书，为本书所独有，《古文苑》虽也有辑录，但出自宋人，时代已后于殷芸数百年晚唐章碣《焚书坑》诗：“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一般都认为是故作惊人之语，证以此敕，“刘项原来不读书”，实属信而有征，敕中明明对他儿子刘盈说：“吾遭乱世，生不读书，当秦禁学问，又自喜，谓读书无所益。洎践阼以来，时方省书。”他是即帝位以后才开始读书的，年轻时实未尝读过书。 殷芸在编撰此书时显然想保存历代珍贵文献，所以他既全录了汉高祖手敕太子书，又录存了鬼谷子与苏秦张仪书和苏秦张仪答书，张良与四皓书和四皓答书，以及曹操在杀了杨修后夫妇二人分别致书慰藉其父母杨彪和袁夫人，杨彪夫妇也各有答书。尽管这些书信真伪尚难断言，但保存下来总比不保存的好。 《殷芸小说》自《隋书·经籍志》以下，历代著录，都是十卷。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是三十卷，至隋仅存十卷，系根据《隋志》“梁目三十卷”而云。实际上这三十卷的《殷芸小说》谁都没有见过，恐怕不是如鲁迅所说“至隋仅存十卷”，而是原来就只有十卷，梁目乃是有目无文。因为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说：“此书首题‘秦汉魏晋宋诸帝’，知原本标题如此”。晁载之《续谈助》所引，虽不分卷，但就他题下小注此卷为何时人看来，其实是分卷的，而每卷开头小注，也和原本首题相同，数之共得九卷，除卷一如陈振孙所说外，卷二为周六国前汉人，卷三、卷四均为后汉人，卷五为魏人，卷六为吴蜀人，卷七至卷九均为晋江左人。晋江左人已逼近殷芸所生活的时代，见闻较切，所以占三卷之多，在全书所占比例最高。若如梁目所说有三十卷，则自晋江左人以下，何来如许材料以充实此二十卷篇幅？ 因此我们毋宁不要相信《隋志》所著录的“梁目三十卷”之说，而以十卷之说为正，不是此书“至隋仅存十卷”，而是原本只有十卷。 殷芸编撰这部《小说》，虽然大部分材料取自故书杂记，但也并不全是述而不作的稗贩，有些确是他自己的创作，而且是他亲自调查得来，即以取自故书杂记的材料而论，在六朝人著作中，体例也是很严谨的，他在每一条引用的材料下面，都要注明书名出处，这和他书的随手抄撮不注来源的迥异。至于援据的广博，征引的繁富，和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比较起来，毫无逊色。刘孝标所引的书现在已多半佚失，殷芸这书的情况也和它差不多。所以不仅为了供研究者研究，爱好者欣赏，就是为了保存历史文献资料，也有重辑此书的必要。 最初把散佚了的《殷芸小说》辑录起来的是鲁迅先生，时间在一九一○年(见这年十一月十五日致许寿裳信)，距今已七十多年了，对于鲁迅先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这种工作，我们深表敬意，但始作者总不免有不够完善之处，鲁迅先生辑录《殷芸小说》，只引用了十二种书，目的又在网罗遗佚，来不及细加校勘，不仅错字未能改正，甚至缺字也只以方框代替，他只向读者提供了一种原始材料，这对于专门研究者固然非常有用，但对一般读者来说，对书中所提到的历史、地理、人物、掌故，不免感到茫然莫解。 继起辑录《殷芸小说》的是余嘉锡先生，据他在《殷芸小说辑证》的序言中说：他辑录这书是一九四二年于北京，盖距鲁迅先生逝世已六周年，上距鲁迅先生开始辑《古小说钩沉》时已三十二年了。当时是抗战时期，北京又是沦陷区，他叫专攻文学的大女儿余淑宜以《太平广记》、《续谈助》、《绀珠集》、《类说》、《说郛》五书所引为本，辑为一编，大概是借以忘忧的罢。据他自己说，他辑此书时并未见到鲁迅先生辑录的《古小说钩沉》，此言当属可信，因《古小说钩沉》在鲁迅先生生前并未出版，是一九三八年出《鲁迅全集》时才收入并另印单行本的，是则他们二人系不约同谋。余先生治学甚勤，他遍搜群籍，补所引五书的阙遗，所采书凡二十六种，较鲁迅先生所采多十四种；共辑得一百五十四条，较鲁迅先生所辑多出二十余条，而且经过精心校勘，几乎把鲁迅先生所辑书中的错缺字都改正补足了，所以从内容质量说，余先生所辑的《殷芸小说》，实较鲁迅先生所辑为善。 但余先生做的工作也有不足之处，就是有时过分相信前人，而不按实际情况进行推理判断。例如他因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此书叙事止宋初，就盲目信从，把齐宜都王铿条列于附录，并加按语说：“此书叙事终于宋不得有齐事，此所引当是唐刘《小说》。”殊不知陈振孙为了要证成他“故其叙事止宋初”之说，甚至不惜把众所公认的“梁殷芸”改为“齐殷芸”，《殷芸传》明明列于《梁书》，《南齐书》中并无殷芸，何得云是齐人？至于说齐宜都王铿条当是唐刘《小说》，尤其错误，殊不知殷芸曾任齐宜都王萧铿行参军，所记是他亲身经历的见闻。唐李延寿撰《南史》，把萧铿三岁丧母这一故事全部采入《齐宜都王铿传》，是根据他父亲李大师的旧稿，而李大师的材料又来自《殷芸小说》，刘的生活时代后于李延寿相当远，李延寿撰《南史》时刘尚未出生，怎么能先于李延寿把这故事采入他所编撰的《小说》中？又如卷九末条记孙绰著戏头为傩到桓温家事，据唐许嵩《建康实录》引《孙绰传》，因今本《晋书·孙绰传》无此语，便疑是臧荣绪《晋书》之文。殊不知唐修《晋书》，房玄龄等正是以臧荣绪的《晋书》为蓝本，如果唐修《晋书》中无此语，臧荣绪《晋书》中又怎么会有呢？ 此外，余先生在辑校时还有主观臆断的地方。如晋成帝时庾后临朝条，庾后以牙尺打帝头云：“儿何以作尔语？”儿字《续谈助》作“鼠”，显系因形似而讹，余先生竟云：“按鼠或是成帝小字。”羌无故实。姑无论贵为帝皇家子弟，不见得会以鼠为字，即使鼠果系成帝小字，则据书传所见晋人称谓惯例，对儿童常于其名或小字上加“阿”字，如阮籍对王戎的父亲王浑说：“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谈。”庾后即使呼成帝小字，也不会单呼一“鼠”字。此条原出裴启《语林》，鲁迅先生辑《古小说钩沉》时，于《语林》、《小说》皆录此条，均据《因学纪闻》作“儿”，不据《续谈助》作“鼠”，颇有见地。(上海古籍出版社《殷芸小说》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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