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贸易史

研究中国与外国贸易交往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演变规律的科学。
对外贸易是国内贸易的延伸与发展，但对外贸易的发展又反过来对国内贸易和生产发生重要的影响。
相传周公相成王时，有越裳氏来朝事；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北起渤海，南至广东的沿海交通线已经开辟，并同邻近的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有着海上交往；公元前六世纪时，中国与小亚细亚之间有间接贸易； 在古希腊书中，自公元前五世纪以后，即称中国为“赛里斯”(Seres)，意为“丝之国”。但均缺乏翔实史料，这反映了中国对外贸易尚处于萌芽时期。
中外学者，一般都主张自秦汉时起，尤其是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初兴时期。张骞首先到达大宛，因而以大宛为准，记载了所到各国距离大宛的里程、社会性质、人口、兵力、物产、贸易、货币以及文化等情况。这些已收录在《史记·大宛列传》 中。《史记·大宛列传》是中国对外贸易国别史的雏形。其中许多珍贵资料，至今仍是研究中西交通与贸易的重要依据。丝绸之路是东自我国西汉的长安，横贯亚洲大陆，西达地中海东岸的一条商路，全长约七千多公里。西汉中叶以后，汉王朝统治力量削弱，无暇西顾，特别是西汉末年，王莽政权“断绝西域”，使通往西域的商路阻塞，东汉班超继西汉张骞之后，再度出使西域，丝绸之路再次打通。《汉书·西域传》对丝绸之路南北两道作了具体记载，是研究中国对外贸易史的又一重要史料。在陆上丝绸之路作为中西经济联系的主线繁荣发展的同时，两汉时期还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
从唐初至明代中叶，中国对外贸易处于发展时期。唐代对外贸易仍以陆路为主，仍然是继汉、隋以来的丝绸之路，但海上贸易已逐渐占据重要地位，唐代的长安，不仅是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城，每年都有大批外国使者、商人、僧侣，通过陆路或海路来到长安。外国商人多在长安的西市交易，有中亚细亚人、波斯（伊朗）人、大食（阿拉伯）人等，其中以波斯商人最为活跃。西市的波斯邸，是专供波斯人居住或存放货物的地方。各国商人带着从西方贩运来的香料、药材、珠宝等以换回中国的丝织品和瓷器。唐代海上交通的西方航线。已由印度半岛延伸至波斯湾，唐代的广州，中外商船往来频繁。当时中国的船只，经常往来于广州至波斯湾之间。为了管理海外贸易，唐王朝在广州港设立了 “市舶使”。《旧唐书》、《新唐书·地理志》、《唐国史补》等史籍记载了唐代中外贸易交流的一些史料。但没有专门性的对外贸易史著作。
宋代中国对外贸易以海路为主。北宋时，指南针开始应用于航海，加以造船业的进步推动了海外贸易的繁荣。这时设置的市舶司（使）或市舶务、市舶场，已由唐代一处增加为九处，但仍以广州领先，广州和泉州是宋代海外贸易最繁盛的两大港口。南宋偏安江南，中西陆路交通中断，海上贸易更是唯一的对外贸易孔道。宋代出口商品以金银、缗钱、丝织品和瓷器为主，进口商品以香药和其他奢侈品为主。宋代海上交通贸易往来最频繁的地区是东南亚各国。同时，印度、阿拉伯、日本、朝鲜与我国的贸易往来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直接或间接同中国进行贸易的，还有北非的埃及、东非的桑给巴尔等国。宋代的海外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历史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对人类的文明和各民族间的友谊作出了贡献，并为元、明间海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宋代虽无专门对外贸易史著作，但在《宋史·外国传》、《宋史·食货志》中有一些记载，尤其是北宋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绘制了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张海道图，对航海业和海上贸易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元代统一后，欧亚交通复开，中亚细亚、波斯、印度、欧洲诸国由陆路至中国的商人不绝于途。元初海外贸易，曾四禁四开，但至英宗至治二年(1322)开禁后，直至元亡，不再变动。元朝政府从海外贸易中获得巨额的收益，海外贸易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对外贸易港口最多时有七处，以泉州、广州、庆元三处较为重要，其中尤以泉州为最。已超越广州而占据首位，成为元代对外通商的总门户。马可波罗在其《行记》 中说： “我敢言亚历山大(Alexamdrie)或他港运载胡椒一船赴诸基督教国，乃至此刺桐港(Zaitum)者则有船百余”。当时外国人所称的刺桐港，即我国泉州港。依本拔都在其《游记》中也说：“刺桐港为世界上各大港之一，由余观之，即谓世界上最大之港亦不为虚也。”元代同我国进行贸易的国家和地区非常广泛，据1304年刊印的《南海志》和元朝末年大旅行家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等书记载，东起菲律宾诸岛，中经印尼诸岛、印度次大陆，直到波斯湾沿岸地区、阿拉伯半岛和非洲沿海地区，都有中国远航的商船在行驶。
明代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七下 “西洋”，历时二十九年，每次率领一支拥有六十多艘“宝船”和两万多人的庞大舰队，到达现今亚洲、非洲共三十多个国家，堪称世界航海史上的一大壮举。郑和七下“西洋”除了“远播国威”的政治目的之外，每次都携带大批商货与国外交换，这实质上是封建统治阶级同外国统治阶级之间的官方贸易，是为满足封建统治阶级的奢侈欲望和财政需要服务的。
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代鸦片战争以前，实行闭关主义政策。我国对外贸易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海陆贸易均极狭小。从顺治元年到康熙二十三年(1644～1684)四十年间，清政府沿袭明制实行“海禁”政策，“寸板不许下海”，“片帆不准入口”，航海贸易几乎完全停止。从康熙二十三年起到道光二十年发生鸦片战争止(1684～1840)一百五十多年间，是开禁设关，实行严格限制对外贸易政策时期。1685年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处为对外贸易口岸，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决定限广州一处为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撤销了其余三处。这种广州一口对外贸易体制，一直实行到1840年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并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在华经济贸易特权。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国民党反动派更把中国对外贸易推向了黑暗的深渊，中国对外贸易完全丧失了独立自主性，成为国际资本进行经济贸易侵略和掠夺的工具。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才开创了中国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对外贸易发展的新纪元。
在本世纪之前，除了在史书中零星记载一些对外贸易的片断史料之外，还没有出现一本中国对外贸易史的专著。本世纪初以来，国人痛感我国倍受列强侵略之苦，开始有了中国对外贸易史之研究。黄炎培、庞淞合编的《中国商战失败史》(1917年，商务印书馆印行); 武堉干编著的《中国国际贸易史》(1928年商务印书馆印行)；侯厚培著的《中国国际贸易小史》(1933年商务印书馆印行)相继问世。同时，日本人桑原骘藏著的《唐宋元时代中西通商史》(冯攸译，1929年商务印书馆印行)也被介绍到国内来。此外，还出现了一些阐述某一地区对外贸易史的研究著作，如梁嘉彬著的《广东十三行考》(1937年国立编译馆印行); 萨士武等合著的《福建对外贸易史研究》(1948年，福建省研究院印行)等。
建国后出版的中国对外贸易史著作有： 《中国对外贸易史简论》 李康华、夏秀瑞、顾若增编著，1981年对外贸易出版社出版。地区性对外贸易史有： 《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黄韦著，196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陈高华、吴泰著，1981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