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室名大辞典︱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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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室名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传统悠久，内蕴丰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文大辞典》曾将历代室名列为词目，陈乃乾编有《室名别号索引》，这为读者查寻室主姓名，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数十年来，几乎无人在此基础上对这一课题作全面深入的研究。盖一般认为室名只是一个名称符号，不去细想，对室名缺少深入的了解；再者要探究数以万计室名的具体含义和语源，确有极大难度，故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这不能不说是以往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的缺憾。 　孙书安同志长期从事图书文献工作，对中国历代室名的文化意蕴持有极大兴趣，试图诠释历代室名，揭示室名的丰富内涵，于是构想了这部《中国室名大辞典》的选题。本选题旨在破译历代具体室名的确切意义，探究其语源，并提供文献例证。这无论是在分量或质量上，确实都是一个较难攻克的课题。 　孙书安同志对这部辞书的编写情有独钟，孜孜不倦，坚韧不拔。他首先花了三四年时间，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收集了8000余篇历代室名题记，为编写室名条目作了充分的资料准备。每一条目的编写，需要解释具体室名的含义与语源，这就要凭借于文献检索与考证功力。如清代焦袁熹的“此木轩”，曾国藩的“鸣原堂”，必须考证出它的出处，才能理解其意旨，否则条目就编写不下去。可以说每一条室名犹如一道试题，要他作出解答，更何况他要解答的是数以万计的试题，可见工程的艰巨。好在他有编写工具书的丰富经验，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曾参编过一些辞书，八十年代末又独编一部250万字的《中国博物别名大辞典》，这对他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训练与积累。否则，面对难度分量更高的室名释源这样的选题，是不敢贸然涉足的。 　个人编较大型辞典，必须具备文献资源、个人的文化知识积累与恒心毅力等基本条件，还要摆脱家务牵制。而他所以能够完成两部辞典，实得力于在图书馆工作的条件，以及贤内助王玉珍的全力支持。有了前两个条件，才使他的主观意志与能力得以发挥。也就是说，他的成功是他所具备的客观条件与个人素养相结合的一个必然结果。 　在完成手稿后，孙书安同志未雨绸缪，特意安排儿子孙正磊参与初稿的修改加工过程，使其较系统地了解室名，为日后室名文化研究及辞典的“增补修订”作准备。 　如何评估他的两部辞典，这取决于广大读者的认可程度。就我个人以为，《中国博物别名大辞典》曾获得江苏省第七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评价。至于《中国室名大辞典》，无论是选题的学术价值还是编写的难度，都高于前者。前一部辞典主要是汇总物名的信息资料，由此可知其积累程度；而本辞典70%以上的条目是考证室名的典源出处与原委背景，更能验证其实际的学术功底及能力。 　本辞典收录了11000余条室名条目，有助于读者深入领略中国历代室名的文化内涵。室名不同于一般语词，本书诠释了许多由多个无逻辑关系的单纯词组成的室名(如清曹雪芹的“废艺斋”)，这在训诂方面具有特殊的意义。有些室名的命意，如“著存堂”的“著存”、“匠翘别墅”的“匠翘”，或概括成语，或变化典故，实已构成为新的语词，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弥补大型汉语辞典收词的不足；又由于许多室名来自历代室名题记，这为读者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另如宋洪适的“聚萤斋”，元吴之文的“一中堂”，明陈文渊的“帅正堂”，清侯方域的“杂庸堂”等，为《室名别号索引》等书所不载，本书实际又发挥了“室名索引外编”的作用；全书引例涉及了经史子集中的核心典籍，在一定程度与范围内折射了中国国学文化。 　另外，本书富含知识与故事，可读性很强，读者一旦认识此书的体例特点，并善于运用它，定将获益匪浅。诚然，就求全角度看，此书在收词方面难免遗漏，有不少室名未被收列，如“希角居”“到玉堂”“食翠馆”等，盖因一时没有获得文献例证而不予收列，有待今后有机会修订时能够增补进去，使此书更加完善。 　我在中文系工作，对孙书安同志非常了解，他要我为本书作序，便欣然应允，于是写了上面一些话。 樊德三　2007年10月于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