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经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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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经济思想

中国古代思想家对社会经济关系和人们的经济活动所持的观点、理论和主张。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根据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可分为先秦、秦至清代两大时期。先秦包括夏、商、周三代(前21世纪—前221年)；秦至清分秦汉、隋唐、宋元、明清等几个阶段(前221年—1840年)。
1. 先秦经济思想。西周以前已有一些简单的经济观念。到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思想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儒、墨、道、法等各派思想家从不同角度提出各自的经济观点，成为此后2000多年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源头。(1) 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前551—前479)及其后继者孟子(约前372—前289)、荀子(约前313—前238)，都肯定人有求富逐利的欲望，但认为追求财富应遵循伦理规范。他们把“义”作为求利的伦理准则，要求人们“见利思义”，遵循先义后利、以义制利的原则。在财政上，他们主张轻徭薄赋，重视培养税源。在富国与富民的关系上，认为富民是富国的基础。对于分工与交换，主张“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并提出商品价格之高低取决于商品内在的质量。这已接触到商品的价值问题。(2) 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即人们在交往中首先要考虑他人的利益，坚决反对损人利己。主张保护私有财产。为了增加劳动力，墨家要求采取早婚等政策，尽快增殖人口。墨家强烈指责王公贵族在生活上奢侈挥霍，主张节用。在商品交换方面，提出“为屦以买不为屦”，认为制鞋者把鞋用来交换别的商品，则对制鞋者而言，鞋已不再作为鞋来使用了。这表明墨家已意识到商品具有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两重性。(3) 道家提倡“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主张节制欲望，宣扬“知足”、“去奢”，向往“小国寡民”的原始经济生活。(4) 法家重农轻工商，称农业为“本业”、工商为“末业”，主张重本抑末。提出农战政策，奖励民众努力从事农耕和作战。公开肯定贫富差别的合理性，反对损富济贫，并提出绝对人口过剩的理论。
2. 秦至清经济思想。这一时期包括中古与近古，是中国封建地主制社会确立、发展至趋于解体的历史时期。由于土地自由买卖，土地兼并剧烈，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斗争成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因素，因此土地问题是思想家关心的首要问题；其次，中央集权制度下，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需要有庞大的财政支持，因此解决财政问题成为思想家探讨的重要问题；再者，中国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发展早，思想家历来重视商品货币问题的研究。土地、财政和货币问题，是贯穿这一时期经济思想的三大主题。(1) 西汉时期。董仲舒(前179—前104)提出“限田论”，要求对私人占有土地进行限制。桑弘羊(前152—前80)推行官营工商业政策，打击民间商人，以解决国家财政困难。其官营工商业的思想反映了强烈的国家干涉主义经济思想。司马迁(约前145或前135—？)提出“善因论”，反对国家政权对经济的干涉和控制，主张自由发展民间经济。晁错(前200—前154)提出“货币名目论”。(2) 魏晋至隋唐时期。李安世(443—493)提出的均田思想，被付诸实施，推行了近300年，直到唐代中叶。唐代刘晏(718—780)以商业经营原则处理财政事务，提出“因民之所急而税之”的财政原则。杨炎(727—781)提出“两税法”，主张以货币税代替实物税。刘秩(唐代人，生卒年不详)提出“反自由铸币论”，认为铸币是“人主之权”，民间自由铸币必然作假掺杂；自由铸币还会加剧贫富矛盾和社会不安定。为了杜绝私铸，他建议禁止民间用铜。陆贽(754—805)则提出“物贱由乎钱少”、“物贵由乎钱多”的货币数量论。白居易(772—846)提出“利出一孔论”，认为国家财政只应向农业征税，不应再向其他部门征税，并反对两税征钱，主张征收实物税。(3)　宋元时期。宋代许多思想家反对儒家讳言财利的传统。司马光(1019—1086)提出“保富论”，强调富人有利于国家和贫民，因此应予保护而不应打击。苏轼(1037—1101)要求保护民间工商业，实行农商皆利，这反映了宋代反抑商的思潮。朱熹(1130—1200)等理学家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更强化了封建伦理道德的制约作用。陈亮(1143—1194)、叶適(1150—1223)等以功利主义批判理学派，并大力为富民辩护，在思想界独树一帜。(4) 明清时期。明代泰州学派主张均分土地。李贽(1527—1602)则完全肯定并维护私有制，他说：“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认为富人致富是合乎天意的，因此，强凌弱、众暴寡亦是合乎天道的。东林学派主张贫富两便，要求恤贫民而不累富民。明末起义农民提出“均田免赋”，从根本上否定封建剥削。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1610—1695)、顾炎武(1613—1682)、王夫之(1619—1692)等提出“自私自利论”、“工商皆本论”，并尖锐地批判君主专制制度。清初颜李学派提出“自耕者为农”、“惟农为有田”，要求所有农民都成为自耕农，完全消灭地主。蓝鼎元(1680—1733)反对海禁，积极主张发展对外贸易。洪亮吉(1746—1809)根据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之间的关系，提出绝对人口过剩理论。王瑬(1786—1843)认为，发行纸币，“造百万即百万，造千万即千万”，既可足君，又可足民，为滥发纸币造舆论，受到许楣(1797—1870)的批驳。许楣持货币金属主义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