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工商业者的行会

行会制度是封建城市中的主要经济组织之一，中国封建社会的行会最早出现于唐代。唐代工商业有了很大发展，各行业的从业人数相当多，则涉及全行业的一些共同问题和应有的一些共同活动，实势所难免，因而不得不有某种形式的联合或组织。最初可能是一些临时的集合，形成某种松弛的团体活动，久之，便会逐渐发展成一定形式。行既是工商各业的总称，而工商业者的组织不论是临时的还是常设的，事实上又只能按照共同行业来形成，所以行又很自然地成为工商业者的组织名称。但是唐代各行业的组织，不论是商人或手工业者的行，除了应付官府及进行一些共同的社会活动和宗教活动外，对各个同行人员的生产和销售行为，仍和过去一样，并没有什么约束力，各人的营业完全自由，每个营业者都各自根据其个人的能力、财力而自行其是，而同业组织——行也不要求各个同业人员的经济地位应保持均等或一律。因此，同行业人员之间的贫富差距是很大的。而商人间的贫富差距更大，由于各人的资力大小、经营方法的优劣、盈利的多寡，又各不相同，这样经营的结果依然是 “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有富比国君、交遍王侯，也有默默无闻、穷困潦倒的。手工业者的行也是对于同业人员的生产和销售行为也没有什么约束力，即对生产和销售并不进行指挥和监督，各人都是根据自己的资力和才能，自由经营自己的业务，其中有条件的就可以尽量发展，尽量多得，而不会受到组织力量的干涉和阻挠。因此从唐代的行会看，这时的行并不与欧洲中世纪的行相同。
宋代是工商业行的全盛时代，尽管它的基本性质并未改变，但是它的种类和数目大大增加了，行的组织形式较唐代为明确，行的多种组织活动也比较频繁。当时不仅各种工商业经营者都有各自所属的行或市，就是一些服务性行业也都有自己的行，有自己的组织管理制度，连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者亦各有行。宋代行的种类和数目的增多，实际上就是行业种类和数目的增多，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宋代由于国内外商业的发达和市场的扩大，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因而各行业之间的分工遂日益加细，从业的人数也日益加多，于是新的行业不断出现。宋代工商业者的行没有严格组织和监督制度，也没有干涉会员经济行为和人人必须遵守的规章条例，它只是一种松散的联合，各人对自己业务的经营管理是独立自主的，具有不受同行干预的完全自由，这与欧洲中世纪的基尔特不同。但是这种松散的联合也有少数几种不得不有的集体行动，以表示出各行业仍有自己行的组织。
❶是 “当行”，即应付官府差使必须联合。工商业者之所以要组织行，不是从各人的经营需要，而是在外力强制下，不得不组织起来。这种强制力量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来自工商业者自己，这是同业工商业者为了应付官府的科索，为了祗应官差，而不得不组织起来，以便与官府打交道。二是来自政府，这是最直接的强制力量，即政府为了对工商业者进行科敛需索，为了便于征调工商业者的徭役或财物，以行政命令强制工商业者都必须按照其所属的行业组织起来，否则停止其营业，并予以法律制裁。
❷是“上行”，即各行业批发货物，皆有固定的交易地点，即雇觅人力也有一定的接洽场所，凡有交易或雇佣，供需双方皆于一定时间会集于行的所在地或其他场所，谓之上行。
❸是各行各有其特殊的服装，以表示自己属于某种行业，“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着各有本色，不敢越外”。
❹是敬神赛会，这是各行的宗教活动和娱乐活动。总之宋代工商业者的行以及其他职业的行，虽记载了不少行的名称种类，但对其具体组织则很少记载，也不见有任何营业活动的规章制度，可知其性质仍与唐代相同，行的这一性质，自唐宋元明清，并没有发生任何质的变化。宋代诸行中，同行人员之间贫富悬殊，而且各行均由大户把持操纵，各种负担亦都由大户摊派。他们常勾结官府，串通作弊，把一切负担多转嫁于贫下户身上，致下户更加贫困，或致破产。同时各行大户垄断市场，操纵物价，并在同行之间进行着激烈的竞争，甚至以不正当手段进行竞争。中国封建社会的城市对外开放程度深，加之商品经济比较发达，所以在中国没有产生排外性的行会。这些特点也是元明清时期行会的特点。
元代由于城市商业繁荣，社会分工复杂，行业组织又有了发展，行业分得更细更多。除商业、手工业行会组织外，还有职业行会。行会性质也是为了 “当行”、“祗应”，即为了应付官府而不得不组织的。但元代的行主要控制在大商人手中，他们利用行会勾结官府把负担转嫁给中小商人。行业组织也由维护行户利益发展到排挤非行户的同业，并规定凡经营商业者必须入行，行会有取缔行会以外的经营商业者的权力，行会内部勾心斗角，规定子承父业，不许更换。在市场上竞争激烈，所以业务上的技术改革当作家传秘诀，概不示人。这种顽固的保守性和垄断性，阻碍了生产技术的进步，也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
明代是商品经济大量发展的时代，清代又超过明代，因而工商业行业的种类和数量必然多于前代。但是随着工商业的日益发展和分工的日益明确，过去一些琐细的分业都逐渐合并起来，而面对官府的科索和骚扰，也不得不尽可能地合并起来，以便把沉重的负担分散于较多的人的肩上。因此明清时代在官府审编注册的工商诸行的具体数目，反而不如宋代多。
明清时代，在城市中营业的工商业者、服务性职业以及各种劳动者，都有行的组织。工商业者经营方式也没有什么新变化，所有自古以来历久相沿的传统方式，都一直在延续中。垄断技术秘密的家庭手工业，仍然是主要的生产方式。同行从业人员经济地位的悬殊，一方面是缺乏欧洲型行会制度的结果； 另一方面，又是那种行会制度不能产生的原因。同行之间的剧烈竞争，说明欧洲型行会制度不存在，同时又使那样的制度没有产生。当然既然各工商业都有行的组织，就不能不议定一些可资遵守的规章条例，也会有一些共同有关的团体行动，如供奉祖师爷或祭祀祝献等宗教活动，抽厘捐款办理救济同业等 “善举” 事宜，议定开业开作等应纳行规钱数等，此外，还有一些对所售商品公议价格等。究其实质，这时的行会与欧洲的行会制度也不相同。明清时期各行业组行或建立公所主要目的是办理救济同行的 “善举”，行规对于同行的营业活动没有约束力。因为组行的目的根本就不是为了拘束同业的业务营运。议定行规的目的，是为了征收行规钱，而征收行规钱的目的，则是为了 “款神祝献” 和办理公益救济事业。在行会中也存在行户与行头的矛盾和斗争。中国各行的行头特别是在明清时代，历来是官派或是地方上的封建把头自行充当，由官府立案，这些行头并非同行公举的代表，同行会议往往是自行规定，强制各行户照办。所以他们不但不代表同行的利益，反而成为压榨甚至迫害同行的暴君。
总之，中国古代工商业者的行会与欧洲中世纪的行会是完全不同的，不但在本质上不同，在外表形象上也毫无共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