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俗语大辞典︱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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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后记

当我把《中国古代小说俗语大辞典》最后一部分稿件发给上海辞书出版社时，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不过已经没有初版交稿时的兴奋，相反倒有些忐忑不安，担心错误是否都得到了订正，遗漏是不是尽量得到了补充，交给学界的这份答卷是不是合格。这或许是拙著最后一次出版的机会了，成绩和错误都将凝固，无法改变。成绩已经成为过去，错误抑或贻害后来，怎不让人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不过我心里还是有相当把握的，敢肯定修订后的拙著比初版要好。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为此又付出了两年的艰辛劳动，上海辞书出版社专业编辑的把关也是我充满信心的理由。更主要的是这次修订，大部分条目都经过宁波大学周志锋先生过目甄别。不仅新补充的条目，连我修改的部分，乃至于拙著全篇，周先生都认真阅读了，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有的径直做了改写。周先生是著名语言学专家，在学界颇有声望，有他把关斧正，不仅拙著为之生色，也增加了我的自信。周志锋先生本与我素不相识，至今也没有见过面，但电子信件、短信已经互通了一年多，我们也算是老朋友了。2002年拙著在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后，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一些朋友撰文赞扬，我都没太在意。大约四五年前，我在网上看到了周先生于2005年发表在《辞书研究》上的评论文章《评〈中国古代小说俗语大词典〉》，大为震动，大为钦佩。震动者，拙著引起的反响非我昔年所敢想；钦佩者，周先生的批评专业而到位，对拙著优劣的了解甚至超过了它的编著者，于是我有了要结识周先生的愿望，不过一时没有找到联系方式，不经意间就蹉跎了一两年。2010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决定要修订再版拙著《中国古代小说俗语大辞典》(今名)，要求写篇新序言，我想这次写序非请周先生不可。我打电话到周先生所供职的《宁波大学学报》编辑部，要到了周先生的手机号码，试着发了个短信，说出了自己的愿望。没想到周先生爽快地答应了，真让人喜出望外。周先生于百忙之中，帮我纠正错误，甚至为我摘录补充条目，又为拙著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我对周先生的感激也岂一个“谢”字了得。周先生肯为一个水米无交的外乡人做这些事，足见在当今功利为上的世风下，仍有古风君子在焉，使人不能不对中国文化的脊梁虽经千摧百毁却仍不绝如缕、复兴有望而感到万分欣慰。 　这次修订历时两年，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删除，一般成语词典常见的俗语以及误收的非俗语词条一并删除，共删除一千余条；一是修改，共修改词条330余条，其中包括注释的修改，引书错字的修改，引书回目的订正，排版错误的订正；一是补充，共补充词条880余条，包括新增加的主条和副条。这次修订引书新增加了99部，全书所引用的通俗小说达到了620余部。同时对引用书目做了整理，把引用书目的常见书名和异名全都按音序排列上去了。这样，全书引用书目包括异名在内达到了1400种左右，读者甚至可以把它当做一部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目录来参阅。 　修订稿即将排印，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奥斯卡奖得主在领奖台上都只是说“谢谢”这个，“谢谢”那个。当人在欣喜所取得的成果时，心中对帮助过自己的人充满着感恩，除了说“谢谢”，还真没有其他语言可以表达当时的心情。此时此刻，我心里也只有“谢谢”二字要对所有帮助过我的朋友们说。首先感谢的是周志锋先生，感谢的理由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周先生，谢谢您！谢谢您为拙著的修订付出的心力。您的序言使拙著生辉，这里再次表示感谢！ 　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刘怡、郭珊敏、薛美霞分别跟我在北京、天津两地查阅资料，摘录俗语，为这次修订做了不少工作；李洁谊、王淋淋、杨锦辉、申茜、陈明英、陈亚飞也做了查找资料或整理目录的工作。他们为拙著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这里也要表示我的感谢： 谢谢你们，《中国古代小说俗语大辞典》的出版有你们的一份贡献！ 　《中国古代小说俗语大辞典》能够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是和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有关领导和专家的信任、提携分不开的，在这里谨向上海辞书出版社支持拙著出版、为拙著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先生和女士致以衷心的感谢。 　《中国古代小说俗语大词典》编写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摘录、誊写全用钢笔、蘸笔抄写，一百八十万字的原稿，初稿、定稿要抄写两三次，工作量非常大，我的亲友梁恒基、徐惠芬、费艳娟、董培娴、张锋、韩桂荣、徐伟青、徐小梅、李德祥等都来帮助抄写，本书也包含着他们的一份贡献，这里补上迟到的谢意！ 　内人徐惠芳在我编写书稿的数年间，承担了几乎全部的家务，任劳任怨，尤其在再版编校期间，我大病住院，得到内人的悉心照料，使我能够康复出院，完成稿件的最后校对工作，在此也要特意表示谢忱！ 　广西师范学院对这次的修订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深切的谢意！ 　我的朋友李烈荣、蒋椆媛于酷暑期间帮助我校对清样，这里谨致谢意！ 　最后，对所有关心和支持本书的朋友，敝人在此并致谢忱！ 伊川 翟建波 　2012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