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1 中国出版
中国素以礼义之邦、文明古国著称于世。“礼义”需有所记载，“文明”应广为传播，这些都与编辑、印刷、出版密切相关。中国的出版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66年的商代，那时已在兽骨上刻文记事，称“甲骨卜辞”。一些重要的文献，为使其传之久远不致朽烂，于是在铜器和石碑上刻辞，称作“金石”。尽管这些器物上所刻制的文字量有限，还不能构成完整的思想，但在某种意义上说，不能不将其看成是一种出版方式的雏形。春秋战国及秦汉时期，已经在竹片或木片上书写，竹片称“简”或“策”；木片称“方”或“牍”。写成一部书要用绳子编连起来，编简成册，这是一种耗资费料的成书过程，不是官府与豪富则难以为之。与此同时，亦有用缣帛作为书写材料的，根据篇幅长短随意裁剪卷成一束，称为一卷。但由于缣帛昂贵，加之要人工抄写，所以书籍在这时尚不能普及。自西汉发明了纸以后，纸质书逐步取代了竹书和帛书，到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写本书籍已达到极盛。唐代中、后期，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印刷本”书籍出现了，其方法是将文字反刻在一块木板或其他质料的版上，然后濡墨印刷而成。到了宋代，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法，从而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印刷业的发展。宋代不仅京师的秘书监、国子监刻书，而且各地方的公使库(类似今天的招待所)，各路的茶司、盐司、漕司、提刑司机关，以及各州的军学、郡斋、郡庠、县斋、县学和书院都刻印出书，真可谓出版机构遍天下。宋钦宗时国家藏书73000卷，民间所藏更不可胜数。到了明代，宫中藏书已达100万卷之多。同时私人藏书也有所增加，浙江宁波 “天一阁”创始人范钦在生前就有私人积书7万卷。当时的北京、河北、河南、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陕西、山西、四川等地都是刻书坊和经营古旧书比较集中的地方。清代刻书之多远过前代，乾隆朝为极盛。中国历代不仅有民间刻书，皇室刻书更为丰富，如宋代整理编辑了《文苑英华》等四大类书；明代编纂了《永乐大典》，清代编纂了《四库全书》。这些书籍规模宏大，在世界出版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自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编辑、出版、印刷业与当时的西方各资本主义经济发达国家相比，不再处于领先地位，因而向西方学习成为历史的要求。中国早期的报刊，多为外资所办。到20世纪初，中国上海逐渐成为出版印刷的中心。1897年当时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创立，1912年继“商务”之后又一家大型出版公司中华书局也在上海成立，这两家出版公司陆续出版了大量教科书、古籍以及科学读物和文艺作品、工具书、期刊等。其他许多出版社也在上海和各地纷纷创立。中国共产党及接受党影响的爱国进步知识分子，也创办了一些出版机构，译介马克思主义著作，经售革命书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我国的出版事业开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到1989年，全国(不含台湾和港、澳地区) 已有各类出版社500余家，有6000余种报纸、期刊在国内外发行，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出版、印刷方面有着广泛的业务往来。我国的印刷技术在旧中国十分薄弱的基础上，经几十年的努力，现已初具规模，随着电子分色机、多色胶印机、预涂感光版等新设备、新材料、新工艺的出现，和手选照排、微机照排的逐步应用，印刷事业已开始脱离笨重的铅字排印，逐渐进入电子化、自动化的先进行列。中国在出版方面的成就，首先是它在这个行业中的开创性，众所周知的中国四大发明中，有两项与出版有关。东汉时的蔡伦在公元105年用树皮、麻头、破衣、废鱼网等为原料制成廉价的纸张，这才使书籍得以大量传抄出版。真正的印刷术产生于中唐时期，进一步完善则是由北宋时期的毕昇完成的。他用胶泥刻成单字，用火烧硬，先在铁板上敷上松脂、蜡及纸灰，放上铁框，然后排字，排满一铁框便放在火上，待松脂和蜡溶化再用平板压平便可印书，印刷速度很快，比德国人谷腾堡在1454年推出的西方最早的活字印刷术早400余年。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是近年在南朝鲜东南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内发现的汉字译经《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咒》，这是公元8世纪中期的文物，专家们认为这种印刷正是从中国流传过去的。可见由于中国发明了纸，才使文字有了最方便的载体；又由于发明了雕版以至活版印刷技术，才使书籍的出版、印刷臻于完善。其次，中国的出版物数量巨大，保存下来的典籍浩瀚，在世界上也很突出。中国古来即有“国可灭，史不可灭”的传统思想，以及国有兴亡，图书资料要由战胜国加以收存保管的传统，因此，历代虽有兵灾水火，仍有大量典籍传世。秦灭六国，曾焚烧集中收上来的诸子百家学说，只留秦史及医、卜等书，但皇室保存了大量图籍，只是后来又被项羽烧毁了。汉初皇家又建立了藏书制度，经多年积累已达13200多卷，以后的东汉和魏晋由于连年战乱，皇家藏书损失惨重。到南北朝时又积书14万卷，但西魏攻陷荆州后亦付之一炬。到唐代开元年间，宫廷藏书达6万卷，公元880年黄巢起义军攻至都城，库中之书又成为灰烬。宋代至钦宗时宫廷藏书复增至7.3万卷，私人藏书也有相当规模。明代宣德年间，宫中藏书已达100万卷，私人藏书也有很大增长。到了清代，统治者对保存古籍更为重视，曾组织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尽管屡遭浩劫，至今流传的中国古籍仍约有15万种。这些书籍无论从数量和质量来衡量，都在世界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在出版方面很早即与世界上许多国家进行了交流。这种交流不仅促进了中国自身的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与进步，同时也推动了亚洲、非洲以及欧洲一些国家的文化、科学的发展。早在公元285年，百济学者王仁携带《论语》10卷、《千字文》1卷，受日本特使迎聘到日本，此为汉字传入日本的开始。至9世纪末，中国的各种图书传入日本者已达1579部、16790卷之多。中国出版的各种书籍常同生丝、绸缎、陶瓷、药物一起输入日本。公元4世纪，中国的造纸技术开始外传，朝鲜是较早获得中国造纸技术的国家之一。公元7世纪，造纸技术由朝鲜传入日本。公元11世纪，中国的活字印刷很快传到了朝鲜；15世纪后中国的木活字印刷又被朝鲜引入。中国的造纸技术不仅在亚洲地区传播，阿拉伯人在公元751年学到中国造纸术后，很快便由北非的摩尔人渡过直布罗陀海峡传入西班牙。1150年西班牙巴伦西亚开设了造纸厂，1189年又传入法国，1276年再传入意大利，1390年德国纽伦堡开设了造纸厂，1495年又传到英国。造纸技术的传播直接关系到书籍的价格，此后书籍便因廉价而大量出版，因为古代欧洲一些国家的书籍是书写在昂贵的羊皮上面的。中世纪欧洲的书籍靠人工抄写，由于元朝蒙古人远征才把中国当时印行的纸钞、叶子戏纸牌、佛经等带入欧洲，之后欧洲也有了木板印刷。中国虽然在造纸与印刷术方面有着光辉的过去，但到近、现代却逐渐被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抛在后面，特别是鸦片战争后，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出版印刷业曾一度萧条。1897年商务印书馆成立时，曾进口了许多西方先进的印刷机器。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才开始自己生产各种印刷机械。为了了解和借鉴国外出版业的经验，增进同国外出版界的友谊和专业交流，近年来中国印刷代表团先后访问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和欧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这些国家的政府和出版业同行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增强了友谊，并签定了若干出版的双边协议。中国还多次参加世界各地举行的图书展览，中国出版的图书在国际上受到欢迎。我国还先后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千余家书商建立了稳定的图书贸易关系。中国的出版业已随着我国的改革和开放登上世界图书出版的大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