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金融危机The Financial Crisis of Sourh-East Asian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南亚地区国家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先后出现了亚洲“四小龙”，创造了所谓的“亚洲奇迹”。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东南亚国家均陶醉在歌舞升平的繁荣之中，世界也未预料到一场灾难正在悄悄降临。1997年5月，泰国外汇市场开始出现投机者大量抛售泰国货币泰铢、买入美元的情况，泰国中央银行为了维护本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动用有限的外汇储备入市干预，买入本币、抛出美元。但到6月底，外汇储备消耗殆尽也未阻止国际投机力量的进攻；遂于7月2日宣布放弃实行14年之久的本币与美元挂钩的相对固定汇率制，改为浮动汇率制，泰铢兑美元汇率当日即下跌20%，从而成为引发东南亚金融危机直接的导火线。在这以后的数个月中，危机似洪水泛滥一样迅速蔓延到周边国家和地区。7～10月间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中国的香港和台湾等地区均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11月危机传到韩国、日本；危机的传导效应甚至波及到欧洲和美洲，造成10月底全球股市的大跌；其中美国股市10月27日暴跌554.26点，证券交易所被迫停止交易，提前半小时收市，道·琼斯指数下跌7.18%，报收7161.15点，创1987年股灾之后的单日大跌幅。自1997年7月金融危机爆发至1998年1月的7个月中，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货币汇率下跌幅度为：印度盾80.6%、泰铢54.1%、韩元42%、马来西亚林吉特41.9%、菲律宾比索36.5%、新加坡元16.7%、新台币17.6%。同期股市下跌的幅度为：韩国47%、香港38%、新加坡36%、印尼33%、菲律宾30%、马来西亚24%、日本19%、台湾10%、泰国6.5%。此次危机导致东南亚地区经济严重衰退。

东南亚金融危机

1997年5月中旬后由泰铢贬值引发的一场金融风暴。自泰铢贬值开始，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和股票市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中国由于未开放资本项目，基本未受影响。这次危机波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是继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以来最严重的区域性金融危机，它造成了东南亚国家的股市动荡，大批金融机构破产，货币严重贬值，抑制了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发展。10月下旬，东南亚金融动荡曾经一度引发全球性金融市场波动，几乎世界各国都因东南亚金融动荡调低了对1998年经济增长率的预期。
引发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❶金融监管不得力。东南亚国家的管理大多过于疏松，信用贷款规模扩大过快，贷款又往往借给风险性大的借款者，使有关国家脆弱的金融制度风险加大。东南亚国家在融入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的进程中，过早地开放了国内金融市场，实行自由兑换，致使国际游资大量涌入，赚取利差和汇差好处，给国际游资炒做投机提供了更多的可乘之机。
❷汇率制度僵硬。除菲律宾实行自由浮动的汇率安排外，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都实行管理浮动的汇率安排。这种汇率体制有利于投资者作成本的收益估算，便利国际贸易结算，增强国际投资者的信心，利于外资进入，有利控制通货膨胀。但货币当局干预的方式往往并不是遵循市场规律，而是服务于国家的特定的经济或政治目的，实际汇率往往会被高估，使国际投机家有空可钻，造成货币贬值。
❸出口产品单一，缺乏竞争力，贸易逆差加大。泰国等亚洲国家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出口产品的带动。泰国出口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其中电子产品的出口比重很大； 马来西亚电子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65%。1996年受世界性电子产品需求萎缩的影响，亚洲各国的出口都大幅度下降。另一方面，由于进口增长和国内工资增长过快，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这样导致巨额的经常项目逆差，1996年泰国达160亿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9%，菲律宾为4. 3%，马来西亚为6%，印尼为55%。大量的贸易逆差导致外国投资者对本币信心减弱，在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条件下，容易造成外国资本在短期内迅速流出，引起恐慌。
❹外债使用不当。以印度尼西亚为例，到1997年底，印尼政府和私人企业所欠的外汇数目1400亿美元。其中，60%是私人企业的债务，其余是政府的借款。印尼每年要摊还的贷款利息超过100亿美元，如果包括本金，1997年须还大约300亿美元的债款。自从发生货币危机后，印尼盾大幅度贬值，如以美元计算，所欠的外债也就大幅度增加。但外债利用效率却不高，低效率的使用导致大量的资源浪费和重复投资，加上其他泡沫经济和汇率高估的因素影响，外债的偿还自然发生困难。
从面上看，上述成因都具有一定的说服力，然而这些现象也是各国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应当竭力避免的。素以重视教育著称的亚洲国家为什么会一再犯这类错误？显然还有其深层次的原因：
❶政府统治型经济模式。政府强有力的管理在一定时期对经济的高增长确实很有必要，日本经济的腾飞、韩国经济的现代化以及东南亚国家的经济高增长都离不开 “强政府”。但以增长为目标的这种政府指导也常带来很多弊端，就是不计效益，光注重增长。本来微观经济注重的是效益，但由于政府对企业强有力的指导、管理，使企业的效益职能变弱了，也追求增长。要维持增长就得有资金，于是政府干预银行放贷，不良贷款也就随之发生，在经济高增长时这些问题往往被掩盖，一旦增长率趋缓，问题就会充分暴露。亚洲国家之所以如此追求高增长，又与这些国家的历史有关。历史上亚洲国家先是西方的殖民地，后来又是日本的殖民地，受尽欺凌，求强求富的心理很强，所以高增长政策从政府到民间都易于得到理解和支持。
❷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亚洲文化传统的冲突。从亚洲各国在经济起飞阶段所发生的社会变化来看，现代化过程在很强的意义上就是西方化的过程。然而来自西方社会的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否适用于非西方文化传统诸社会的经济？ 比如股份制是西方普遍的企业组织形式，但亚洲却十分注重亲缘关系，家族式企业占主导，有的即使采取了股份制也往往流于形式，这样就容易形成 “一言堂”，导致错误的决策。再有，亚洲在相当程度上缺乏团队精神，创业时合作得较好，一旦事业有了一定规模之后就得在主要创业者之间分出个主次，而这往往导致领导集团内部以及企业的分裂。而要想改变这种状况，获得凝聚力，就必须维持一种 “大家长制”，从而家族式企业的存在又有了合理性，当企业规模较小时此举尚可维持，但随着企业规模的日益扩大，家族式企业的弊病就会充分暴露。
❸世界性的生产结构性过剩。90年代以来，世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一半是由东亚发展中国家完成的，这些国家人口多，能最大，加上资金比较充足，生产能力扩张非常显著，生产规模盲目大幅度扩大； 同时因市场开放，竞争加剧，又容易造成生产结构性过剩。而且这些国家的发展是靠外资，由出口带动，出口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即： 往哪儿出口？美国、欧洲、日本以及香港、中国是主要市场。日本从90年代以来经济一直在低谷中徘徊，加上长期保持出口的大量顺差，进口增长不快； 欧盟经济虽发展较快，但随着货币一体化的加速，经济增长带来的进出口繁荣主要体现在内部交换； 中国1996年以来也放慢了增长的步伐，市场过剩，贸易呈现较大幅度的顺差。剩下的只有美国了，美国成为唯一能够吸收这些国家产品的最大市场，但美国的市场也有限，加之克林顿执政以来，为增加就业，实行推动出口的政策。这样世界性的生产过剩的局面就不可避免，长期奉行出口战略的亚洲国家自然首先受到冲击。
❹国际金融稳定机制发展滞后。1946年建立的IMF、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稳定机制已经不能适应日益发展的金融现实，事实上1976年IMF第二次修正案就是一个临时性的决议，实行浮动汇率制亦是不得已之举，20余年来，人们一直在探索建立新的体制，迄今却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当今金融发展的一个最大弊病就是日益脱离实体经济，虚拟资产过分膨胀，有人估计全球金融交易量只有2%与实际经济有关，国际金融体系由此蕴藏着极大的风险。但现有的国际金融稳定机制却仍然着重于事后监督与补救。所以法国经济学家泰纳波姆1992年著文称全球金融正呈现一种倒金字塔结构，可视为 “金融癌症”。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很多人都对IMF进行指责，比如萨克斯、米尔顿·弗里德曼等，其实这并非IMF之错。

东南亚金融危机SouthEast Asia financial crisis

1997年5月中旬后由泰铢贬值引发的一场金融风暴。自泰铢贬值开始，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和股票市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中国由于未开放资本项目，基本未受影响。这次危机波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是继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以来最严重的区域性金融危机，它造成了东南亚国家的股市动荡，大批金融机构破产，货币严重贬值，抑制了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发展。10月下旬，东南亚金融动荡曾经一度引发全球性金融市场波动，几乎世界各国都因东南亚金融动荡调低了对1998年经济增长率的预期。
引发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❶金融监管不得力。东南亚国家的管理大多过于疏松，信用贷款规模扩大过快，贷款又往往借给风险性大的借款者，使有关国家脆弱的金融制度风险加大。东南亚国家在融入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的进程中，过早地开放了国内金融市场，实行自由兑换，致使国际游资大量涌入，赚取利差和汇差好处，给国际游资炒做投机提供了更多的可乘之机。
❷汇率制度僵硬。除菲律宾实行自由浮动的汇率安排外，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都实行管理浮动的汇率安排。这种汇率体制有利于投资者作成本的收益估算，便利国际贸易结算，增强国际投资者的信心，利于外资进入，有利控制通货膨胀。但货币当局干预的方式往往并不是遵循市场规律，而是服务于国家的特定的经济或政治目的，实际汇率往往会被高估，使国际投机家有空可钻，造成货币贬值。
❸出口产品单一，缺乏竞争力，贸易逆差加大。泰国等亚洲国家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出口产品的带动。泰国出口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其中电子产品的出口比重很大；马来西亚电子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65%。1996年受世界性电子产品需求萎缩的影响，亚洲各国的出口都大幅度下降。另一方面，由于进口增长和国内工资增长过快，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这样导致巨额的经常项目逆差，1996年泰国达160亿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9%，菲律宾为4.3%，马来西亚为6%，印尼为55%。大量的贸易逆差导致外国投资者对本币信心减弱，在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条件下，容易造成外国资本在短期内迅速流出，引起恐慌。
❹外债使用不当。以印度尼西亚为例，到1997年底，印尼政府和私人企业所欠的外汇数目1400亿美元。其中，60%是私人企业的债务，其余是政府的借款。印尼每年要摊还的贷款利息超过100亿美元，如果包括本金，1997年须还大约300亿美元的债款。自从发生货币危机后，印尼盾大幅度贬值，如以美元计算，所欠的外债也就大幅度增加。但外债利用效率却不高，低效率的使用导致大量的资源浪费和重复投资，加上其他泡沫经济和汇率高估的因素影响，外债的偿还自然发生困难。
从面上看，上述成因都具有一定的说服力，然而这些现象也是各国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应当竭力避免的。素以重视教育著称的亚洲国家为什么会一再犯这类错误？显然还有其深层次的原因：
❶政府统治型经济模式。政府强有力的管理在一定时期对经济的高增长确实很有必要，日本经济的腾飞、韩国经济的现代化以及东南亚国家的经济高增长都离不开“强政府”。但以增长为目标的这种政府指导也常带来很多弊端，就是不计效益，光注重增长。本来微观经济注重的是效益，但由于政府对企业强有力的指导、管理，使企业的效益职能变弱了，也追求增长。要维持增长就得有资金，于是政府干预银行放贷，不良贷款也就随之发生，在经济高增长时这些问题往往被掩盖，一旦增长率趋缓，问题就会充分暴露。亚洲国家之所以如此追求高增长，又与这些国家的历史有关。历史上亚洲国家先是西方的殖民地，后来又是日本的殖民地，受尽欺凌，求强求富的心理很强，所以高增长政策从政府到民间都易于得到理解和支持。
❷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亚洲文化传统的冲突。从亚洲各国在经济起飞阶段所发生的社会变化来看，现代化过程在很强的意义上就是西方化的过程。然而来自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否适用于非西方文化传统诸社会的经济？ 比如股份制是西方普遍的企业组织形式，但亚洲却十分注重亲缘关系，家族式企业占主导，有的即使采取了股份制也往往流于形式，这样就容易形成“一言堂”，导致错误的决策。再有，亚洲在相当程度上缺乏团队精神，创业时合作得较好，一旦事业有了一定规模之后就得在主要创业者之间分出个主次，而这往往导致领导集团内部以及企业的分裂。而要想改变这种状况，获得凝聚力，就必须维持一种“大家长制”，从而家族式企业的存在又有了合理性，当企业规模较小时此举尚可维持，但随着企业规模的日益扩大，家族式企业的弊病就会充分暴露。
❸世界性的生产结构性过剩。90年代以来，世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一半是由东亚发展中国家完成的，这些国家人口多，能量大，加上资金比较充足，生产能力扩张非常显著，生产规模盲目大幅度扩大；同时因市场开放，竞争加剧，又容易造成生产结构性过剩。而且这些国家的发展是靠外资，由出口带动，出口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即：往哪儿出口？美国、欧洲、日本以及香港、中国是主要市场。日本从90年代以来经济一直在低谷中徘徊，加上长期保持出口的大量顺差，进口增长不快；欧盟经济虽发展较快，但随着货币一体化的加速，经济增长带来的进出口繁荣主要体现在内部交换；中国1996年以来也放慢了增长的步伐，市场过剩，贸易呈现较大幅度的顺差。剩下的只有美国了，美国成为唯一能够吸收这些国家产品的最大市场，但美国的市场也有限，加之克林顿执政以来，为增加就业，实行推动出口的政策。这样世界性的生产过剩的局面就不可避免，长期奉行出口战略的亚洲国家自然首先受到冲击。
❹国际金融稳定机制发展滞后。1946年建立的IMF、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稳定机制已经不能适应日益发展的金融现实，事实上1976年IMF第二次修正案就是一个临时性的决议，实行浮动汇率制亦是不得已之举，20余年来，人们一直在探索建立新的体制，迄今却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当今金融发展的一个最大弊病就是日益脱离实体经济，虚拟资产过分膨胀，有人估计全球金融交易量只有2%与实际经济有关，国际金融体系由此蕴藏着极大的风险。但现有的国际金融稳定机制却仍然着重于事后监督与补救。所以法国经济学家泰纳波姆1992年著文称全球金融正呈现一种倒金字塔结构，可视为“金融癌症”。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很多人都对IMF进行指责，比如萨克斯、米尔顿·弗里德曼等，其实这并非IMF之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