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蔬菜流通体制

早在清代，辽宁沈阳（盛京）就有了“东关菜行”，有经销蔬菜的店铺百余家，而且有了蔬菜经纪人。新中国成立初期，蔬菜实行自由购销。参与蔬菜经营的除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外，还有私营商业，蔬菜购销一度很活跃。仅以沈阳市为例，1948年，沈阳市菜商仅有百余户，1950年即增为350户，1951年更猛增到600余户。分布在大西菜行、大东菜行、铁西六路市场和皇姑诚信市场。
1955年12月，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统一对蔬菜经营的指示》，全省蔬菜业务划归国营商业统一经营，由国营商业负责安排生产，签订产销合同，组织经营。1956年2月，中国蔬菜公司辽宁省公司成立。同时成立了23个市、县蔬菜公司。这一时期，由于经济建设的发展，城市人口激增，全省蔬菜供需矛盾十分突出。辽宁省蔬菜公司每年都要派出大量外采人员出省组织货源，调剂余缺。同时，为了促进省内蔬菜生产的发展，各地普遍推行了包产、包销、检斤、验货、收购、发运的“六就”做法。1960年，全省粮食欠收，居民主食实行“低标准、瓜带菜”。蔬菜供需矛盾更加突出。各种粗菜、细菜、干菜被列入凭证限量供应范围。1961年，城市近郊和生产基地生产的蔬菜被列为二类派购农产品。国家管下列20个品种：春菜有小白菜、油菜、水萝卜、菠菜；夏菜有茄子、辣椒、云豆、黄瓜、西红柿、角瓜、南瓜、土豆、甘蓝、芹菜、韭菜；秋菜有大白菜、萝卜、胡萝卜、秋菠菜、秋甘蓝等。这一时期，为鼓励菜农多产、多交蔬菜，1961年9月，辽宁省人民委员会发布了 《关于收购农副产品实行奖售粮食和工业品的规定》，对派购外交售的蔬菜实行多种不同形式的奖售政策。
1966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省蔬菜公司管理机构瘫痪，业务基本停顿，各地副食市场由3种经济成分变为国营、集体两种经济成分。除国营和集体外，其他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从事蔬菜的购销活动或以物易菜。由于统的过死，种菜、批发、零售都很少有自主权。严重束缚了蔬菜生产的发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辽宁省对蔬菜产销体制逐步开始了改革。县城试行产销直接见面，蔬菜生产队和专业承包户进城设点或进入农贸市场卖菜； 大中城市实行 “大管小放”，对占蔬菜总量80%以上的群众必需的韭菜、菠菜、芹菜、甘蓝、黄瓜、茄子、青椒、云豆、大白菜、大萝卜、大葱等11个品种继续实行统购包销，其余品种由生产者自由种植，自由上市，议购议销。1984年3月，辽宁省商业厅决定，从当年11月初至翌年4月末保护地生产的菜，除菠菜、韭菜继续实行同购包销外，其他品种放开管理，由菜农自行成交，随行就市。
1985年，根据中共中央 〔1985〕 1号文件精神，辽宁省内各大城市相继取消了蔬菜派购并放开价格。是年，春夏菜除鞍山市对6个主要品种实行合同订购外，其他各市全部放开。
长期实行的蔬菜统购包销体制被打破后，给辽宁的蔬菜生产和经营带来了活力，根据当时沈阳市调查，1984年以前上市的蔬菜品种，一般只有7、8个，而1985年上市的蔬菜品种增加到18个。中远郊农民见价格放开，种菜比种粮有利，大大增加了菜田面积，全市一年增加蔬菜保护地面积达243.6公顷。在经营方面，大型早市由原来的9个增加到14个； 中小型摊区由38处增加到96处； 有证商贩由3 000个增加到5 000个。极大地缓解了过去蔬菜供需的矛盾，大大方便了市民生活。然而，与此同时，由于价格放开过猛，加之政府部门对放开后的市场管理缺乏经验，1985—1987年，全省蔬菜市场价格越来越高。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分配矛盾日益突出。为此，1988年，各地政府又将已经放开的蔬菜品种陆续收了回来，逐渐以合同定购的方式纳入计划生产、计划供应。直到90年代，辽宁的蔬菜购销才真正实行了完全放开，与此同时，各地加强“菜篮子”建设，使蔬菜产量稳步上升，品种大大增加，集贸交易、长途贩运日益活跃，反季蔬菜的大量供应正在改变着城乡居民的消费习惯，辽宁蔬菜非生产和流通进入前所未有的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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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由购销／（二） 合同购销／（三） 统购包销／（四） “大管小活”／（五） 全面放开／四、畜禽流通体制／五、水产品流通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