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业学大寨运动

1964年2月，毛泽东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1964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1965年11月，省委批转《史琳琪、侯景域、马乘风同志关于参观大寨等地的报告》，提出：“要把大寨革命精神学深学透，充分发扬敢于改天换地，艰苦奋斗，坚持不懈，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学习盂县革命化的领导方法，树立自己的典型，总结自己的经验，把外学大寨，内赶本地先进单位结合起来，广泛开展比学赶帮超运动，掀起农田基本建设高潮”。各地结合社教，普遍学习了大寨的基本经验，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开展了农田基本建设。1966年下半年因“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使“农业学大寨”受到冲击，而陷于停顿。
1968年，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提出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广泛深入地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从此，1964年开展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又重新开始。1970年1月23日，吉林省革命委员会命名榆树县光明公社小乡生产队为“苦战奋斗的红旗生产队”。小乡生产队座落在榆树县一个偏僻的穷山沟，劳力弱，土地薄，牲畜少，吃粮食靠返销。1962年建立生产队以后，在女共产党员齐殿云的带领下，社员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年翻身，粮食平均亩产由50多公斤，增加到200多公斤，达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黄河以北地区的指标。以后连年丰产，亩产达到250公斤以上，跨过了“黄河”。省里把小乡生产队作为“农业学大寨”的样板来推广，号召全省农业战线和各条战线向小乡学习。
1970年10月，吉林省革命委员会召开第十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国务院召开的北方农业会议精神，部署农业学大寨，提出了“学大寨，赶小乡，誓把县县变昔阳”的行动口号，要求粮食生产“三年跨纲要，‘五年翻一番’”，此后，吉林省农业学大寨运动，就在上“纲要”，过“黄河”这种硬指标要求下开展起来。省里还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分批到大寨参观。1974年，陈永贵来吉林省在全省四级干部会上作报告，大寨大队干部郭凤莲等在会上介绍经验，学大寨成了吉林省农村工作的中心。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吉林省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受到了“左”的干扰和破坏。把学大寨和批判修正主义挂起钩来，批判所谓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批判所谓的“右倾”保守和“稳当保险”，并把学不学大寨，说成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大问题，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在这种政治压力下，吉林省农村在“学大寨”的口号下，走上了歧路。如人为的制造“阶级斗争”，有些地方，通过所谓发动群众，揭阶级斗争盖子，批判“右倾”思想，清理阶级队伍，深挖所谓“五种人”掌权的问题(即所谓的坏人、蜕化变质分子、热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老好人和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人)，整了群众，打击了一大批好干部，损害了人民内部的团结。盲目变革生产关系，鼓吹由以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到以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即所谓“穷过渡”，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极力推广大寨大队“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的劳动管理经验，在评工记分中，强调“突出政治”，批判“工分挂帅”搞平均主义，严重地挫伤了社员群众劳动的积极性。把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社队工副业等，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阻碍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又如，追求生产高指标；不分条件一律修梯田；农田水利建设、科学种田强求一致，搞形式主义，干了一些无效劳动，有的劳动甚至是有害的。
然而，也要看到，在学大寨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某些措施，客观上还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如发动群众营造防护林，搞水土保持，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大搞群众性的农田水利建设等，都是有利于推动农业发展的，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各地加强了对农业的支援，支农工业也发展比较快，农业生产条件有了新的改善。到1975年全省农村大中型拖拉机拥有量达到1.26万台，比1965年增加2.6倍；小型拖拉机拥有量达到9 331台，比1965年增加273倍；机耕面积在达到1 816万亩，占全部耕地面积的比重，由1965年的11.2%，增加到29.5%；有效灌溉面积占全部耕地面积的比重，由1965年的5.4 %；增加到1975年的13.3%；平均每亩耕地化肥施用量，由1965年的1.15公斤，增加到1975年的9.85公斤；平均每亩地用电量，由1965年的1.5千瓦时，增加到1975年的10.3千瓦时。
1972年，在农村重申了“文化大革命”前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六十条”)，强调了坚持按劳分配的制度；传达和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并根据这个指示精神，拟定了一些具体规定，部分地纠正了评工记分和口粮分配方面的平均主义倾向；同时，继续实行1965年开始执行的“粮食征购任务一定三年”的政策，针对生产队发展和地区间，社队间存在的不平衡现象，适当调整征购基数。这些做法，对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从1970年到1975年6年间，除1972年受灾减产外，其它年份粮食产量，均高于700万吨，1975年达到906万吨。“三五”计划时期，年平均产量达到621万吨，“四五计划”时期，年平均产量达到763万吨，均高于“一五”计划、“二五”计划和三年调整时期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