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思想政治教育
新中国成立以来，京郊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围绕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培养农民树立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做社会主义新型农民展开的。
（一）1949—1966年 土地改革运动中，京郊开展了“谁养活谁”的讨论，使农民懂得地主是靠剥削贫雇农发家的，农民没有土地是受穷的根源启发了他们的阶级觉悟。同时组织农民扫盲学文化，学政治。
1953年，中共北京市委向郊区农村派出大批工作队，宣传党和国家在过渡时期的“一化三改”(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动员农民参加互助合作社。同时，对农民进行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爱护公物的教育。
1954、1955年冬，市委抽调区干部组成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结合发展互助合作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引导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
1957年市、区共抽出二千多名干部组成工作队下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辩论”，讨论合作社好不好？粮食统购统销好不好？讨论中对不满言论进行了分析批判，通过教育来坚定群众办社的决心。提出苦战三年改变家乡面貌的口号，激发群众齐心协力大办水利的决心。
1958年，在京郊乡村开展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广泛宣传。大跃进中，产量指标越拔越高，出现了严重浮夸现象，报纸也出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干不到的”的错误舆论宣传。在此基础上又刮起了共产风。人民公社成立后，实行供给制、食堂化、吃饭不要钱等一系列“左”的政策，致使1958年冬即开始粮食紧张，1959年、1960年又严重减产，进入了三年暂时困难时期。
从1960年冬，为了恢复生产，纠正“左”的政策做法，中共北京市委抽调8614名干部组成工作组进入农村整风整社，撤换处理了一批有严重问题的干部。1961年市委组织开展了对公社、大队及生产队干部轮训。目的是使干部进一步明确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什么是社会主义所有制、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和党的群众路线。经过落实政策，郊区农业生产迅速恢复，1961年粮食生产即达到解放后的最高产量。
1962年在京郊开展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主要内容是发展集体经济，制定发展集体经济的目标。同年8月，提出了郊区农业生产以技术革命为中心，制定了农机、水利、电力、粮食生产、畜牧等方向的目标，掀起了新的生产高潮。
从1963年至1966年，开展了农村“四清”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时，主要内容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重点解决干部不劳动、多记工分、多吃、多占和贪污盗窃问题，批评少数乡村干部懒、馋、占、贪、变。以后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运动中对农村干部存在的问题严重扩大化，伤害了一些好干部，以后都予以了适当的纠正。
（二） 1966—1977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郊区受“左”思潮的干扰，出现了一批冤假错案，实际上终止了正确的思想教育。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针对“文革”十年造成的严重影响，根据报刊上一些正确导向，京郊1978年开展了真理标准大讨论，但并没有深入展开。1979年根据中共北京市委的统一部署，市委农村工作部针对大讨论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补课。一是通过学习，解决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重要意义的认识；二是讨论了真理标准的问题，批评“两个凡是”的观点，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推动中共中央有关政策的落实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实施。
（三）1978—1995年
1.七次大讨论。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开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如何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及如何适应改革后的新形势，开辟思想政治工作新方式，成为郊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课题。中共北京市委决定利用大讨论的形式开展农村思想政治教育，推动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发展。
1980年至1988年，北京郊区围绕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共开展了七次专题大讨论，大讨论的内容主要是围绕经济建设，开展解放思想和端正方向的宣传教育，引导干部群众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发展集体经济。
(1)第一次致富大讨论。农村实行改革、发展经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思想不解放、僵化。在1980年10月，市委召开了郊区县（区）领导干部会议，通过讨论确定，要围绕“敢不敢致富，能不能致富，会不会致富”三个重点在京郊农村展开大讨论。过去长期批判“发家致富”、讲“穷光荣、富则修”，相当多的人有不敢富、不能富的思想。不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肃清极“左”思想影响，要贯彻改革开放政策，发展商品经济，领导农民致富就无从谈起。通过四个月的致富大讨论，想富、敢富、会富成了郊区群众公开谈论的主要话题，收到了实效。
(2)第二次致富大讨论。1983年冬围绕“增产、增收、增贡献”主题进行大讨论。当时，有些乡镇企业办得较多的地方，对国家开征能源税想不通，认为刚找到办乡镇企业致富的路子，就征收能源税，又不能致富了。还有些地方，集体经济才有起色，就片面追求分配，忽视积累，吃光分净。这次大讨论，教育干部群众正确处理集体和国家、积累和分配的关系。讨论中，广泛开展了爱国家、爱集体、爱社会主义的宣传。乡村、乡镇企业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并制定出增产、增收、增贡献计划。
(3)第三次是专题大讨论。1984年以“总结建国35周年伟大成就”为主题开展大讨论，重点进行解放前后和改革前后的对比。发动乡村基层老干部、老党员、老农民带头回忆对比。为了扩大宣传影响，形成声势，市委农工部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了“建国35周年伟大成就”征文，收到征文300多篇，播出征文144篇。在广播期间，收到听众来信3 650多封。最后从征文中选出其中151篇汇编成《京郊三十五年》一书出版。
(4)第四次是致富大讨论。1985年初重点讨论“要不要富的更快些、能不能富的更快些、怎么富的更快一些”。主要针对一些干部农民出现满足现状的情绪， “小富即安”的思想。通过讨论，进一步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明确奔小康的奋斗目标。
(5)第五次是专题大讨论。1986年结合农村整党，在党员干部中开展“认识形势，端正致富方向”的讨论。一是提出“整好党、奔小康”的口号，农村党组织和党员要明确领导农民奔小康的奋斗目标。二是处理好发展商品经济中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积累和分配的关系，警惕和克服只顾个人利益和眼前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他人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现象。三是党员要处理好先富带后富的关系。要把带头致富适时变为“一富带百富”行动，并总结树立了“一富带百富”的典型。
(6)第六次是专题大讨论。1987年以“总结改革、认识改革、深化改革”为主题开展大讨论。通过总结改革带来的变化，认识改革开放的正确性，认识富民政策是党的根本政策。号召学习先进地区改革的经验，查找同先进地区的差距，讨论本单位深化改革的措施，重点解决完善企业承包责任制问题。
(7)第七次是专题大讨论。1988年以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为主题，从学习党的十三大文件入手，重点放在解放思想上。一是学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导方针和改革开放的基本要求，在正确认识国情、市情和本部门情况，进一步解放思想。二是深入学习全国经济三步走和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制定出本地区、本部门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经过讨论，各县（区）抓住本地优势制定了经济发展战略。如延庆县利用与北京温差大，确定开展冰灯、避暑和淡季蔬菜的“冷凉战略”；大兴县根据西瓜和林业优势制定为“绿甜战略”等。这次大讨论还在《宣传手册》上开辟了专栏，刊登讨论发言稿，介绍典型经验，发表指导性文章。
2.连续三年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1989年北京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后，按照邓小平“要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的指示，北京郊区农村连续利用3个冬春集中开展了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活动。每次活动时间半年，紧紧围绕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深化农村改革，加快郊区经济发展这条主线进行。
(1)第一次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活动。1989年10月，以“社会主义好”为主题，发动干部、党员、群众总结新中国成立40年、特别是农村改革10年来的巨大成就，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念。动员广大群众艰苦奋斗、同心同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思想教育的基础上，结合评议农村党员、整顿基层党组织，联系实际解决改革和经济领域中存在的承包责任制不完善、以包代管、分配上偏重承包者个人和部分村级经济十分落后等问题。
教育从培训十几万农村党员干部入手，县、乡干部带头联系实际，进行回忆对比。用县、乡、村的经济发展与农民的生活变化的事实，批驳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种种舆论。同时，联系实际、展望未来，突出强调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巩固壮大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
这次社会主义教育， 《北京日报郊区版》刊出6篇评论，市委农工委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及各县（区）广播站共同举办了“社会主义好”专题节目和征文，收到征文8 100多篇，播出3 000多篇。北京《支部生活》杂志刊出了“社会主义好”的部分稿件，并选出133篇编印出版《社会主义好》一书。
(2)第二次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活动。1990年冬开展的教育活动，一是深入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二是联系改革和建设的实际进一步明确“八五”规划和1991年奋斗目标。围绕学习社会主义理论和十三届七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普遍开展“解放思想，树立新的发展观”讨论的基础上，重点查找制约经济发展的思想障碍，确定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树立全面奔小康的奋斗目标。
配合教育的开展，中共北京市委农工委联合《北京日报郊区版》、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等共同举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家谈》征文，共收到征文465篇，刊出和播出146篇。
(3)第三次社会主义思想教育。1991年冬根据中央[1991] 11号文件精神，确定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深化社会主义改革，办好公有制经济”为主题的第三次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突出“当好发展公有制经济带头人”的教育，把整顿后进支部同扶持薄弱村发展结合起来。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重要谈话发表以后，社会主义教育的重点转向了宣传贯彻讲话精神和十三届八中全会精神上来。从1992年4月-10月开展了“学习党的基本路线，致富奔小康”大讨论，主要内容是以邓小平同志谈话精神为武器，以奔小康为目标，解放思想换脑筋，促进郊区经济上新台阶。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日报郊区版》、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共同举办了“走向市场”征文，引导广大农民、干部联系实际，提高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
3.“八五”时期农村思想政治教育。从1990年开始，根据中央十三届八中全会提出的“重视农村社会主义文化阵地”的指示，依照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部署，利用每年春节期间，市委农工委、市政府农办及市文化局联合举办以基层为重点，以农民群众为主体，弘扬主旋律，树立正气，坚持娱乐与教育相结合的“农民艺术节”。艺术节旨在活跃群众，娱乐群众，让群众过好节，并结合宣传教育，突出不同主题。前三届突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主题，在节目的创作和演出中，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第四届突出“服务市场经济，促进科技进步”的主题；第五届则突出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题。1995年第六届农民艺术节以“营造欢乐、祥和气氛，树立健康文明风气，繁荣群众文化，促进精神文明”为主题。经过几年的实践，农民艺术节已成为郊区广大农民喜闻乐见的一种有效的思想宣传教育形式。
1993年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门组织大型“逛北京、爱北京、建北京”旅游活动，市农林系统抓住这个机会，组织郊区干部群众进城参观学习、解放思想、吸取经验。1994年市委农工委联合市委宣传部共同举办了“郊区农民逛北京，城市居民看京郊”活动，组织农民重点参观了市属大中型企业，学习现代化管理经验，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同时吸引城里人到农村，了解京郊农村的新面貌、新变化，促进城乡交流，用城市文明影响农村。
1994年9月至1995年5月，为庆祝新中国成立45周年，市委农工委、《北京日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等联合举办了“京郊改革纵深谈”征文活动。
1995年在总结郊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经验、进行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市委农工委制定并实施了郊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四项计划”。即关于思想道德建设的“同心向上”计划、环境建设的“小康家园”计划、文化建设的“康心娱民”计划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居乐业”计划。在领导方法、工作方法上进行了新的探索，目的是使郊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进入系统化、规范化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