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至《楚辞》的桥梁

《诗经》之后、楚辞出现之前，经历了从春秋中叶到战国中叶近三百年时间，向被视为散文大放异彩、诗歌沉寂消歇的时代。孟子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班固云：“周道始缺，怨刺之诗起。王泽既竭，而诗不能作。”(《汉书·礼乐志》)郑玄、孔颖达、苏辙、吕祖谦、王应麟等亦沿袭“诗亡”说。现代学者郭绍虞、李长之、徐北文、罗宗强均持此说，或者略而不论或阙而存疑。近年来学者们据明代杨慎《风雅逸篇》、《古今风谣》、《古今谚》以及冯惟讷《古诗纪》、清代沈德潜《古诗源》、杜文澜《古谣谚》等，认为这期间并非空白。李军统计说，这一期间幸存下来的诗歌、谣谚就有百余首。其中属于王公列卿、诸侯士大夫的诗二十余首，属于新崛起的士阶层的诗歌，仅以孔子为例就有十一首之多；民间歌谣，如今残存的就有五十多首(《“诗亡”说质疑——〈诗经〉至〈楚辞〉年间诗歌探索》，1985年第一期《东疆学刊》)。汤漳平认为，《老子》不仅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哲理诗，而且是继《诗经》之后、《楚辞》之前的一部重要诗作，它真实地反映了战国这一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的动向，在文体上兼有诗、骚的特点(《论〈老子〉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1981年第二期《中州学刊》)。赵逵夫认为，四言诗是中国西周春秋时代诗歌的主要形式，春秋时代楚国的四言诗是楚国固有的，它的民族风格主要体现在语言表现、意境情调、某些字的读音、歌唱的曲调上。屈赋中的各种句式和几种主要的诗体形式在屈原以前就已经存在，屈赋中各呈异彩的诗歌艺术式样同江汉流域的民歌及诗歌形式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囊括杂体，功在诠别——屈赋形式上的继承问题新探》，1986年第十期《贵州社会科学》)。李华年认为，骚体滥觞于《诗经》时代，到战国后期趋于成熟，它是《诗经》以后发展起来的一种不是地方性的而是在全中国广为流行的新诗体，这种新诗体在屈原手里发扬光大，并且定型(《骚体渊源新证》，1990年第四期《贵州民族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