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的宗教思想

说到《西游记》的宗教思想，我们首先应注意它对佛教的态度。可以说，该书崇佛的思想倾向是很鲜明的，它不仅贯穿在作品的人物描写上，也渗透在其情节之中。下面，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该书崇佛思想对情节的影响。
从宏观上看，《西游记》前七回虽几乎可以独立成章，但它仍属于该书的交待部分。它主要写了两方面内容：其一，孙悟空本领如何大，他不仅会腾云驾雾，有七十二般变化，而且还敢于闹龙宫地府，让玉帝“让出天宫”，真可谓无法无天！其二，天界如何收伏“妖猴”，玉皇大帝无奈他何，道祖能收伏而不能治服，而佛祖轻而易举地就把他压在五指山下，后来又治服了他。这里，作者的用意是十分明显的：孙悟空本领越大，越能显出佛祖身手不凡；玉帝、道祖越束手无策，越能显出“佛法无边”。直到现在，人们还流传着“孙悟空本领再大，也逃不出如来手心”的话，这岂不是再鲜明不过地表现了作者意在崇佛吗？
作品的第二部分（七至十三回）主要介绍的是“唐僧出身”、“取经缘起”。与前代有关故事相比，作者主要做了如下改动：❶在唐僧出身问题上强调“因果”、“历劫”思想： “灵通本讳号金蝉，只为无心听佛讲，转托尘凡苦受磨”，这比元末明初《西游记杂剧》中描写唐僧是“西天昆卢伽尊者托化”更染上了一层佛的灵光。
❷在“取取经缘起”上，不仅写了唐太宗为了“超度亡灵”、“皇图永固”的要求，而且更突出了佛祖的意志：因见“南赡部州，贪淫乐祸，多杀多争”，唯恐那里的人“毁谤真言，不识我法门之旨要”，所以才决定命观音往东土找取经人。在这两个故事中，尽管作者也写了一些“皇帝下地狱”、“阴间有后门”的事，但这都与作者的崇佛思想有直接关系，并没有妨害作品的整体构思。
同样，在作品的第三部分中，作者不仅为了表现佛门中“九九归一”的思想而写了八十一“难”，（其中有不少难是拼凑起来的）而且就这“难”的内容来看，也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色欲难。在佛家看来，色欲乃人生罪恶之一；故佛门“五戒”之中，色欲是很重要的一戒。在《西游记》中，以色欲试禅心的故事是颇引人注目的。如“三藏不忘本，四圣试禅心”、“色邪淫戏唐三藏”……等，八十一难中竟有十多难与色欲有关。不仅如此，作者还在行文过程中不断地嘲笑八戒见了女人垂涎三尺的丑态，歌颂唐僧不动凡心的品格，这些，都与作者崇佛思想是分不开的。
（二）贪欲难。这类难在取经故事上也颇占比重。如《五庄观行者窃人参》就比较典型。本来，镇元大仙与金蝉子“前世有缘”，他善意地请唐僧吃人参果，取经队伍顺利离开五庄观是不成问题的。但猪八戒的贪欲却惹出了泼天大祸，师徒四人被大仙笼在袖中， 鞭抽油烹， 最后菩萨出面， 才平息此难。在 《情乱性从因爱欲》 中，猪八戒贪妖精洞中的锦衣，结果束手就擒。我们知道，同色欲一样，贪欲也为佛门大戒，而作者不仅嘲笑贪欲，而且认为它是招惹是非的恶根，这无疑也体现了佛家思想。
（三） 弘扬佛法难。这类难的基本特点是，妖精并不主动地找取经者麻烦，相反，倒是取经者为弘扬佛法主动翦除妖精，反使自己处在难中。如车迟国斗虎力、鹿力、羊力大仙，主要是由于此国敬道灭僧，虐待和尚； 如在金光寺，悟空主动为和尚伸冤； 在比丘国，为显示“我佛慈悲”而救小孩； 在灭法国，教训那个要杀“一万个和尚”的国王等等。
（四）妖精阻路难。这类难直接与取经冲突。其焦点是，妖精要吃唐僧肉，悟空与之斗争，最后战胜妖精。在这类难中，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 其一，在闹天宫中，悟空本领几乎无人匹敌，但在西天路上，尽管他也施出了全身解数，却不得不上天请菩萨，这无疑也只能用“崇佛”思想才能说得清；其二，菩萨虽然 “庇护各种家妖”，却并没有见这些妖精又下界做怪，相反，黑熊精成了“守山大神”，红孩儿成了善财童子，甚至就严格意义上讲，孙悟空也是被佛收伏的“妖精”，最后成了正果。因此，关于菩萨收妖精的问题，一方面固然是“我佛慈悲”的具体表现，另外，也和让取经者“历劫”有关，而这些，无疑都属于崇佛思想的一部分。
在叙事性文学作品中，作者的基本创作意图不仅渗透在具体情节之中，而且也通过人物形象表现出来。我们知道：“轮回”思想是佛家最基本理论之一。这种理论认为，人的前世都是有罪的，这种罪必须要通过“现世修行”才能解脱。修行得好，可以成佛，否则变为异类。在 《西游记》 中我们注意到：尽管僧众四人扮演角色不同，性格各异，但作者为他们按排的人生道路却是一致的，即他们前世都不同程度地有罪——唐僧“无心听佛讲”； 猪八戒酒后戏嫦娥； 沙僧失手打碎了玉瓶； 甚至白马也因“纵火烧了殿上明珠”而遭贬。之后，他们又都在“现世”中皈依佛门，历经劫难，最后修成正果。可以说，这条基本构思线索贯穿了全书始终，几乎成为人物性格存在、发展的依据。假如从这条基本线索来看，悟空 “前世” （五百年前）无疑也是有罪的，而大闹天宫则正是他“前世有罪”的具体化演绎。
人们也许会说，在前七回中，作者对孙悟空基本上是歌颂的，既然如此，怎么又会认为他是“有罪”的呢？只要我们从作品实际出发来分析悟空形象，这个问题是不难理解的。
首先，作者虽然认为孙悟空大闹天宫是犯了罪，但这罪主要属于“无知之罪”，并非存心做恶。从孙悟空性格发展全过程来看，前八回中的悟空明显处在其童年阶段。开始，他并无意要和玉帝为难，只是想追求一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在等级森严的神界社会中，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幼稚的表现。然而，孙悟空却对此一无所知，他求仙访道，搅了龙宫地府，与上界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他也能明确地认识到自己违反了天庭的意志，但他这种认识却又建立在一种新的无知的基础上，即他只认识到自己力量强大，可以强者为尊，却不知道西天佛祖可以轻易治服他。等他凭着自己的手段，一层层揭开这个“谜”时，一切都悔之晚矣，他巳经犯下了欺君诳上的弥天大罪。由此我们看到，孙悟空之所以会犯罪，基本上是由他幼稚的性格造成的。这样，他的罪无疑也就具有两重性，一重是欺君诳上，罪不容诛；一重是由无知而生的狂妄，有情可原。于是，大闹天宫便产生了这样的结局，让悟空被压在五指山下，在取经途中把他改造为“皈依佛门”的新人。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为什么作者一方面认为孙悟空犯了“罪”.一方面却又在歌颂它呢？这是因为，其一，作者对孙悟空歌颂，在某种意义上是和对佛祖的歌颂一致的。因为只有写出孙悟空难以被制服，才能显出佛祖的无边法力；其二，作者对悟空的歌颂，主要不是赞美他反天宫的行为，而是歌颂他本领高强、勇敢机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他西天取经降妖捉怪做铺垫。正是由于这两条原因，作者虽然有时在歌颂孙悟空，却又常常对他使用一种冷嘲热讽的笔墨：孙悟空既要自在，又想当官；既想当官，却又不知官品禄位，真可谓“猴子当官”了！孙悟空虽善变化、骁勇异常，但在佛祖面前却显得那么幼稚可笑，见了佛祖指头，以为到了“天尽头”，撒尿题字，忙得不亦乐乎。总之，无论作者怎样歌颂悟空，人们都不难在这“歌颂”中闻到一股“猴臊味儿”，也即悟空天真直率的性格。可以说，正是由于天真幼稚，才造成了悟空的勇敢乐观；相反，正是由于其勇敢乐观，其天真直率才愈显得突出。
其次，作者虽然写了孙悟空犯罪时表现出来的叛逆性，但他也写了孙悟空性格中妥协的一面，这种妥协性在本质上与天庭的利益是一致的。在前七回中，作者赋予悟空的叛逆性是十分明显的。可谁又能想到，就在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叛逆者思想深处，却也深藏着一种待价而沽，想在玉帝那当个官的妥协性隐患。不是这样的吗？他搅了龙宫地府之后，玉帝派太白金星招安，悟空听说，立刻“急整衣冠，门外迎接”，喜孜孜当上了弼马温。这还不算，当他一旦省悟之后，却也只是大怒道： “下贱之役，岂是待我的！”同样，他和天界发生的第二次冲突实质上也不是要反天，而是嫌在玉帝那儿当齐天大圣有名无实，有官无禄。在第三次冲突中，他的叛逆性达到了极点，甚至要求玉帝让位，但他的妥协性也达到了极点——五百年后，他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是五百年前的齐天大圣，只因犯了诳上之罪，被佛祖压于此处。”从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孙悟空性格中的妥协性确实是很明显的。他之所以会反天宫，除了性格上幼稚的原因外，还在于天宫根本瞧不起他。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他最后也打出了反天的旗号，但他与天界却并没有本质冲突，或者说，他与天界的冲突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缓解的。这不仅是他后来转变为护法神的性格依据，同时也决定了作者并没有对他反天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
随着取经故事展开，悟空 “现世修行”阶段便也开始了。由于他的具体任务是保唐僧取经，所以他的修行绝不是坐在屋里念经，而是要在艰苦卓绝的磨炼中克服自己的弱点，在同恶（妖魔鬼怪） 的斗争中实现佛家的善。在这个过程中，孙悟空性格变化是很大的。五百年前，他在佛祖眼中是大闹天宫的妖精，修行结束后，竟被佛祖亲口封为 “斗战胜佛”。
概括说来，孙悟空的转变共有三个方面：
（一）在对神佛的态度上。在取经途中，孙悟空虽然经常骂神佛，但总的说来，他对神佛的态度始终处在由不敬到敬的转变之中。如刚开始，他嫌菩萨给他戴了金箍，甚至扬言要到南海打菩萨，可到后来，他不但见到菩萨就“志心朝礼”，而且 “不敢在菩萨面前施展……掀露身体，恐菩萨怪我不敬”（第四十二回） ; 在通天河，他甚至要菩萨现身，为的是让 “陈家庄众信人等，看看菩萨金面……好教凡人信心供养。”（第四十九回） 至于后来，悟空骂佛祖为 “妖精外甥”，这固然有不敬因素，但从事情全过程来看，悟空见了佛祖先是 “倒身下拜，两目垂泪，”自称 “托庇在佛爷爷门下”，后来又请如来 “千万挪玉一降”。这个态度若和五百年前大闹天宫时悟空见如来相比，简直堪称为天壤之别了。更不用说后来悟空主动弘扬佛法，对多心经能悟得 “真解”了。
（二）在杀人——即善与恶的问题上。孙悟空刚刚从五指山被放出来时，一口气打死了六个翦径强徒。他不但打强盗，就连唐僧、菩萨也要打。后来，在尸魔三戏唐三藏中，他在杀人问题上已有了明显的是非界限：对于妖精变成的人，他必欲除之而后快； 对于唐僧，尽管因误会而伤害了他，他也绝不是举棍就打，反而在临被赶走时硬给唐僧下拜。后来，在“道昧放心猿”中，尽管他把杨志儿杀了，他却有他的理论： “似这等不良不肖、奸盗邪淫之子，连累父母，要他何用！ ”然而，他的这一套在菩萨那儿仍然行不通： “草寇虽是不良，到底是个人身……但祛退散，自然救了你师父。”（第七十五回）因此，从那以后，悟空在杀的问题上明显发生了变化。对妖精，虽然仍要剿灭，却有了一丝人情味儿，如他在狮驼国不让八戒打妖怪，他打死了小妖，颇觉 “不忍”，等等。对待恶人，他确实做到了但“法退散”，如在 “寇员外喜待高僧”一回中就是如此。总之，孙悟空在杀人——即善与恶的问题上确实是有变化的。
（三）在对待人间国度上。原先，他当“妖精”时，为了搞兵器，便“向巽地吸一口气，呼地吹将去”，惊散了傲来国军民。可是在取经途中，他却做了一大堆安邦立国、普度众生的善事，如凤仙郡收徒，金平府除妖，车迟国降怪，等等。这其中固然也掺杂着作者“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但孙悟空的这种变化，无疑也代表着一种被作者引申了的佛门的善。除了孙悟空之外，《西游记》的其它三个人物也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作者的崇佛思想：唐僧因前世无心听佛讲，所以作者在取经途中便着重写他对佛的虔诚；八戒因色欲被贬下界，“修行”中固然“色情未泯”，仍然是欲的化身，但他后来也只配做个不清不白的“净坛使者”；沙僧前世是渎职之罪，所以在修行中主要描写他忠于职守……等。总而言之，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到： 《西游记》中崇佛的思想倾向确实是很鲜明的，否认这个现实，我们将无法准确地理解该书的主要思想内容。
《西游记》的作者对佛教的态度已如上述，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他对道教的态度。在《西游记》中，作者虽然创造了一个玉帝、道祖、佛祖并存的神界体系，虽然也通过孙悟空之口提出了“也敬僧、也敬道、也养育人材”的口号，但在具体的描写中，作者对于佛、道之间的关系仍然摆得是十分清楚的，即“崇佛抑道”。究其“抑道”的实质，一方面固然有历史上佛道斗争的积淀，如佛祖比道祖高明，佛法比道法大等等，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发泄对世宗“佞道灭佛”的不满，对时政有所讽议。
在我国历史上，明世宗佞道是很有名的。他不仅躬亲斋醮，广修道观，而且还自封为“三天金阙无上玉堂都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尊开真仁化大帝”，对宫中道士委以重任，加官进爵，尤其荒谬的是，他虽然因佞道忙得不亦乐乎，不理朝政，但对于敢上疏谏止他佞道的臣子却百般迫害，直到论死。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世宗当政时，仅在此问题上触怒龙颜的就有编修扬名，太仆卿杨最、御史杨爵、吏部尚书熊浃……等六人。他们轻则被“收击械讯”，贬为庶民，重则被收入大狱，折磨至死。总之，在明世宗统治的黑暗岁月里，敢于议论皇帝“佞道”，确实需要相当的勇气。然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吴承恩充分发挥了自己“善谑”的本领，把自己的不满巧妙地溶进了取经故事之中。表面看来，他似乎是在四平八稳地写滑稽故事，写宗教问题，实质上，他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了最高统治者。这表现在——
其一，在他所描写的九个人间国度中，大部分国王或皇帝都是昏庸无道的。而其“昏庸”的主要标志，则是崇信道教，重用道士。如在乌鸡国，那国王之所以会被推下井去，就因为他以奸道为“国师”；在车迟国，国王之所以迫害和尚，也是因为他轻信了道士的法术。因此，作者往往在行文过程中找机会嘲笑这些国王。如在比丘国，国王听了道士的话，要用一千一百个小儿心肝治病，于是作者通过唐僧之口骂道： “昏君！昏君！为你贪欢爱美，弄出病来，怎么屈伤这许多小儿性命？”表面上看，作者似乎只是在骂“比丘国王”，实际上，这些听信道士谗言，“要老婆不要江山”的昏君不正是明世宗的真实写照吗？有时，作者似乎害怕这种含沙射影的方法不能说明问题，他还在行文中不断地用“锦衣卫”、“司礼监”等明代特有的官爵来点明自己的意旨。在比丘国，他甚至写道：“见四、五个太监，搀着那昏君自谨身殿后面而来”。据考证 “谨身殿”为明宫中特有，而作者这样写，其用心不就昭然若揭了吗？
其二，在 《西游记》 中，凡道士都不是好人。他们或为非作歹，虐害一方； 或贪得无厌，勒剥百姓。然而，他们最主要的恶行，还是去迷惑国君，企图篡位。在乌鸡国，道士先用法术骗取了国王的信任； 然后便推国王于井中，自己取而代之； 在比丘国，道士企图用美色搞垮国王，以达到篡权目的……等。作者之所以把道士都写得这么坏，确实与时政有关。明世宗佞道与前代不同，他不仅企图“长生不老”，而且还用道士干政，据 《明史记事本末》 载，春日无雨，他求道士；“大同边率获叛人王三”，他却给道士加官进爵。更有甚者，他在处理严嵩问题上也征求道士们意见，反过来却让严嵩钻了空子。总之，作者在《西游记》 中抑道，绝不仅仅是表现历史上的佛道之争，而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的。
在《西游记》 中，崇佛思想不仅和道教发生了一定的关系，而且也和儒学（亦有人称之为儒教）发生了一定的关系。具体说来，虽然作者并没有贬低儒学，但他却是以佛教——也即崇佛为前提来看待儒学的。如唐太宗要想“皇图永固”，长治久安，必须要派唐僧往西天取经； 在神界系统中，象征着儒家在天势力的玉帝要想殄灭“妖猴”，也必须借助于佛祖的力量； 在取经途中，是佛法战胜了邪术，才能“清君测”； 是佛心“慈悲”，才救了百姓和国家；是佛家的教化，才能使民风淳厚……等等。形成这种“佛先儒后”的原因有很多，究其要者有三点：❶、与元明以来皇室和民间崇佛有关；
❷、西游记故事一直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不被文人们重视； 而在传统诗文中，佛儒的关系是绝不允许这样摆的；
❸、吴承恩写作《西游记》 时并不是白手起家，而是在一个有着广泛影响和长久宗教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的。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所以一方面，“佛”尊于儒的传统模式被继承下来了，另一方面，吴承恩在崇佛的幌子下也明显地加入了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这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他把明代社会中某些黑暗现实浓缩在孙悟空斗妖炼魔的故事中，借此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这里应特别注意的是，由于该书主要是一部以崇佛为主调的作品，所以其中许多故事的出现仅仅体现了佛家“历劫”思想，并不能拿 “明代社会黑暗现实”简单地对号入座。然而，我们也不能否认，自幼 “即好奇闻……比长，爱益甚”的吴承恩在收集、改造这类 “野言稗史”时确实是 “微有鉴戒寓焉”的 (见吴承恩 《禹鼎志序》 ) 。概括说来，吴承恩主要讽刺了这样一些不合理的社会现实❶、皇帝佞道，(此问题我们上文已论述过，故略去)
❷、反对宦官政治。如在朱紫国，吴承恩通过猪八戒之口把两个“管事”的太监称为 “奶奶知事”。众校尉笑话八戒 “不识货”，八戒却道： “不羞，你这反了阴阳的，他二位老妈妈儿，不叫他做婆婆，奶奶，倒叫他做公公！”这明显地是对当时炙手可热的宦官政治的讽刺。
❸、揭露某些土豪劣绅虐民劣迹。如通天河灵感大王要百姓献童男童女；金平府犀牛怪勒逼大量香油； 解阳山破儿洞的真仙霸占水井，强要花红彩礼……等。他们之所以如此胡为，关键是因为 “官吏情熟”，如乌鸡国王讲青狮怪厉害时说： “都城隍常与他会酒，海龙王尽与他有亲，东岳齐天是他的好朋友……因此这般，我也无门投告”。受崇佛思想影响，作者这种揭露有时并不十分明显，但他敢于在宗教题材中接触这类现实问题，其精神无疑是十分可贵的。
（二）、如前文所述，作者虽然主要是借助“佛”力来扫荡妖魔、兴利除弊的，但这其中也明显渗入了他“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面对着几个“文也不贤、武也不良，国君也不是有道”的人间国度，面对着那个“老虎坐琴堂，苍狼为主薄”的黑暗社会，作者无疑是希望出现一个象孙悟空那样能“力挽狂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豪杰之士”的。因此，在取经路上，作者不仅着重描写了孙悟空的勇敢顽强、不屈不挠，而且还对这个早已皈依佛门的修行者进行了一系列富于儒家色彩的改造。这种改造是：孙悟空虽然属于佛家，但他对“治国平天下”的事却很关心。每到一个人间国度，他都非常注意那儿是否有冤情，是否有妖精。而他来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间国度都有问题，他走的时候却积弊全除。他除了对治国问题很关心，而且对民生疾苦也很注意。如在凤仙郡，他为百姓求雨，大施教化之能；在通天河，他主动去除金鱼怪，在比丘国，他救一国婴儿等。他不仅在行为上“安天医国”，而且还有一定的儒家言论。如他曾多次劝戒君王“色欲少贪”、“阴功名积……就是教也”。在车迟国，他借求雨机会大声疾呼： “邓天君，把那贪官，多打死几个示众！”在杀杨老儿儿子时，他讲了一大套“不贤不肖”的理论。除此以外，孙悟空还很重视儒家“名位”思想，动不动害怕低了名头。如前文所述，孙悟空尽管在取经途中是一个转变人物，却无疑也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因此，作者给悟空身上加的这些儒家思想和行为，不仅反映了他对儒佛关系的认识，也表达了他自己的理想与追求。
最后，我们还要强调指出的是，在《西游记》的宗教思想中，作者虽然着重强调了“佛”的地位，并通过“抑道”和对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的形象化阐述表达了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理想的追求，但他也并没有一味地拜倒在“佛爷爷”的脚下，而是对“佛”的贪婪进行了大胆的讽刺，如老院主贪佛衣，佛祖贪“人事”等。除此以外，作者还通过孙悟空之口骂佛祖，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禅宗“诃佛骂祖”风气的影响，但作者在以“崇佛”为主调的作品里加进这些内容，无疑也体现了一种人的意识觉醒的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