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主人公性别

《离骚》前半部颇多弃妇之怨，后半侧重于求女之思，从而导致读者接受过程中的困惑：抒情主人公究属男性、还是女性？研究者意见有如下几点：一、游国恩《楚辞女性中心说》强调抒情主人公为女性，并以美人、香草、荃荪、婚期、女媭、灵修、求女、媒理、颇多“嫉妒”之词、喜欢陈词诉苦十方面予以论证，说明《楚辞》中最重要的比兴材料是“女人”，而这“女人”是象征他自己，象征他自己的遭遇好比一个见弃于男子的妇人。二、夏太生《论〈离骚〉人物性别的寓意问题——兼评游国恩先生的“楚辞中心说”》认为，《离骚》是以不同的人物性别的关系来比喻各组互有关联的人物，寄寓着诗人的深刻用意(1987年第三期《求是学刊》)。戴志钧《〈离骚〉的组织结构与构思艺术》认为，《离骚》将“直陈”（赋）与“象征”（比兴）结合起来，上半写“人境”，以抒情主人公直抒胸臆为主，又以女求男喻臣求君，通过夫妻离合变化表现诗人在政治上的得失。下半写“神境”，以象征为主，抒情主人公则由“女性”幻化为“男性”，通过求女的复杂曲折过程，寄托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北方论丛》丛书第三辑《楚辞研究》)。戴志钧还提出，《离骚》是由三种意象体系构成的逐渐深化的抒情层次：一是政治生活意象体系（君臣），二是婚姻爱情意象体系（男女），三是神话传说意象体系（人神），而后两个层次只是对第一个层次的虚化、转化、变形、变意(《论〈离骚〉的形象体系和抒情层次》，1990年《中国文献研究集刊》)。潘啸龙《论〈离骚〉的男女君臣之喻》指出，《离骚》前半赋予“自我”以女性形象，并以其与“灵修”婚娶变卦、终于离异的比兴，暗示了诗人在怀王时期被信用不终的、“朝谇夕替”的遭遇；后半赋予“自我”以男性形象，以求女的再三失败暗示了诗人在顷襄王时期的遭遇(1987年第二期《文学遗产》)。三、曹大中则发展、扩充了游国恩的“楚辞女性中心说”，其《屈原的女性癖与恋君情结》一文认为屈原具有十分严重的女性癖与恋君情结。自从屈原得到怀王提拔宠幸之日起，他把自己与怀王的关系看成是夫君与臣妾的关系；受到挫折后的屈原则以弃妇自居，三十余年始终执着在与怀王关系这一点上，他的注意力从没有被国家的其它重大事件吸引过去(见《屈原与中国和世界文化》)。曹氏在《屈原的思想与文学艺术》中还提出，屈原以女性自居，是变态心理的表现，不是文学比兴手法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