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女与蚕娘——论一个中国文学的题材》

《牧女与蚕娘》是法国当代著名汉学家桀溺的第三部研究汉诗的论著，1977年出版它论及的虽是《陌上桑》一首诗，但涉猎甚广，开掘颇深。全书分“羊群和桑林”、“桑园的祭祀和传说”、“从民间传说到文学”、“一部杰出的后继作品”四章，分别就汉乐府《陌上桑》和法国十二世纪行吟诗人马卡布律的牧羊诗进行追根溯源的考察，论述了法国牧女诗和中国桑园文学的历史衍变及其在各自文学中的地位，进行了平行的比较，材料丰富，疏证细密，观点新颖，是很有深度的著作。
日本汉学家铃木虎雄曾围绕着《罗敷》一诗收集了古代中国有关桑树的各种资料，本书则对罗敷活动的地点桑园作了一番细致有趣的考察。作者以《诗经》和其他中国古籍中的资料证明，“桑园并非单单是个春季劳动场所，隐约展示大地春回，它还是个特殊的风景区，一个并非偶然，而是惯常的幽会之地，男女青年节庆时就在那里约会和举行婚庆”。同时它也是古代求雨祭祀的场所。因此，“桑园，罗敷的故事发生的地点，绝不是无足轻重的背景。它是一座有象征意义的森林”，与法国牧女诗中的羊群一样富有象征和联想性，作为艳遇和诱惑的背景就是十分自然的了。作者以他广博的中法文学知识，对桑园文学进行综合考察与比较，认为中国古代的桑园文学跟法国中世纪的牧女诗，大致经过了民间传说阶段、道德家反对阶段、牧女诗和桑园诗平行发展阶段、道德化阶段和缓和阶段等几个发展阶段。
作者从《诗经》中那些弥漫着桑园所特有的愉快放纵气氛，联想到西方中世纪欢庆春天复苏的“大地回春曲”，认为牧羊女和采桑女“同是春日狂热哺育下的诗意盎然的女儿”。桑园“在文学作品中的出现，将总是伴随着反抗对性禁锢的精神和自由恋爱的激情”。而这种桑园内自在放浪的生活以及采桑女郎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在古典时期的道德家和墨守成规的人看来不啻为十恶不赦的行为。因此，“在中国，道德家们拼命斥责猥亵淫荡的‘郑声’，并以此来谴责堕落的桑园女郎”。在中世纪欧洲，人民用通俗语言创作的诗歌也被斥之为“魔鬼的可耻的情歌”。作者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旧大陆的东西两端，对于淫逸的禁止首先都是从对音乐和对民间以及半民间诗歌的禁止开始的”。然而，法国的牧女诗“作为对基督教清规戒律以及‘宫廷’道德的过分讲究的猛烈反抗，它的出现唤醒了五月歌特有的粗犷奔放的对于性的追求”。中国的桑园诗却并未留下如此清晰的痕迹，“桑园始终保持着它的魅力和象征作用，凝结于其中的人类本能只能通过隐晦曲折的言语表达出来。”“为了掩饰春日纵情的丑闻，中国诗人乐于在讲究的文体‘赋’中运用变换和升华手法”。如《高唐赋》中虽然没有出现桑园，但其中的“朝云”正是“象征在春日桑园中游荡及播乱的人物典型”。在道德化阶段，“汉代的儒家并不满足于揭露桑园的淫乱之风。他们塑造出一批新的主人公来同自己厌恶的人物分庭抗礼：这类新的形象是无可指责的女工。此后的一个时期，改邪归正，重获新生的采桑女一时入主了文坛。”“被儒家‘回炉’过了的桑园文学，大约在公元前二世纪已经颇有发扬”。“赋予桑园传说以道德色彩的努力，在公元前一世纪刘向的《列女传》中可说是达到了顶峰。”而“法国南北方的行吟诗人，则象中国道德论者一样，臆造出道德说教式的牧女诗。诗中的牧女总是扮演正面角色，严词教训胆大妄为的骑士。这样他们为农妇平了反，驱逐了附在她们身上的妖魔——春天里被大自然唤醒了的压抑不住的生命活力。”最后，“在文坛上争夺牧场与桑园的情欲和禁忌，终于找到了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在法国是马卡布律的牧女诗，在中国是《陌上桑》。“《陌上桑》的女主人公把采桑女形形色色的特征集于一身。她特有的、令人欲进不能、欲退不舍的魅力，使风流俊俏和严守贞操的两种采桑女的性格浑为一体。”反映了民间文化（即春季狂欢和对歌的文化）和文人文化（即礼法和道德的文化）的熔合。马卡布律的牧女诗也反映了一种令人困惑的调和：“他的牧女无疑是信守贞操的，然而她面临的形势却微妙地加上了色情色彩。”经过这样周密细致的考析和比较，作者总结道：“罗敷一诗承担了，也概括了一个悠长的过去，以及一个最有原始想象和基本冲突的领域。桑树和桑园在引发礼仪风习、神话传说或者是道德思辩的繁荣间，展现了一幅中国文化初阶的画图。《陌上桑》继承了这一遗产，并或多或少地表现出其矛盾之处。可以说，它既集中了一切传统的成果，同时作为新诗体的样板，又是一个新的起点。而马卡布律的牧女诗在西方似乎也占据着同样的地位。”罗敷诗“是代表一个过渡时期的典型作品。在这个时期，古典诗歌的体系开始从民间抒情诗的思想及语言方式中脱离出来，同时从那时起，两千年的帝国政治和社会基础也奠定下来。如果想在汉代文学中寻找这一发展的标志，那就没有比罗敷诗更有力的证据了，确实是它把同样丰富、标志着中国文化两个时代的前后作品连接起来。”
本书由张本等中译，载《牧女与蚕娘——法国汉学家论中国古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