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父》作者

《渔父》作者的争论，主要在是否为屈原所作两方面。而引起争论的原因有四个：一、来自王逸《楚辞章句》。既云：“《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又云：“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忧愁叹吟，仪容变易。而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时遇屈原川泽之域，怪而问之，遂相应答。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否定者认为王逸是矛盾的，最后一句是说楚人因想念屈原就记录屈原与渔父问答的传说，将“辞”解为问答之词(陆侃如《屈原评传》)；而肯定者则认为王逸之说并不矛盾，训“辞”为屈原创作的《渔父》篇，是讲楚人因想念屈原，就广泛传诵《渔父》之辞(汤漳平等《楚辞论析》)。二、来自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因《史记》屈原本传收入了《渔父》篇，否定者提出：“《史记》抄《渔父》与抄淮南王《离骚传》同例，而与载《怀沙》异例，显然司马迁未认为屈原自己作的”(陆侃如《屈原评传》)；而肯定者认为，司马迁审定史料时一定认为这是实录，认为这是屈原自己的记录(陈子展《楚辞直解》)。三、来自渔父形象的真实性问题。姜亮夫认为是确有其事，确有其人，渔父所咏之歌也是当时的“流行歌曲”，从而论定为屈原实录(《屈原与楚辞》)；而胡念贻取洪迈、洪兴祖“假托”说，认为假托渔父与屈原的问答，表现屈原不肯同流合污的顽强精神，并定为和屈原同时或稍后的人所作(《楚辞选注及考证》)。值得注意的是，持“假托”说者，也有认为是屈原所作，如毛庆认为，渔父和屈原不过是同一屈原心理矛盾的外化。在那个社会里，这两种处世态度都是正确的，屈原只是形象化地表明自己接受不了这样一种处世观(《屈骚艺术新研》)。四、《渔父》作者的争鸣还源于作品有“屈原既放”这第三人称口吻；是一种问答体的散文诗，与其它楚辞作品不同。否定者认为这是非屈作的力证(游国恩《楚辞概论》、陆侃如《屈原与宋玉》)；而肯定者认为，作者在自己作品中以他人语气称呼自己，是当时创作的风尚，如宋玉、庄子、公孙龙都在作品中直呼其名，并说一个伟大作家的艺术形式与风格是多种多样的，而以问答体为主的散体韵文在屈宋时代颇为盛行(陈子展《楚辞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