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沦》的出版及其风波

1921年10月15日，郁达夫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沉沦》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它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也是创造社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书中除《自序》外，收有《沉沦》、《南迁》、《银灰色的死》，并附《迷娘的歌》(葛迪作，达夫译)。其中《银灰色的死》曾发表于1921年7月7日至13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其余两篇均为首次收入本书。作者通过大胆率真的描写，反映了当时飘泊异国的青年的烦恼与苦闷，进而控诉了外受帝国主义压迫、内受封建势力统治的黑暗社会，表达了盼望祖国早日富强起来的热切愿望。作品出版后，立即引起国内文坛的强烈震动。成仿吾指出：《沉沦》“不仅在出世的年月上是第一，他那惊人的取材与大胆的描写，就是一年后的今天，也还不能不说是第一。”(《〈沉沦〉的评论》)郭沫若也说： “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象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论郁达夫》)沈从文则说：郁达夫的名字当时“成为一切年青人最熟悉的名字了。……人人皆可从他的作品中，发现自己的模样”(《论中国创作小说》)。不少青年读者热烈欢迎《沉沦》的出版，有的从镇江等地连夜坐火车专程到上海购书，有的仿效书中主人公的衣着言行，还有的甚至摹仿它的风格写出许多类似的作品。但文坛上对《沉沦》的评价颇有分歧。郁达夫在东京写成时，他的几位朋友就不以为然，认为：“中国哪里有这一种体裁”(转见郁达夫《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沉沦》出版后，雁冰也认为作品中的“灵肉冲突，却描写得失败了”(《通讯》)。而社会上对《沉沦》的抨击与讥嘲，更是象潮水般地向郁达夫涌来。人们称他是颓废派的“肉欲描写者”，骂他是在“诲淫”，诬他的作品是“不道德的小说”，有的则嘲讽他是“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脓糜烂的创伤来吸引过路人的同情”。在这些批评者中，有各种人，但他们都认为《沉沦》出版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对此，周作人于1922年3月26日在《晨报副刊》发表《自己的园地》一文，为郁达夫申辩。他认为， 《沉沦》“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并无不道德的性质”，它“是一件艺术的作品，……已经受过人生的密戒，有他的光与影的性的生活的人，自能从这些书里得到希有的力”； “还有那些不知道人的严肃的人们也没有诵读的资格，他们会把阿片去当饭吃的。”周作人的申辩，澄清了一些糊涂的认识，也给予那些“凭了道德的名来批判文艺”的人们以有力的回击。此后，对《沉沦》的非议以及漫骂之声逐渐平息下去，而《沉沦》的影响则越来越大。泰东图书局连印十多版，发行数达三万余册，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