怨歌行

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

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

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

推心辅王室，二叔反流言。

待罪居东国，泣涕常流连。

皇灵大动变，震雷风且寒。

拔树偃禾稼，天威不可干。

素服开金縢，感悟求其端。

公旦事既显，成王乃哀叹。

吾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

今日乐相乐，别后毋相忘。

《怨歌行》本属乐府《相和歌辞·楚调曲》，但曹植此篇却是一首咏史诗，史实全据《尚书·金縢篇》。据赵幼文《曹植集校注》引《三国志·魏志杨阜传》及《宋书·五行志》，魏明帝曹睿太和元年(227年)秋，天降大雷雨，至杀鸟雀，形成灾异。曹植乃在愤慨中写作此诗，借古事以抒懑怨之情。又据刘履《选诗补注》，这一年冬天，曹植曾入朝见到曹睿，则篇末“今日乐相乐，别后毋相忘”的话正指其时。曹睿是曹植的侄子，继其父曹丕即帝位。曹植在诗中以周公旦自喻，而以周成王喻曹睿，正合叔侄关系。所以这首咏史诗的内在涵义是一望可知的。

在谈这首诗以前，先把《尚书·金縢篇》的故事简述一下。周武王姬发和周公姬旦本是亲兄弟。周克殷商后不过两年，武王病重，周公便向祖先祷告，求以身代。当时太史写了祷祝文字，藏在一个用金属封缄起来的柜中。第二天武王的病就痊愈了。后来武王病殁，成王即位，因年幼，由周公辅政。周公的两个弟弟管叔、蔡叔竟散布流言，说周公又篡夺王位。周公东征，便不敢回朝，在东方居住了两年。这一年秋收以前， “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成王于是打开金縢之柜，见到周公愿以身代的文书，这才省悟他叔父是无罪的。曹植正是借用这个故事来说明自己无论对曹丕还是对曹睿，都是清白无辜的。

此诗从开头到“成王乃哀叹”共十八句，都是叙述周公的故事，故一韵到底。末四句换成诗人自己的口吻，所以韵脚改变。这样显得眉目十分清楚。前十八句，又以开头四句作一概括评论， “为君”二句用《论语·子路篇》“为君难，为臣不易”语意。但作者把《论语》两句平列的句式改为重点移到“为臣”的一面，这是由于此诗所要突出描写的乃身居臣位的周公，亦不全为了押韵。“忠信”二句说不但周公的忠信之心不为人知，反而有被人怀疑的危险。 “患”和下文的“叹”，今音都读去声，而在汉魏时代是读平声的，所以可做韵脚。 “功不刊”，谓周公之功不可磨灭。 “推心”，即“推心置腹”之意。 “二叔”，指管叔、蔡叔。 “东国”，指东方的领土。 “泣”是形容词，垂泪貌。 “流连”，形容泪珠簌簌不断。 “皇灵”，指天帝； “动变”，指灾异。“大”，形动变之程度。从“周旦”句到“成王”句，概括叙述了整个的《金縢》故事，笔墨简洁，层次清楚。作者只是客观地述说，并没有注入个人的主观情感，读起来似乎平淡无奇。但只要是熟悉这段历史内情的人，自然对作者所咏的人和事是何用意会一目了然，因此没有必要再用自己的话来画蛇添足了。

然而此诗之精采处乃在末四句。 “竟”，终； “悲且长”，意悲而情长，表示倾诉不尽。赵幼文注： “此歌客观地写录史实，即戛然中止，其意图则含蓄出之， ‘悲且长’三字蕴具着丰富的情感内容，使余韵隽永。” “今日乐相乐”本是乐府习用套语，汉乐府《艳歌何尝行》亦有此句，作者写在此篇之末，正合明帝召见、君臣燕享时即景所见。而末句既似恳求又似讽刺，希望曹睿不要忘记他，在外表轻盈的字句中蕴涵着深沉痛楚的矛盾心情，从而使这首单纯的咏史诗一下子注入了诗人主观的爱和怨。昔班固创为《咏史》诗，内容是写汉文帝时孝女缇萦上书救父，请除肉刑的故事，由于缺乏文采，被钟嵘评为“质木无文” (《诗品序·上》)。其实这是由于诗人写作时过于客观，在史实面前并未牵动真感情，因此达不到应有的艺术效果。不过，如果作者站出来发表个人意见太多，也嫌累赘蛇足。如此诗则点到而止，应该说是恰到好处。到东晋末年，陶渊明在《咏荆轲》一诗的最后也只简括地写了两句：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同样收到感人的艺术效果，与此诗正属于异曲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