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字词 | 《咏史》 |
| 类别 | 中英文字词句释义及详细解析 |
| 释义 | 《咏史》咏史
自古无殉死，达人所共知。 秦穆杀三良，惜哉空尔为。 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 临殁要之死，焉得不相随？ 妻子当门泣，兄弟哭路垂。 临穴呼苍天，涕下如绠縻。 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 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 生为百夫雄，死为壮士规。 《黄鸟》作悲诗，至今声不亏。 人类文化的发展，是踏着历史的足迹而前进的。历史上不断地发生种种复杂事件，分别有其不同的善恶是非的意义。在当时的条件下或因条件所限，或因功利的需要，或因角度的差异，于是产生了不同的评论和认识。后来人又借助于前人的评论和认识，结合自己的实践和需要，又产生了新的评论和见解。代代承继而又代代创新，历史上同一样事件便有多种多样的见地，人类文化遗产便是这样发展下来。咏史、怀古之作便是这道文化长河中的一个小小的部分。它一面保留历史事件的躯壳，另一面又流动着时代生活的血液，活跃着时代的生命。否则，只重复历史事件本身而没有新的发明，就不是有价值的作品。 王粲这首诗所咏的本事在《左传》和《史记》等书中已有详细记载，诗经中《黄鸟》三章是专就此事而作的。公元前622年秦国国君秦穆公任好死了，子车氏的三弟兄奄息、仲行、鍼虎原是当时英俊出众的人才，却被拉去殉葬，秦国人痛惜他们，为他们唱出了三章挽歌。这是《黄鸟》三章的角度。《左传》中实录此事之后，尖锐批评秦穆公“死而弃民”， “难以在上”。这又是一种角度。《史记》中具体举出穆公死后，殉葬者达177人之多，子车氏三良亦在其中，由于这样残暴行为，完全违背先王遗德重法的传统，所以秦穆公不可能取得诸侯信服成为当时盟主。《史记》这样评论便更有理论性和逻辑性。三良殉死这个历史事件到了王粲手中，又有新的理解。 《文选》五臣注指出，魏武帝曹操常因“己事诛杀贤良，故托言三良以讽之”。显然，王粲吟咏此事有着明显的现实针对性。在史实材料的使用上，与《诗经》、《左传》、《史记》的角度都不相同。王粲咏史，在于斥责秦穆不恤人才的残酷，同时赞盛三良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由于附着了现实的精神和创作上的新角度，这首诗所咏的史实便有了新的生命，获得了流传的力量。 诗的开篇便明确指出：自古以来所有有识之士都是鄙弃残酷的殉葬制度的，秦穆公以三良为自己殉死这件事只给后人带来了无穷的遗憾。王粲不写“三良殉秦穆”，而写“秦穆杀三良”， 强调了个“杀”字。杀与殉死角度不同，态度有别。这里，揭露统治者是屠杀生灵，而被杀者又是俊良之才，其残酷之状可知！杀了以后，于自己无益，于人有害，于事无补，只落得个“空尔为”!其愤慨之情可知。接下来，作者没有从正面揭露秦穆如何惨无人道，而是用两相对照的描写来显示殉死制度的残酷。一方面是死者知思报主，视死如归的坦荡胸怀，另一方面是死者家属呼天抢地痛不欲生的悲惨场面。忠心事主，本应受到君主的恩赐，可事实上得到的是灭顶之灾。通过强烈的对照，这位“临殁”还要人从死的秦穆公，其残暴的特征便不言自明了。这样写比起《左传》或《史记》中指出秦穆公不是好君主，不能成就霸主事业能更耐人思索。 王粲这首诗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热烈地赞扬子车氏三兄弟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高尚气概。当然从今天看来，殉死终不算得怎样英雄。但是在二千年前的历史环境下，其前提条件是不得不死的。所以在临死之前的具体态度却能区别死者的人格力量。作者指出子车氏兄弟有自己的明确志向： “人生各有志”;不论处境如何总要坚持自己的追求： “心亦有所施”。那么他们的志向和追求是什么呢？就是忠君报主。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道德规范。在当时这是一种十分崇高的精神。所以作者热烈地赞美他们“生为百夫雄，死为壮士规”!当然，忠君报主这种观念已经十分陈旧了，但是赞美人要有自己的志气，有自己的追求，身体尽管被摧残，仍然要有自己的精神价值。从这样的角度去认识，欣赏王粲这首咏史诗，仍然有深刻意义的。 《咏史》咏史
(其一) 周昌梗概臣，辞达不为讷。 汲黯社稷器，栋梁天表骨。 陆贾厌解纷，时与酒梼杌。 婉转将相门，一言和平勃。 趋舍各有之，俱令道不没。 东晋诗人袁宏的《咏史二首》是历来传颂的名篇。然而更为传颂的却是袁宏由于这两首诗而幸遇知音的故事。《世说新语·文学》载，袁宏青年时贫穷，曾当过运租船的雇工。有一夜，船泊牛头山，他吟诵了这两首《咏史诗》。恰逢镇西将军谢尚在江边散步，听见咏诗声， “甚有情致。所诵五言，又其所未闻，叹美不能已”，便派人探问，邀请交谈， “大相赏得”。谢尚便征袁宏为幕府参军，从此进入仕途。唐代大诗人李白有一回旅经牛头山，有感于谢尚赏识袁宏，写了《夜泊牛渚怀古》，其中说： “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感慨自己无幸知遇，不得任用，而对袁宏诗则未予称道。可见其事比其诗更令封建士人动心。事实上， 这两首《咏史》以思想和激情见长，艺术上并不出色。 题为《咏史》，便与西晋左思《咏史八首》同类，借历史人物遭际以抒发自己胸怀。第一首便是举两类三个西汉人物，虽然性格、风度和处事方式不同，但都是忠心为国、扶持正道的。它结构简洁，安排紧凑，咏史取材，突出一点，相互比衬，构成整体。首四句赞两位直臣。周昌是一位口吃而直言敢谏的忠臣。汉高祖刘邦要废太子，改立戚姬之子为太子，他在朝廷力争，坚决反对，情怒气急，更加口吃，说： “臣口不能言，然心知其其(口吃语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汉书·周昌传》)这里就指出周昌不善言辞，只能粗略表达大概，但是他毕竟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并非笨拙到不能言辞。那种只见其口吃而无视其本质的偏见是不公正的。汲黯是历汉景帝、武帝二朝的直臣，也是武帝承认的“社稷之臣”(《汉书·汲黯传》)。但他虽是公认的国家栋梁，却一身傲骨，敢于顶撞皇帝，简直高傲到了捅破天的程度。诗人的用意是说，即使这样一位已有定论的国家重臣，也会由于鲠直而被认为倨傲不恭，有很突出的缺点。显然，诗人举出这两位忠直贤臣，旨在批评时世品评人才不公，专攻缺点，歪曲优点，以偏概全，无视本质。 次四句咏汉高祖谋臣智士陆贾，举他两个突出表现。 天下一统后，刘邦派陆贾出使南越。当时南越内乱也刚平定，纠纷颇多。陆贾的使命是封尉佗为南越王，他不愿陷入南越内部纠纷，因而滞留数月，常与尉佗饮酒聊天。尉佗对他说： “越中无足与语，至生来，令我日闻所不闻。”(《汉书·陆贾传》)最后拜尉佗为南越王，使之归臣汉朝。这是说陆贾对待这样重要的使命竟然不大在乎，漫不经心，成天与凶顽不化、语言不通的梼杌一样的异族首领饮宴，看来不象忠贞爱国之辈。然而也就是这位陆贾，当刘邦死后，吕后擅政，诸吕谋汉的危急之际，却挺身而出，策划了保汉除吕的大计。当时，丞相陈平害怕吕氏集团的权势，正愁于缺乏保汉全身的两全之策， 居家苦思。陆贾主动到陈平家里，指出“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 注意将。将相和，则权不分”，建议陈平深交大将武臣周勃，掌握军权，保障政权，便可瓦解诸吕阴谋。陈平采纳他的谋略，团结周勃，果然见效。这是说，陆贾在国家危急时刻，并无委任的情况下，却自觉主动地出谋划策，为国家解危排难，可见他本质是一位忠贞爱国的智士贤臣，确乎是危难见忠臣。显然，诗人举出陆贾两类表现，也是针对时世品评人才的偏颇的，同样认为应当全面考察人才的本质，不可片面执着人才的一时一事的表现。 所以最后总结说，周昌等的行为表明他们各有自己的处世之道，各有自己的取舍原则，但却都扶持正道，能使正道不致沦亡。表面看来，这似乎点出主题思想，而实际上，只是完成主题，说明他们的本质相同，只是表现不同。它的主题思想在言外，即谓品评人物，选拔人才，应当区别现象，考察本质。不难理解，出身贫寒的袁宏对于用门阀偏见的品评选拔制度是深有体会和不满的，因而这诗以古讽今的指向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由于诗人比较软弱，不如左思《咏史》那样显得激烈，时露锋芒，而是力求掩蔽锋芒，尽量客观公正，所以讽刺委曲宛转，以至于在艺术表现上十分审慎简练，近于《春秋》的一字褒贬，过分的微言大义。因而也就需要作传以为充实发挥，否则便有基干而无枝叶，费解而不甚可读。 钟嵘《诗品》列袁宏于中品，评曰： “彦伯(袁宏字)《咏史》，虽文体未遒，而鲜明紧健，去凡俗远矣。”其论中肯，但须作历史的了解。从南朝诗歌创作风气来比较，这诗的确有相当鲜明的观点和比较充实的内容，而且结构紧凑，语言省净，高出当时一般水平。尤其在空虚软弱、矫饰花巧的诗歌充斥泛滥之时，更显突出，可谓“去凡俗远矣”。正因如此，虽然钟嵘也看到了它在艺术上不够坚实有力，但仍列入中品。今天来评赏这首诗，就不免更突出感到它们的不足了。 《咏史》 七言律诗。龚自珍作于道光五年(1825)。题为“咏史”,却不取材于历史，而取材于现实。诗中讽刺了“金粉东南十五州”流连声色的所谓名流，对清统治者的文化专制政策发出了慨叹，结句借田横抗汉的史实赞扬不甘屈服、保持气节的精神，揭露清统治者以仕官引诱文士的骗局。对仗工整、讽刺性强，以问句作结，引人深思。 《咏史》 诗歌。左思作。共八首。这组诗大都是借古人、古事来抒写自己的怀抱与不平。第一首当作于公元280年，是这组诗的序诗。自述才能卓异，深通兵略，志在为国守边，功成身退。自第二首以后，借古人、古事来揭露社会的不平等，表明自己的志向，抒发怀才不遇而愿隐居高蹈、安贫乐道的情怀。感情激愤，抒情言志合而为一。笔力雄健高远，情调高亢激越，气势充沛，具有积极浪漫主义色彩，对后来的诗人影响很大。 《咏史》咏史
(其二) 无名困蝼蚁，有名世所疑。 中庸难为体，狂狷不及时。 杨恽非忌贵，知及有余辞。 躬耕南山下，芜秽不遑治。 赵瑟奏哀音，秦声歌新诗。 吐音非凡唱，负此欲何之。 这是袁宏《咏史》第二首。它吟咏汉宣帝时杨恽的遭际，悲慨才智之士处世遭忌，都无出路，不获知遇，不得容身。诗人体会深切，认识深刻，表现含蓄深微，意味深长。较第一首有激情，富启迪。 杨恽出身世族，因才见用。宣帝时，霍光家族谋反，杨恽事先得知，告发有功，封平通侯。后因事获罪，免为庶人。他自知过大行亏，便率家回乡，务农经商，治产致富，诗酒自娱。他说： “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炮羔，斗酒自劳。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琴；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抑天抚缶，而呼呜呜。”他唱歌道： “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箕。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他的朋友孙会宗劝他不要治产，言行收敛，以免招惹。他写信回答孙会宗，说明自己这样生活，正是知罪而经营庶人之事。不久，他果然被诬告，抄出这封《报孙会宗书》，惨遭腰斩。袁宏这诗便是借此事而发自己心中郁愤。 诗以议论发端，感慨才士遭忌：如果没有名位，就象蝼蚁一般困顿尘埃，卑微低贱，无从施展才智；倘使有了名位，却又容易被世俗猜疑，坎坷绊绁，横遭不测；假使违心地充当一个中等平庸之辈，实际行为很难做到恰当得体，事事别扭，不免破绽；索性做个隐士，清高正直，对抗时世，但又觉悟晚了，已经扬才知名，再辞世高蹈，反而会被认为矫隐伪清，更加招惹，所以赶不上时机了。总之，有才有智，便遭忌恨，处处为难，事事不容，只有死路一条。接着便举杨恽为例。诗人认为，杨恽其实并不忌恨权贵，不过就其所知，多说了一些话，结果遭罪革职，回乡种田。他知过认罪，努力耕种，又不过是在农余多说了一些话，用乡乐民歌抒发劳动辛苦，说说心中感想，及时行乐，不须富贵，虽有牢骚，夹杂情绪，原也是知识所及、亲身体验的。结果竟送了命。所以诗人深为悲慨，认为杨恽的歌确属不同凡响，唱出了真知实情；如果不唱这样的歌，那么他该唱什么，又要他说什么呢！不难体会，末二句实际是袁宏自己深切体会，表明他自身遭际、处境以及他的诗歌也是这样的。所以清人闻人倓对此笺注说：“此彦伯自悲无知音也。”(《古诗笺》) 然而，这诗的深刻意义不限于自悲不获知音，更在于揭露抨击了门阀统治的黑暗虚伪。不论有名无名、自甘平庸或者清高隐逸，凡有真才实学，不作虚伪言辞，都不为世所容，很难获得知音。诗中吟咏的人物是有名的杨恽，吟咏其事的诗人是无名的袁宏，自汉至晋，运遇实同。曾经富贵的才士被扼杀，不获知遇的诗人被埋没，真才不得施展，真情不许歌唱。因此，诗人虽然力求咏史而不涉时世，但却不能抑制悲慨，字里行间充满悲愤，自我形象夺纸而出，随声而现。不难想象，当贫穷的雇工袁宏在估客船上朗诵此诗，声情悲愤激扬，难怪那位不乏才情的将军谢尚闻“其所未尝闻”，这样的激情，这样的悲声，是门阀世俗文人根本无由发生的。难能可贵的是这位权贵将军居然“叹美不能已”， “大相赏得”，因而几个世纪之后，使唐代大诗人李白深深遗憾“斯人不可闻”。 《咏史》咏史
五都矜财雄，三川养声利。 百金不市死，明经有高位。 京城十二衢，飞甍各鳞次。 仕子彯华缨，游客竦轻辔。 明星晨未晞，轩盖已云至。 宾御纷飒沓，鞍马光照地。 寒暑在一时，繁华及春媚。 君平独寂寞，身世两相弃。 南北朝时代最杰出的诗人鲍照，继承和发扬汉魏乐府民歌的传统精神，在作品中反映了广泛的社会生活，揭露了当时社会中许多黑暗现象。这首名为“咏史”，实为反映现实的五言诗，是其中较有影响的一首。 “五都矜财雄，三川养声利。”诗人起笔便尖锐地指出，五都的人以财产雄厚而自尊自大，三川的人好追逐名利。五都，指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三川，秦郡名，治荥阳，其地有河、洛、伊三水，故称三川。诗人谴责的，难道仅仅是五都和三川的人吗？不，他谴责的是全社会的高门世族、达官贵人。接下去，这种谴责进一步深入： “百金不市死，明经有高位。”在门阀制度盛行的时代，有钱的人杀人而不伏法，熟读经书的人可以享受高官厚禄。诗人对此不平之事的愤懑溢于笔端！ 下面八句，对靠明经而出仕、怀巨金而来游的仕子游客的生活，进行了细致的描写： “京城十二衢，飞甍各鳞次。仕子彯华缨，游客竦轻辔。明星晨未晞，轩盖已云至。宾御纷飒沓，鞍马光照地。”大意是，京城里大路四通八达，高屋象鱼鳞一样密布。做官的人帽子上摆动着华美的长缨，游者骑着快马来到京城。在明星未稀的清早，官宦们的车子已云涌而至，随从的人很多，华贵的车子、马鞍等，色彩斑斓，光照大地。诗人抓住这些具有典型性的场面，用夸张铺陈的手法，极尽渲染描绘之能事，显示了京城的繁华奢靡和游乐之风的盛行。 紧接着，诗的笔锋一转： “寒暑在一时，繁华及春媚。”寒暑的变化快，因此，如今的繁华兴盛、春光明媚也只是暂时的，诗人看到，剥削阶级好景不长，曲折地透露出寄希望于未来的心绪。 “君平独寂寞，身世两相弃。”只有严君平不慕荣利，弃绝世俗，甘于寂寞。世不用他，他也不去求仕进。君平，汉代蜀人严遵，字君平。在成都市中卖卜为生，每日得百钱则闭门下帘读《老子》，一生不求功名。诗人赞扬贫贱不移的严君平，又不乏自身的身世感慨，借此表达了对仕途不介于心的高旷胸怀和豁达的精神。 鲍照对门阀制度傲岸不屈的态度和对世事强烈的感慨，是由他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所决定的。他生活在门阀士族统治的时代，由于“身地孤贱”，才华受到轻视，做人的尊严遭到践踏。他在《瓜步山揭文》中曾经叹息道： “才之多少，不如势之多少远矣！”仕途的艰难，世态的炎凉，形成了他的愤世嫉俗和孤直耿介的性格，他在笔下表达了寒士被压抑的义愤和对势利小人的憎恶，控诉了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时代的脉搏，在他的诗作中跃动，至今仍可感觉其生命之血的奔流。 这首诗在艺术上是高明的。首先，诗的语言华美而生动。诗中运用“飞甍”、 “华缨”、 “轻辔”等偏正词组形容达官贵人们的房屋、服饰、马匹，形象鲜明地显露出他们的侈华；用“鳞次”来描绘高屋密布，用“云至”来形容官宦们的车子纷纷而来，其多如云。准确的语言、生动的比喻使诗句显示出华贵的色彩，将封建统治阶级醉生梦死的生活暴露无遗。 其次，构思超越凡俗，详略描写恰到好处。诗的大部分极力铺叙渲染京城的豪侈，只用最后二句写君平的生活，便足以衬托出君平的寂寞。矜财逐利和安贫乐道的鲜明对照，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 《咏史》咏史
钟嵘论西晋诗，称： “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诗品·总论》) “一左”即指左思。 左思出身寒门。晋武帝泰始八年(272年)，其妹左棻以才名被纳入宫，于是举家迁洛阳。左思仕履，大概只做过秘书郎、司空祭酒。他虽为权贵贾谧(晋惠帝贾皇后之侄)讲过《汉书》，还是附事贾谧的文人集团即所谓“二十四友”的成员之一，但关系很一般。惠帝永康元年(300年)贾谧被杀，他退居宜春里。次年，齐王冏召他做记室督，他称病不赴。太安三年(303年)，河间王顒的部将张方纵暴京邑，他迁家到冀州，几年后病死。 左思到洛阳以后，在若干年内是相当寂寞的。《晋书》本传说他“貌寝、口讷，而辞藻壮丽，不好交游，以闲居为事”，虽是就他一生总的情况说的，而他步入仕途以前尤其如此。不过他终究用近十年的工夫写成了《三都赋》，轰动了洛阳城，在上层文士中赢得了荣誉。大概就因为这件事，后来贾谧让他做秘书郎。这在他正是求之不得的，因为他恰希望广泛接触典籍，来不断润饰他的《三都赋》。 左思的名作还有《咏史》诗。《文心雕龙·才略》说： “左思奇才，业深覃思，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一为诗，一为赋，在当时赋更有名。平心而论，无论从文学价值还是从对后来的影响看， 《三都赋》都远不能和《咏史》相比。《诗品》称他的《咏史》是“五言之警策”，不为过誉。 关于《咏史》的作年，说法不一。八首诗中第一首的作年可以断定，在晋武帝咸宁五年(279年)以前。因为诗里有“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的句子，可以肯定诗写在“澄江湘”、 “定羌胡”以前。“澄江湘”即平吴，东吴孙皓降晋在太康元年(280年); “定羌胡”即平定鲜卑树机能的叛乱，事在咸宁五年。其他几首的写作时间，迄无定论。但我认为它们应该和第一首作于同时。只看那“外望无寸禄，内顾无斗储”的英雄失路的处境，显然是还没有做官时的情形。再从各诗总的基调、愤世嫉俗的强烈程度看，也不象晚年所作。 然而这八首是否统一结构、一次完成之作？似不尽然。比如从内容上看，第一首和第三首、第二首和第七首，是比较接近的。如果八首是一有机整体，不应出现这样问题。这样说，不等于贬低这组诗，只是说它不是一气呵成，所以对各首之间的关系未尝留意罢了。下面我们依次做些赏析。 先看第一首，是抒写壮志。可以分四层看。前四句是第一层，写自己的文才。 “弄柔翰”是说善属文，把它看得游戏一般， “弄”字很传神。 “卓荦”是特出之意。他遍览群书而且识度不凡。 “著论”二句，表明他作文的标准相当高，要向贾谊、司马相如的名作看齐。次四句是第二层。 “边城”二句写边防告急， “虽非”二句，上句是客，衬托下句的主，着重说明精通兵书(古代有《司马穰苴兵法》)。以上两层说自己文武全才。第三层六句，抒写壮图，铅刀虽钝，贵在一割，何况人才卓荦，学以致用？ “长啸”表现激情， “左眄”、“右盼”气吞敌虏，还显出从容不迫的风度，是他“梦想骋良图”的形象说明。第四层是末二句： “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志向何等超迈，态度又何等飘洒！如果说第三层写出了壮士的立功抱负的话，这两句却是深入到他的内心世界，揭示了他的志趣和情操。 第三首是赞美战国时代两个人物：段干木和鲁仲连。段干木是魏国贤人，不趋势利，怀君子之德，不肯做官。魏文侯过其闾，总要在车上向他致敬。秦曾经打算伐魏，有人进言说： “魏君礼贤下士，上下相合，未可图也。”因此魏国免去了一场灾难。 (见《史记·鲁世家》)所谓“闲居隘巷，室迩心遐，富仁宠义，职竞弗罗，千乘为之轼庐，诸侯为之止戈，则干木之德，自解纷也”(《魏都赋》)，就是这诗开头说的段干木“偃息(卧床休息，言其安然不动)藩(庇护)魏君”的意思。 “希”是企慕。这两句同样是陪衬，为引出鲁仲连来。以下十句都写鲁仲连事。《史记·鲁仲连传》说，秦兵围赵国邯郸，赵王向各国求救。魏王派新垣衍劝赵王奉秦为帝，以解邯郸之围。时齐国高士鲁仲连游于赵，因见新垣衍，分析奉秦为帝对赵魏诸国的危害，使新垣衍放弃了劝赵奉秦的主张。秦将闻之， 兵退五十里。平原君欲封鲁连，辞而不受，说： “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也。”这诗的要点，即在鲁仲连的这句话，亦即诗句所说“当世贵不羁”， “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之意。左思欣赏鲁仲连，就在这一点，第一首已有明确的表述。 《咏史》第二首是抨击门阀制度的。开始就用了“涧底松”和“山上苗”的鲜明对比，说二者所处地势不同，因而栋梁之材被孱弱的小苗遮蔽了，永无出头之日。他用这种自然现象比喻“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不合理。这种不合理是由来已久的，他举了汉代金日磾、张安世两家为例，说他们的后代凭借恩荫自汉武帝到汉平帝七朝都做到中常侍、侍中的官，他们戴的武冠上都插着貂尾(见《后汉书·舆服志》)，而冯唐壮伟，年已老却屈居郎属，实在令人不平。泱泱炎汉尚且如此，更无论魏晋了。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左思生当这样的时代，其愤慨的程度是可以想见的。他能说什么呢？他只说着汉代的金、张就足够了。 第七首的主旨与第二首同。不过他只说着穷士的一面，举的也是汉代的例子，如主父偃、朱买臣、陈平和司马相如。不过意思却比第二首有发展，强调“当其未遇时，忧在填沟壑”，说“英雄有迍邅，由来自古昔。”迍邅，是困顿失路之意。就是说，自古以来，英雄都有不遇的时候。言外之意，是以英雄自许，眼前困顿，但未来却未可论定！古有主父、买臣之流，今则左思也。不过，英雄而不遇，不能不令人愤慨！因此“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后面应该用叹号！古今同慨，他的忧愤是十分深广的。 第四首美扬雄，第五首慕许由，第六首颂荆轲。这三首虽称颂的人物不同，但在蔑视权贵这点上却是一致的。如第四首： “济济京城内，赫赫王侯居”、 “冠盖”、 “朱轮”、 “金张馆”、“许史庐”、“击钟磬”、 “吹笙竽”，何等煊赫热闹，与“所讲在玄虚”、 “门无卿相舆”的扬子宅的寂寞，恰成鲜明对照。然而“悠悠百世后”，扬雄“英名擅八区”，而当初热闹一时的，反倒永归沉寂了。第五首虽没有明显的贬抑权贵之语，但“自非攀龙客，何为歘来游”所包含的辛酸和格格不入的感情，以及“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的决绝态度，已经充分表现了对权贵的轻蔑。而“振衣千仞冈， 濯足万里流”那高蹈出尘的崇高形象，那“千仞”、 “万里”的开豁胸襟，那生动、形象、高超的精神境界，千载之下使人神往。在这样的境界面前，谁还屑于谈那些龌龊渺小的权贵人物呢？第六首是把荆轲和权贵对比，以表达作者“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的看法和态度。说对比，只是把作者对比后的结论告诉我们，他只写了荆轲酒酣哀歌、旁若无人和“高眄邈四海”的形象， 对权贵、豪右则未做具体描写。所以这诗以颂荆轲为主。他对荆轲的介绍，都本《史记·刺客列传》。 “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是对荆轲的总评价，因为他写的荆轲，是刺秦王以前酣饮燕市的形象，所以说他“虽无壮士节”;而说他“与世亦殊伦”的根据，亦见《史记》：“荆轲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深沉好书。其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其之燕，燕之处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他重荆轲而轻豪右，反映了他的布衣平民意识。 诗的末首，盖言世路艰难。先以笼中鸟有翅难飞作比，后以路途壅塞为喻。诗的基调和前几首相比，显得低沉些。他说到自己的困苦， “外望无寸禄，内顾无斗储。”他想摆脱困境，又无计可施。于是用苏秦、李斯“俛仰生荣华，咄嗟复雕枯”的历史借鉴来安慰自己，得出“饮河期满腹”， “巢林栖一枝”的结论，是比较消极的。但我们看他“计策弃不收，块若枯池鱼”的句子，知道他仍在为理想奋斗，并不只是为个人生活叫苦，而他在志不得伸、穷愁潦倒之余，用消极思想暂时冲淡一下自己的痛苦，也是人们所习见，不足为怪。 八首诗的内容已如上述，我们可以用抒壮图、愤门阀、美贤士、恨迍邅几句话来概括它。《诗品》评左思诗，说是“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与《咏史》八首很切合。这一点， 可以结合《咏史》的体制来认识。所谓“咏史”，当然是以诗的形式歌咏史事。最早以“咏史”为诗题者是班固。他那篇《咏史》是咏汉文帝时女子缇萦上书请以身赎父罪的事，赞扬她有孝道。全篇只用枯燥的说教，所以《诗品》说它“质木无文”。从体制看，是一诗咏一事。后来王粲、阮瑀都有《咏史》诗，或咏三良，或咏荆轲，曹植也有《三良诗》，疑是互相唱和的作品，也都是一诗咏一事，而流情感慨，非班固可比。但阮瑀又有《隐士诗》，咏四皓、老莱子、颜回、许由、伯夷等的安贫守真，几乎一句咏一个人物，已打破一诗咏一事的格局。稍后的杜挚，尝赠母丘俭诗，篇首称“壮士志未伸， 坎轲多辛酸”，中间排比伊挚、吕望等八人未遇时的苦况，然后绾到自己：“才非八子伦，而与齐其患”，希望母丘俭赠他仙药一丸以疗疾， “欲以感切俭求助也”。(《魏志·刘劭传》注引《文章叙录》)其诗体制与《隐士诗》相同，而诗的结尾与篇首呼应，主旨在于咏怀，中间咏史只是咏怀的手段，这一点应该说是对陈思、王、阮诸作的一个发展，而与左思《咏史》差近。不过这诗铺叙古人事，写法太机械呆板，未能融入个人感情，胡应麟说它“叠用入古人名，堆垛寡变”(《诗薮》)颇能切中其弊。 我们知道了《咏史》诗这一体制的发展过程，再来看左思的《咏史》诗，就不能不服膺他的创造，并认识它在诗史上的地位。何义门说： “咏史者，不过美其事而咏叹之，概括本传，不加藻饰，此正体也。太冲多摅胸臆，此又其变。”(《义门读书记》)实际上，所谓“正体”只是这种诗体的原始形式，但不是完美的形式，因为它很容易陷入就事论事的套子。左思《咏史》则不是这样，但看“郁郁涧底松”、 “主父宦不达”二首，所咏已不局限于一时一事，而是对自古以来一些重大历史现象的深刻思考，很富于哲理性，其胸襟、视野是前人不可企及的，所谓“讽谕之致”就含在这里面。这才算得是出色的《咏史》诗。至于何义门还说它“咏古人而已之性情俱见”，张玉榖说它“名为咏史，实为咏怀”、 “或先述己意而以史事证之，或先述史事而以已意断之，或止述己意而史事暗合，或止述史事而己意默寓”(《古诗赏析》)，就更是左思的创造。到他手里，已把对历史的咏叹和对个人身世以及对所处时代的感慨交融得如此之好，这可以说是正式的开端。后来陶渊明的《咏贫士》、《咏荆轲》、鲍照的《咏史》、陈子昂的《感遇》、李白的《古风》，直到龚自珍的《咏史》等等，都无不受其影响，其沾溉后人非一代也。 《咏史》《咏史》
龚自珍 金粉东南十五州①，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②，团扇才人踞上游③。避席畏闻文字狱④，著书都为稻梁谋。田横五百人安在⑤，难道归来尽列侯？ 【注释】 ①金粉： 形容繁华富丽。东南十五州： 泛指我国东南沿海江浙一带富庶地区。②牢盆：煮盐用的器具，这里指盐官。狎客：官僚宠信的幕僚、门客。③团扇才人：东晋名门望族王导之孙王珉，喜手执白团扇 (《晋书·乐志》)，有隽才美誉，借以代指贵族子弟。④避席： 古人席地而坐，离席而起，表示敬意，谓之“避席”。⑤田横五百人： 楚汉相争时，田横自立为齐王。刘邦消灭项羽后，田横率其徒属五百人逃往海岛，耻于接受刘邦的招降，自杀。五百人亦皆自杀。 【诗大意】 繁华佳丽的东南富庶之地，数不清的恩恩怨怨都集中在名利场上角逐的头面人物之间。盐官手下的幕僚、门客操纵着全部盐政。贵族公子哥儿凭借门第，身踞高位。软弱的知识分子被文字狱吓破了胆，避席而起；埋头著书立说只是为了贪利求禄。田横手下的五百义士，如今哪里去了，难道都已归顺汉朝，个个封为列侯，坐享安乐富贵了吗？ 【赏析】 此诗作于道光五年(1825)，当时作者34岁。其时龚自珍因丧母已在家乡杭州守制两年多，服满又客游江苏昆山，所居均是金粉繁华之乡，交往的多是东南一时名流，有感于触目所接官场和士林的形形色色，故有《咏史》之作。旧说此诗是为两淮盐政曾糗罢官而作。王文濡校编本有注云：“曾为盐政时，有孝廉某谒之，冀五百金不得。某恚，授以诗曰：‘破格用人明主事，暮年行乐老臣心。’上句谓其谄和珅得进，下句谓其日事荒宴。言官以此事上闻，曾遂得罪永废。”这是当时官场的一件丑闻：打秋风未遂，挟嫌报复，因而揭露出一些官场的黑暗内幕。龚自珍写 《咏史》可能与此事有关，但是命意决非仅限于此。此诗内涵深广，带有浓重的政治批判色彩，实为一幅封建社会衰世的画图。龚自珍以他那“一双瞳神射秋水”的慧眼，洞察 “大药不疗膏肓顽” ( 《行路易》) 的社会诸相，辛辣地嘲讽了官场的腐败，士林的堕落。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首联捕捉住了典型的时代特征——外荣内枯。江南六朝金粉之地、温柔富贵之乡，正是令人纸醉金迷之所在。然而，十里软红尘，尽是名利客。达官显贵、时彦名流，风云际会，纵横捭阖，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结下数不清的恩恩怨怨，原来也不过是一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人物。 “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颔联直抉官场黑暗内幕：官商垄断居奇；贵族子弟盘踞要津。清代盐、漕素为利薮，像曾燠两淮盐政那样的官，掌握国家经济命脉，正是吮吸民脂民膏的肥缺，而播弄其间的则是一班幕僚、帮闲。这一种人，趋炎附势，狐假虎威，营私舞弊，擅作威福，竟可翻云覆雨，操纵全局。作者用 “狎客”二字，皮里阳秋地画出小人得志的丑态。与此等卑污龌龊的“狎客”相映照的，则是那些貌似高洁、扇手如玉的 “团扇才人”，他们出身名门，风度翩翩，一副温文儒雅的大家气派，只知吟风嘲月，斗草弄花，却可青云直上，飞黄腾达。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颈联剖示知识分子空虚麻木的灵魂。他们有的自私怯懦，如惊弓之鸟，躲入故纸堆中，心存余悸，噤若寒蝉； 有的卑微猥琐，胸无大志，著书只图吹牛拍马，以饱口腹。“稻粱”原指鸟觅求食，后来诗文中多指功名利禄，换言之，即统治者用来喂养知识分子的诱饵。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诗：“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黄鹄一飞千里，志在云霄，是杜甫自拟；鸿雁随阳，志在稻粱，以喻那些贪利怀禄的小人。龚诗与杜诗用意略似，讽刺那些平庸猥鄙、苟合取容的世俗之辈。此联刻画知识分子精神上的堕落，对于乾嘉以来的知识分子群，是有典型意义的。 “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尾联扣“咏史”之题，借古喻今，抨击时弊。田横五百士的壮烈故事，一向用来代指可杀而不可辱的士节。作者抚膺悲叹：有节操之士如今那里去了，难道都俯首帖耳以取高位，成为热衷于向上爬的禄蠹了吗？在龚自珍的心目中，那正是一个士节扫地以尽的沉沦时代。 这是一幅封建衰世的掠影。龚自珍以他深邃锐利的目光，直面“猿鹤惊心悲皓月，鱼龙得意舞高秋”(龚自珍《咏史》二首其一)的可悲现实，出色地完成了诗歌揭露腐朽、鞭挞邪恶的神圣使命。 |
| 随便看 |
|
文网收录3541549条中英文词条，其功能与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牛津高阶英汉词典等各类中英文词典类似，基本涵盖了全部常用中英文字词句的读音、释义及用法，是语言学习和写作的有利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