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¹⁾，伯仲之间耳⁽²⁾; 而固小之⁽³⁾，与弟超书曰⁽⁴⁾： “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⁵⁾，下笔不能自休⁽⁶⁾。”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⁷⁾。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⁸⁾曰： “家有弊帚，享之千金⁽⁹⁾。”斯不自见之患也。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¹⁰⁾、广陵陈琳孔璋⁽¹¹⁾、山阳王粲仲宣⁽¹²⁾、北海徐干伟长⁽¹³⁾、陈留阮瑀元瑜⁽¹⁴⁾、汝南应玚德琏⁽¹⁵⁾、东平刘桢公干⁽¹⁶⁾，斯七子者⁽¹⁷⁾，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¹⁸⁾，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¹⁹⁾。以此相服，亦良难矣⁽²⁰⁾。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²¹⁾。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²²⁾。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巵》、《圆扇》、《橘赋》⁽²³⁾，虽张、蔡不过也⁽²⁴⁾。然于他文，未能称是⁽²⁵⁾。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²⁶⁾。应玚和而不壮⁽²⁷⁾。刘桢壮而不密⁽²⁸⁾。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 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²⁹⁾。及其所善，扬、班俦也⁽³⁰⁾。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³¹⁾，谓己为贤。夫文，本同而末异⁽³²⁾。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³³⁾。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³⁴⁾;唯通才能备其体⁽³⁵⁾。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³⁶⁾。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³⁷⁾，至于引气不齐⁽³⁸⁾，巧拙有素⁽³⁹⁾，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⁴⁰⁾。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⁴¹⁾，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⁴²⁾。二者必至之常期⁽⁴³⁾，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⁴⁴⁾，见意于篇籍⁽⁴⁵⁾，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⁴⁶⁾。故西伯幽而演《易》⁽⁴⁷⁾，周旦显而制《礼》⁽⁴⁸⁾，不以隐约而弗务⁽⁴⁹⁾，不以康乐而加思⁽⁵⁰⁾。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⁵¹⁾，惧乎时之过已⁽⁵²⁾。而人多不强力⁽⁵³⁾，贫贱则慑于饥寒⁽⁵⁴⁾，富贵则流于逸乐⁽⁵⁵⁾，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⁵⁶⁾。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⁵⁷⁾!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⁵⁸⁾。

〔注释〕(1)傅毅： 东汉初年的文学家，字武仲，茂陵(今陕西兴平县东北)人。汉章帝时为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等人一起整理王朝的藏书，早卒，现存诗赋凡二十八篇。班固：字孟坚，东汉安陵(今陕西省咸阳县东)人，明帝时为郎，典校秘书。著《汉书》等。(2)伯仲： 兄弟的排行，长为伯，次为仲。伯仲之间： 意思是彼此相差无几。(3)小之： 看不起他(傅毅)。(4)超： 班固的弟弟班超，字仲升，曾出使西域。(5)属(zhu)文： 写文章。属： 连缀。兰台令史： 汉代整理王朝图书和办理书奏的官。(6)下笔不能自休： 写起文章来没完没了不知休止。(7)鲜(xian) ： 很少有人。备善： 全都精通。(8)里语： 俗话。里： 同“俚 (li)”。(9)这句话见于《东观汉记》卷一《光武帝纪》。意思是自己家里的破扫帚，也被看得很贵重。享：当。(10)鲁国： 今山东曲阜县。孔融，字文举，东汉鲁国人。(11)广陵： 今江苏扬州。陈琳： 字孔璋，曾在何进、袁绍处做过事，后归曹操。当时军国书檄，多由陈琳拟稿，有《陈记室集》一卷。(12)山阳： 今山东南部。王粲： 字仲宣，山阳高平人。(13)北海： 今山东昌乐县境。徐干： 字伟长。曹操辟为司空军谋祭酒掾属，五官将文学。有《中论》二卷。(14)陈留： 今河南省开封市。阮瑀：字元瑜，曾受学于蔡邕，后归曹操，辟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当时军国书檄，多是他和陈琳所作。有《阮元瑜集》一卷。(15)汝南： 在今河南省汝南县东南。应玚：字德琏，曹操辟为丞相掾属，转平原侯庶子，后为五官将文学。有《应德琏集》一卷。(16)东平： 在今山东省东平县东。刘桢：字公干，曹操辟为丞相掾属。有《刘公干集》一卷。(17)斯七子者：这七个人。“建安七子”之称始见于此。(18)遗：遗漏。假： 依傍。(19)咸： 都。骋： 驰骋，跑马。骥騄(lu) ： 骏马。齐： 疾。(20)以此相服，亦良难矣： 以七子各自的才能，要互相推服，也很难的了。良： 很。(21)审： 辨识。度： 估量。累(lei) ： 弊病。君子： 曹丕自指。(22)齐气： 一般解释为古代齐国地方习俗文气舒缓。这里是指徐干文章气势比较舒缓。(23)《初征》、《登楼》等篇是王粲所作的赋；《玄猿》、《漏巵》等篇是徐干所作的赋。(24)张、蔡：张衡和蔡邕。张衡： 东汉文学家和科学家。蔡邕：东汉文学家，字伯喈。有《蔡中郎集》。(25)这句意思是： 王粲、徐干除赋外，写别种文体就没有如写赋那样高明了。称(chen) ： 相称，符合。(26)章表书记： 章，臣子上给皇帝的书。表，汉魏以来，臣子向皇帝表白心迹的书。书记，一般公文和应用文。隽： 同“俊”，才华出众。(27)和而不壮：文章的气势缓和但不雄壮。(28)壮而不密： 文章的气势雄壮但不绵密。(29)这几句意思是：孔融的禀性和才气都很高妙，有过人的地方，但不善于写理论文章。他的文章辞藻胜于说理，还常常掺杂一些嘲戏的词句。体气： 气质。(30)扬：扬雄，字子云，西汉末年的著名学者和辞赋家。班：班固。俦 (chou) ：匹侣，同辈。(31)贵远贱近：这里的“远”、“近”既指时，又指地，但主要指时。向声背实： 趋向虚名而背弃实际。闇 (an) ： 昏暗。此指受蔽。(32)本：根干。末：枝梢。(33)奏议宜雅： 奏章议事要典雅庄重。书论宜理： 书信和议论文要有条理。铭诔尚实：记载功德的铭文和记叙死者生平的诔文应崇尚真实。诗赋欲丽：诗歌、辞赋要辞藻华丽。(34)科： 科目，种类。(35)通才：全才。(36)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文气的或清或浊应有类型和来源，不是勉强可以达到的。体： 分别。致： 招致。(37)曲度：曲谱。均： 相同。检： 法度。(38)引气： 运气行腔。(39)素：素质，指人的天赋、本性。(40)这两句意思是： 即使是父兄具备了这样的才能，也不能够转移给自己的子弟。(41)经国： 治国。(42)荣乐： 荣耀欢乐。止乎其身：限于自己一身。(43)二者： 指年寿有尽，荣乐止身。常期：一定的限期。(44)寄身于翰墨： 从事文章著作。翰墨：笔墨，文章。(45)见(xian)意：表露心意。篇籍： 篇章，书籍。(46)这三句意思是：不必凭借历史家的记载，也不必依托显赫者的权势，就能扬名后世。飞驰：指达官显贵。(47)西伯：指周文王。“殷之州长曰伯，文王为雍州之伯，在西，故曰西伯” (语见《诗经·周南·召南谱》疏)，史载，文王曾被纣王囚于羑里，因推演《易》象而作卦辞。(48)周旦：即周公旦，武王之弟，成王的叔父。成王即位时年幼，由周公旦摄政。当他平定管、蔡、霍三监之乱后，曾改定官制，创制礼法。显：显达。(49)不以隐约而弗务： 不因为贫困失志而不写文章。隐约： 穷困。(50)不以康乐而加思：不因为富贵安乐而转移心思(不写文章)。加：转移。(51)璧： 玉的通称。(52)惧乎时之过已： 深恐时间流逝过去。(53)强力：努力。(54)慑： 害怕。(55)流于逸乐： 纵情享乐。流：放纵。(56)这两句意思是：只为眼前的事务忙碌，遗漏了千载不朽的功业(指著述)。(57)迁化：变化。与万物迁化：指死亡。斯： 这。大痛：最大的悲痛。(58)逝： 逝世。《论》： 即《中论》。成一家言：指自成一说足以著名于世。曹丕在《与吴质书》中说：“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

〔鉴赏〕建安时代，由于曹操招贤纳士，文人群集于邺下(今河北省临漳县) ，形成一个文学集团。其时曹操忙于军政大事，曹植比较年轻，而曹丕和这些文人“出则连舆，止则接席” (曹丕《与吴质书》) ，一同切磋诗文，相处密切。因此，他便成为“邺下风流”的核心人物。在那文学繁荣、创作经验不断积累和交流的情况下，文学理论研究有了基础，曹丕的文学思想逐渐孕育成熟； 同时，作家们也急需理论指导，于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论《典论·论文》便应运而生了。

这篇评论一开始就指出文人的一种积习：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随即举例说明：傅毅与班固相比，文才相差不远，在“伯仲之间”，但是班固却小看傅毅，嘲笑傅毅写起文章来没完没了，不能很好地驾驭文字。作者在举这个事例时，就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在叙述中寓批评之意。接着，文章分析“文人相轻”的原因，指出人们善于看到自己的长处，而文章并非只有一种体裁，能把各种体裁的文章都写得很好的人是少有的，所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看问题的片面性造成了“文人相轻”。文章在分析了“文人相轻”的原因之后，又举出一个谚语来说明问题，“里语曰： ‘家有弊帚，享之千金。’ 斯不自见之患也。”作者指出，这是看不见自己短处的弊病。文章至此为第一段。在这一段中，批评“文人相轻”，先说那些文人善于看到自己的长处，再说他们看不见自己的短处，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交错论述，只寥寥数语，就把问题讲得很清楚。不过，曹丕论文，为什么首先批评“文人相轻”的积习呢？ 因为这种积习，妨碍相互研究和取长补短，不利于文学的繁荣。而在曹丕看来，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所以对于这种妨碍文学繁荣的“文人相轻”的积习，一开始就提出批评。

第二段开始，遂举出建安七子。曹丕认为这“七子” “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就是说他们无所不学，为文不因袭别人，能够创新。又说他们都自以为是能日行千里的良马，仗着自己的才能，步伐一致地并肩驰骋，以这样的情况而能互相佩服，诚为难能可贵的了。这是称赞“七子”没有“文人相轻”的陋习。文章在上一段批评了 “文人相轻”的积习，这一段接着称赞“七子”能互相佩服的风范。一批评，一赞扬，作者的目的都在于培养一种良好的文坛风气，使文人能更好地互相尊重，互相切磋，互相学习，以促进文学的发展，来为“经国”服务，并求得“不朽”。至于作者自己，他认为是能“审己以度人”的，即能够看清自已再去衡量别人，所以能够避免“文人相轻”的积习，而平心地写出这篇《论文》。我们从这一段和上一段的对照中可以看出，作者是要改变“文人相轻”、“弊帚自珍”的积习，而代之以“审己以度人”的态度来公正地评论作家。“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作者指出，王粲擅长于写辞赋，徐干的辞赋常有齐地舒缓之气，但是仍可以和王粲相媲美。接着举出王粲的《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四篇辞赋以及徐干的《玄猿》、《漏巵》、《圆扇》、《橘赋》四篇辞赋为例，说明即使是辞赋名家张衡和蔡邕的作品也没能超过它们。这是很高的评价。不过，作者随即指出： “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王粲和徐干对于其他体裁的文章，就不能象辞赋那样写得好了。这里对王粲和徐干的评论，既看到他们的长处，也看到他们的短处。“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对于陈琳、阮瑀，作者指出他们的奏章、表文、书信之类，是当今写得最出色的。至于别的文章如何呢？作者没有说，但不言而喻。这里同样是既看到他们的长处，也看到他们的短处。不过长处实写，短处虚写，以实带虚，言约意密，在修辞上是很高明的。“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 对于应玚和刘桢的评价，从他们的文章风格着眼，各用四个字来概括其特点，兼及长处和短处，语言也极其凝练。“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对于孔融，作者说他禀性和才气都很高妙，有超过别人的地方； 但不善于写理论文章，辞藻胜于说理，还常掺杂一些嘲戏的词句。这里对嘲戏之辞的批评，是有历史背景的，最明显的就是建安九年曹操破袁绍后，让曹丕娶了袁绍的媳妇甄氏，孔融遂写信给曹操，说： “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 ，嘲讽曹操。不过作者在指出孔融的短处后，接着说，至于孔融那些写得好的文章，是可以和扬雄、班固的文章相匹敌的，仍坚持全面地看一个作家。至此，论文的第三段结束。在这段评论中，曹丕力求用全面的观点、公正的态度来对待“七子”。从“七子”现存的文章来看，曹丕的这段评论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或者还有些私人关系上的原因，曹丕对“七子”的评论，也还不免有偏颇之处。例如对孔融的评价就难免夹杂一些成见。据史载，孔融起初与曹操交好，后来“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后汉书·孔融传》)对于把文章看成“经国之大业”的曹丕来说，孔融的政治态度，当然会引起他的不满。再加上为娶甄氏的事，孔融嘲讽曹操，曹丕当然也很难堪。所以，对孔融的评论，虽力求全面，终也难免有些成见和偏颇。正如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说： “至于他对孔融，就称他‘不能持论，理不胜辞’ ，不免有些微辞了。”曹丕在这一段中，初次提出了文气问题，接触到文章风格和人的关系 (即与作家气质的关系)，这是在曹丕之前不曾有人谈到过的，对后来文论的发展影响很大。

第四段开头，文章遥承第一段意脉，指出文学批评者的两种错误态度：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接着再遥承“文非一体，鲜能备善”的意脉，进一步论述：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 唯通才能备其体”。作者说明，文章的本源相同，支流各异，就是说既有共性，又有不同文体的特殊性。由此提出四科八目的文体论，认为奏议要典雅，书论要有条理，铭诔要崇尚真实，诗赋要辞藻华丽。这“四科”不同，作家的所长只偏于某些方面，只有具备各方面才能的人，才能掌握所有的文体。“通才”当然是很少的，所以，“闇于自见，谓己为贤”是不对的。曹丕把文体分类，虽非首创，但是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大大前进了一步，把文体分得更细密了。他对各体的特点和要求的论述，虽然还不完全恰当和周密，但对我国文体论的发展，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贡献，是一个里程碑。在曹丕之前，人们对文章的认识，重在本；曹丕这种把本末结合起来的看法，推进了后来的文体研究。桓范的《世要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刘勰的《文心雕龙》里的文体论，都是这篇《论文》中文体论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段既照应上文，又阐述了对文体的新鲜见解。笔法上不脱不黏，摇曳生姿。

文体各有特点，作家通常只长于某些方面，那么，为什么偏偏只长于此而不长于彼呢？曹丕在文章第五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曹丕认为，文章如何，主要在于作家的才气。俊爽超迈的阳刚之气和凝重沉郁的阴柔之气是有分别的，不是用力勉强可以达到的。他接着举例说：譬如音乐，曲调虽然相同，节奏法度也一样，但是运气行腔不一致，人的素质有巧有拙，即使父兄具备了这样的才能，也不能转移给自己的子弟。曹丕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就提出“风格即人”的命题，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过分强调了气质、个性、风格的天赋性，甚至说“不可力强而致”，这就陷入了“先天决定论”的泥潭。尽管如此，曹丕的文体论却启发了后来许多人去研究，对推动文艺批评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最后一段，作者先郑重指出：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是本着致用的精神强调了文学的价值。在曹丕的时代，文学本来还包括哲学、历史等著作，而以“文章”来称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汉末的大动乱，使封建秩序遭到重大破坏，儒家思想的支配力量大为削弱，于是，文学从经学的支配下解脱出来，取得了独立的地位。曹丕抛弃前人轻视文学的观点，指出文学可以为“经国”服务，写得好的可以“不朽”。这种对文学的独立地位和重大作用的认识，在我国文学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如罗根泽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说： “曹丕是提出文学价值的第一人。”但曹丕对文学的社会功能的强调尚有过分之处。接着，曹丕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指出人的寿命有终了的时候，荣乐也只限于自己的一身，这两者都有一定的期限，不如文章能永远流传。可见文章的价值真是“不朽之盛事”。他鼓励文人们说： “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就是说古代作者从事写作，把见解表现在文章里面，就无须乎借助良史的文辞，无须乎依托权贵的势力，而名声自然流传于后世。这些话有力地促进了文学事业的发展。从事文学写作有这么大的意义，是不是所有文人都努力写作呢？曹丕说： 西伯被囚禁而推演易象作卦辞，周公旦显达而作《周礼》，不因穷困就不著作，也不因安乐就改变著作的意图。因此，古人轻视尺璧而重视寸阴，害怕时间流逝。可是，人们大都不肯奋发努力，贫贱时惧怕饥寒，富贵时纵情享乐。于是就只经营眼前的事务，而丢掉了千载不朽的功业——做文章。这里通过两种写作态度的对比，作者表现出他对前者的热情赞扬和对后者的强烈不满。随后，作者深有感慨地写道： “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曹丕简直是在大声疾呼，催促文人们抓紧时间，努力写作。末了，更以孔融等人已经逝世，唯有徐干著有《中论》，能够成一家之言的事例，说明抓紧有生之年努力写作的重要性。笔端带着感情，使人在觉得言之有理的同时，更受到情感的感染。

纵观全文，我国文学史上关于文学批评的几个重大问题： 文学的价值问题、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风格问题、文体问题、文学的批评态度问题等等，都已涉及到。虽然曹丕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并不完全恰当，而且对问题的论述仅仅是“略引端绪”，但它毕竟在文学批评史上起了奠基作用，对后代的影响是深远的。

《文心雕龙·才略篇》评论魏文(曹丕)之才说： “乐府清越，《典论》辨要。”用“辨要”二字来概括这篇文章的内容和语言特点，是非常准确的。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 “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①。”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 “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今之文人，鲁国^②孔融文举，广陵^③陈琳孔璋，山阳^④王粲仲宣，北海^⑤徐幹伟长，陈留^⑥阮瑀元瑜，汝南^⑦应玚德琏，东平^⑧刘桢公幹： 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𫙫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⑨。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⑩，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⑪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⑫，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⑬俦也。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⑭;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⑮，周旦显而制《礼》^⑯，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⑰ 思。

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融等已逝，唯幹著《论》^⑱ ，成一家言。

〔注〕　① 下笔不能自休： 下笔没完没了。这是笑其为文冗长，缺少剪裁。　② 鲁国： 在今山东西南部。　③ 广陵： 今江苏省江都县。　④ 山阳： 今山东省邹县。　⑤ 北海： 今山东省寿光县。　⑥ 陈留： 今河南省开封县。　⑦ 汝南： 今河南省汝南县。⑧ 东平： 今山东省原东平县。　⑨ “咸以”二句： 意即谓他们都能各逞其才，各不相让。⑩ 齐气： 古代齐国其俗文体舒缓，言徐幹为文亦染有这种地方习气。　⑪ 张、蔡： 东汉张衡、蔡邕。　⑫ 理不胜辞： 指词美而理不足。　⑬ 扬、班： 汉代扬雄、班固。　⑭ 检： 法度。　⑮ 西伯幽而演《易》： 相传周文王姬昌被纣拘于羑里，因推演《易》象而成书。西伯，谓西方诸侯之长。纣尝赐文王弓矢斧钺，使得专征伐，为西伯。　⑯ 周旦显而制《礼》： 姬诵即位为周成王，年幼而由叔父周公姬旦摄政。相传周公曾依据周的官制而作《周礼》。但据后人考证，《周易》与《周礼》的成书，大致都要在春秋末期和战国年间。　⑰ 加： 转移。　⑱ 著《论》： 徐幹有《中论》二十二篇，今存二十篇。

《典论·论文》是曹丕的专著《典论》中的一篇。《典论》一书，据《隋书·经籍志》著录，共有五卷。《魏志》载明帝太和四年(230)二月戊子，曾将它刻石立于庙门之外和太学，凡六碑。清严可均《全三国文》考证： “唐时石本亡，至宋而写本亦亡。”只有《自叙》见载于裴松之注，《论文》见收于《文选》而能完好无缺。又据《艺文类聚》卷十六《赞述太子表》，知成书尚在为太子时。又观《论文》中有“融等已逝”的话，可见成书已在汉献帝建安末期。然而这时事实上曹丕的文学时代已经开始了。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曾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那么，曹丕写的《典论·论文》，可以说是文学自觉时代中文学批评的自觉表现了。

在这以前的文学批评，最早的只有片言只语，如《论语》中孔子的论诗。稍后，或则裒辑成篇，如卫宏的《毛诗序》;或则限于一篇一书，如班固的《离骚序》、王逸的《楚辞章句》诸序等。而能较广泛地对当时的作家做出比较评论的，不能不推曹丕这一篇为最早了。

这篇“自觉的”批评中涉及了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大都是“自觉”而得的，如文人相轻、贵远贱近、审己度人、体裁不能兼善、七子评价、文章本末、文章功用以及怎样来完成千载之功等问题。文章不长，但涉及的问题却很广泛。那么，其中究竟哪个问题才是主要的呢？

对此，古往今来，论者往往各取所需，各有所得。其中最能一语破的的莫过于五臣中的吕向了，他说： “有此篇，论文章之体也。”

什么才是文章之体呢？按照曹丕的看法，这“体”字似乎包含有本末两层意思。他以为： “夫文本同而末异”。“本”即是指“体气”。他说：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这是分而言之，为“主”即是为“本”。又说： “孔融体气高妙”。这是合而言之。以气和体气论文，即创于曹丕，指的当是作家特有的风格表现。这种风格表现，于社会习尚、师承关系及作家的个人素质都有一定的关系。从他所说“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看来，则似以素质为其主要一面。

“末”即是指体裁。体裁之异即在： “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一·诗教上》曾说： “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这些不同的体裁，经过两汉的繁荣与发展，经曹丕提供了大量观摩比较的实例，使他对它们各自的规律有了较多的认识和体会，为他的“四科八体”说的提出创造了条件。就当时的时代水平来说，在体裁特征的艺术把握上，曹丕的这篇文章，已可说是独具只眼的概括总结了。

在曹丕看来，知道了“本”和“末”的异同，自然就能审己度人，可以克服自古以来“文人相轻”的恶习，也自然能对当代作家的长短作出恰当和公正的评论了。他所评论的与他同时的“建安七子”，总的来说，是“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的。这就是说，他们都同样有学问，有创造才能。而且“咸以自骋骥𫙫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但这是不是说他们之间只是各有短长，不能轩轾呢？表面上看来，好像的确是如此，可是如果我们稍稍用心推敲一番，就会觉得这里面大有玩味之处了。

有部中国文学批评史说曹丕独重徐幹之文，对孔融则说他“‘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不免有些微词了”，似乎把孔融贬得最低。是不是如此呢？细按一番，恰好与此相反： 在七子中，他对孔融的评价最高；其器重徐幹，却有着另外的原因。

先说孔融。要知道曹丕是主张“文以气为主”的。在论气中，徐幹则“时有齐气”;应玚则“和而不壮”，刘桢则“壮而不密”;《与吴质书》中又说： “公幹时有逸气，但未遒耳。”王粲呢？同书中曾“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论这些人的体气，都有不足之处；而唯独对于孔融，说他“体气高妙”。试问还有哪个褒词的分量能及得上“高妙”这个词！何况曹丕在将七子中的一些人与古人相比时，于王粲和徐幹，只说他们写得好的辞赋“虽张、蔡不过也”;而于孔融，则称他“及其所善，扬、班俦也”。我们知道，在古人的心目中，张衡和蔡邕，在文学史的地位上，一般是及不上扬雄和班固的。从曹丕的比拟里，我们就很清楚他的尺度了。再从《后汉书·孔融传》中“魏文帝深好融文辞”，“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辄赏以金帛”等语，更可得一佐证。由此可见，曹丕说孔融“不能持论”，不过是指其于“末”之不能兼善，而比之王粲、徐幹之只擅词赋，“然于他文，未能称是”;比之陈琳、阮瑀之只有章表书记为隽；则孔融之兼善者还是较多的。这样看来，怎能说曹丕对孔融独有“微词”呢！

再说徐幹。《典论·论文》末尾特别提了他一句，在《与吴质书》中，议论得尤多： “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此子为不朽矣。”由此则可以看出，曹丕对当时一般的“文人无行”颇感不满(在这一点上他可没有“审己度人”)，而认为徐幹的人品却是值得赞美的。对于他的立言有所成就尤为敬慕。我们知道，处于社会动乱，经学衰微的魏晋之际，要想立言以成一家之说的风气是非常盛行的。曹丕于此一直心向往之，故于徐幹的《中论》，一提再提。也正是这种心情，促成了他自己的《典论》之作，而这与他从“文以气为主”的艺术角度来评价徐幹的文章是不相干的。有些人把这两相混淆起来，于是产生了以为曹丕对徐幹艺术评价最高的错觉，而忘记了《典论·论文》早就说徐幹和王粲于词赋外，他文皆“未能称是”这一主要的论断了。

从曹丕的论“体”里，我们可以理解到，他所说的雅、理、实、丽等，都是体裁的特定要求；他所说的清、浊、和、壮、密和高妙等，都是指的体气之性。其中，清和浊是先天素质所形成；和与壮，则既有先天又有后天的成分在。齐气和不密、未遒等，则又后天重于先天，即可以通过努力逐步加以克服的。正因如此，壮而不密的刘桢要比和而不壮的应玚为优；具有齐气的徐幹亦得与体弱的王粲相匹。正是这种先天和后天，体气和体裁的彼此交相影响，就形成了文人创作的各有偏至的特色。

《典论·论文》之论，由人及文，因为文是人的创作；由末及本，因为本唯由末以得见。由此再及于文之用。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有不少人说，曹丕论文章之用，也不过是从《左传》“三不朽”中“立言不朽”的命题引申来的，其中并没有多大新意，这大概算不了什么“自觉”吧？诚然，在春秋以后，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也提到“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思垂空文以自见”，但都没有像曹丕那样把被扬雄说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的词赋，也列入“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中，这难道不算是一种大胆的突破吗？

近代章炳麟《国故论衡》中有一篇《论式》，谓魏、晋之文： “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采色)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从《典论·论文》的结构、层次和表现艺术来看，它既不晦涩难明，又不浮泛词费，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而且又能说得很有分寸，说得美好，诚有如章氏之所言。

最后我们还要指出： 知道“文非一体，鲜能备善”的道理后，是否“文人相轻”的习气，就可完全改变过来了呢？那又未免把这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在曹丕那个时代，也许可以这么说，可是后来当知这里面还有许多曲折和复杂的因素，诸如社会方面的派别问题、文艺思潮、人生观、世界观、艺术观、个人爱好等等，都会有很大的关系。这是知人论世者不能不加以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