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词 | 《九辩(节选)》 - 先秦·宋玉 |
类别 | 中英文字词句释义及详细解析 |
释义 | 《九辩(节选)》 - 先秦·宋玉
[先秦]宋玉 食不媮而为饱兮,衣不苟而为温。 有关宋玉之人品,自从司马迁作了“皆祖述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改直谏”的评断以后,便常被后人所看轻。这恐怕是不公正的。 作为传说的屈原弟子、楚襄王的著名大夫,宋玉虽未能像他的老师那样,“婞直亡(忘)身”、敢犯壅君之逆鳞,但他毕竟还是利用各种机会,对楚王的昏昧言行,作过辞锋锐利的讽喻和针砭。他的名作《九辩》更以“独耿介而不随兮,愿慕先圣之遗教”之语,表达了处穷守节、不向邪恶势力屈服的清峻操守。又岂可将他与那些“瓦釜雷鸣”、“邑犬群吠”的无操党人同日而语?所以还是杜甫说得对:“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 “食不媮而为饱兮,衣不苟而为温”二句也出于宋玉《九辩》,“不媮”即“不苟”之意。诗人在这两句诗中,以否定式的排比之语,庄重宣告了自己的一条生活准则:决不为了求得衣食之温饱,就苟且折节,丧失道义和人格。 这样的立身准则,似乎很容易做到。其实远非如此。人生衣食之所需,在经济宽裕、不愁温饱的人们眼中,固然算不了什么;但在某些特定时刻,却往往关系到人们安身立命之大节。《汉书》记苏武当年出使匈奴,单于为了逼迫他投降,采用的毒辣手段,就是“绝不饮食”。苏武虽然饿得难忍,只能“卧齧雪与旃毛并咽之”,也不肯降节事虏;后来被驱到海上,“廪食不至”,靠“掘野鼠穴(储藏)草实而食之”,依然“卧起操持”节杖,表现了堂堂汉使宁死不屈的峻洁气节——这便是对上述诗句的最好解说。它告诉人们,在危及个人生命的关头,能实践这一立身准则,需要多么坚强的毅力,付出多么巨大的牺牲。倘若稍为苟且、偷安一下,历史上的苏武就很可能化为卫律那样的变节者,而遭到万世之唾弃。 人生衣食之“不媮”、“不苟”,大处关系到民族气节、国家尊严,小处也涉及到个人人格的高下。《孟子·离娄篇》就描摹过这样一位齐人:他每次外出,“必餍酒肉而后反”。妻妾问其所与饮食者,他总洋洋自得地夸说:“那都是富贵人家!”——其实仰仗富贵人之口食,本已颇有摇尾乞怜之态,又有什么值得夸说的?何况此人酒食之来,还要可耻得多:他妻子偷偷尾随一调查,竟发现他混迹于“东郭墦(坟)间”,正靠乞求祭祀者的酒肉享其口腹!妻妾感到羞辱之极,只能久久“相泣于庭中”。试问这样的人生,又有什么意义?它无非是把有着创造能力和人格尊严的个人降为摇尾乞食的猪狗罢了! 由此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齐国一位饿者,尽管饥渴难耐,也不肯接受黔敖的“嗟来之食”,以至于“不食而死”(《礼记·檀弓》):因为他虽然穷困,但依然看重了自己作为“人”的庄严人格。为了温饱而有辱这人格,那是比死还要难以忍受的。陶渊明又为什么宁肯挂冠解绶,也不愿“为五斗米”而向耀武扬威的督邮“束带”折腰?因为在人生中,还有着比衣食所需更珍贵的东西,那就是人格之自由。“不自由,毋宁死”——连生命都可以为自由抛掷,又怎可为温、饱而苟且、偷安? 这样看来,宋玉这两句诗便不可等闲视之了:它恰恰从看似平凡无奇的日常“衣”“食”生活中,提出了保持人生操守和人格尊严的重要准则,在“不媮”、“不苟”的否定语式中,包含了极为严肃的生活哲理。就这一点说,它不是与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语一样,掷地可作金石声听么?! 《九辩(节选)》 - 先秦·宋玉
[先秦]宋玉 食不媮而为饱兮,衣不苟而为温。 有关宋玉之人品,自从司马迁作了“皆祖述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改直谏”的评断以后,便常被后人所看轻。这恐怕是不公正的。 作为传说的屈原弟子、楚襄王的著名大夫,宋玉虽未能像他的老师那样,“婞直亡(忘)身”、敢犯壅君之逆鳞,但他毕竟还是利用各种机会,对楚王的昏昧言行,作过辞锋锐利的讽喻和针砭。他的名作《九辩》更以“独耿介而不随兮,愿慕先圣之遗教”之语,表达了处穷守节、不向邪恶势力屈服的清峻操守。又岂可将他与那些“瓦釜雷鸣”、“邑犬群吠”的无操党人同日而语?所以还是杜甫说得对:“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 “食不媮而为饱兮,衣不苟而为温”二句也出于宋玉《九辩》,“不媮”即“不苟”之意。诗人在这两句诗中,以否定式的排比之语,庄重宣告了自己的一条生活准则:决不为了求得衣食之温饱,就苟且折节,丧失道义和人格。 这样的立身准则,似乎很容易做到。其实远非如此。人生衣食之所需,在经济宽裕、不愁温饱的人们眼中,固然算不了什么;但在某些特定时刻,却往往关系到人们安身立命之大节。《汉书》记苏武当年出使匈奴,单于为了逼迫他投降,采用的毒辣手段,就是“绝不饮食”。苏武虽然饿得难忍,只能“卧齧雪与旃毛并咽之”,也不肯降节事虏;后来被驱到海上,“廪食不至”,靠“掘野鼠穴(储藏)草实而食之”,依然“卧起操持”节杖,表现了堂堂汉使宁死不屈的峻洁气节——这便是对上述诗句的最好解说。它告诉人们,在危及个人生命的关头,能实践这一立身准则,需要多么坚强的毅力,付出多么巨大的牺牲。倘若稍为苟且、偷安一下,历史上的苏武就很可能化为卫律那样的变节者,而遭到万世之唾弃。 人生衣食之“不媮”、“不苟”,大处关系到民族气节、国家尊严,小处也涉及到个人人格的高下。《孟子·离娄篇》就描摹过这样一位齐人:他每次外出,“必餍酒肉而后反”。妻妾问其所与饮食者,他总洋洋自得地夸说:“那都是富贵人家!”——其实仰仗富贵人之口食,本已颇有摇尾乞怜之态,又有什么值得夸说的?何况此人酒食之来,还要可耻得多:他妻子偷偷尾随一调查,竟发现他混迹于“东郭墦(坟)间”,正靠乞求祭祀者的酒肉享其口腹!妻妾感到羞辱之极,只能久久“相泣于庭中”。试问这样的人生,又有什么意义?它无非是把有着创造能力和人格尊严的个人降为摇尾乞食的猪狗罢了! 由此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齐国一位饿者,尽管饥渴难耐,也不肯接受黔敖的“嗟来之食”,以至于“不食而死”(《礼记·檀弓》):因为他虽然穷困,但依然看重了自己作为“人”的庄严人格。为了温饱而有辱这人格,那是比死还要难以忍受的。陶渊明又为什么宁肯挂冠解绶,也不愿“为五斗米”而向耀武扬威的督邮“束带”折腰?因为在人生中,还有着比衣食所需更珍贵的东西,那就是人格之自由。“不自由,毋宁死”——连生命都可以为自由抛掷,又怎可为温、饱而苟且、偷安? 这样看来,宋玉这两句诗便不可等闲视之了:它恰恰从看似平凡无奇的日常“衣”“食”生活中,提出了保持人生操守和人格尊严的重要准则,在“不媮”、“不苟”的否定语式中,包含了极为严肃的生活哲理。就这一点说,它不是与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语一样,掷地可作金石声听么?! 《九辩(节选)》 - 先秦·宋玉 》原文与赏析
[先秦]宋玉 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穷处而守高。 俗话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除了村野农夫、江上渔樵、市间商贾者流,旧时代稍沾一点文墨者,谁不重视“名声”二字? 重视名声其实也无可非议。屈原《离骚》不是说过:“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古诗十九首》不也有句云:“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 如果是为了结束分裂、统一天下,而像曹植那样追求“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如果是为了朝政的整治、百姓的安康,而像汲黯那样直斥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以端肃之名“见惮”当世;如果是因为国家的沦亡,而像文天祥那样高诵“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慷慨赴死——这样的身前之誉、身后之“名”,为什么不值得珍视? 但有些人所羡慕的,则是另一种“名声”,那就是权位声势、富贵之名。他们之所以羡慕,决非是为了流惠百姓、造福苍生,而只是要满足一身之享受、子孙之后福罢了。对这类名声的贪求,就很可能把人们引向卑躬屈膝、不择手段的邪路,陷于害人害己的泥沼而不能自拔。 秦之李斯便是如此。他贪慕势利,公然宣称“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终于辞师入秦,官至丞相,取得了天下瞩目的名位。但在“沙丘之变”中,为了保住爵禄,竟屈从赵高,扶胡亥上台,参与了谋害忠良的卑鄙勾当;甚至“阿二世意”,上《督责书》以鼓吹独裁专制。结果怎么样?还不因谋反被囚、“腰斩”东市! 东晋桓玄,遵奉其父“既不能流芳百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耶”之信条;听人讲解《论语》,至“富与贵乃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便“意色甚恶”(见《世说新语》)。可见他为了富贵和名声,是什么手段都愿采用的。结果又怎么样?还不因发动叛乱、弑帝自立而身杀族灭! 可见“名声”的追求自有迥然不同的境界。前者以牺牲私利、造福苍生为标帜,引导人们为国家民族舍身赴死。这样的境界,正如“高山”、“景行”,完全值得有志之士攘臂效法。后者则以危害家国、遗祸百姓为结果,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贪欲;纵然可由此位极人臣、长享富贵,又何足慕哉!何况这样的追求,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李斯、桓玄身败名裂的下场,在历史上见得还少吗? 宋玉所说的“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穷处而守高”,指的就是这后一种“名声”。在“与其……宁……”的断然选择中,表达了这位楚国名臣,对“无义”之徒追“名”逐利行径的多少鄙弃之情。正如伯夷之“义不食周粟”,而宁愿饿死于首阳山中;正如屈原之不愿效党人群小的竞进贪婪,宁愿“正言危身”,被流放于江南僻野——这种鄙弃“无义”之“名”的人生,纵然会给有志之士带来莫大劫难;但其中闪耀着的,却是他们历劫弥坚、金石难摧的伟大志节之光辉。 从这个意义上说,“穷处守高”的追求,较之于建功立业、流惠下民,是丝毫也不逊色的;默默无闻的穷节之士,较之于出将入相的勋臣,是一样无愧于当代后世的!文天祥《正气歌》说得好:“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与“无义而有名”之徒的终将身败名裂相反,“穷处守高”之士的坎坷当世,恰恰常能“名”垂青史,而得到人们悠邈的缅怀——这可说是人生最微妙的辩证哲理。 《九辩(节选)》 - 先秦·宋玉 》原文与赏析
[先秦]宋玉 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穷处而守高。 俗话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除了村野农夫、江上渔樵、市间商贾者流,旧时代稍沾一点文墨者,谁不重视“名声”二字? 重视名声其实也无可非议。屈原《离骚》不是说过:“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古诗十九首》不也有句云:“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 如果是为了结束分裂、统一天下,而像曹植那样追求“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如果是为了朝政的整治、百姓的安康,而像汲黯那样直斥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以端肃之名“见惮”当世;如果是因为国家的沦亡,而像文天祥那样高诵“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慷慨赴死——这样的身前之誉、身后之“名”,为什么不值得珍视? 但有些人所羡慕的,则是另一种“名声”,那就是权位声势、富贵之名。他们之所以羡慕,决非是为了流惠百姓、造福苍生,而只是要满足一身之享受、子孙之后福罢了。对这类名声的贪求,就很可能把人们引向卑躬屈膝、不择手段的邪路,陷于害人害己的泥沼而不能自拔。 秦之李斯便是如此。他贪慕势利,公然宣称“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终于辞师入秦,官至丞相,取得了天下瞩目的名位。但在“沙丘之变”中,为了保住爵禄,竟屈从赵高,扶胡亥上台,参与了谋害忠良的卑鄙勾当;甚至“阿二世意”,上《督责书》以鼓吹独裁专制。结果怎么样?还不因谋反被囚、“腰斩”东市! 东晋桓玄,遵奉其父“既不能流芳百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耶”之信条;听人讲解《论语》,至“富与贵乃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便“意色甚恶”(见《世说新语》)。可见他为了富贵和名声,是什么手段都愿采用的。结果又怎么样?还不因发动叛乱、弑帝自立而身杀族灭! 可见“名声”的追求自有迥然不同的境界。前者以牺牲私利、造福苍生为标帜,引导人们为国家民族舍身赴死。这样的境界,正如“高山”、“景行”,完全值得有志之士攘臂效法。后者则以危害家国、遗祸百姓为结果,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贪欲;纵然可由此位极人臣、长享富贵,又何足慕哉!何况这样的追求,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李斯、桓玄身败名裂的下场,在历史上见得还少吗? 宋玉所说的“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穷处而守高”,指的就是这后一种“名声”。在“与其……宁……”的断然选择中,表达了这位楚国名臣,对“无义”之徒追“名”逐利行径的多少鄙弃之情。正如伯夷之“义不食周粟”,而宁愿饿死于首阳山中;正如屈原之不愿效党人群小的竞进贪婪,宁愿“正言危身”,被流放于江南僻野——这种鄙弃“无义”之“名”的人生,纵然会给有志之士带来莫大劫难;但其中闪耀着的,却是他们历劫弥坚、金石难摧的伟大志节之光辉。 从这个意义上说,“穷处守高”的追求,较之于建功立业、流惠下民,是丝毫也不逊色的;默默无闻的穷节之士,较之于出将入相的勋臣,是一样无愧于当代后世的!文天祥《正气歌》说得好:“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与“无义而有名”之徒的终将身败名裂相反,“穷处守高”之士的坎坷当世,恰恰常能“名”垂青史,而得到人们悠邈的缅怀——这可说是人生最微妙的辩证哲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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