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及其在中国文学上的地位》

苏联很早就重视《诗经》的研究，重要的论著有费德林于1958年出版的专著《〈诗经〉及其在中国文学上的地位》(166页)。除“前言”和“结束语”外，计分六章，分别论述《诗经》的起源、《风》、《小雅》、《大雅》、《颂》以及《〈诗经〉的诗学和中国诗歌传统》。作者对中国历史上研究《诗经》的著作做过系统的了解，广泛使用材料并借鉴历代名家的论点，从汉毛亨、唐孔颖达、宋王应麟、朱熹、欧阳修、苏辙，直至清王夫之、段玉裁、王国维，以及现代的郑振铎、郭沫若、陆侃如、冯沅君、王瑶等。凭借着宽厚的基础，作者对《诗经》作了全面系统的评述，就该书的来源，历代的理解（包括儒家的某些曲解），以及思想内容、艺术特点都涉及。在苏联是第一本《诗经》的学术论著，也是很好的普及读物。
该专著写于五十年代后半期，即在“解冻”文学思潮流行多年之后，它避免了以往苏联评论界只谈作品思想不谈艺术性的缺陷，很注意对《诗经》的体裁和艺术风格作分析，仔细分析它同民间口头创作像民歌、歌谣、故事、谚语、传说、寓言、格言等形式的关系。作者借鉴俄国汉学家的经验，赞同瓦西里耶夫院士的观点：“《诗经》，特别《国风》部分，基本上是中国古代民间口头创作的典籍。”
作者在论《风》、《雅》、《颂》的艺术特点时，有一大部分篇幅是论述古诗的韵律和词汇特色。这在苏联只有象费德林这样精通汉语的汉学家才能办得到。
费德林这部论述《诗经》的专著，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要点：
(1)从现实主义的批评观出发，把作品和时代、社会紧密联系起来考察，并得出结论：“《诗经》所指示的中国人民古代历史，也许要比许多描写中国古代的历史著作、民族学著作以及其他著作要充分和深刻得多。”
(2)由于诗经内容的丰富和它多方面的反映生活，以至于“在中国和国外都有从不同观点和角度来研究《诗经》的”。有的人把它当作历史典籍，因为它包含丰富珍贵的历史资料，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社会制度、社会关系、民情风俗以及西周时代的物质文明发展情况。有的人把它看作是儒学经典，从它大量的疏注材料中可以看出儒学内部各派的斗争以及儒家思想的演变。语文学家可以把它看作是古老的汉语典籍，它有珍贵的材料可供揭示古代的语音，还可以研究古汉语的历史及其演变。
(3)从文艺性的角度来看，《诗经》又是一部中国古代文学的典籍，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诗经》首先向我们无可辩驳地证明：从西周(公元前1122～770年)初年至‘春秋’(公元前772—481年)中叶这段时期内，中国人的民间口头文学创作，已经具备高度艺术的诗歌形式，而且充满正义和人道主义思想，尖锐的冲突和深刻的社会基调。”
作者还指出，《诗经》可以证明，中国文学最早出现的体裁（抒情诗和叙事诗）是以民间诗歌为基础的，也是同人民的田间劳动、部落战争以及崇拜神灵等仪式相联系的民间生活所产生的。此外，《诗经》体材和题材的发展，艺术手段的改善，特别是从集体创作逐渐过渡到个体创作的诗歌，都反映了时代的冲突和发展、思想斗争和哲学问题。因此可以说《诗经》是“绵延三千年的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的发展阶段，是中国文学优良传统的开端”。
费德林的专著篇幅不大，但谈到的问题却广泛而有深度。这同作者长期研究中国文学，特别是古典诗歌也有关系。他不但对诗经，而且对楚辞、唐诗都有研究，还翻译了大量的诗歌和其他中国文学作品，是当代著名的苏联汉学家之一，在世界汉学界也享有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