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6年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安徽省广大人民群众和水利工作者仍保持了可贵的治水热情，排除干扰和阻力，坚持不懈地进行水利建设。这期间，安徽省与河南、江苏两省团结协作，在淮北地区开挖了新汴河，治理了沱河，打开了沱河及濉河上游的排水出路；建设了舒庐干渠骨干工程；60年代末，开始建设驷马山引江灌溉工程和青弋江综合利用工程，续建淠史杭灌溉工程；70年代初，开始建设治淮骨干工程茨淮新河和怀洪新河(后者于1979年列为缓建，1991年冬复工建设)；在江淮之间丘陵地区大力发展中小灌区；淮北地区利用机电井发展灌溉，规模不断扩大；广大农村干部群众始终坚持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自力更生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这10年，安徽省的水利建设取得了不少重要成就，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左”的思想干扰，必要的规章制度被废除，一些地方在水利建设中不讲科学，不讲效益。有的地区不顾客观规律和自然条件，盲目在山区改河造田，湖洼圩区围湖垦殖，河滩圈圩设障等，破坏了生态环境，有的水系被打乱，加剧了一些地方的洪涝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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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打乱了正常的生产和工作秩序，企业管理混乱，工程技术人员被排挤，劳动纪律松驰，产品质量低劣，工业发展与建设的进程受到严重的阻碍。但由于广大干部群众对“文革”的种种错误做法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使这一时期的工业生产和建设仍然取得了不少成就。
工业基础有所增强　“文革”十年，尽管动乱不已，冲击频仍，全省的工业基础仍然得到了加强。新建、扩建了一批大中型项目，如马钢第二炼钢厂和中板厂、安庆石油化工总厂等企业，规模较大，技术先进；淝河汽车制造厂试制成功“江淮牌”8吨载重汽车，汽车制造业逐步形成一定的生产能力；电子工业兴起了一个建设高潮，从机械、纺织、二轻等行业转产了一批企业，开始生产广播电视产品和军工配套产品，以及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等耐用消费品；日用化工工业发展较快，合成洗涤剂、各种塑料制成品产量都有较大增长；70年代后期，各地恢复和新建了近百家小水泥厂和上百家轮窑砖瓦厂，水泥、砖瓦等传统产品以及平板玻璃、玻璃纤维、大理石制品等新产品产量增长较快；煤炭、冶金、机械、电力等行业的实力也有所加强。10年中，工业总产值累计增长1.65倍，主要工业品产量有较大增长。全民所有制工业部门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5.27亿元，新增固定资产37.28亿元。
“小三线”建设和“五小”工业的发展　“小三线”建设继续发展，“五小”工业建设再次掀起高潮，成为这一时期工业发展的重要特点。为适应“备战”需要，安徽省从1964年开始，在皖南、大别山区等地陆续兴建一大批“小三线”项目。“文革”中，“三线”职工顶住各种干扰，边建设边生产，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到1972年，全省共建成县以上小钢铁、小煤矿、小水泥、小机械、小化工等企业100多家，其中小化肥37家，并配套建设了交通、通讯、电力等工程。各地在兴办“五小”工业中，也存在盲目布点、一哄而上的弊端，造成一些损失，如仓促上马的20多个小型榨糖厂，因沿江、江淮地区不宜大面积种植甘蔗和甜菜，原料供应无保证而被迫下马或转产。但建成的大多数“五小”工业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尤其是一些与农业有密切联系的小企业，如小化肥厂、小型机械厂、农具厂等，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的发展。“三线”企业的建成，“五小”工业的发展，增强了全省的工业实力，也为80年代农村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积累率过高，投资比例失调　1966年至1976年，全省共完成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75.77亿元，形成固定资产44.93亿元，占投资总额的59.3%。突出的问题是积累率过高，投资比例失调。1957年积累率为18.7%;1970年上升到22.4%,1975年高达30.70%。过高的积累率，一方面严重影响群众的正常消费，另一方面建设战线拉得过长，投资效益很低。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率在“四五”时期平均只有54.9%，是历史上水平最低的时期。
在投资结构方面，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的状况更加突出。“三五”和“四五”的重工业投资比重分别为52.3%和55.8%，比“一五”时高出20多个百分点；1976年轻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66年的65.74%下降到51.75%。在重工业内部，投资倾向钢铁工业，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偏少，比例失调。一方面造成能源、交通紧张，严重制约着经济发展；另一方面造成日用消费品紧缺，科教文卫和社会福利设施欠帐太多。
企业管理混乱，经济效益全面下降　企业的合理规章制度遭破坏，加上在指导思想上片面追求产值、速度，导致了企业经济效益的全面下降，非政策性亏损面越来越大。每百元积累所增加的国民收入有所下降，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一五”期间年平均增长7.9%，而“三五”、“四五”期间分别为0.5%和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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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6年掀起的“文化大革命”，使刚刚复苏的安徽商业又受到严重的挫折。
商业组织机构反复分合　1966年后，省商业厅虽先后有“商业工作临时业务组”和“安徽省商业厅革命领导小组”的组织形式，但正常工作已经停顿。1968年初商业厅及各省级专业公司又再度被撤销。当年8月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在生产指挥组下属财贸小组内设商业小组负责处理国营、供销合作商业及外贸事务，基本上处于应付状态。直至1970年5月才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商业局”，其管理范围包括原商业、供销、外贸、工商行政管理等，同时再次恢复有关省专业公司。到1975年在原商业厅的基础上，商业、供销、外贸又再次分设。本来“大跃进”期间，国营、供销合作商业的合而复分，专业公司的撤而又复，正常工作秩序已经受到了破坏，“文化大革命”期间又再度反复，人员流散，工作中断，遭受的破坏程度更甚于前。
商业网点减少、商品流通渠道趋于单一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在指导思想上否定商品生产，在管理机构上大撤大并，大批商业人员被下放，集体商业再次被盲目“过渡”，个体商贩、集市贸易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横加取缔，社会商业网点日益减少，服务质量继续下降，流通渠道更趋单一。1978年全省县以上社会零售商业、饮食、服务业网点仅有8989个，只相当于1958年的20%，按当时的城镇人口平均计算，每千人拥有的网点还不足2个，到处出现购物难、吃饭难、洗澡难的现象，给群众生活造成很大的不便。服务质量继续下降，饮食服务行业减少服务档次，取消了一些传统的服务项目。在小商小贩日趋减少，集市贸易长期冷落，供销社逐步国营化的情况下，全省商品流通渠道更趋单一，地方工业品货源90%以上由国营商业统购包销。1978年全省社会商品零售额中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占99.72%，私营商业只占0.28%，几近于无。
商品按行政区分配形式日益强化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商品短缺，市场供应紧张，加之货源基本上掌握在国营商业手中，商品分配中强化了按行政区分配的形式，形成划地为牢的格局。原来按经济区域分属蚌埠、合肥以及芜湖、安庆供应区的六安、池州，在此期间也分别按行政区建立了二级站。工业产品基本不许自销，基层零售商店严格按固定进货渠道进货，不准自行采购，只能分配什么卖什么，分配多少卖多少。在分配商品中还有许多属于奖售、换购的专项安排，地方行政还层层留有机动，市场搞得很死。
“文化大革命”期间，尽管外来冲击和干扰很大，但全省商业职工特别是第一线职工始终如一地坚守工作岗位，坚持正常营业，对促进生产，保证供应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76年全省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50.60亿元，比1965年增长1.34倍，平均每年增幅在11%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