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推进”理论

早在20世纪40年代，罗森斯坦-罗丹在研究东欧和东南欧落后地区战后工业化问题时，就提出了这个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有效地促进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必须全面地、大规模地进行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其理论依据在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中存在着“不可分性”。
首先是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或社会分摊资本的不可分性。每个投资项目都是不能无限细分的，比如不能购买半台机器或盖半个厂房。这一点在基础设施投资上表现得尤其突出。交通、通讯、水利、电力、学校、医院等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其投资规模庞大，彼此又互相依存、互为前提，独立建设的成本很高。所以对基础设施不应进行缓慢的渐进式的投资，而是一开始就需要大量的、全面的投资，以期达到能够发挥效能的适度规模，并充分利用规模经济效益来降低成本。
其次是储蓄的不可分性。储蓄并不是随着收入的增长而逐渐增长的。收入水平很低时，收入的较小增长会主要用来改善消费，储蓄的提高非常有限。只有当收入增长到一定水平以上，储蓄才能大幅度地增加，才能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多的资本。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必须大到足以保证收入的增长超过一定的水平，否则将无法突破“储蓄缺口”对经济增长的限制。
还有需求的不可分性。对各种商品的需求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都很低，各种商品的市场都很小。如果投资只集中在某一部门或某一产业，那么除非有足够大的国外市场，否则该部门或产业会因产品缺乏需求而难以发展下去。为了形成对多种产品的足够需求，应该广泛地、大规模地对各个部门和各个产业同时进行必要的投资。
按照“大推进”理论，在整个工业或整个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同时进行大规模投资，是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落后状态的必由之路。在这一过程中通常的价格刺激不能迅速生效：一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市场不完善，价格刺激的有限作用可能因经济中的不可分性而得不到发挥；另一方面，即使市场机制作用很大，要在短期内集中大量投资，并按一定比例配置于各部门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实行宏观经济的计划化。
“大推进”理论受到了不少批评。第一，这个理论夸大了基础设施或社会分摊资本的不可分性。各种设施都有等级高低和规模大小之分，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先建设初级的、小型的基础设施。如低等级公路、小型水电站、简易医院等。第二，购买工业产品的收入不一定来自工业本身。发展中国家居民的收入有可能通过自然资源和农产品的出口、旅游业的发展和劳务输出等途径得到提高，这就为工业的发展准备了市场条件。第三，“大推进”计划的实施需要政府对经济的强力干预，不利于市场机制的培育，并且很可能造成经济失调。赫希曼认为，“大推进”的结论实际上是要把一个全新的、自成体系的现代工业经济，叠置在同样自成体系的传统经济部门之上，导致二元结构，不利于经济发展。第四，“大推进”理论不切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大推进”所主张的各部门各产业同时大规模投资，对资本、人才、管理、技术都有很高的要求，而这些恰恰是发展中国家最欠缺的东西。此外，制定和实施全面细致的投资计划，需要掌握充足的信息，需要政府有很高的规划能力和行政能力，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也不现实。所以，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是从大推进式的全面投资开始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