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忧后乐”在范仲淹后期思想转变中的意义

《岳阳楼记》中有一名句为“先忧后乐”，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何理解这一名句呢？日本学者福田殖在《关于范仲淹的二、三个问题》 (载《文学论辑》第三十五号，文学研究会〔福岗〕编，1989年12月)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福田认为，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非常坚定，他在早年为实现道德及政治理想而不断进行富有献身精神的努力，以致多次因直言相谏而遭贬谪。景佑三年，因批判时政致使范仲淹降职，余靖、尹洙、欧阳修等人也因为他辩护而遭株连，于是由此产生了朋党之论。范仲淹的政治思想以此为契机开始产生了变化。景佑三年他48岁以前的前期思想特征是刚直果敢地直陈自己的政治意见，但在他49岁时所写的《润州谢上表》中已经对朋党之争引起的政治纠纷及社会方面的副作用进行了反省。在他的后期思想中，政治理念虽未发生变化，但对于政治实践的方法却进行了反省和新的探索。
《岳阳楼记》体现的正是范仲淹后期的思想变化。“先忧后乐”中的“先忧”，是以对“同忧”思想的克服为前提的，范仲淹61岁时所写的致叶清臣的书简中提出与国同忧、与国家共存亡的人不应该介入政治，因为同忧思想动辄会招致政治危机而关涉到国家的安危存亡。“先忧”的思想是由对于易经见微知著道理的体会和《中庸》明哲保身思想的演绎而构成的。它主张的是进则尽忧国忧民之诚，退则守乐天乐道之分，否定了进亦忧、退亦忧的政治实践方法，并且对于君子保存自身的行为给予了正面的评价。
过去人们在理解“先忧后乐”之时，一般都把重点放在“先优”之上，但实际上《岳阳楼记》的主调并不是“先忧”，而是“后乐”。在写作此文之时，范仲淹已在政治上失意，失掉了“进忧”的基点，而不得不处于“退乐”的地位。实际上左迁邓州的时期，他的确与李宗易、孙甫等文人士大夫多作应酬唱和的作品。在庆历七年他为修复百花州所作诸多诗作中，找不到因政治失意而生的怅恨之情，却给人以明郎乐观陶醉于自然的印象。在这一时期，范仲淹的确是沉醉于天下之乐，他的这种生活方式与他个人的心理素质不可分割，而这一切是从他对于《易》和《中庸》的深厚素养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