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口号”的论争

即发生在1936年上半年的“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论争。这是革命文艺界内部关于文艺为抗日战争服务问题的争论。1935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促进了抗日高潮的到来。1936年初，周扬等人为了克服“左联”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为抗日救亡运动服务，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号召各阶层、各派别的作家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创作抗日救亡的文艺作品。茅盾、郭沫若等许多作家曾撰文支持这一口号。但在“国防文学”的宣传中，也存在着以题材画线，非“国防文学”即“汉奸文学”，以及否定统一战线中存在着斗争等缺陷。鲁迅注意到这些情况，与胡风、冯雪峰等于6月初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作为对左翼作家的要求和对其他作家的希望。鲁迅指出革命文学“决非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责任”，并批评了把写作国防主题的作品作为联合的条件的论调。鲁迅的这些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统一起来的主张，既体现了统一战线的广泛性，又维护了统一战线中的原则立场，对推动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运动非常必要。当时革命文艺界曾围绕这两个口号展开了一场广泛的论争，但双方的某些文章也夹杂着无原则的意气之争和小团体倾向。不久，两个口号之争逐渐缓和，终告结束。1936年10月，文艺界各方面代表人物共同签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标志着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两个口号”的论争lianggekouhao de lunzheng

发生在1936年的“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之间的论争。它是抗日战争前夕，左翼进步作家内部就如何建立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展开的一场论争。
为了适应当时国内广大民众抗日情绪日益高涨、国际上广泛要求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为了贯彻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8月1日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提出的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1935年冬开始，在革命文艺界由周扬等人率先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随后又相应出现了“国防戏剧”、“国防音乐”、“国防电影”等口号，试图以此成为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口号。但这一口号含义不够明确，内容不够具体，并且在提倡统一战线过程中没有充分强调无产阶级领导地位的重要性。为弥补这一口号本身的缺陷并纠正其右倾错误，1936年经鲁迅、茅盾、冯雪峰、胡风等人商量，拟提出一个新的口号，即“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同年5月胡风在未作充分说明的情况下，通过《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这篇文章将新口号公之于众。于是在两个口号双方之间产生了激烈的论争。
论争的原因主要是口号双方对当时的形势及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有不同的理解，也源于30年代以来左翼文学阵营内部存在的某些隔阂和宗派主义现象。论争的双方在要不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意见是基本一致的。分歧发生在如何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上，更重要的是集中在统一战线里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上。1936年8月鲁迅发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重要文章，深刻阐述了两个口号的关系，肯定了两个口号之间存在的一致性，强调两个口号可以并存，可以互相补充。这篇文章实际是对两个口号论争的总结。茅盾、郭沫若等人也先后发表文章辩证地分析了两个口号的关联和各自的作用。在同年10月鲁迅逝世之后，激烈的大规模的论争趋于平息。
这场论争，使进步文艺界在新的高度上统一了对新形势的认识，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有力推动了抗战文艺运动的开展。1936年10月间，论争的双方和各派作家共同签名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标志着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的《“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较为全面地搜集了有关这场论争的文章和资料。